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展望民主秩序体系中公民精神的科学
《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第五部分：进步的可能性
导言：进步的可能性涉及存在和变化中的持续性。这个问题深深植根于由人类社会的生活所构成的语言的母体中。然而，进步的可能性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能力。未来仍然是未知的。人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关键在于技艺——人造物关系中的反思和选择。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回顾研究的历程，总结基本的异常情况，它们能够使我们对于民主的意义得出一些结论。在进行选择时如何编织计算之绳仍然是个问题。我们必须基于年少时的经验，它们会促进反思和选择语境中的研究，我们必须这样做，其方式与发展结社的科学和艺术协调一致，它是一种公民精神的科学。不管人们通过选择和反思能够成就什么，这些成就都只能通过讨论、反思、选择和理智的行为获得，而不是通过控制和命令他人获得。讨论、反思、选择和理智的行为作为创造性的努力被有效地动员起来，意味着一种有自愿性质的决定和愿望。这种创造性的潜能对于民主社会中的生活，对于和平进步的可能性，都是十分关键的。
第十一章 展望民主秩序体系中公民精神的科学
在这一研究中，我努力去理解民主最基本的考量，而不讨论特定民主社会中的多种多样的具体问题和它们的症候。如果人民要统治，社会的成员应当了解如何管理他们自己。他们不应当假定，政府对社会实行监护，驾驭社会，指引社会。民主（democracies）在未来人类文明中的作用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它们是人们构造出来的，需要加以仔细地关注。那些关注民主社会的构造的人们，需要特别关注发展一种公民精神的科学和公民启蒙。这种科学不应当局限于在学校中对学生进行教育。它应当是一种为所有人学习和应用的结社科学，如果我们要承担责任，过自己的生活，在扩展到全球范围的多种多样的变化着的条件下学会与他人一道工作，我们就会需要它。
如果人们被免除了思考的烦恼和生活的困境，在无限制地追求策略性的机会主义的情况下，民主社会时脆弱的。这样的条件累积起来，会使社会蔑视人的理解和理性的思考。如果每一个人都专心于以他人为代价追求策略性的机会，总的结果就是文明被践踏于脚下。欺骗、自我欺骗和策略性追求的问题，只有通过在技艺——人造物关系中应对问题的拓展经验中，才能得到缓解。如果个人能够学会在开放的技艺——人造物关系中成为熟练的技艺家，与其他熟练的技艺家共同工作，他们就具有自我管理的潜力。民主社会的挑战是通过学会与他人一道工作来扩展知识和技能的领域，与他人一道工作的方式要能够增强纠错能力，而不是虚构欺骗和自我欺骗的模式，以安息、嘲弄和恐吓人们的心灵，使其陷入一种无助状态。对于与民主的意义有关的政府、国家和权利关系的作用，存在着有争议的观念，我将回顾这些观念的线索并且将它们放置在一起。
一、回顾
我的开始于有关美国政府体制建构中观念与事实关系的一个困惑。关于那个“实验”的意义存在争论。作为一名年轻的政治科学家，伍德罗·威尔逊有力地挑战了在美国宪法中表达出来的设计观念，《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美国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名外国观察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以及詹姆斯·布莱思，给我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补充和分析，两名卓越的美国学者，哲学家约翰·杜威和政治科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也是如此。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论述是由一些关键性的概念塑造的，但他们的分析模式彼此间并不能以相同的单位加以度量。
1.权力关系
在这些著作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异常情况，我的解决方式是得出结论，拉斯韦尔所定义、布莱思和威尔逊所运用的权力关系，在谈论与威权社会相对的民主社会时，并不能使我们前进多远。威尔逊强调的是议会制度中的责任政党政府，而不是人们和公民的公民责任。布莱思的重点是投票的多数——大众的主权，而不是在公民社会中发展出结社关系模式的方式，以及根据多样的治理工具来行使宪政选择的特权。拉斯韦尔的权力概念接近于支配的概念，意味着对他人行使命令和控制。强制能力的缺失等同于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状态被认为是超出了政治科学的范围。
……因此，自主治理的原则可以应用于社会中存在的多种结社关系。这些原则总是受到那些先发制人的人的威胁，他们通过策略性行为，将统治联盟或封闭的同盟集中在一起。只要可以维持一种研究的文化，相互关联的利益之间可以进行公开的讨论，就有获得启蒙和解决办法的途径。这种途径与公平的标准相一致，而这种标准则是黄金律中隐含的规范研究方法所固有的。因此，通过共识解决矛盾就是重建共同知识和共有理解的方式，以维护与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责任和信任的基本要素。这是自主治理的体系能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只有处于日常生活困境中的人们学会如何自主治理，发展出与他人互惠的建设性的关系，我们才能期待民主作为一种有活力的生活方式发挥作用。交易费用不可能降低到这个最低的程度之下，而不使民主社会陷入危境。当任务是建立社会和人力资本时，资本的花费不能够被看成是一种懈怠。
有规则的有序关系体系要经受挑战，要对其内涵和意义进行研究，它为解决冲突的过程所改变和肯定。规则在任何时间点上的静态性质揭示出规则在时间长河中的动态性质，结构性的和威权的（authoritative）关系对于被授权（authorized）的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补充，赋予有规则的有序关系以一种动态性质。动态是对静态的一个重要补充，因为在现在发生关联的人们是同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规则、结构和引起变化的过程彼此之间互为重要补充。
拉斯韦尔将与民主联系起来的那些属性，自我责任、自愿、公平、权威分散、可挑战性（可争议性）以及均衡，都不是对他人行使权力有关的属性。相反，它们是与他人一道行使权力的属性。与他人一道行使权力发生于相互可以达成一致的契约关系模式中，其中社会责任模式为那些构成多种多样的结社模式和关系共同体的人们广泛地分享。在圣经传统中应用于契约关系概念的基本戒律是与共和传统一致的，共和传统是根据罗马共和国的早期传统中的共同事务（res public）和希腊共和国的城邦而构想出来的。与之一道的权力关系（power with relationships）适用于人们选择如何与他人联合而不是被他人统治。雅典帝国和罗马帝国使城邦、公共领域和民主的精神陷入危境，导致了它们的毁灭。
托克维尔承认，“尽管权力必然存在于某处”，它“可能以一些方式被分配”。他将“人民主权原则”等同于与之一道的权力关系，其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同等的权力，平等地参与到国家的管理”，这里国家指美国各州。托克维尔问道，为什么这样的个人要“服从社会”，他详细说道:
