列斐伏尔 | 都市幻想
都市幻象
——原文选自《都市革命 》
列斐伏尔
我们现在可以给出一个关于都市规划（l'urbanisme，英文urbanism）的客观性定义，可正式将其界定为“人类居住于大地之上的石头、水泥或金属等物理性踪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概念工具对这种活动做出激进批判，即主张控制都市化和都市实践进程并使其安分守己。我们对这种活动的知觉不同于其对自身的察觉：同时既是艺术又是科学、既是技术又是知性的。然而，这种统一的特征是一种幻象。事实上，当近距离审视都市规划时，它便会变成碎片。有几种都市规划：人道主义的都市规划、开发商的都市规划、国家及其技术官僚的都市规划。第一个群体主张一种抽象的乌托邦；第二个群体兜售都市规划，即幸福快乐，一种生活风格，某种社会身份；而第三个群体的活动一如国家的活动，是分解化活动，它把意志与表象、制度与意识形态分解开来。这些同时来自于国家都市规划的两方面压迫，并未提供一个它声称拥有的统一的、严密的秩序特征。有些人可能要反驳：“如果没有都市规划专家，就会出乱子。”虽然会有混乱，但它是某种强加的秩序导致的后果。由于缺少一种合适的方法论(辩证法)，都市规划专家的理论，无法解释都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二重性，即其极端复杂性和冲突性的特征。虽然都市规划专家很早就认识到，由于空间、时间、地点和自然“元素”的匮乏会带来新的紧要性与问题，但很难说这就是都市规划专家的功劳。
都市幻象与另外一些幻象密不可分，由于使用同样的知识战略，其他幻象也会受到指责。“幻象”一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极性。它并非某种形式的人身侮辱，或某种尤其是为反对任何人做出的归谬论证①。那些对幻象做如此解释的人，不过正承受着出于内疚的折磨而已。难道有人能够摆脱一切幻象吗？最为持久、最为有效的幻象是阶级的幻象，与知识性或个人性的错误相比其起源更为高级和遥远。尽管这些阶级幻象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但它们的轨迹却超出了头脑的想象。
哲学的幻象来自于部分哲学家的信念，他们相信能够把世界纳入某个他们自己设计的体系之中。他们假设自己的体系是基于先例的，因为它包罗万象并且被打造得严丝合缝。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超出任何哲学体系之外的东西。哲学活动并不是唯一尊贵的活动。多少年来，哲学与艺术不分高下，因为它占有着某些属于作品的无与伦比的东西：某些独一无二的、极其珍贵的、无可替代的东西。无限期地构建体系，不断地失望又不断地修改，这难道不是一种幻象吗？当一种体系化的无限完美性的观念，与体系本身的内在完美性的观念发生冲突时，哲学幻象便可被意识到。
国家的幻象是巨大的与荒唐可笑的规划的一部分。国家能够管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事务。它乐意指导我们的意识，似乎它是某种高水平的管理者。凑巧的是，国家作为人格化的神，会成为地球上的事物与有意识存在的中心。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种幻象只要被阐明便会土崩瓦解。但这并不是实情。国家幻象置身于如下人物的规划与雄心之中，他们很渴望成为且自封为被选举的行政官员、高级或低级的管理者、政治领导人。国家观念正好体现出这样一种规划，即它是仅仅被秘密地承认的。一旦这种规划丧失了信誉，一旦它被思想与意志所抛弃，国家便开始衰落。
都市幻象与以上讨论的两种幻象密切相关。就像古典哲学，都市规划声称是一种体系。它自称接受、包括与占有一种新的总体性。它想成为现代的城市哲学，而后者已经被(自由的)人道主义证明合法，并正在为一种(技术官僚的)乌托邦作辩护。
反过来讲，无论是善良的意志，还是良好的意识形态动机都不能成为借口。事实上，良好的用心与高贵的灵魂只会使局势恶化。我们如何界定都市规划的根本空白点，即究竟是私人性的知识还是公共性的制度呢？那些反对和排挤都市实践的人，实际上对它并没有过多的研究。但对于都市规划专家来说，这种实践正好是我在稍前处所讨论过的那种盲域。他们靠它过活，他们身处其中，但他们就是没有看到它，当然也就不能如其所是地把握它。他们完全心平气和地用空间、社会生活、各种社会群体及其关系的表象来取代实践。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表象——也就是他们所提供的逻辑与策略——来自何处或者意味着什么。而如果他们确实知道，那么他们的知识便是不可原谅的。他们意识形态外壳的破裂暴露出一具怪异的裸体。
