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机翻】【批评的坐标第4回】模棱两可的批评家的我——柄谷行人(松田树) | note
人文書院
2023年6月7日 16:52
这次的对象不仅是文艺评论，还曾运营批评杂志《批评空间》和为NAM政治运动体摇旗呐喊，现在作为思想家受到世界评价的柄谷行人。松田树在研究中上健次的同时，还经营着批评杂志《近代体操》，他以柄谷在国际上自称“思想家”，在国内自称“文艺批评家”为出发点，从他的文本中浮现出批评这一运动本身。是的。
批评的坐标——重新绘制批评的地势图
一、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
2022年12月，柄谷行人(1941-)获得美国伯格尔恩哲学·文化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亚洲人。获奖理由是“对现代哲学、哲学史、政治思想做出了极具独创性的贡献”[1]。
这篇报道，对解开过去批评家的历史性成就，本企划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们在本企划中所追求的，正是追溯小林秀雄以后的日本人文知识的传统，这一传统以不同于全球思想脉络的形式，但有时却以与之匹敌的强度展开[2]。现在重新审视柄谷行人给被称为批评的体裁带来了什么，是一个紧迫的课题。
然而，近年来关于柄谷的评价，情况却有些复杂。正如评审委员长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所介绍的那样，“创造了深入挖掘资本主义本质的哲学新概念”，在那里受到欢迎的，说到底是反抗全球资本主义席卷的“Japanese philosopher”的姿态。
据传，他能够获奖的主要原因是与评委之一汪晖的交流，以及在东亚的广泛接受。在获奖之前出版的最新刊物《力与交换样式》(2022)的卷末作者介绍中，柄谷行人自称“思想家”。今后，如果他继续被人读下去，那么在那里，批评这种地方性的语境不就已经被彻底抹去了吗?而且，他自己甚至会对此表示欢迎。
对。这一幕似曾相识。柄谷获得伯格尔恩奖，意味着他从自己立足的话语空间中脱离出来，走向卓越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或许是第二个“NAM问题”[3]。
去年冬天，对突然传来的获奖消息表示赞同的人们，对于他的业绩被认为是“philosopher”难道没有感到任何痛痒吗?在那里对批评这一独特体裁的关照，以及在他的议论背景下固有名称的连接(小林秀雄、吉本隆明、江藤淳…)尽管被丢弃了。
确实，在伯格尔恩奖的颁奖典礼上也介绍了他关于“literary critic”的业绩。然而，原本正是柄谷本人极力强调《philosophy》和《critic》与日本的“文艺批评”之间不可交换的差异。例如，柄谷的代表性著作《批评与后现代主义》(1985)中有以下一节。
对我们来说，《批评》与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批评(批判)应该处于不同的位置。(中略)如果说日本的(少数)批评家和作家，与那些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相比，尽管在“内容”上贫乏，却(我认为)拥有某种优越性，其理由不言而喻。因为‘批评’不是方法或理论，而是只能生存的东西。
(柄谷行人《批评与后现代》，强调的是引用者。下同。)
这本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和日本——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潮流和小林以后的“文艺批评”传统之间——往返的过程中创作的。在这里，由于持续保持着与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想的紧张感，日本“贫乏”的“文艺批评”被赋予了比“丰富”的“哲学”更高层次的价值。《批评与后现代》时期，在寒酸的日本话语环境下，“批评”这一行为被定义为“只能生存”的条件。
那么，作为“Japanese philosopher”在国际上受到好评的现在，柄谷是否摆脱了贫困呢?那么，曾经极力主张的美国=“思想”和日本=“文学”之间的鸿沟是如何被填平的呢?相反，国内媒体现在也经常说“我所做的事至今仍是文艺批评”[4]，但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种公开自称“思想家”的偏差呢?
