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
在我接受心理治疗师的专业培训时，曾听督导说过，“每个人都有可爱之处。”我后来惊讶地发现，她说得没错。如果你能深入了解某个人，就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好感。我们应该把全世界的宿敌们都请到同一个房间里，让他们分享各自的过往和成长经历，说说内心的恐惧和挣扎，也许他们立刻就能和谐共处了。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真切地从每个来访者身上都找到了令人喜欢的地方，就连一位曾企图实施谋杀的男士也不例外——深藏在他盛怒之下的，其实是一片柔情。
诚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死穴，但当来访者们重复陷入此类情景分析时，有时我会说：“如果皇后是个带把儿的，那她就是国王了。”如果你一直都在丢西瓜捡芝麻，如果你不能意识到“完美是幸福的敌人”，那你就剥夺了让自己快乐的权利。 无论是面对生活还是面对一次治疗，人们绝不愿意去想象的是，即使自己把所有该做的都做对了，还是有可能抽到一支下下签。但如果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厄运，而不是听从别人的意见。
心理治疗师经常都会谈论过去是如何影响现在的，我们的过往如何影响我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而我们也会在生命的某个节点意识到，必须放弃虚构关于美好过往的幻想。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历史无法重来这个概念，比如想要父母、兄弟或伴侣去重新理顺许多年前的事，那我们就会被困在过去。改变和过去的关系是心理治疗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们却很少谈及与未来的关系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情况。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和对过去的理解一样，都会成为阻碍我们作出改变的绊脚石。
《老友记》讲的是一群朋友间的故事，但这是个虚构的群体；《急诊室的故事》说的是生与死的故事，但也是虚构的故事。与其把我目睹的这些故事塞回电视剧里，我更希望自己的世界里充满着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
但我忘了，要是脑袋上顶着一支无形的枪，人们往往会展现出最有趣的一面。
我们以为罗列遗愿清单是为了避免遗憾，但事实上我们是在靠它回避死亡。遗愿清单越长，越是代表我们想象中自己还有很长时间可以去完成。然而，如果要减掉清单上的愿望，就会让我们的否认机制受到微妙的损害，因为这代表着我们不得不认清一个严峻的现实：生命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每个人都会死去，而且大多数人不知道死亡将会在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事实上，每过一秒，我们都向死亡这个终点又靠近了一点。俗话说得好，没有人会活着离开这里。
我打赌你现在一定在庆幸你的心理治疗师不是我。谁会愿意思考这些？在死亡这件事上就做一个拖延症患者多好！我们大多数人都把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直到我们被宣判死期的时候，才知道一切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还活着。
朱莉和迈特最终决定，即使要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他们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因为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生活就是不确定性的代名词。如果朱莉还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怕癌症会回过头来找他们而不敢要孩子，那如果它最后没有回来呢？迈特向朱莉保证他会做一个尽心尽责的爸爸，无论朱莉的健康状况如何，他一直都会守着他们的孩子。
所以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和死亡的对视迫使他们活得更投入——不是为未来列出长长的目标清单，而是活在当下。
例如，我知道那些苛刻的、挑剔的、愤怒的人容易感到极度孤独。我知道这样的人既想被注意到，又害怕受到注意。 关于精子的话题似乎打破了所有的情感壁垒，就像你第一次和某个人有过肌肤之亲之后就打开了阻挡情感洪流的闸门。
就像是你经历了一次流产，但并没有真的失去一个孩子；当你经历一次分手，你并没有失去一个配偶，朋友们会自然地认为你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到正轨。所以一旦出现像演唱会门票这样有形的东西，你甚至会乐于把它当作是一种证据——证明你的丧失，不仅是你失去的那个人，也包括你失去的那些时间、陪伴和生活日常，那些属于两个人的笑话和隐喻，还有本属于你们俩的回忆，现在都只有你独自回味了。