在官僚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性活动完全脱离了规划者与开发者的控制。技术人员与技术官僚被要求提供建议。人们至少在大多数时间是彬彬有礼地坐在周围聆听的。但他们并不是决策者。尽管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僚做出了努力，但他们无法摆脱已经赋予他们的地位，即压迫集团或等级的地位，他们已经变成一个阶级。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官僚而言，空间是他们未来的剥削地盘，他们的胜利区域。空间是可用的。为什么？因为它几乎是空的，或者说看起 来是空的。企业、生产单位以及建立起来的网络，被嵌入空间但并未塞满它。自由空间属于思想和行动。技术官僚的思想在空洞的空间表象与弥散性空间之间摇摆不定，前者差不多是几何学的，只被概念以及高度理性的逻辑与策略占有，后者则被这些逻辑与策略的后果占据。他们竟然未能察觉到每个空间皆是产物，这种产物并不能从概念思想中产生，因为概念思想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是直接的生产性的。空间作为产物，来自于被某个活动集团所控制的生产关系。都市规划专家似乎对以下事实毫无察觉或者有所误解：他们自身在生产关系中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使空间生效，却不能控制空间。他们服从于某种社会命令，这种命令并不指向任何特定的对象或产物(商品),而是指向一个整体的对象，它是最高的产物和最终的交换对象——空间。现在看来，商品世界的展示所影响的不仅仅是物，还有它们的容器，它不再局限于内容或空间中的物。最近，空间本身开始被购入与出售。不是土地、土壤，而是社会空间本身，因为这种目的或者合目的性(可以 这么说吧)而被生产出来。空间不再仅仅是中立的媒介、地点的总和，在那里剩余价值被创造、实现和分配。它变成了社会劳动的产物，非常一般的生产对象，从而是剩余价值的构成物。生产就是如此在其新资本主义的框架之中变成社会性的。在过去，这还是无法看到与无法预言的事情，因为那时生产与生产的社会本质还仅仅是根据企业和企业的生产劳动情况来考察的。今天，在空间的社会生产中，这种体现在生产力之中的生产劳动的社会性(整体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久前，除了某种物的生产之外，我们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去想象“生产”，这是定位于空间中的某个地方的物：一件普通的物品、一台机器、一本书、一幅画。今天，空间作为产品，以购买、出售与交换的方式，使其各个部分作为整体进入到生产之中。不久之前，土壤作为一种可定位的、可辨认的空间，仍然属于神圣的存在整体——大地。它属于某种被诅咒的、因而也是神圣的角色、所有者(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是家园的所有者),是某种来自于封建时代的遗留物。今天，这种意识形态与相应的实践正在解体。某些新的事情正在发生。
就其本身而言，空间的生产并非什么新鲜事。统治集团总是在生产一种特殊的空间，古老城市的空间、乡村的空间以及所谓会变成自然风光的空间。所言之新，是指世界性与总体性的社会空间生产。这种生产活动的大规模扩张为的是那些发明它、管理它并从中获利的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已经筋疲力尽。它在征服空间中——在微不足道的条款中，在不动产的投机、资本的规划(城市的里里外外)、空间的买卖中——发现了新的灵感。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情。这是(无法预见的)生产力社会化的道路，空间本身生产的道路。资本主义为了幸存，首创了这种方式。这种策略逐渐地超越了简单的出售空间的范围。它不仅把空间纳入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而且试图将生产完全重组从而使其从属于信息与决策中心。
都市规划容纳了这项巨大的操作，但掩饰了它的根本特征、意义与目的。在其人道主义与技术决定论的善良外观之下，都市规划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策略：控制空间，扼制一般利润的下降，等等。
这项战略吞没了“用户”“参与者”和单纯的“居住者”。人不但被还原为只是作为一个居住者而发挥功能(居住作为功能),而且被作为空间的购买者，一个实现其剩余价值的购买者来看待。空间变成了各种功能得以实施的场所，其中最重要和最隐蔽的方面在于，它以各种新颖的方式构成、实现和分配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是使剩余价值普遍化)。