每个个人总是被认为与他的同胞公民同样有知识、有德行、有力量。个人之服从社会，并不是因为他比管理社会的那些人低劣，也不是因为他管理自己的能力不如别人。个人之服从社会，是因为他明白与同胞联合起来对自己有利，知道没有一种发生制约作用的权力，就不可能实现这种联合。因此，在同公民相互应负的义务有关的一切事务上，他必须服从；而在仅与他本身有关的一切事务上，他却是自主的。也就是说，他是自由的，其行为只对上帝负责。因此产生了如下的名言：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唯一的裁判者。除非社会感到自己被个人的行为侵害或必须要求个人协助，社会无权干涉个人的行动。
托马斯·杰斐逊说过一个观点：
我们（新美国民主的奠基者）相信，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天然被赋予权利，有着内在的正义感，因而可以通过适度的力量使他避免去做错事，而保护他做正确的事情，这些权力被委托给他所选择的人，并且依靠他自己的意志使他们负起责任。
杰斐逊将这个观点与欧洲的假定做了对比，那种假定被认为“处于多种联合体的人们不能被限制在秩序与正义的界限之内，除非通过独立于他们的意志（选择）的当局在物质上和道德上对他们挥舞强力”。对于人类社会的治理来说，对之行使权力的关系和与之一道的权力关系（power over and power with relationship）之间的区别是极为重要的。
☐ 个人思考难点：两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动态的运作中的权力关系、静态的权力关系结构？）
2023.07.31
如果人类社会的成员普遍地具有契约关系的概念，他们就可能创造和建立起这样的责任模式，它们表现出道德的重要性，值得公众加以详细审查。这样的情况不会产生单一的、全面的、统一的法典，而是产生建立在共同基础之上的、多系列的规则的互补模式。基于衡平原则的法学可以用来根据规范研究的基本模式去知道程序，以达到不同关系模式的互补，而规范研究的基本模式的根基是黄金律或者是等同于黄金律的定律。用普遍的规则和规范限定人际关系中的所有细节，这使每个人都成了法律义务的奴隶。
如果对之（人类社会）行使的权力关系这个核心组织概念对民主社会的建构来说是边缘性的话，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依靠与之一道的权力关系概念，重新构想民主社会汇总的秩序模式的建构。这里将面对一些异常情况。霍布斯的权力断言：“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权力，就是用现有的手段，去实现某个未来的具体利益。”这等同于有关基本的技艺——人造物关系的说法，它可以适用于任何人类事业中的任何人的作用，这就是有目的的活动，通过人的自主的神经系统的运用以及获得他人帮助的潜在可能作为中介。
然而，霍布斯选择了作为唯一的主权代表的最高权力，而不是那些被代表者的主权。依靠作为权力的单一主权代表的权力，使霍布斯的主权者处于违反第17条自然法的位置上：没有人在关系到他人利益的问题上是自己方面的合适的裁判者。霍布斯的阐述也产生了一个反常的代表，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代理人，他在行使一个国家的主权是成了最终的主人。一个主权代表大约代表那些被代表者。霍布斯的主权者理论中存在着一个进一步的反常情况：法治不能应用于主权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应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 唯一的主权代表的最高权力——成为一个组织的独裁者。然后，法治将不能应用于主权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应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依我的判断，美国的联邦主义者和托克维尔所构想的可能性是霍布斯没有把握的。这些要素可以在《利维坦》中看到，在霍布斯所说的民主概念中，最高权力存在于全体集中到一起的议会中。所有公民组成民主的议会来行使最高权力，其可能性只存在于有共同知识、共有的理解、公认的社会责任模式、足以构成一个议会的彼此互信的情况下。
关于谁可以参与、如何组织程序、谁确定议程和控制程序、如何选择议会的代理人并使他对议会负责等许多问题都必须通过议会的规则加以解决。这些问题会需要多种决策规则，而不是假定的单一的规则，运用于不同类型的决策中。只有当议会的规则运转良好，是议会的组成部分时，由议会进行统治才会发生。这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一个议会要运转良好的话。如果这样的条件在一个有效的、为议会的程序规定了条件和期限的契约中被明确出来，那么就会存在一部宪法，作为有效的契约，并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需要明确的是基本的组织原则和界限，而不是每一个偶然情况的详细的规则。
我们马上就会遇到大范围的协商会议中所固有的听说关系的对称问题。孟德斯鸠试图通过联邦的概念来谈论和解决规模的问题，作为创立与之一道的权力关系的体系手段，它既适用于小共和国，也适用于作为联邦被组织起来的大共和国。孟德斯鸠联邦概念的失败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设计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联邦党人文集》的第15章和第16章特别论述了这个问题。
……
从发源于一个最高权力的对之（人类社会）行使的权力关系到与之一道的权力关系视角的转变，对结社的科学和艺术有着重大的影响。宪法的契约性质确立了治理的期限与条件，其中权力的基本行使是有其界限的。契约社会依赖于有区别的权威关系（authority relationshiips）分配，其中有些人行使特殊的代理关系，但没有人能行使最终的的、绝对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超越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对其进行挑战的范围之外。然而，这样一种权威关系体系要依靠公民的心灵和思想习惯，这种习惯是由结社的科学所告知的，并且是以一种结社的艺术来实践的，为“一切人所研究和应用”。这样一种关系体系的累积的性质所产生的是一个自主治理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由国家统治的社会。
……
民主不能被局限于政府单位中，它们没有考虑生活中的文化方面，这些方面表达于生活方式中，养育孩子、形成身份、塑造后代的结构和依恋。像国家、社会和市场这样的抽象实体是不会养育孩子的。
……
如果如拉斯韦尔所主张的，社会是由一个同一主题（研究的对象）的相互补充的方面所构成的话，那么社会的自我理解的适当标准，就是在分析、构造和维护社会关系中所使用的分析视角的补充。一位人类学家的分析视角，不仅可以应用于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分离的生态小环境中的原始社会，也可以应用于任何社会中作为制度事实和人为结构而被观察到的事件。伊本·卡尔顿的著作反映了这一点，他将人民与地点看成是通过文化联系起来的，而文化的意思是在某地的生态环境中培育出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进行培育的人民通过变成或成为某个地方的培育者而改变了自身，那个地方成了他们的居留地——即培育者。
☐ 思考：培育者和被培育者，成了居留地的文化传承。
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法学家、立法者、语言学家、文学艺术家、哲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研究者以及一切提供其他视角的人们。如果这些分析视角的综合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中的秩序建构，人们可能会渴望对人类社会中生活的文化（意为培育）的方面，以及它们在生活方式中的表现有更好层次的意识。因此，对管理者来说，就是要以构成与他人一道工作的方式促进生产性的努力，即参与多种多样的事业。