我们都有一种深层的渴望，渴望理解自己，也渴望被理解。
温德尔的任务是要帮我编辑我的故事。所有心理治疗师也都是这么做的：哪些素材是与剧情无关的？配角人物重要吗？还是只是一种干扰？故事是否在向前推进，还是主角一直在原地打转？剧情是否揭示了故事的主题？
心理治疗师运用的技术有点类似那种病人全程保持清醒的脑科手术——神经外科医生会在手术中不断确认病人的状况：你能感觉到这个吗？你能说出这些词吗？你能重复这句话吗？他们不断地校准与大脑敏感区域的距离，如果碰到某个神经，他们就会停下来，避免它受到损伤。治疗师研究的是心灵而不是大脑，而我们也可以通过来访者细微的手势或表情来判断自己是否触碰到了某些神经。但与神经外科医生不同的是，我们就是奔着敏感区域去的，小心翼翼地施以压力，哪怕这样会让来访者感到不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故事更深层的意义，而藏在核心深处的往往都是某种形式的悲伤。当然在到达核心之前，总要经过许多情节的起伏。
但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梦境中常见的主题，而且在心理治疗中也是再常见不过的主题了——那就是“排斥”。我们都会害怕被冷落、被忽视、被回避，最后变得丧失去爱的能力而孤独一生。 我们害怕受伤。我们害怕被羞辱。我们害怕失败，也害怕成功。我们害怕孤单，也害怕牵绊。我们害怕倾听内心的诉说。我们害怕不快乐，又害怕太快乐（在这些梦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快乐而受到惩罚）。我们害怕得不到父母的认可，我们害怕接受自己真实的样子。我们害怕身体抱恙，也害怕天降横财。我们害怕自己心怀嫉妒，也害怕自己拥有太多。我们害怕希望变成失望。我们害怕改变，也害怕一成不变。我们害怕意外会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或发生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害怕失去控制权，又害怕拥有的权利。我们害怕生命的稍纵即逝，又害怕死后的无尽虚空。我们害怕在死后无法留下自己活过的痕迹。我们害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我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赌徒，每天西装革履地佯装去工作，早上出门前还要跟妻子和家人吻别，但一出家门便开车直奔赌场。
为什么我不能迅速地写完那本育儿书，坐等名利双收，让自己乐享其成呢？说到底，又有多少人真的有福分只做他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呢？
直觉告诉我约翰和玛戈之间有许多被深埋的爱意，因为我深知，很多爱从外表上看并不怎么有爱。
如果你透过表层去看，就能瞥见表象下积聚着更多情绪，那些你没意识到的或是不想表达出来的情绪：恐惧、无助、嫉妒、孤独、不安。如果你能包容这些更深层的情绪，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去理解它们，倾听它们的诉求，你将能更有效地管理你的愤怒，那你也就不会总是怒气冲冲的了。
安宁，不是要身处一个没有嘈杂、烦恼和辛劳的地方，而是即使身处繁杂之中依然保持内心的平静。 在经历成功的心理治疗之前，来访者总是反复为同一件事费神；而在经历了成功的心理治疗之后，各种叫人费神的事会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治疗师无法为来访者移植一个不一样的性格，他们只能帮助来访者磨去棱角，让来访者变得不那么容易反应过激、不那么苛责，变得更开放，能让别人走进他们的心灵。换句话说，心理治疗的重点就在于理解真正的自己。但要了解自己就必须先抛开对自己的固有认知——抛开那些你塑造出来限制自己的人设，这样你才不会裹足不前，才能活出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活在自己给自己描述的故事里。
我终于意识到：你就是自己的狱卒。
为什么我们总是把收音机调在杂音的频率上呢——总是在收听“别人的生活都比我好”的电台，或是“我无法信任他人”的调频，还有“我啥也干不成”FM？我们就不能把调频的指针往上或往下拨一拨，换一换台，看看栏杆的两边吗？阻挠我们这么做的，除了我们自己还能有谁呢？
要得到自由，还会涉及责任，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承担责任很可怕。
“所有洞察都只是心理治疗给你的安慰奖。”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意思是：即使你拥有世上所有的真知灼见，但如果你在治疗之外的现实生活中不去作出改变，那再多的洞察，甚至治疗本身，都将毫无价值。那些洞察让你反问自己：“这些事是别人对我作用的结果，还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问题的答案会为你提供选项，但如何作出抉择是你的自由。
“你必须采取行动，愿望才能一项项被划掉，”朱莉说，“不然的话那只是一连串你原本有机会实现的空想。”