都市意识形态夸大了它所鼓励的所谓规划活动的重要意义。它给予那些使用这些表象的人们一种印象，即以创新的与实证的方式管理人与物的印象。不知道是否出于天真的缘故，许多人相信他们决定着并创造着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人类关系)。在此，城市幻象唤醒了有些催人昏睡的建筑师的神话。在新的意识形态中，旧的神话彼此相互适应且相互支撑。这里出现了一系列的寄生物(有些是癌性的)，它们被嫁接到真实的知识与具体的实践之上(这种来自于用户的实践，依然依赖于使用价值)。
意识形态及其运用(通过相应的制度)淹没了现实的实践。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商品世界、交换价值的逻辑和语言、与每一个对象挂钩的符号和意义系统)，使用(使用价值)被弃置一旁，淹没在都市表象之下，淹没在大量涌入的刺激和动机之下。使用的实践消失了，陷入到沉默和被动之中。由于既得利益的消极性，令人吃惊的悖论由此产生了。有很多原因促成这种情况。在此我将考察其中一个，当然并非是最无关紧要的：作为(栖居、都市现实的)实践的简化的都市意识形态。事实上，任何意识形态都不会满足于只充当单纯的简化者。它会系统地进行推广和推断，似乎它控制与掌握着一切问题的要素，似乎它依靠并通过某种总体理论、一种直接可以运用的理论，已经解决了都市总问题。
一旦这种推广趋向于某种治疗性的意识形态时，它便会泛滥成灾。都市规划专家想象自己正在呵护和治疗一个患病的社会、一个病态的空间。他感觉到空间的疾病，这种空间最初被抽象地构想为某种可利用的空白，而后被碎片化为局部的内容。最终，空间自身变成了一个主体。它忍受着病痛，日益病弱不振，它必须关注自身从而使自己恢复(道德的)健康。都市幻想到达了谵妄状态。空间以及空间的思想，引导着思考者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它变得精神分裂，并想象一种精神疾病——社会的精神分裂——即把它自身的疾病、空间疾病以及精神眩晕投射在社会之上。
如果去看一看各色各样的都市规划师的建议，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没有走得太远。他们局限于把空间切割成方格与四方形。技术官僚对他们头脑中与工作观念中所要进展的东西浑然不知，从而深深地误判了在他们的盲域中正在展开的以及没有展开的东西，最终，技术官僚精密地组织了一个压迫性空间。对于这些，他们具有清楚的意识。但他们对空间包含某种意识形态(idéologique)[更确切地说，一种观念逻辑(idéo-logique)]全然不知。他们对以下事实全然不知或装作不知，即具有国家的一种功能并依赖于技术和知识客观性外表的都市规划，是某个阶级的都市规划的形式，并包含着某个阶级的战略(某种特殊的逻辑)。在此领域中，它是作为“技术阶层”(technostructure)而在企业中发挥效应的吗？(这种效应包括维持着现存的生产关系，确保着它们的幸存与发展)。我们有理由怀疑。因为确切地说正是在这个部门中，从属于经济与政治的权力机构[加尔布雷斯(Galbraith)②语]的技术阶层与“补偿权力”实现了其效益的“最优化”,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让逻辑与战略隐藏起来，使战略表现为逻辑，从而使战略获得必要性的特征。
都市规划作为现行的框架之中的存在，即作为功能性整体(虽然这不会而且也许不可能得到承认)而存在，它已经不可能逃脱以上所描述的持久的危机，并仍然处于一种受辱状态。都市规划专家不能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也不能找到自己的角色。都市规划发现自身处于特殊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处于那些依照“私人利益”而做出决定的人，与那些依照更高的制度与权力而做出决定的人之间。在新自由主义(作为“自愿”或“双方同意”而介入规划与行动之中)和新干预主义(为“自由企业”留下活动空间)之间，它依靠做出妥协为生，即都市规划专家陷于两者的冲突之中，陷于开发商与权力机构的裂缝之中。对于都市规划专家来说，最理想的状况是表象与意志之间发生(无意识的)冲突，而这包括政客之间的冲突。都市现实及其总问题式在面对理论和分散的表象(“环境”“基础结构”)以及技术(咨询公司、办公室以及制度)中的实践时便会解体。都市规划与都市规划专家能够接受的仅仅是这种碎片化；实际上他们也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在他们行动时，它就一直具有一种“官方的”能力。与此同时，都市规划自称是一种学说。它在理论、逻辑、策略上趋向于统一。但当一种统一化的功能表现出来并发生作用时，这种统一性便消失了。这就是利润的策略，或者说工业空间的逻辑、交换的逻辑和商品世界的逻辑……