这些问题不能由缺乏互补性的专业化来加以解决。由于人是会犯错的，他只能获得有限的理解，越来越细的专业化会使他成为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所说的“有学识的傻瓜”。依靠市场和国家这样的抽象概念会引起一种官僚意识，其中工资单上的一份工作被假定为是有意义的生活所必需的，其中官僚方法的理性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理性让位于官僚理性，官僚理性让位于腐败，生活让位于无助和失望。
作为一种替代，这些问题可以由这样的人来讲述，他们是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科学以及人物学科中的有才能的技艺家，是生活的不同方面的技艺家，他们学会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与他人一道工作，这个环境以拉斯韦尔所说的那些民主的属性为标志，对于从共同的努力中所产生的预料之外的结果（这样的问题），对彼此进行挑战。预料之外的结果意味着反意向和反知觉的效果，表明要重新阐述观念起作用以达到效果的方式。……
在非市场的决策中极为重要的一些基本因素包括这样的一些条件：知识和信息条件，法律和秩序条件，生产、分配和使用条件，信仰、同情和信任的条件。把这些条件看成是研究焦点之外的参数，是不适当的。在文化与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中，将外生的参数转变成内生的变量是扩展研究前沿的一个重要方式。新一代的学者和实践者需要有与他人一道工作的经历，他们会带来互补性的技能去从事文化/社会现象的研究。随后，在学习如何挑战种种模式的欺骗、自我欺骗和机会主义时，他们可能发展出适当的技能，足以改进这种强烈的动机，不再增加这样的倾向。
2.界限、欺骗和机会主义的追求
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一个单一的选择标准可以用来既考虑货币化关系又考虑非货币化关系，或者既考虑生活中的可数量化方面，又考虑生活中不可数量化的方面。如果宇宙中存在着一个一，这个以是不可能被数量化的，除非作为性质上的重要性的指示器。效用最大化或交易费用最小化，可以认为，在可区别开来但同时又是相似的项目的一对一的比较中，这样的计算可以运用于可替代的选择，但其运用的方式不可能等同于它运用于认知选择和宪政选择的方式。依靠一个单一的、可以详细说明的选择标准，例如效用，就是将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单向的领域，见木不见林，因为所有的树木挡住了视线。人们只有通过与森林打交道，生活于其中，才能开始理解森林。而森林也需要经过培育以实现其潜能。
民主社会中宪政选择的契约性质表明，契约的性质并非是纯粹的理性构造。霍布斯所想象的是，产生了一个国家的契约是一个理智的构造，它的表达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如果公民要为治理和保卫他们自己承担责任，民主社会的结社关系中的契约就需要成为起作用的安排，它们要规定治理的一般期限和条件。所有的权力分配都有其限度，由于否决权而得以强化，这种否决权为在多种多样的舞台上提出挑战和争论提供了机会，而这些舞台则求助于操作的、司法的、立法的、政治的和宪政的过程。如果所运行的契约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就不能维持这一结构的特性。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注意到树木、森林的生态是无法维持的。对森林来说，其他植物、昆虫和其他生命形式的补充也是必要的。
在构造公平游戏规则时所做出的选择能够满足一般统一（共识）的标准，伴随着这样的假定，治理体系可以根据公平游戏的规则加以引导。根据公平的标准寻求正义，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进行决策，有关知识的可靠性的决策。所有这些都可以植根于一般统一的基础之上，它在人民的自治共同体中创造出共识、知情的同意、互惠和信任的条件。然而，这样的潜在可能性总是脆弱的，要面对逃避、口是心非以及有些人以他人为代价追求特殊利益，将观念用作党派武器向他人开战。
美国联邦主义者和托克维尔能够认识到，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民主如何能够用来塑造权力关系的结构，而其塑造的方式则是可以适当地被设想为是自主治理的社会的组成部分。这样的概念要依靠过去在构造自由城市、僧侣秩序、宗教会议、商会、手工业行会、农会、市场以及人们结社的其他模式中的经验。再一次基于契约关系的原则来重新确立联合的关系共同体，与此保持一致来寻求解决冲突，这是在时间中，通过一代一代人来维护自治社会的契约性质的方式。这样的一条道路要有创新才能更加通畅，而创新要与人类社会的秩序模式中的启蒙、自由、正义、互惠、互信相一致。
竞选活动类似于操纵符号的战争，它是运用言词的战争，而不是使用其他暴力武器的战争。言词的战争被认为比用其他武器进行的战争危害小一些。短期来看或许的确如此。然而，长期看，言词的战争可能如此具有破坏性，它们使公开战争中的伤亡变得渺小。言词的战争可能毁灭文明。在这样的战争中，观念在人的思想、行动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中的作用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意识形态而表达出来的疯狂的叫喊和呼啸的口号。人们根据技艺——人造物关系来理解起作用的契约的意义，以此来研究和实践结社的科学和艺术，在言词的战争中，结社的科学和艺术得不到发展，为支配决策而斗争导致忽视解决问题的能力，丧失与技艺——人造物关系有关的能力和技巧，以及语言的腐化和人类文明的衰落。这样的环境会使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践踏文明。
约翰·多斯·帕索斯在《威尔逊先生的战争》中提到了伍德罗·威尔逊的一个论断，这是作为美国总统的他在1917年5月18日的征兵公告中说的。威尔逊总统断言：
在我们曾经认为军队是什么的意义上，对这场战斗来说不存在军队。整个国家都被武装起来了……我们所要为战争塑造和训练的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常备的、训练良好的民兵，为战争训练和塑造一个国家必然会使民主陷入危境。为一场预料之外的战争训练和塑造一个国家，这需要指挥官的智慧。……在谈论人类社会的问题时，用战争的修辞替代运用分析能力，这会使人类的理性陷入危险。当学者们成了党派人物，在党派斗争中将观念运作武器，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对学术的承诺。
将文字写在纸上永远不足以在人类社会中得到有见识的和合法的关系。相反，行动者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同情、技能和理解能力，以便在努力获得创造性潜能的所有和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
语言的这些用法标志着官方语言和双重思想，它们开始弥漫于欺骗和自我欺骗的模式中，这些模式是当代世界党派政治对话的语言所特有的。谈论政治迷思、教义、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成了一项玄妙的事业中的一部分，在这项事业中，词语的崇拜成了一种偶像崇拜形式，它允许口是心非地去统治。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学者们太过经常地将语词当成武器来批判彼此，成了使用国家权力强迫“公民”（其实不过是臣民）的活动的共谋者。无论如何，在对比作为总的实体的英国和美国时，并不太容易进行一对一的比较。在人的经验的可比类型的语境中，对特定制度安排的仔细分析应当允许对人类事务进行更加首尾一贯的对话。