从结论来说，柄谷行人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摇摆于思想家和文学家之间的模糊的自我规定。柄谷想通过自己的活动说，只有接受这种暧昧，才存在阅读和写作批评的伦理。
但是，在这样性急地做出判断之前，本栏目中小林秀雄(赤井浩太)·吉本隆明(小峰捻)·浅田彰(西村纱知)等连载的接力棒，首先，对于过去的柄谷来说，批评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从确认它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开始吧。
现在连载中的采访中，他以“我的谜”为题，对照小林之后的批评传统，柄谷行人究竟是何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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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20
关于人生回顾:我的谜 柄谷行人回忆录①
柄谷行人(81岁)是战后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思想家。20世纪70年代开始作为文艺批评家活跃于文坛，90年代后半期开始从马克思和康德的读解中，以着眼于“交换”的理论来解读社会和历史。他与浅田彰等人一起发行的杂志《批评空间》、NAM (newassociations出版社)等著作以外的活动，也影响了很多人。此外，他还因与保罗·德·曼、雅克·德里达等世界著名批评家、思想家的交流而闻名，不仅在国内，在世界范围内也拥有不少读者。2022年，其活动获得美国智库颁发的“伯格伦哲学文化奖”。朝日奖也紧随其后。柄谷行人从哪里来，又是如何成为柄谷行人的呢?从那个起源到现在的连载的第一回。(文·泷泽文那)
——柄谷先生经常被公开说“健忘”“写了就忘”，我们想问一下他从出生到现在的事情，还有哪些还没写，所以请他进行连续采访。实际上，《世界史的构造》(岩波书店)在2010年出版后，朝日新闻也曾向我提出过类似的请求，但最终我还是拒绝了。
柄谷: 一开始觉得可以试试。但我改变了想法，觉得自己对回顾不感兴趣，而且现在还打算做。《世界史的构造》刚写完，我就有一种“就此结束”的感觉。但其实不是。(笑)
——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回顾前半生还早呢。
柄谷: 是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也很难。但是，我觉得今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社会吧。话虽如此，在我看来并不是变化，而是意料之中。
——您曾指出“战争的时代即将到来”，现在是俄国入侵乌克兰的事态。
柄谷: 1989年柏林倒塌以来，包括报纸在内，一直在说什么“历史的终结”之类无聊的话。那个坏了，你别吵。你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吗?……也不想再说什么。
1989年，美国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论文《历史的终结》。之后，91年苏联解体，根据福山的假设，历史以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柄谷先生认为，国家、资本、民族(民族)相结合的体制并没有结束，因此正式着手《跨越性批判》(2001年)之后的思想工作。”
再一次浓缩自己人生的体验
——从《跨越性批判》到《世界史的构造》、《力与交换样式》(均由岩波书店出版)，柄谷先生一直致力于“交换样式”这一问题。在对去年秋天出版的《力与交换样式》的采访中，您说:“写到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努力解决的问题终于告一段落，您现在是什么心情呢?
柄谷: 因为从科罗纳前不久开始，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只是在家周围散步，这样的日常生活已经超过3年了。在这种状态下写东西。离开这个世界的感觉还在持续。
——您最近每天都在多摩丘陵上散步吧?是边走边想吗?
柄谷: 没有带着目的走。但是，我无法停止思考。因为不想思考所以走着走着就开始思考了。写完《力量与交换样式》以来，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那次体验。
——关于不见人在多摩丘陵边走边思考的体验?
柄谷: 应该说，我是在思考从那个体验中出来的问题。虽然看起来像是偶然走在路上，但我觉得自己的人生都浓缩在那里了。举个例子，我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写了柳田国男论，然后带着《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去了美国。在那里做了柳田和“风景的发现”的课。同时，我也在思考马克思。
1974年，柄谷在《群像》上连载了《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75年9月起，35岁的柄谷作为耶鲁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赴美，担任明治文学史研讨会。以那个研讨会的草稿为基础，写出了《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
柄谷: 虽然看起来是分开的，但对自己来说是同时在做的事情。所以，看起来好像不知道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但每一件事都是我做的，所以在我心中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打开了新的境界的感觉。反而有种回到从前的感觉。从《马克思:可能性的中心》中出现了《力与交换样式》，另一方面是“风景的发现”。“风景的发现”是什么样的风景呢?就是我现在正在走动的多摩丘陵上发现的风景。近代日本文学的起源，就是从这样的“乡村”开始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木田独步。还有德富芦花。我以前住的樱上水附近有个芦花公园，这里原本是芦花的家。写《游动论》的时候我知道，柳田国男从成城走到芦花家去玩。以前的人可能日常都要走这么远。说是成城，当时也只是个农村。
——在《世界史的实验》(2019年，岩波新书)中，关于重新思考柳田国男的问题，您写道，这或许是对“日本”和“文学”的回归。
柄谷: 写完《力与交换样式》，一边觉得能写的都写完了，一边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不过，更重要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活的事情应该是有意义的。总之，这段时间一边写《力与交换样式》，一边走在柳田也走过的多摩丘陵上，是这样的经验吧?与其说是在那里重新遇见了柳田，不如说是第一次遇见。你现在在想的事情，我已经想过很多次了。我觉得自己在行走的过程中，是否反复地浓缩了写作以来一直做的事情呢?”