都市规划作为一种表象形式，无非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根据语境，要么声称是“艺术”,要么声称是“技术”,要么声称是“科学”。这种意识形态假装是直截了当的，然而它混淆是非，藏匿不可言说之物：这就是说它掩盖它所包含的作为意图的有效的形式。都市规划包含着两方面的拜物教。首先，它包含着一种满足的拜物教。何谓既定的利益？它们一定是被满足的，从而它们的需求一定是要取得理解与迎合的，且是不可改变的。这些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被修改。隐性的假设是，因为那些既定的利益表达过它们的需要，或者因为专家们对需要有过研究，因此我们能够认识需要。我们能将需要归类。我们要为每一种需要提供一种对象。这一假设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特别是因为它忽略了社会需要。其次，它包含着一种空间的拜物教。空间是一种创造物。谁创造了空间，谁就创造了空间中的填充物。场所造就了事物，好的场所造就了好的事物。这种空间拜物教导致了模糊、误解、一种独特的摇摆不定。
要么是空间出现了问题，该受到指责的不是人类而是空间的职能；要么是在好的空间中，人类出现了问题而且不能被饶恕。空间拜物教也并非没有矛盾，因为它无法解决使用与交换之间的冲突，即使当它粉碎了使用与使用者双方时。
我与其分析空间的矛盾，不如阐明都市规划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置业公司(投机活动与结构)在新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房地产作为第二部门(即与资本主义生产并行的一个循环),服务于非耐用资产市场，这些资产并不比“建筑物”更耐用。这种第二部门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在该部门，几乎没有“乘数”③(multiplicateurs),也很少出现。资本与房地产捆绑在一起。虽然整个经济(所谓的国内经济)不久会变差，但该部门的作用与功能会继续增长。由于最重要的循环—— 当前的工业生产与流动资产的结果——开始慢下来，资本移向第二部门，即房地产。更有甚者，房地产投机变成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换言之，成为实现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在工业中形成和实现的整个剩余价值，它的百分比开始下降，正因如此，百分比的创造与实现是通过房地产投机与建筑业的增长完成的。第二次循环取代了第一次循环，变成根本性的东西。正如经济学家常常所说的，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状况。房地产发挥的作用在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在西班牙与希腊)经常得不到理解，很少有人将它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机制中加以理解。它是问题的来源。在此，之前讨论过的“补偿性权力”开始起作用了。不过，都市规划作为意识形态和制度(作为表象与意志)，掩盖了这些问题。它似乎包含着一种回应，并因此妨碍了他们理论研究的需要。都市规划被置于两个部门之间的交错点上， 即动产的生产与房地产的生产的交错点上，它掩盖了这种交错。
都市规划是阶级的，虽然人们对此并不了解。当都市规划专家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会变成犬儒主义者或者干脆顺从一切。作为一个犬儒主义者，他可以出售自由、快乐、生活方式、社会生活，甚至共同体生活，为满足现代的暴君设计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村庄。
都市规划因此遭到激进的批判。它掩盖了某种情境，隐藏了运作，遮挡了视野，阻塞了通往都市认识与实践的道路。它导致了自发的城市和历史城区的衰退。它包含了权力的干预，而不仅仅是知性的干预。它仅有的整合性的逻辑，就是国家的逻辑——空洞无物。国家只能是分化、瓦解、挖空的巨大的空洞。广场与林荫大道建立在它所具有的想象之中，形成一幅力量与制约的画面。
都市规划阻止了思想对可能性进行考察、对未来进行反思。它把思想封锁在某种状况之中，在那里，三种术语——批判性思想、改良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极左反对派——相互冲突，这是一种思想必然从中逃脱的状况，一种都市规划与都市规划专家防止它从中逃脱的状况。