人们谈论自杀，通常不是因为想要终结自己的生命，而是因为想要终结痛苦。如果他们能找到别的出路，一定会想活下去。
我想，后悔大概会带来两种结果：要么把你禁锢在过去，要么成为你改变未来的动力。 每次离异，瑞塔总是惊诧地发现自己又成了孤家寡人，但她的经历并不让我吃惊。我们总是嫁给自己未竟的理想。
“你听上去就像我十岁大的小孩，是什么让你觉得生活就该是公平的呢？” 互联网可以是安慰剂，也可以是毒品。作为安慰剂，它可以帮你屏蔽一些痛苦；但同时上网也会带来上瘾的痛苦。当网络毒品失去效力的时候，你不会感觉更好，只会更糟。
来访者以为自己想要了解治疗师，但往往在了解之后他们会后悔，因为这些认知可能会让他们在治疗时有意或无意地编排自己要说的话，进而可能有损于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人所谓的“型”是一种被吸引的感觉：可能是吸引他们的一种外貌的类型，也可能是一种性格的类型。但在这种类型背后隐藏的是一种熟悉感。如果父母是易怒的人，那自己往往最终也会选择易怒的伴侣；父母有酗酒的问题的人常常会被爱喝酒的另一半吸引；如果一个人的父母孤僻或挑剔，那他很可能也会跟孤僻或挑剔的对象结婚。这些都并非巧合。
人的潜意识会幻想：或许这一次我可以通过和一个新出现的但感觉熟悉的人接触，从而回到过去，抚平很久以前的创伤。但唯一的问题是，通过选择感觉熟悉的对象，人们百分之百会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旧伤口会被重新打开，人们只会变得更缺乏信心，感觉自己不值得被爱。
心理治疗师特里·李尔将我们这种因循守旧的行为解释为“我们将自己的原生家庭内化，成为我们人际关系中不断重复的主旋律”。人们不需要通过语言来告诉你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的行动会说明一切。
二十五岁的夏洛特虽然有她的痛苦，但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憾。她不像我，没有中年危机；也不像瑞塔，她没有对自己的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或是嫁给一个会动粗的人。时间就是她的财富，当然她得善于“理财”。
不过确实，对于像夏洛特这样渴望与别人产生联结，却又极力避免亲近的人来说，心理治疗可说是一种完美设定。
为了应对这个恐惧，她曾经两次中断治疗，但最后又重新回归。她总是在挣扎，想要远离她所谓的“安慰剂”。每一次，她都是不辞而别。
在培训期间，每当我们这些实习生因为遇到固执抗拒的来访者而感到沮丧时，督导就会提醒我们，“阻抗是心理治疗师的朋友。不要和它搏斗，要跟从它的指引。”换句话说，就是要尝试去理解为什么阻抗会在那些地方出现。
我当治疗师以来感到十分惊讶的一件事就是，人们常常期望由别人来告诉自己该干什么，就好像别人手里有标准答案似的，又好像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做的那么多选择真的都有对错之分。 我在自己的文件堆旁边贴了一个字条，上面写着“好为人师的假博识”（ultracrepidarianism），意思就是“习惯就一个人知识或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发表见解或提供建议”。我以此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可以理解别人，帮助他们厘清自己想做的事，但我不能替他们作出人生抉择。
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在内心进行这样的斗争：我要当个孩子还是大人？我要安全还是自由？人们在人生连续的变化中作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基于两个因素的考量：恐惧和爱。治疗师要做的就是努力教你如何区分这两者。
有时候人们在童年时期所受的管教会造成他们成年后无法判断自己的情绪。例如当孩子说“我生气了”，家长会说：“真的吗？就为这么一件小事吗？你太敏感了！”当孩子说“我很难过”，家长会说：“别难过，看，这儿有个气球！”或者，当孩子说“我害怕”，家长又会说：“没什么好怕的，你又不是小宝宝。”但没有人能永远把深刻的情感封存在心里。最终，情感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找到出口——或许是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就好比，在你看电视广告的时候。
“或许他们抱怨的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不是什么问题！或许本来就没什么问题。或许一切都很好，就像他们的发型一样。或许如果他们不那么努力想去改变一些事，他们反而会更快乐。就由它去吧。”
有些时候人们确实需要接受他们自己——以及别人——本来的样子。但有时，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你也需要有人给你一面镜子，让你好好看看自己——但不能是像发廊里这种把人照得更好看的镜子。