文艺批评可能性的中心
——文艺批评和现在的思想工作还是有联系的。您说《力与交换样式》也是文艺批评。
柄谷: 我现在做的事情还是文艺批评。只是作为文学没有以人们所想的形式说话而已。所以我说我做的事是“文艺批评可能性的中心”(笑)
——在《马克思:可能性的中心》的后记中，您没有把马克思论和关于日本文学的随笔区别开来。“像读马克思一样，读了漱石。”
柄谷: 只是我这么想，我不知道世人是否接受。只是，我想做批评的时候，和现在的人所想的文艺批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文艺批评是无所不能的。说拿什么都可以。所以我成了批评家，最近重新意识到我是批评家。年轻读者认为我很哲学，对我曾经讨论过文学感到惊讶。不过，既然是批评，当然不能限定领域。例如，吉本隆明是评论家。我觉得哲学家很奇怪。柳田国男、花田清辉、埴谷雄高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批评家。后来，我一自称批评家，就麻烦别人问我为什么不写文学作品的批评。那就当个哲学家好了。也就是说，一边阅读古今东西的各种东西一边思考。因为只靠文学作品是不可能完成文艺批评的。不管是谁，都不可能只靠文学活着。不过，要说全部都是文学也算是文学……。
——关于批评是什么，或者文学工作和思想工作之间的联系，是我想在这个连载中听到的最大的关心。
柄谷: 这次,讲谈社开始以前的对话制定了系列的第三卷(《柄谷行人对话篇iii》),所以三雅士和谈话的书吧,最年轻的时候,漱石论,做的时候开始交换方式发展的事情,我感觉到了。在那之后，“探究”所涉及的交流论，“教”“学”也是“交换”的问题。当时是作为语言论来看待的，而不是作为交换来看待的。但是，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他们考虑的是“交换”。
——在柄谷先生提倡的交换样式中，保障自由和平等的未来社会即“D”社会，您说“从对面来”。我觉得这和漱石论以及“探究”中所继承的“他者”问题是有联系的。
柄谷: 吧。也许他一直在想同样的事情。“探究”中所说的“单独性”、“外部”，和交换样式论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我时常问这样的问题，你忘了我写过吗你回答说，我觉得没有关系。但是，最近，我觉得应该是有联系的。
“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人”的谜团
——柄谷先生自己在对谈等场合断断续续地谈了自己的事情，我想他并没有以总结的形式积极地回顾自己的事情。
柄谷: 是啊。要回顾的话，归根结底还是思想的问题。因为每天都要回顾。自己的事情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次特意想问您小时候的事情和以前的事情，您个人的事情和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吗?
柄谷: 那是非常多的。我从小就几乎没变过。以前江藤淳写过一本书叫《成熟与丧失》。人的成熟伴随着丧失，我没有那种感觉。完全没有成熟(笑)。但是，也没有失去。所以，到现在还在做同样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个谜。一直在思考对自己来说的谜团。
——“谜”是指?