有关历史过程的倾向问题也需要加以考虑。罗伯特·米歇尔斯《政党》中的结尾段落：
在民主的历史潮流中所发生的的连续的波浪表现出一个“残酷的游戏”，它会“持续下去，没有终点”。只要存在面向欺骗、自我欺骗和策略性机会主义模式的实质性动机，我们就可以预料，这样的斗争会持续下去，不管哪个政党获得了统治权。对于民主的政府模式为什么可能侵蚀“社会和人文的理想”，腐蚀杜威的分析中的“公共性”，这种策略性的思考提供了一种解释。
☐ 这种对于民主制度的悲观性，如同资本的贪吃蛇属性（无限增生、无限利益）。只要有欺骗、自我欺骗、策略性的机会主义的实质性动机，真正的民主就会一直遭到腐蚀和破坏。
……
与人类社会中秩序模式的范围、领域、周期有关的人类经验在实践世界中的可隔离性，需要根据人们究竟想做什么来加以确定。
在一个与民族国家的疆界等同的领域中，去确立变量的法则，这一法则所假定的公约单位的系列既是相互排斥的又是无一遗漏的，并且这个领域被认为具有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的特点，我认为这样做是荒谬的、愚蠢的，既能带来欺骗，也能带来自我欺骗。
☐ 什么意思？怎么理解？这个系统的建立太庞杂、详尽，期待这样一个系统本身就是不理性的（不是人力能做到的）。
盲目信仰知识并非是柏拉图的洞穴人解决知识问题的适当方式。
二、何处转向
多数暴政和民主专制如果结合在一起、互为补充的话，民主社会的脆弱性就产生了一个极具毁灭性的可能，不能等闲视之。摇摇欲坠的不仅是社会制度方面，而且是构成了“他们的心灵特质”的“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理智的状况”。政治的危机由于文化的危机而更加复杂。这些就是需要对人类事务的更为一般的过程进行批判性反思和研究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以及威尔逊、罗斯福和尼克松所进行的范式的转换只是提供了不同版本的官方语言和双重思想。两种版本都认定国家是为了一切人的共同福利的独一无二的联合体，而不是浮士德式的与恶的工具的交易。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它对人类认知的限度提出了挑战。
1.宪政选择
宪政选择的语境中存在着杠杆作用的关键点。如果局限于一部单一的宪法，以某种方式假定了主权者与人民之间的契约，那些潜在的可能性也不过是些幻想。依我的判断，这样的一个概念纯粹是头脑的想象，不能满足经验可靠性和公开可重复性的标准。相反，托克维尔所指的结社的科学和艺术意味着，宪政选择的原则可以应用于一切持久的人类关系模式中。有关持久的人类关系协议并不只是单纯的交换关系，而是广泛的承诺，最贴切地说是具有契约性质。也许用结社的科学和艺术的复数形式更为适当。因此权力的分配总是意味着可区别的和互补的方面，适合于结社关系的更一般的配置。权力的分离总是意味着权利的分享。不管什么立场，要保持起自主性，有能力行使否决权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人民和公民的来说也是如此。行使否决权的能力也具有陷入僵局的危险，除非可以通过解决矛盾的过程，来调解作为麻烦信号的冲突。
解决冲突的过程首先要寻求公正和公平的解决办法，它所产生的是对手之间的共识和共情的同意，他们试图在那些联合在一起的人们中间重建共有的理解。因此法律的核心是有关衡平法学的原则，而不是刑法学，我完全承认在民主社会的秩序构造中，刑法学具有重要的作用，不过其地位却大致是边缘性的。因为这一理由，我认为刑法学的要求与寻求一种衡平的解决方案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不管是应用于有规则的有序关系中的正当法律过程，还是应用于适合解决任何问题情境的正当的研究过程，公平在所有的正当过程中都有其地位。
必然存在一定的界限，问题不可能超出它之外，在当前和中间的时间跨度中得到解决。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包块中东、高加索、巴尔干和中欧，这样的情况大约都以一种夸张的形式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也盛行于不列颠岛、北美、法国和西班牙。通过占优势的强力进行征服，通过长期存在的多数派别进行统治，必然会遭遇抵抗。英格兰人征服了爱尔兰，并通过政治权威和军事力量来统治它，但爱尔兰人不断地进行抵抗。受支配的人民会发现抵抗的办法。如果他们被打入“地下”，沉默的阴谋就会伴随着黑社会的创立。秘密的协调必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腐败大行其道；这样的社会可能足够腐败，改革对它无济于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社会会变成腐化的民主体制，容易受到政变和民粹战士的攻击，由于无法进行宪政改革，它必然盛极而衰。如果不能够信任公民有权拥有武器（思想的和工业的），他们就不可能理解，政治权力的适当运用必然有其界限，如同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进行适当的抵抗（也有同样界限）一样。没有任何政府形式能够应付深刻的分歧。只有通过在最基本的层次上的研究和对话，这样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缝缝补补的处理必然会漏洞百出。
2.结社关系的结构
如果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首先是ta自己的管理者，一切人类关系模式就都既包含机会的潜能，又包含着危险的可能性。作出关系到他人的决策，对此承担责任，需要相当大的个人和本地知识的积累，它们是关于人们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情况的知识。
不管我们要做什么关系到他人的事情，我们都需要交流。借用霍布斯的权力概念来说，当我们用当前的手段去达到某个未来的具体利益时，通过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我们就将一种共同知识的背景集中到了一起，我们用这种共同知识作为资源来实现某种可能性。共同知识的更为苛求的概念假定，你知道我所知道的，反过来也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所共同知道的东西有着高度的了解。但实现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的手段中包含着涉及未来的因素，它们要求我们依靠和建立共同知识，作为结社关系的展开。进一步说，共同知识的所有部分都处于被制造、强化和挑战的过程中，它们也必须伴随着共有的理解，这意味着同意、并行不悖或共识。
2023.08.01
……当植根于共同知识中的共有的理解、公认的责任模式以及相互信任，在与他人一道工作的环境中作为在结社关系模式中的自主的、合法的对等物发挥作用时，我认为民主社会的萌芽就建立起来了。信任一旦被打破，值得信赖的关系就不能维持——这个同语反复太经常地受到忽视。对于信任的重建来说，承认做错——悔改——是必需的。
我们在很多方面彼此不同。我们选择精心发展彼此的关系，以依靠彼此不同的能力。在做我们想做成的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处于构造共同知识、共享理解、责任模式和相互信任的过程中，它们是至关重要的伴随物。这些努力具有建设性的性质。它们所反映出的是将宪政选择的原理运用于日常的人际关系中。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幼稚的承诺会忽视在解决问题的努力中，花时间去解释、去理解、去建立信任的重要性。如果建立人力和社会资本被混同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最小化会有巨大的毁灭性的潜在可能。
☐ 如果建立人力和社会资本被混同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最小化会有巨大的毁灭性的潜在可能。