我曾经见过一对夫妻，在妻子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的同一天，丈夫被公司解雇了，这使得之后每一天的晚餐时间都过得异常尴尬。她应该分享多少工作中的事才不会在无意中伤害到丈夫的感受？他又该如何克制住自己的嫉妒心才不至于给她泼冷水？当另一半得到了自己求之不得的东西，人们要有多高尚才能理性地去接受这一现实呢？
每天她都要失去一些她以前不以为意的东西，这和许多我见过的夫妻遇到的情况一样，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当婚姻似乎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才知道缅怀对方的好。许多女性也曾告诉我，她们总是极其讨厌生理期，但当她们即将进入更年期时，却又会为停经而感到悲伤。她们怀念流血的日子，就像朱莉怀念拉屎一样。
有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大喊一声：“操！”
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五十多年前就阐述过这样的观点：“现代人总是觉得如果做事不够迅速，就会损失一些时间。但面对省下来的时间又不知该怎么办，只能打发了事。”弗洛姆是对的，人们不会有多出来的时间去休息，或是联系朋友和家人。相反，他们总是试着往时间的缝隙里塞进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问我，在我一开始行医的时候，来我这儿看病的人都是为了什么而来，我会说他们来是希望减轻焦虑或抑郁，或是解决感情问题。但无论各人的情况有何不同，孤独这个元素似乎是共通的，每个人都渴望人与人之间强有力的情感交流，却又缺少这种交流。这就是一种渴求。虽然人们不会这样表达，但我越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就越能感受到这种渴求，而且我也能在自身的方方面面感受到这种渴求。
人到底是无法忍受一个人独处呢，还是无法忍受和别人相处呢？综观这个国家，不论你是和朋友坐着喝咖啡，还是在公司开会，或是在学校吃午餐，在超市收银台前，又或是在家里的餐桌上，大家不是在发短信、浏览各种社交平台，就是在网上购物，有时还会装着和别人有眼神交流，有时甚至连装都懒得去装。
我发现只要人们一感到孤单就会拿起一个设备来逃避这种感受。这通常发生在两件事中间的空档里，比如在结束一次心理治疗的时候、等红灯的时候、在收银台等待结账的时候、坐电梯的时候。人们长期处于受干扰的状态下，似乎丧失了和别人相处的能力，也丧失了和自己相处的能力。
心理治疗的诊室似乎是唯一能让两个人坐下来，不受打扰地相处五十分钟的场合了。尽管戴着专业的面具，但对于来访者来说，这每周重复的只属于两个人的仪式，通常已经是他们生活中与人交流的极限了。我确实希望诊所生意兴隆，但我也不想为此而牺牲这种人与人交流的仪式。这种想法或许听上去很落伍，做起来还费时费力，但我知道，这能为来访者们带来巨大的回报。如果我们创造出一个空间，并投入时间，不断积累，我们才有机会偶然发现一些值得等待的故事，而正是那些故事定义了我们的人生。
我开始意识到，不确定性并不代表着丧失希望，而是意味着还存在可能性。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怎能不叫人兴奋呢？我要做的是想办法最大限度地活出自己的精彩，不管有没有生病，不管有没有另一半，也不管时间如何无情地流过。
失去所爱的人是一种极其孤独的体验，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
我在想，其实这种不确定性也在折磨着所有人。你无从知晓男友为何离你而去，无从知晓你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无从知晓你是否能拯救你的孩子。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遇到过未知或不可知的情况，有时我们就是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
当然，治疗师不是说客。我们不能说服一个厌食症患者去吃东西。我们无法说服一个酒鬼不去喝酒。我们也不能说服有自毁行为的人停止伤害他们自己，因为此刻只有自毁才能满足他们。我们能做的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向他们展示如何对自己提出正确的问题，然后他们的内在或外在总有一天会发生改变，从而让他们自己能说服自己。
在这个阶段，人们会采取拖延的行为，或是通过给自己捣乱来避免面对改变，即使那将是积极的改变。因为当人们不知道改变会带来什么的时候，往往不愿意放弃现有的东西。这个阶段的痛点是改变意味着失去，而新情况又叫人不安。虽然在朋友或伴侣这些旁观者看来，这个像仓鼠跑轮一样的过程让人发疯，然而当事人就是需要一遍遍重复同样的过程，重复的次数甚至会多到令人觉得荒谬，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最终准备好要去改变。
对夏洛特来说，她很难在和自己父母的长期斗争中作出让步：“爸爸妈妈，如果你们不以我想要的方式来对待我，我是不会改变的。”她下意识地在心中绑定了一个协议，如果她的父母不改变他们的习惯，那她也不会改变她的习惯——这是一个臆想出来的、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协定。而事实上，只有当她能作出一些改变的时候，她和父母的关系才会发生改变。