柄谷: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呢?现在正在研究的问题，如果再往前追溯，或许也会涉及到这种实存性的问题。思想家是不可能成立的。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不管怎么说哲学什么的，到头来还是在做那个问题。
(在本连载中，我们将了解柄谷行人先生的半生。采访中，我的妻子柄谷凛先生也给予了协助。下次是关于出生长大的地方、父亲、“奇怪的孩子”的幼年时期的故事。预定每月更新一次)
柄谷行人
1941年生。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同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英语文学专业课程结业。1969年，以《<意识>与<自然>——漱石试论》获得群像新人文学奖而出道。1978年《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获龟井胜一郎奖。历任法政大学教授、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近畿大学特任教授。91 ~ 2002年，与浅田彰等编辑杂志《批评空间》。主要著作有《麻纤维的人类》、《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探索i》《探索ii》《作为隐喻的建筑》《称之为超越批评——康德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结构》《哲学的起源》等。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英语、汉语、韩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多种语言。22年获得伯格尔恩哲学·文化奖。22年度朝日奖。
人文堂企划室。
由人文堂运营委员会组成的企划室。以人文堂特有的视角，传达人文书的魅力。
泷泽文那。
朝日新闻文化部
1987年出生于长野县。2011年进入朝日新闻社。曾在鹿儿岛和和歌山工作，后来在文化部采访演艺和出版。读书版的书评和连载小说的编辑。在长野和东京两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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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文学”与“思想”之间
我想做些哲学方面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大学哲学专业的课程。我一直想思考关于人、关于社会的问题。但这既不同于心理学和人类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我想做的，是包括这些一切的东西。而且，这不能与自己的人生割裂开来。到底有那种东西吗?有。在当时，“文学”一词就是指这种东西。
(柄谷行人《荒魂》，收于《坂口安吾与中上健次》2006)
共同经营这个企划的赤井浩太，在第一集中，从批判年轻的柄谷给予批评家的存在规定开始。也就是说，通过将“感觉别扭”的定位否定为“挫折和达观的小曲”。
但在我看来，这与高高在上的全能感是表里一体的。也就是说，“文艺评论”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心理学或人类学”，而是“包含这一切的东西”，在“不是与自身的生活分离的东西”的意义上，处于其根基的东西。看。
重要的是，“当时‘文学’一词，就是指这种东西”，这一活动被赋予了曾经存在过的“文学”之名。在柄谷，批评是一种不稳定的东西，它无法被纳入以“哲学”为首的学问体系的范畴，它的剩余性质只有在被命名为过去的“文学”时才被摒弃。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上一节所引用的《批评与后现代》中关于日本文艺批评的历史地位的论述，正是他自己的立场表明。
不过，据我所见，直到现在，柄谷的作者简介大致呈现出这样的变迁。
① “文艺批评家、文艺评论家”(1972 ~)
② “评论家”(2001 ~)
③ “思想家、哲学家”(2013 ~)
从①转变为②的契机是《跨越性批判》(2001)。在此，他将“文艺”这一前缀从自己的定位上抹去，试图以“评论家”的身份与全球资本和政治的动向联动起来。盟友·中上健次的死在这一转变中恰逢其时——中上的死是在90年代初，而其理论化则是在90年代后半期至0年代初——在那里被称为“近代文学的终结”。”这句话中包含着对他提倡的NAM (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政治运动的口号意义。
夹在②到③之间的是《游动论——山人与柳田国男》(2014)和《宪法的无意识》(2015)等原理性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史的构造》初版(2010)时的“评论家”这一头衔，在收入岩波现代文库(2015)时改为“思想家”。正如《游动论》是以震灾为契机执笔的那样，柄谷的震灾冲击被认为是对民俗学和人类学等原理性“思想”的追溯。