☐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是太过简单、笼统地将人的结社的能力，统一归属于交易成本，无限地追求成本最小化，压榨作为人的结社的属性（共有知识、共享理解、共同责任、相互信任）。那么任何作为人的集合体（团队、企业、国家、国际）都会走向毁灭的道路。
作为一种选择，我们也可能试图去命令、隐蔽我们的意图，制造错误的印象，欺骗他人，动摇他人的环境，造成怀疑、不信任和敌意。基于命令和控制他人的关系体系会危害自愿的结社关系，一个社会，如果任何轻率的言辞都可以被看成是严重的罪行，要受到仓促的惩罚，包括后脑勺挨一颗子弹，思想的性质就不会导致自主治理的安排，除非是同他们自身的强制者形成阴谋同盟。秘密的、封闭的社会并不对公开的解决问题的研究模式开放。在相互信任能够建立起来以前，在秘密的、封闭的社会中从事改革的努力不太可能取得成功。
自由的条件需要勇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以自己的方式利用相关的知识、技能和理解能力，以便以建设性的方式与他人交往。倒霉的受害者不自由，在任何事业中都不能达到共同掌权，除非他们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些条件是使民主社会运转所必需的，因为人们在实践人的技艺时学会了如何与他人一道生活和工作。个人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开始能够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在建设性的工作关系中与他人一道工作，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自主治理的民主社会才可能存在。
3.人类技艺之源之间的路径
如果人类社会被看成是反映了人们用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言的发源地，这些发源地可能会形成关系网络，其中社会是由那些人构造和重新构造的，他们既是社会的“物质”又是社会的“技工”，他们的“合约”和“契约”构成了多样的结社模式。这些结社模式累积起来就成了国民整体，而它也不必局限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的国民整体。跟随这样的图像，我们可以去寻找容易犯错误的人们在技艺——人造物关系中所追寻的路径，这些关系成了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许多信号，在这个有关人类社会的秩序模式的猜想中，我们已经熟悉了它们。
我认为，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关键总在于一些关系模式被转化的方式，以创造一种由想象力所设想的新现实。想象的东西是某个未来的具体的可能性。如果要实现那个未来的具体可能性，人们必须依靠一些目前的手段，将世界上现存的事态——反映在人对那个事态的想象中——的发源地，转变成由想象所预期的某种人为的状态。以我的经验，所谓“归纳”不过是运用想象力，根据如果——那么的推理去罗列怎样——如果的猜测。是否能够根据现有的手段去实现某个未来的具体可能性，这对于人在进行选择方面的潜力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技艺是人类社会、文化、文明中的基本关系。它是观念与成就之间的关系的关键。
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深入到关系的不同层面中，它们在所达到的任何成就或投入的使用中，将物质条件和技术的世界和人的关系模式连接了起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在研究圣安那分水岭的洪水控制时未署名的工程师们的反思。洪水存在于干旱区域，似乎是天衣无缝的自然的网络，可以加以改变，储存洪水，增加处于砂砾锥形地区的广阔的地面上的水的渗透，那里山上的溪流带着泥沙汇入山谷洪流。一位知晓地质学、水文学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普遍原理的工程师，根据对当地情势的了解，开始设想另外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同时关系到经济上的机会，它们实现要通过改变自然的水情和旱情，为储存水以及安排水流去创造一种人为的水情，以更好地服务于那些忙于追求不同机会的人们。与洪水有关的“问题”隐含着广泛的“或然性”，既包含危险也包含机会，它们与生活的多个层面发生撞击。
有关问题情境的研究任务，是在构造发展模式中如何实现机会，同时对限制危险的方式保持敏感。怎样——如果的假设性猜想需要与如果——那么的推理联系起来。将研究限制在理性的专业范围内，对与怎样——如果的假设性猜想有关的研究范围强加了武断的限制，并且将自己锁定逻辑推理的约束性中。那些怎样——如果的假设性猜想和如果——那么的推理一样，对于人的理性都是至关重要的。演绎推理的过程不能超出“如果”条件起初的约定范围之外。人类理性的更大的范围需要考虑怎样——如果的假设性猜想，以容纳创新的潜能。怎样——如果的假设性猜测和如果——那么的推理互相构成至关重要的补充，而不是二元的对立面，它们使得人们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的杠杆作用，在存在与变化的过程中，将作为记忆的过去与作为头脑的创造的未来联系起来。主要的问题在于，通过将思维与行动相联系，将行动与所成就的东西相联系，学会如何将观念与行为联系在一起。
现在，南加州大城市地区的水的流动和储存的系统化的进程，从科罗拉多盆地、墨诺盆地和欧文山谷以及加利福尼亚中央山谷延伸下来，补充和改变了南加州海岸地区所有的地表径流和底下水盆的储存和流动。水通过沟渠和管道流动，每个出口都有阀门控制，把水提供给每一个用水者。大部分的出口汇入到贮存水容器中，并且以后又带着废水汇入排水设备中，通过回收设备用于灌溉或有限的工业用途，重复利用，进入适合一般用途的底下水盆，最终汇入太平洋。整个系统是一个人为的结构，建造在自然居住地的物质条件中，它是人们居住的一个场所，通过多样化的、伴随着定价和征税“机制”的有规则的有序关系模式进行选择。所有这些关系模式都以语言规范的技术的黏合剂作为媒介。例如，货币是交换中介，它是一种计算单位，由印在纸上的符号固定地表达者。
权威关系的形成模式表现了知识、交流、思想、选择、理解以及行为的储存与流动，它们表达于具有储藏和流动性质的结构和过程中，需要以与利用水的流动和储藏性一样的方式来理解和运用它们。这样的潜能依赖于通过重新构造权威关系模式，在合伙经营、重新安排和协调现存的利益时运用观念，在被流动资源的改变所影响的人们中，构造出正在出现的关系模式。
这些就是约翰·杜威在其《公共性及其问题》中所关注的关系模式。被改变了的水流和水的贮存的情态所影响的所有人，被所产生的结果所影响的所有人，即构成杜威所说的尚未成熟的公众——那些受影响的人。尚未成熟的公众如何被带入共享理解的意识中去，这取决于在开放的公共领域中所存在的决策安排，取决于探索如何来合伙经营、重新安排和协调既有利益的意愿，取决于为新的改变了的关系模式的结构做准备的意愿。杜威：作为伟大共同体的表达，国家永远不可能唤起人们有意识地理解圣安那盆地的洪水和干旱问题。在圣安那的调查中，公众局限于那些生活于、靠近于圣安那分水岭的人们。为洪水控制或者水的保持“区域”划定界限，通过知识、信息和共享的理解的流动与贮存来工作，这些构成了这样一种公共事业，它与国家的发现之旅是完全不同的任务。……伟大的社会（Great Societies）并非由对社会实行监护的单一的权力中心来组织。有认识能力的、有技能的以及能理解的人们通过与他人一起工作建设了伟大的社会，他们在组成与他人前后一致的关系模式中通过协调冲突来达到冲突的解决。