然而并非一切有关都市规划的事情都是消极的。更为特别的是，它无非是“炫目的(aveuglant)与被蒙蔽的(aveuglé)”之间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都市规划者相信自己变成了具有广泛观念的、跨学科的人，空间与人类关系的创造者。更有甚者，都市规划专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与信息。都市规划者预料到了新的匮乏的出现，并对它们进行了偶尔的探索：空间、时间、欲望以及要素(水、空气、地球与太阳)。当然，都市规划者试图回避关于匮乏的(社会)管理的这一具体和基本的问题，这种匮乏(在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取代了旧的匮乏。都市规划者时常意识到人们要求的“自然”与人的本质问题的重要性。他对空间的解读鼓励其去解读自然，也就是如何破坏和毁灭自然。事实上，勒·柯布西耶的文本就是在此意义上(即“症候性地”而不是文字性地)被解读的。某些所谓的都市规划者的著作，虽较少为人所知，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都市规划的话语有时候通过都市实践的话语来表达。某个关于未来与可能性的已经变形的画面，仍然包含着它们的踪迹与标志。都市规划专家规划中的乌托邦部分虽然通常被广泛地当作技术与技术主义的滥用所掩盖，但作为某种先驱的征兆并非全然无趣，它标志着一个没有解释的总问题式。这绝不意味着存在着某种都市规划的认识论、一种可以现实地产生某种都市实践的理论内核。并非如此。事实上，我所阐明的论点恰恰相反。眼下，作为走向未来的一个漫长时代，最为需要的是归类概括，我们要提供验证的概念(范畴),我们要探索可能的不可能性，而我们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通过传导法。
问题在于都市规划是否能起到意识形态在1845年左右(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所起到的作用，当时有关工业现象的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革命的)思想正在形成。这种貌似粗糙的解释包含着一种溢美之词。教条主义的都市规划师有如黑格尔、傅立叶、圣西门、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眼界吗？即使我们拿他们与那些不重要的意识形态家(如鲍威尔④与施蒂纳⑤)相比，而不是与伟大的理论家相比，我们也仍然把目标定得太高了。更严格地说，都市规划可以与普通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相比较。这些经济学家对批判性观点几乎没什么兴趣。有时候，他们用其他语言说着和马克思主义相同的东西。例如罗斯托⑥,他把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原始积累”概念称为“起飞”(takeoff)。他们的方案时常包含着一种策略性因素，即他们称为“可操作的”事物。这种策略的特征很容易通过分析或运用而被察觉。更为经常的是，被经济学家使用的抽象模式被安全地闲放在抽屉里。商业总经理与政治家做他们的乐意之事。都市规划专家不也是这样的吗？
都市规划因其模式依然存在着一种障碍。这再一次反映了当代政治思想与科学思想中的一种内在的冲突，也就是道路与模式之间的冲突。为了清理出一条道路，我们不得不毁灭模式。
如果说周围的意识形态是混沌一片，那么需要强调的是，我对都市规划的批判是一种左派的(来自于左派的)批判。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批判，均将都市规划斥责为一种制度却颂扬开发商的主动精神。这为资本主义的开发商留下了通道，他们现在能够在不动产部门做有益的投资；都市幻象时代已经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适应的机会。对都市幻象的激进批判为都市实践以及与这种实践相关的理论开辟了道路，都市实践及其理论将会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携同进步(只要这种发展比经济增长及其意识形态与战略有更大的重要性)。
无论是从私人企业到国家，还是从个人主动性到政治家长制，在谈论这些方面时，这种来自于左派的批判，相对于仅仅是拒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做法而言要走得更远。这种批判只能通过拒斥国家、国家的角色、国家的战略以及空间的政治这些做法，来达到这种激进性。为此，它需要证明都市的升级与以下几种观点同时联系在一起：拒绝把经济(量的)增长作为自身的目的，根据生产的方向来实现其他目的，把(质的)发展的优先性放在经济增长之上，把国家(这一典型的限制器)限制到一个从属的地位上，简而言之，它是对国家与政治的彻底的批判。
最糟糕的乌托邦依然是无名之物。都市幻象属于国家。它是国家的乌托邦：就像阻挡山路的一片乌云。它既是反理论的，也是反实践的。