获得巴格尔恩奖，正是这两个阶段的转变结出的果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②时期被切断的“文学”，在③开始回归。例如，在《世界史的实验》(2019年)中，对这一转折点的叙述如下。
写完《世界史的构造》之后，我突然开始思考柳田国男。其中一个原因是2011年发生了东北大地震。但是，从别的观点来看，这或许是我心中“文学”和“日本”的回归。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实验》2019)
就这样，柳田以震灾为契机的再次发现伴随着对“文学”——其中又添加了“日本”这一要素的回归。与此相应，近年来，津岛佑子等人代替了去世的中上。“有一次，我领悟到，津岛佑子是中上健次的代理者以上的东西。(中略)因为我觉得和那一年出版的《世界史的构造》符合。”[5]。
“1992年他(中上健次)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离开文学了。”回顾90年代到00年代对政治运动的倾斜和“评论家”的转变(①→②)的反面，感到相当矛盾。在没有被吓倒的情况下，平安地实现了向“文学”的回归(②→③→①)。
这是为什么呢?明明宣布要走向运动，并由此对人类史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为什么他不得不回到出发点呢?你在中上之死之际不是应该告别“文学”吗?但是，无视读者所设想的这种困惑的声音，今天，就连过去所说的“近代文学的终结”这句话，也被修改为如下。
但是，我不认为文学会因此而消亡。A以另一种形式强迫性地回归，即作为D。在昨天的“近代文学的终结”会议上，英国批评家安德鲁·吉布森教授这样说道。文学即使死了，也不会结束，它像妖怪一样纠缠(haunt)。我也认为，文学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回归。“全世界都有妖怪在徘徊，文学这一妖怪”的事态即将到来。
(柄谷行人《文学的妖怪》2020)
通过间接叙述的方式，这里谈论的正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归。并不是说他的言行与过去有很大的落差，而是要注意他的态度的一贯性，即在“社会科学”和“哲学”之外，并以它们为基础的东西只能被称为过去的“文学”。
在柄谷行人那里，总是在建立“哲学”之后，剩余以“文学”的形式不断地幽灵般回归。有秩序地说明交换样式这一世界的系统的“哲学”，反而将从中逃脱出来的“文学”作为亡灵召唤而来。柄谷有时僭称“评论家”，有时僭称“思想家”，每次都歇斯底里地反复宣告“近代文学的终结”，这无疑是对无论如何都会产生“文学”的盈余的否认。
但是，正因为从出道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模棱两可地摇摆不定，柄谷行人才被称为“批评家”。但是，在以“Japanese philosopher”来评价他的今天的语境中，这一侧面被彻底抛弃了。不仅如此，柄谷自己也在积极地切断那个侧面。在上一节中，我提到《批评与后现代》设定了美国—全球的“思想”和日本—本地的“文学”这一对立图式，并问这两者之间的鸿沟是如何被克服的。
恐怕那个还没有被克服。不是这样，而是他开始自觉地使用自己指出的鸿沟。
也就是说，在全球舞台上作为建立原理性体系的“思想家”而行动，在此被压抑的剩余只能在日本本地的话语空间中作为“文学”回归。柳田和津岛的再评价被阐述为“‘文学’和‘日本’回归了”(着重引用者)，说到底是在面向国内的话语——文艺杂志这一制度框架下展开的。“我所做的事至今仍是文艺批评”之类的言论，绝对不会在伯尔尼奖这样的场合发表，而是作为面向日本读者的信息，换句话说，只是为读者服务。
我来总结一下。柄谷行人体现了批评这一体裁原本孕育的暧昧的两义性。但是，今天的他，从作为“文学”的他所整序的“哲学”体系中，断然地辨析出这种暧昧，并使这两者在国外和国内的话语空间之间很好地分开。
反过来说，他曾经反复强调的cliche，并不是像小林以后的文艺批评所体现的那样，将这种暧昧作为危机=临界点(critic)继续保持下去。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批评与后现代》在批判席卷欧美的后现代主义潮流之余，也悄悄地向小林秀雄献上了追悼之意(小林于1983年去世)。在那里，小林所看到的“思想”与“文学”之间的摇摆，正是作为批评这一行为内在的紧张感而定位的。
仔细想想，小林确立了陀螺转动的基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必须转动且必须脱离基座的地方。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站在这样一个稳定的基座上的。根本不想考虑这样的基座已经不存在了。
(收于柄谷行人《我与小林秀雄》，《批评与后现代》)
正如这里所说，既非“思想”也非“文学”的文艺批评这种奇妙的活动，恰似一个必须时时转动的陀螺。柄谷说，正因为有了小林创造出的充满紧张感的游戏场所，他才能在美国=“思想”和日本=“文学”之间摇摆不定，展现出作为“陀螺”的行为举止。
但是，在前面整理的②到③的时期，特别是③以后，柄谷就不再把自己的行为定位在这种紧张感之下了。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肆虐，所以只要使用康德和马克思，就可以摆脱日本贫乏的话语环境，建立起普遍的原理。