通过掌握技艺——人造物关系，人们能够获得为开始自主治理所需要的技能，而技艺——人造物关系可以运用于生活的不同方面，包括有关冲突和解决冲突的方面。他们可以获得技艺所特有的心灵和思想习惯。在面对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情况时，在合伙经营他们的资源中，任何技艺大师都能学会与其他技艺大师共同工作。这些是研究的文化得以出现的条件，其中冲突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机会，以阐明信息，列举论据，依靠创新的潜力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此来解决冲突。在努力与彼此的阐述做斗争的过程中，那些参与这样的讨论的人，同时也塑造除了共同知识、共享理解、公认的责任模式和相互信任的要素，它们是人类社会的秩序模式的组成部分。
……如果有关共同知识、共享理解、责任模式的共识已经在这样的一种程度上占据上风，以至于关系共同体中的参与者之间信任占据上风，共同体的条件也就得到了满足。这些是必要的“贮存”，用以补充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所特有的信息和知识“流”。迪米特里·莫尔加切夫，一位只上过三年学的俄国农民，在一篇名为《我的生活》的回忆录中，认识到了基本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他注意到：
……生活中的秩序，不仅是家庭中的而且包括社会中的秩序，只有当人们是诚实的，当他们有一样共同的东西，即对生活的良好和合理的理解，当他们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内心的信念）时，才可能存在。然后一些困难的事情，甚至不可能的事情都能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生活的时代，人们没有共同的哲学。旧的哲学已经过时，不再有任何力量，但还没有任何新哲学被塑造成形。这就产生了生活中所有的磨难和混乱，我们在世界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
在建立适用于知识体系（贮存）的共通性方面，那些关注观念的人有非常严肃的工作要做。这样的研究需要敏锐地意识到，在建构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相适合的人类社会的秩序模式时，普遍性如何与特殊性联系起来。只有通过学会与他人一起工作，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才能塑造与自治社会中的研究文化相适合的哲学。哲学并不局限于纸面上的词汇。为创造生活方式而设计出概念性的成分，就是公共哲学被构造的方式。
一些人掠夺另一些人，这样的机会总是存在的。……人们很容易受到欺骗，相信其他人要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不是去维护作为自治的关系共同体构成成分的共识的标准。然后，人们就会发现，契约性的关系结构已经为控制和命令的体制所取代。过分强调合法性，可能将生活状况转变为追求例外和偏袒，而这最终会导致生活的腐化、道德的放弃，每个人都处于受到法律条文约束的奴役状态，丧失自主治理的生活方式。
……和平的道路总是需要花时间去批判性地反思生活的不同方面，去探索与不同的选择模式有关的意义，这些选择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可以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得到它们。所有人类社会都是认识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网络。这些关系与认同（亲密的团体精神关系）的情感和感情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通过道德秩序的法则而结合在一起，它们是人类社会的关系共同体的构成成分。权力的分享要求权力的分散。自我责任的条件关键在于当一个人的立场（自主性、完整性）受到威胁时，可以有争论。制约和平衡的体制是可争论性所必需的。可争论性是说明信息、澄清论证、寻求创新以便解决冲突所必需的。
☐ 杨照读《资本论》说人是ta的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拓展为可选择（人的主体性、可以有异议）的人际关系的总和）。
拉斯韦尔把权力概念当成是政治科学研究的核心，我对此的批判是，这个概念切断了人们对适用于民主社会的那些至关重要的东西的思考。在民主社会，公民关注的核心需要更为广泛，他们需要更加关注社会秩序的构建，而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秩序。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将狭义的经济推理运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与效用最大化有关的自利概念忽视了规范研究的问题，它对于构造有规则的有序关系有根本的意义。霍布斯把人的权力概念看成是用他的当前的手段去实现某种3未来的具体利益，这提供了一个更为普遍的分析核心，它考虑到了任何问题性情境的相互补充的方面。
在一致同意的关系中，行使与他人一道的权力就会发生，因为每个公民都是在科学的“公共领域”、商业的“公共领域”、有规则的有序关系的“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的，这些领域时结社关系的相互补充的方面。在自主治理的社会中，和平的道路需要反思，既要反思人们到了何处，反思人们有关从前到过何处的叙述，也要反思在这条道路上下一步怎样走。我们人永远不知道那个最终的目的地。在多样化的结社关系共同体和模式中，在追求值得去做的事情时，我们需要学会熟悉他人。正义和福祉的普遍与公益的性质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与他人结社时都有机会对公益做出贡献。我们需要理解，为了实现这样的潜能，要如何去配置生活中观念的、关系的和物质的方面。
三、公民精神的科学
我的结论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新的世界”所需要的“新的政治科学”，是一门结社的科学，它是一种适宜的结社的艺术，为自主治理的社会中的公民所行使。这样的一种结社的艺术和科学与权威关系在这样一个治理体系中的行使是一致的，拉斯韦尔认为这个体系以下列属性为标志：自我责任、不偏不倚、权力的分散、可挑战性、自愿的关系以及平衡。……在那些由契约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中间，除了可挑战性和可争论性，我看不到其他的方式可以透过欺骗、自我欺骗和策略性的机会主义的迷雾，它们与有关英雄、天使、超人、魔鬼、恶魔的幻想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需要由那些人加以评估，他们根据有关过去的长期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承诺来审视事件的进程。我不能想象，如果在分散的权力体制中没有制约和平衡，民主社会何以能够维持。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孟德斯鸠认为权力制约权力对于合法的共和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样的共和国，在用权力制约权力时，依赖于道德共同体的美德，它们寻求与冲突有关的机会作为达到冲突解决的一种手段。……