我感觉轻松了，仿佛放下了一个包袱。如果你要分享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真相，那就意味着你需要面对这个真相，但同时你也将获得一项回报，那就是自由。真相能把我们从羞愧中解放出来。
瑞塔现在对麦伦的绝望与她过往体验过的绝望有关，因此即使她的生活中有各种好的转变，她也无法全心投入地享受。她已经习惯了从一个有缺陷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其结果就是，快乐对她来说反而是陌生的感觉。如果你习惯了被抛弃，如果你非常了解被别人辜负和拒绝是什么样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并不好，但至少不会有什么意外，因为你已经习以为常；但如果你踏入了自己不熟悉的情感领域——对瑞塔来说，跟值得信任、既欣赏她又有趣的人在一起就是这种情况——她会觉得不安，感觉迷失了方向。就像突然之间一切都是陌生的，你丧失了熟悉的心灵地标，没有了参照物，你所熟悉的那些可预见性都消失了。或许原来的世界并不完美，甚至根本就是很糟糕，但至少你知道自己最终能获得些什么——即使那是失望、混乱、孤立和自我批判。
经历过创伤的人很容易期待再次遇到灾难，他们不会倾向于靠近生活中出现的好事，他们会变得过度警觉，总是等着厄运来临。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即使瑞塔知道她旁边的桌上就有一盒崭新的餐巾纸，她还是要从提包里摸索出揉成一团的纸巾。
在朱莉看着死亡渐渐逼近自己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让她颇感震惊：她发现周围的世界开始变得异常生动鲜活。她以前习以为常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了一种生命的启示，就好像她又回到了童年，又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她重新认识了味觉——从一只草莓流淌到她下巴上的香甜汁液，还有在她口中融化的奶香四溢的甜点。她重新认识了嗅觉——从家门前草地上的小花、同事的香水、被冲上岸边的海藻，还有晚上床边的迈特冒着汗的身体。她重新认识了听觉——从大提琴的琴弦发出的声音、汽车行驶时发出的刺耳声音，还有她小侄子的笑声。她的体验也被刷新了——无论是在生日派对上翩翩起舞，还是坐在咖啡馆里看着人来人往，或是去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打开一封信件。所有这些事，不管听上去多平凡，都能让她无比快乐。朱莉变得像是活在超现实中。她发现，当人们自欺欺人地以为还拥有大把的时间，他们只会变得懒惰。
我不希望自己死的时候，留给别人的感觉就像男友这封邮件一样，毫无意义。
心理治疗中充满了性吸引力，这也在所难免。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倾听你生活中的一切，完完全全接受你的所有，无条件地支持你，而且还深入彻底地了解你，你当然会觉得你俩亲密无间，人们很容易将这种亲密关系与另一种亲密浪漫或性爱关系混淆起来。有些来访者甚至会公然跟治疗师调情，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举动背后真正的动机：他们或是想让治疗师乱了方寸，或是想逃避某个自己不想面对的话题，又或是觉得自己处于弱势，想要用这种方法让自己扳回一局，也可能在他或她过去的生活经历中，这是表达回报的唯一方式。还有些来访者不是通过调情来表达好感，而是选择极力否认，就像约翰对我说的，他可不会找我这样的人当情妇。
有一次我向父亲抱怨有个亲戚跟我说的话让我产生愧疚感，我父亲打趣地说：“愧疚这个东西，他往你手里塞你就接呀？”
有的人期待心理治疗能帮助他们找到一种方法，让那些以前错待他们的人能听到他们的心声，然后那些人——大多是他们的爱人或亲戚——就会像接收到什么讯号一样，突然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一个时刻，做一个合格的成年人就意味着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并且意识到需要自己为自己做决定了。你必须挪到前面的驾驶座来，自己成为驾驶汽车的那位狗妈妈。 “如果你继续进行心理治疗，”我轻声说，“或许你就不能抱有幻想，觉得还能改变自己的童年——但只有这么做，你才能去创造更好的成年生活。”
她确实放下了酒精，还有那小哥，也开始放下和她母亲的对抗，但行为转变的阶段就是这样的，你不会一下子完全放下你所有的防御。相反，你要逐层逐层卸下防御，慢慢接近最柔软的核心，最终触及你的悲伤和羞愧。
“你是在假装自己是个很酷的女孩，”我说，“仿佛没有渴望，没有感觉，随波逐流——但其实，你是有感觉的。”
于是，夏洛特真正的蜕变终于开始了。她没有放弃治疗。相反，她坚持了下来，直到她学会了如何自己掌握方向盘，更安全地在这个世界里行驶，看清来路和前方。虽然她还是会走很多弯路，但总能靠自己回到正途，驶向她真正向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