另一方面，在那里被搁置的东西，反动地回归到日本的话语空间。在最新的作品《力量与交换样式》中，小林、柳田和津岛都没有登场，而是赤手空拳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峙。但是，身为批评家的他，不得不这样写道:他对普遍原理的厌恶，以及为了卖东西而为读者服务，使他在文学刊物上发现了与自己的哲学体系相结合的东西。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种不成熟的分工体制[6]。
不过，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送走小林之后，柄谷曾有一段时期致力于“底座”的制作。那是与浅田彰共同编辑的杂志《批评空间》时期，特别是在该杂志上刊登的“近代日本的批评”(《批评空间》1989 ~ 1991)项目。这一尝试衍生出了《批评与后现代》的路线，即在贫乏的日本话语空间中生存的知识与世界思想潮流相重合[7]。
东浩纪在继承这一尝试的《现代日本的批评》(《言论》2015 ~ 2016)中写道，通过《近代日本的批评》，“形成了‘以柄谷行人为中心的批评磁场’”。但是，在柄谷开始自称“思想家”的今天，这种对东氏的观测也逐渐成为过去。
因此，虽然过去的《批评空间》和《言论》会让读者产生既视感，但有必要重新(无论多少次)开始建立批评的基础。因为批评这种暧昧而毫无根据的行为，会不断地要求旋转陀螺和旋转陀螺这两种行为。正如东所说，无论是“近代日本批评”还是“现代日本批评”，都是以柄谷行人为主轴而成立了历史性的通观论的话，这一观点是通过获得伯格尔恩奖——而且浅田彰也是大泽真幸、国分功一郎也参加了颁奖仪式，并对此表示称赞。现在，我们甚至不能像陀螺一样自由转动。被学院派权威化的“思想”与被割裂开来的在野、作家式的“文学”之间，反复遭到论战，只能被迫进行不自由的后退战。这是我在制订本企划时对现状的认识，也是我首先提到柄谷的理由。
那么，跨越这种毫无意义的撕裂状态，应该从哪里开始确立新的基础呢?通过对柄谷自己的教材的重读来引导这条路，本文就此结束。就像某一时期柄谷接手了小林的空位一样。
三、暧昧的文章及其伦理
在我面前有几位优秀的前辈，证明了批评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自我表现形式。所谓惊心动魄，是因为它本来就严格禁止自我表现。这给了我难以抗拒的魅力。(中略)怎么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最伦理的问题，这里包含了一切。批评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成为文学。
(柄谷行人《批评家的“存在”》，1971)
年轻的柄谷认为，批评既是“自我表现的形式”，又是“本来严格禁止自我表现”的奇妙行为。然而，尽管柄谷曾说过这种“惊心动魄”是“批评可以成为文学”的地点，但某个时期以后的柄谷却将“思想”与“文学”巧妙地分开了，从这种暧昧到极点的玩陀螺游戏中走了下来吧。
在他的笔下，“批评可以成为文学”又是“伦理”姿态的问题。如果读不出这种“惊心动魄”的活动的双重性，那就不是读者的“技术性问题”，同样是读者的“伦理性”姿态问题，即对“文学”的素养问题。
作为可应用于全球的普遍学问的“思想”和作为自我表现的流泻的“文学”，这种稳定的辨别性——现在只有这样——让阅读的我们感到安心。相反，批评在“思想”和“文学”之间所占据的暧昧的两义性，通过作者的“伦理性”姿态，逼迫读者的你也“伦理”，使我们陷入不安。
如果说有坊间所说的“批评的衰退”现象，那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只为了让彼此安心而写作。前面已经说过，在《批评与后现代》之前的时期，柄谷生活着这种紧张感。那么，读者应该如何参与其中呢?以柄谷的文章与将其作为读者的“伦理”问题来解读的某位后续作者之间的关系为例。
斯图尔特·休斯指出，1930年代的法国处于知识锁国状态。众所周知，这种智力贫血状态在生理上要求后来生硬地引入德国哲学的生硬语言。小林秀雄所接受的法国知性干练，换句话说就是智力贫血。因此，小林秀雄的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鼎盛期，生硬的概念以暴力手法出现的时期，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至少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分化，但在马克思主义灭亡之后就没有了。而且，在实际的锁国状态中，留下了异样美丽的洗练的语言。
(柄谷行人《关于交通》1979)
这篇文章是在小林还在世，柄谷试图通过否认小林的影响自立的时期写的。对于这段叙述，福田和也嘲笑道:“这一切都与事实相悖”，但随后他又写道:“我不得不承认，在对文章的意义感到反感的同时，我被文章的力量所压倒。”[8]