一旦我们开始看到，我们在人类社会中所看到的“事实”是“制度事实”和“人造物”的表现，而“制度事实”和“人造物”是人类社会中秩序模式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作为存在共同体的参与者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整个世界就开始有了不同的潜在可能性。我们开始理解，当我们一道工作，去实现那些值得成就的事情时，如何才能使这样的体系为我们每一个人建设结社关系模式而发挥作用。这些关系是相互尊敬、亲善和信任的基础。它们是在通往不断进步的可能性的道路上迈出的步伐。有了对我们作为柏拉图的洞穴人所具有的局限性的适当了解，我们就有可能培育出知识之树，它能使我们理解，我们所作出的选择总是会影响可以实现的可能性，而对于危险要给予适当的关注。那些幻想自己可以依靠棍棒和刀剑的力量来命令他人的人，迟早会意识到，这些武器是毁灭的工具。最初步的学习的萌芽，只能由这样的人来认可，他们通过尊敬、亲善、尊重和信任的纽带彼此联系在一起。结不成这种关系的人不可能进行自主治理。他们只能叙述他们的观点和其他人的探险。许多头脑的虚构只达到了错误的幻想的水平，永远不可能成为人的“现实”的一部分。
……
在生命的头十年，发生在家庭、亲属和邻里关系中的事情，在确立坦白、安全和信任或者它们的变量方面可能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些是以共同知识、共有理解、身份和责任模式的萌芽为中介的。因为语言的获得伴随着自己对他人的态度，如果不安全、敌意和不信任占了上风，那么“街头文化”的基础就处于形成的过程中。有抱负的政客的战斗语言只是强化了“丛林法则”。无论如何，和平的道路应当被看成是对战争的替代。
自主治理的道路上的第一步就是认为，每个人都首先是他自己的治理者，而不是个人把自己的权利赋予某个作为最高权力的主权代表。意识到对于柏拉图的洞穴人来说，人的创造性显示出了造物主和造物的更为重大的意义，通过这样的意识，人获得了自主治理的权力，他愿意将它们推广到其他公民身上，而且承认表达为义务的同等的责任。
这样的假定要成为现实，取决于发展出一种自觉的意识，语言以及语言的适当使用的关键在于获得一种鉴别性的判断，判断出在多样化的情境下什么是合适的。这些技能获得于童年的早期。像“轮流来”、“抓阄”、“分享”、“先来先得”等短语所表达的规则是分配原则，孩子们学会了再适当的情境下运用它们。在童年早期所学会的其他原则包括区别“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理解借出、借入、交易意味着什么；明白怎样帮助他人；发现如何完成任务、做好事情；确定如何获得技巧，以及如何表达自己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那些养育孩子的人需要教会他们这些原则，无论在上面情况下，人都要精通于增加共同知识、共有理解、社会责任模式和彼此间的信任。令人惊奇的是，为了能够自主治理，那些最基本的东西必须而且能够那么早学会。
让·皮亚杰在《儿童的道德判断》中，把发展道德判断的标准的过程看成是来源于孩子们学会如何玩游戏的过程。他的研究对象是观察和反思孩子们是如何玩弹球的。在学习如何打弹球时，第一步是获得身体的技能。第二步是学习游戏的规则，以及根据规则玩游戏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阶段，规则被认为是具有外部的现实性，可以由年龄较大的大人做出公断。所达到的另一个阶段是，孩子们学会改变一个游戏的规则，并且根据他们自己所制定的规则，通过运用他们自己的判断标准来解决冲突。在瑞士的村庄或者世界的其他地方，玩弹球可以成为自主治理方面的一个经验。我看见宜诺斯爱利斯的小孩用瓶盖玩“弹球”，有着令人称道的技巧和友谊。
我认为10到12岁的时候，孩子们在玩不同的孩提游戏时已经有了足够多样的经验，在公民精神的科学方面，他们能够从这一过程中受益。可以设计这样一个过程，用来为霍布斯的自然法中的每个规则举出例证，这些规则可以看成是构成人类社会的秩序模式的方式。研究的对象可能包括在玩团队游戏时如何组织团队，在监督游戏和做出符合公平的标准的判断方面官员的作用，同盟和协商在组织比赛方面的作用，监督、强化和修正规则的办法等等。
我看不出，为什么博弈论中的数学萌芽不能像引入代数和几何那样早地被介绍，使得学生们能够理解各种困惑，它们与社会困境、道德风险、为赢得支配的斗争、记忆和连续性在代际间的失落和在人类社会的秩序构造中所发生的其他基本反常情况有关。对我来说，经济上的选择逻辑，在确立正确推理的规则和知识的可靠性方面的选择逻辑，并不比在构造不同形式的文学表达方面，开发和获得语法的逻辑——它是人们能够认知的文字的标准——更加困难。
对于有意义的、生产性的生活来说是合适的那些技艺，如何开始做出选择，投资于其技能的学习，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可以根据父母、亲属、朋友、邻里和人们自己的社群中的其他人的成就和渴望来开始加以解决。与家人、邻里和社群有关的“家”，具有三边形的具体情境的所有表现，三边形就是将人民与地方结合到了与创造性有关的一切事物当中。所谓创造性是指创造、制度和秩序模式的结构，它们是以培育以及成就所成就的一切的努力为标志的。无论儿童，还是成人，都不是空白的纸页；所有的人总是被看成是存在共同体的参与者，存在共同体既反映出基因上的成就，也反映出文化上的成就，并且将潜能与界限以及任何机会都伴随着的危险、威胁、风险和任务联系在一起。
2023.08.02
家庭、邻里和社区将所有至关重要的因素集中到了一起，构成语言用法的所有不同的方面，它们是社会的黏合剂和文化的具体情境的组成部分。家庭、邻里以及社群中的生活，将所有的那些方面都集中到了一起，它们是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关注的核心。语言用法的多样化的方面，构成社会的黏合剂和文化的具体情境，它们构成得如何，是要加以仔细的考虑的。对于“如何”问题的回答要参照有关幸福的多样化标准，而不限于成功的选择性的量度，表达为银行账户余额或者所谓“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数量。如亚当·斯密所断言的，“劳动分工的进步”可能产生这样的状况，其中“绝大多数靠劳动力为生的人，也就是说，人民中的大部分……逐渐变得如此愚昧和无知，作为人这样的生物不可能比这更愚昧和无知了”，这样的环境与运行良好的社会是不相容的。观念的和关系的具体情况意味着，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中，人力和社会资本同土地、劳动和资本同样重要。
“我们”和“他们”的问题植根于形成团队，去玩有关团队的游戏。“我们”团队的成员具有一种不同于组成其他团队的“他们”的身份。公平游戏的规则适用于两个团队。裁判员在判断每个队的选手的行为时需要有能力不偏不倚地、平等地对待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他们”在更大的关系系列中是朋友、邻居和同事，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这种方式会改善邻里带来的不方便之处，实现在结社关系共同体中能够产生的互利。可以用人的状况所固有的普遍性，来相互利用在人的特定情境中所产生的无论什么样的机会，只要适用于契约关系的基本原则能够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加以使用，这种方式适合与他人分享权力，认为“我们”和“他们”在与超越的他者的关系上都获得了我们存在的意义。
我不能理解，如果不依靠先前生活于家庭、邻里和社区的小传统中的基本经验【它们是需要加以培育（培养）的地方，是值得效法的地方】，如何能够建设民主的、自主治理的社会。面对面的谈话对于建立互惠和信任的可能性是非常关键的。书面本地语将本地社区的文化向全球开放，它使得灵魂不朽，并获得了这样的意识——造化以及造化之源将上帝、人、世界和社会集中于可以为参与者所理解的——存在的共同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都获得了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改变权力关系体系以保证适应性潜能的改革才是可能的。国家依靠单一的权力中心，对社会行使命令和控制，以建构全新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救赎的形式，这样的解决方式是不可能有的。人们太聪明了，以至于这样的可能性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