什么是都市规划？它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一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与“组织化的资本”并非一回事。换言之，它是一个消费引导型官僚社会。都市规划组织是一个看上去自由与通畅的区域，向合理性活动开放(即居住空间)。它控制着空间与居住的消费。作为上层建筑，它必然不同于实践、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身。在都市规划与“都市”之间，即在都市实践与都市现象之间，存在着一些混淆。这种混淆可以用来解释一种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虽然它表面上提出了有力的和严厉的批判，但在它那里都市现象本身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而已。这些意识形态把实践与意识形态、社会与制度关系混为一谈。尽管如此，只有从意识形态与制度性的观点来看，都市规划才向批判性分析展现了它所隐藏并促成其实现的都市幻象。就此而论，都市规划表现为某种有限度与有倾向性的合理的媒介，在此合理性中，欺骗性、中立化与去政治化的空间构成某种对象(实在事物)。
注释
① 归谬论证(argumentation ad hominem)也可译作“人身攻击”。——中译者注
②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译者注
③ “乘数”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指每单位外生变量(如政府支出或银行储备)的变化所带来的引致变量的变动情况(如GDP或货币供应)。——中译者注
④ 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与神学家。1848年革命之前，他曾是一位左翼黑格尔派成员，并对黑格尔的共和思想做过阐述。作为一位神学家，他把宗教描述为一种异化形式。在革命之后，鲍威尔拒绝了黑格尔并断言欧洲出现文明危机，其著作据说对尼采、恩格斯以及卡尔·考茨基产生过影响。鲍威尔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他的著作很少被翻译成英语。可参考的著作如下：Christ and the Caesars:The Origin of Christianity from Romanized Greek Culture,trans.Frank E.Schacht(Charleston,S.C.:Davidonis,c.1998)以及The Trumpet of the Last Judgement against Hegel the Atheist and Antichrist:An Ulimatum,trans.Law-rence Stepelevich(Lewiston,N.Y.:Mellen Press,1989)。——英译者注
⑤ 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原名Johann Kaspar Schmidt,德国反国家主义哲学家，许多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他的著作中找到了思想的启发。他有时也会被视为20世纪存在主义的一个来源。与鲍威尔一样，施蒂纳一开始是左翼黑格尔派，但他抨击了鲍威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思想，认为他们是激进主义。施蒂纳认为唯一的现实是个人的自我。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英语，其中最有名的是The Ego and His Oum:The Case of the Individual against Authority,trans.Steven T.Byington,ed.James J.Martin[New York;Dover(1973)]。——英译者注
⑥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W.Rostow,1916—2003),美国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提出经济增长五阶段的理论模型，包括他所谓的“起飞模型”,它建立在18、19世纪西方(主要是英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参见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英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