福田说:“在仅仅告一段落之后，他创造出了一个公式，即30年代法国的洗练=锁国=贫血→小林秀雄的洗练=锁国，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交往的公式相对立。这是柄谷批评的本质，“把读者拖入问题的核心”。福田再次强调，“众所周知的事实”“换句话说”“也许是当然的”，经常夹在中间的断言和跳跃，“贫血”“暴力”等刻意使用“生理性”的语言等，也进一步提高了叙述的速度。提高了感觉和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福田所惊叹的那样，这样的文章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只能是批评。因为这里传达给读者的，既不是有说服力的逻辑展开，也不是文献调查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他又巧妙地讲述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决将迫使小林陷入知识紧张的故事。仔细想想，如果读者从中有所感触，那完全是一种奇妙的行为。
前面，柄谷说过，接受这种扭曲文章的写作“技术”，以及既非“思想”也非“文学”的暧昧立场，才是批评家应有的“伦理”。反过来说，这样的文章也拷问着读者的态度。因为如果将上述文章作为“思想”来解读，想要抓住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知识状况和小林形象的一鳞半爪，必然会失败。
同时，把它作为安闲的“文学”读物而一扫而空的人，连其中蕴含的知识紧张和修辞技巧——即连本来意义上的文学——都无法理解。读者所需要的，正是像从柄谷手中接过接力棒的福田所正确阅读的那样，在嘲笑之后，让人不由自主地深思熟虑的技术=伦理。这就是柄谷在福田身上找到自己接班人的原因[9]。
于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批评的理想继承方式。柄谷曾经接受过小林的尝试，尝试用文章创造出毫无根据的空间。从柄谷到福田，再到你，就像陀螺旋转一样，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卷进了作者的思考，这就是所谓的批评这种奇妙的运动。
柄谷的文章中，不存在具有说服力的逻辑展开，而只有一种扭曲的自我表白和对读者进行思考运动的引诱，表明作者正带着紧张感与某件事对峙。他以自己作为陀螺旋转的方式，逼迫读者也跟着旋转。如果你想读的话，从近年来柄谷的著作中也能感受到这种邀请。例如，试着引用最新作品《力量与交换样式》中的任意一节。以下，为了区分柄谷的文章和柄谷对黑格尔、马克思的引用，将前者用加粗字体表示。
例如，黑格尔对因为大门(精灵)对他说“不要去议会”而去广场开始问答的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
带着确信做出决断的独立性，在苏格拉底身上会以怎样独特的形式存在，这是另一个问题。(中略)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会发生的，所以在苏格拉底的情况下，知识与决断和思考有关，本应有意识自觉地产生的事情，以这种无意识的形式被接受。(《黑格尔哲学史讲义》)
为什么苏格拉底会去广场进行讨论呢?其理由不明。但重要的是，他并不是意识到这一点才这么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说大门就是苏格拉底的“无意识”呢?黑格尔是这样认为的。可以说，在公开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弟子”的时候，马克思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实际上，在《资本论》中，关于交换中会产生什么，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因此，人们把他们的劳动生产物作为价值而相互联系起来，并不是因为这些物在他们看来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物质外皮。(中略)他们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但是他们是这么做的。所以在价值的数额上，并没有写价值是什么。(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作为“黑格尔弟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入了“无意识”，或者说引入了“精灵”。
(柄谷行人《力量与交换样式》2022)
柄谷举了很长一段引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段落，这样的文章也只有批评家才能写出来。在这本书中，关于黑格尔的部分总共有两页28行，关于马克思的部分也有半页，引用了五行，但柄谷对这些引用没有进行任何注释或解说。如果是论文的话，从上面的破绽读者勉强能了解到的一点是——由于引用的地方过于庞大，引用和前后的说明几乎看不出对应——柄谷自己读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后这样想。同时也迫使读者思考。
认为黑格尔读解和马克思读解是错误的“哲学”式的反驳，在这里只能是空转。与此同时，他的主张通过过去哲学家的假面具，表现出“文学”特有的扭曲的自我表白的形式，即“黑格尔是这样想的”、“马克思也是这样想的”。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通过重温柄谷的思考运动，开始被卷入既非“思想”也非“文学”的暧昧的批评运动中。是去还是去，考验读者的“伦理”，就是在这样的维度上。对柄谷来说，批评是在“政治与文学”直接关联的层面上进行的。柄谷行人作为模棱两可的批评家所带来的，正是这种历史性的转变[10]。