不幸的是，书面本地语也有不断提高抽象层次的危险，其中“廉租房屋”与使房屋保持正常状态有关，被“雇佣”与知道如何做好工作有关，“性别”与生命的再生产无关，而“育儿”与哺乳功能无关。我们对自身的理解成了幻想。幸福与作为旁观者的福分有关，观看风景而不用思考。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成功地再生产自身，直到无尽的未来。
每一代人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深深的困惑，正如安那托尔·拉波波特所指出的，“理解某件事情意味着把它看成是某个他已经知道的普遍原理的特殊例子”。拉波波特进一步看到，“对一个令人困惑的事件的理解可能有两个来源：（1）发现迄今为止隐藏着的情况，当它被揭示出来以后，是的事件时符合预期的，而不是预期之外；（2）扩大人的经验范围，也就是所预期的东西的范围”。他进一步断言，“一旦事件得到解释，它就与一种解释的框架相契合”。秦那·阿克贝可能会这样来表达这些关系，“人们创造出解释，而解释又创造出人。或者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解释创造出人，而人又创造出解释？这一生命的回旋曲抓住了人的状况，它的生物和文化的特征是在柏拉图的洞穴中完成的。
☐ 对一个令人困惑的事件的解释可能有两个来源，一事件的隐蔽性，预期之内。二扩大事件的经验范围，预期之外。另外，对于事件的解释会让人陷入（人创造解释，解释又创造出人）迷宫当中。
我认为拉波波特的评论意味着，为了运用解决问题的能力，人们必须对知识和信息有相当程度的熟习和掌握。在维护民主文明的活力方面，如果公民要有效地参与，他们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投身于教育和持续的学习。民主社会不能依靠由中央集权的当局所进行的控制和命令的原则，作为排列选择的方式。相反，对付冲突和解决冲突的结构对于建立、改变和维护民主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结构可以运用于生活的任何方面，并不局限于所谓狭义的“政治”。
根据秦那·阿克贝所说的生命的回旋曲（将人与故事、故事与人联系起来），在时间中循环往复的生活牵涉到观点、行为和现实。值得效法的努力在某个概念有其前因，它成为共同努力和合作事业的基础。在考虑可行性时，要思考认知的、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判断标准。这些考虑总是需要更具观点、观念、设计和计划，在分散的文化和生态环境的语境中被计算出来，值得效法的努力要适应这样的环境。不管人们选择做什么，都需要知识、技能和理解能力。
有关一切不同的生活游戏（事业）的一切故事和解释具有如此巨大的比例，它们令人回忆起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人造物的遗迹的巨大累积中一层一层地埋没。如何将它们发掘出来，使每一代的每个人都能有所理解，是永远不能得到适当解决的巨大挑战。这就是为什么遗忘既是人性的灾难也是它的必要条件。人们需要好好地了解符号及其所指，以便在行动中以及在所成就的东西中熟练地表达思想。这一过程永远不可能终结。因此公民精神的科学也永远不可能走到尽头。我们所享受的是幸运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成功地继续努力。探险会有所回报。探险的成功有赖于掌握技艺——人造物关系，伴随着对独自行动能成就什么的谦虚感，以及对他人的敌意，对于我们在他人的帮助下能成就的东西，他们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
人际关系的网络超越了家庭、邻里和社区的小传统的时空，延伸到其他的关系共同体，一直到全球范围。我能够想象，深深意识到技艺——人造物关系的关系结构的公民，能够学会在复合的关系模式中，在共同知识、共享理解、公认的社会责任模式和相互信任的条件，并延伸到全球的范围。这些条件不可能由自认为要对他人行使命令和控制的议会至上主义者、国王、皇帝或总统来家以满足。开明的领袖是可能的，开明的领导者在那些努力追求卓越和控制的人中间无限地继续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
☐ “开明的领袖是可能的，开明的领导者在那些努力追求卓越和控制的人中间无限地继续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太难理解了！！意思是这种努力追求卓越和控制的人中间，不会允许培育一个开明的领袖的土壤存在！！！
作为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术语中的“有学问的傻瓜”，我不能确定，在政治事务的一般进程中，通过欺骗和自我欺骗去寻求策略性的利益的努力，是否会驱使人们暂时停下来，从事适合重建他们的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希望是存在的，如果人们试图看清楚麻烦的根源，试图通过关系共同体寻求解决办法的话，而这些关系共同体是已所欲施于人、爱邻如己和崇敬上帝超出一切的规范性标准协调（相当于人的自觉的道德、正义、公平等美德的追求）一致的。当人们对某个抽象的“他们”进行责备，试图做不可能的事情，并在一阵暴力的痉挛中迷失了他们自己时，危险就产生了。
☐ 希望是存在的，但是本文作者对希望的路径描绘也不是很清楚，只是给了几个关键要素，有待有能力的人们去拼接或者实验出完整的版图。
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生命，似乎是偶然的事情。渴望做不可能的事就是假定人是神。民主社会的创建和维护是极为偶然的，但并非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情况使得人们能够自主治理。刀剑的力量不能放弃，但可以通过正当的程序小心地使用它，这个程序是以道德判断的共同标准为基础的，而这种共同标准适用于相互尊敬、知识的可靠性、与公平一致的自由与正义的衡量。这些法则是在关系共同体中、在参与者作出选择的过程中起作用的，而这些过程是实现共同知识、共享理解、公认的社会责任模式和相互信任的手段，它们将我们从孤独和无助中解救了出来。
生命的循环发生于观念与行为的关系中，发生于生活方式中，而生活方式具有持续下去、适应和改变的潜能。手段——目的的关系并不限于线性关系；它们延伸到轮状的关系结构中，它契合于复杂的秩序模式，它们具有附着于关系的多重网络和丛集的潜力。作为容易犯错的生物，我们要英勇地去创造孤立的系统，使我们能够重建轮状关系网络，但我们依然会陷入互动关系的丰富网络中，对于它们，我们必须努力理解、领悟和培育。柏拉图的洞穴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结社的科学与艺术值得加以仔细的研究，值得所有的人加以运用。
也许，在此值得引用西尔勒在《说话行为》的结尾中的话：
但是从词汇的忠实的意义上后退，最终必然会涉及语言本身的后退，因为说一种语言……在于根据规则来完成说话行为，不能将那些说话行为与构成其基本部分的责任承担分离开来。（1969， 198）
☐ 把语言的基础跟说话的行为区分开来？以避免说话的行为的后退，所造成的语言的后退！！！
我们要理解民主的意义，我们就必须承认和遵守，在观念与行为的关系方面取得连贯性的承诺。我们完全有责任去仔细地运用不受自然约束阻碍的纯粹的人的创造物，如语言、知识和有规则的有序关系的正当模式。作为灵长类中的狼，我们每个人都要应对同样的自然的约束，我们也有责任在社会的母体中适当地使用语言，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都构成了社会中的生活方式。自在的世界并不是自由和正义的，只有学会如何成为自由和公正的，自由和公正作为人的创造物才能得到建立和维护。人们从事操纵的艺术，在他们中间，应付民主的脆弱性对于理解民主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