不幸的是，在现代，作为普遍的学的“思想”和作为由此被辨析的剩余的“文学”彻底地分割了议论。从note这个媒体开始的这个企划，以及刊登在上面的我的这篇文章，你依然可以轻松地跳读。这时，读者的伦理就不会受到质疑。近来，“批评的衰退”、“后批判性”等说法，作为不要任由批评运动发展的借口而发挥着作用。
福田和也以“我读到柄谷行人的批评文章时，尤其感到吃惊”开始了前面的论述。现在，读者需要的无非是一种力量，即常常因文章的跳跃和误识而“目瞪口呆”，同时又被其中蕴含的企图所“压倒”。就像柄谷读小林，福田读柄谷，我们读福田一样，批评是从阅读开始的。
重要的是如何巧妙地被煽动，如何巧妙地读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柄谷行人在“思想”和“文学”之间不断地表现出奇妙的摇摆，通过他自身不稳定的运动不断地煽动读者，对我们来说，他仍然是一位值得好好地重新阅读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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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achel Bauch“Annual Berggruen Prize for Philosophy & Culture Awarded to Japanese Philosopher”kojin karatani”(2022、12、8、https://www.berggruen.org/news/kojin-karatani/)。译:上述的翻译上转载的prtimes文章参照了(https://prtimes.jp/main/html/rd/p/000000001.000113157.html)。
[2]企划书发表后,赤井浩太·袴田美发行共同执笔的文章“新企划尘姨太太新人关于编辑辅助班比爱情”(2023·4·28岁,https://note.com/jimbunsho参照in/n/n90301295091a)。
[3]关于NAM (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可以参考我协助编辑的吉永刚杂志《NAM综述》(航思社，2021.2)。另外，关于那个时代的背景，请参考笔记报道《批评=运动的未来/为了过去——编辑《NAM总结》》。(https://note.com/itsukimatsuda/n/n7e9a16b79f3e)。
[4]在人文堂网站，2023年2月开始连载。黑格尔说:“我的神秘柄谷行人回忆录”(https://book.asahi.com/jinbun/article/14828259)。
[5]柄谷行人《不是我，是风——津岛佑子的转折》(《群像》2018·6)
[6]附带提一下,有柄谷的批评对待其模糊之间经常发生动摇的,当初开始其辨别贼喊捉贼的莲实重彦。关于这一点，福田和也也提出了尖锐的意见。福田和“莲实重彦为什么那么多么?”(“诸位!”1997·2)为首的福田的评价。
[7]例如，这一时期伴随柄谷的浅田彰，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的福本和夫等人结合在一起，而是将与他们对峙的批评家与欧美的知识潮流结合在一起——例如，小林秀雄就模仿本雅明被——。(Akira Asada“A Left Within The Place Of Nothing”，新Left Review, 2000)。
[8]福田和也《柄谷行人与日本的批评》(《新潮》1993、11)
[9]柄谷行人·福田和也“禅让?”(《小摩尔》1997·7)
[10]规定战后日本文学的“政治与文学”这一命题，因柄谷行人的登场而遭受了决定性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我曾策划过的特集《重新思考“政治与文学”——七十年代的分水岭》，以及在此发表的拙论参见《“政治与文学”再思考——案例研究·井上光晴与大西巨人》(《国文论丛》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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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松田树1993年出生于大阪府。爱知淑德大学创造表现学部助教。以中上健次为中心，进行战后日本的批评和文学研究。以“为批评的运动体”为名的同人志《近代体操》的主宰和运营。关于柄谷行人，以前曾担任吉永刚杂志《NAM总结》的编辑。主要论述有《归乡熊野——中上健次《化妆》论》(《国语和国文学》2020.8)、《村上春树的“移动”与“风景”》(《近代体操》2020.11)等。现在，以中上健次的博论为基础的书籍正在准备发行中。
下次预定6月21日(星期三)更新。大家稍微了解踏丈夫先生请来絓秀实。
标题设计太田阳博(GACC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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