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羌语支语言研究前沿

黄成龙

摘要：简要介绍和总结2021 年国内外学者发表的有关羌语支语言最新前沿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除了系统描写研究外，文献整理和形态句法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语音研究主要聚焦于《西番译语》的注音、对音、译音问题以及译语与现代语言的对应关系和演变。形态句法研究主要关注致使结构、方向前缀、否定标记、动词形态、数量词、趋向标记、位移事件、人称后缀、语气转换等问题。

关键词：藏羌彝走廊；汉藏语系；羌语支语言；研究动态

一、系统描写研究

系统描写研究主要指一个语言点整体性描写的专著和博士论文(1)，2021 年出版了两本系统描写研究专著和一篇博士学位论文。

黄成龙主编的《羌语言文字通览》是中华羌族历史文化集成丛书之一，以羌语发展历史和共同特征为主线，重点介绍羌语的历史演进、羌文创制推广及其意义、羌语标准音点的整体特点、方言土语特点、羌语研究现状、羌语使用状况等，为读者了解羌语、认识羌语、传承羌语提供了一些参考。该书集学术性、权威性、通俗性、普及性于一体，是研究羌语的一部重要的参考书籍。对羌族语言文字的研究、羌文化传承与保护等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

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的《嘉绒语茶堡话语法》是篇幅最长的一部藏缅语语法研究专著，全书1562 页，共27 章：第1 章绪论、第2 章语法概况、第3 章语音、第4 章复辅音与部分重叠、第5 章名词性形态、第6 章代词、第7 章数词和计数名词、第8 章后置词和关系名词（relator noun）、第9 章名词短语、第10 章状貌词（expressive words）和句尾助词、第11章茶堡话动词的结构、第12 章非连续（non－ con－canetative）动词形态、第13 章否定、第14 章人称标引与论元结构、第15 章趋向与关联位移（associated motion）、第16 章非限定动词形态、第17 章增价（va－lency increasing）派生、第18 章减价（valency decrea－sing）派生、第19 章动词的其它派生、第20 章非名词性（denominal）派生、第21 章时、体、情态与示证、第22 章简单句、第23 章关系子句、第24 章补语句、第25章其它的多句结构类型、第26 章程度与比较、第27 章亲属称谓(3)。

陈德宁（Nathaniel A．Sims）的博士学位论文《永和羌语动词的形态》从激进构式语法的角度研究四川省阿坝州茂县永和乡羌语的动词形态。全文包括7 章：

第1 章（背景）提供了羌语以及说羌语人群的背景信息。讨论了永和在羌语中的地位，提供了永和与其他土语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介绍选择激进构式语法为该文主要框架的原因，同时，还介绍了该文的惯用方法与术语（the conventions）和语料。

第二章（音段音位）介绍了永和羌语的辅音和元音音段音位。为每个相关音段提供了经验研究方法，如波形（waveforms）和频谱图（spectrograms）。本章还关注了汉语借词的语音，讨论了音节结构以及诸如声门化（glottalization）等话语尾现象（utterance final phenomena）。

第三章（超音段音位）介绍了永和羌语名词和动词的声调旋律。考察了永和羌语声调的类型特征。深入探讨了汉语借来声调的并合（incorporated）方式。通过定量方法探讨了声调类型和音节长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章（动词复合体）介绍了动词复合体结构（the verbal template），包括前缀和后缀的位置（slots）。在分布分析（distributional analysis）基础上，将永和羌语结构分为动词、名词、状貌词（ideo－phones）和感叹词四类。根据动词的分布特征和语义特征，将其分为动态动词、静态动词和存在动词三小类。此章讨论了声调类型和重叠模式的子类型。分析了名动复合词及其产生的声调模式。介绍了二分动词（bipartite verbs）小类。讨论了汉语借词并合动词复合体的方式。

第5 章（前缀）包括趋向前缀、体前缀和情态（modal）前缀。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八个趋向前缀，它们具有从字面的方向标记到体和情态意义的复杂语义。前缀的讨论涉及到其语音变化，包括声调变化和元音和谐。此外，本章还讨论了带有羌语前缀的汉语借词的用法。

第6 章（后缀）介绍了许多后缀形式。名物化后缀有着广泛的用途，是形态句法的一个核心特征，本章对其可能的词源进行了讨论。讨论了两个关联位移（Associated Motion suffixes）后缀与趋向前缀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了两个增价（valency increasing suffixes）后缀：裨益（the applicative）和致使。最后，人称标记后缀放在更广的古老词形变化和认识情态标记后缀中讨论。

第7 章（结语）考察了用激进构式语法方法描写语言的优缺点，最后，对永和羌语动词形态研究的未来方向进行了讨论(4)。

二、文献语言研究

韩小忙编著的《西夏文词典（世俗文献部分）》共9 卷，是一套大型工具书。该词典是根据韩小忙自己建立的西夏文世俗文献语料库编纂而成，约800万字。该词典征引资料繁富，囊括了目前可见的绝大部分西夏文世俗文献，占有语料非常丰富。在体例方面，该书参照《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辞典》等权威辞书，体例规范。字头按照左偏旁部首编排，首列西夏文原始辞书的解形，并标注字头在前人著作中的编号，以便核对；次列拟音和原始注音资料；再列释义和例证，进而列出词语和句例。引用的每一个文献都括注原始出处，极便于检核。另外，作者还编制了左偏旁索引、右偏旁索引、声统索引、韵统索引、词语索引等8 个索引，极便于查阅(5)。

贾常业的《西夏韵书五音切韵解读》认为《五音切韵》是西夏语音韵系统的重要著作，属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是西夏语音拟测最重要、最基本的依据。该书在研究考证中采用了《文海》《音同文海宝韵合编》等材料进行验证和反证，试图从音韵学的角度对西夏韵书《五音切韵》做出原原本本的解读，是西夏语韵母构拟的基本依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弘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发掘和保护文化古籍提供了一份有用的资料(6)。

戴光宇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词汇历史研究》对解读西夏文字、构拟西夏语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该书以作者擅长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线，从历时和共时两条线索出发，在藏缅语族语言中建立了适合于西夏语研究的坐标系，基本确立了西夏语在这一坐标系中的位置，即西夏语同藏缅语族各语支语言在语音和词汇上的异同以及同它们关系的亲疏远近，同时通过语音学和音韵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田野材料和历史文献相对照的方式，探寻了西夏语词汇的来源，进而在此基础上梳理吐蕃兴起前后我国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7)。

起国庆、赵石定主编的《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 第96 卷 普米族》收录了普米族的民间典籍，所收录的普米族典籍均是普米族典籍中的精品，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8)。

赵丽明、徐丽丽、胡文明、偏初里、胡镜明编的《普米韩规原始文字文献调查解读与研究》（共2册）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西南地区濒危文字抢救、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之一。它是作者先后8 次赴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依吉乡等地对普米韩规经书进行实地抢救性挖掘、调查的集中成果，也是宁蒗县普米文化保护协会、丽江普米文化研究会保护、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成果。该书的核心是在调查整理普米族语言系统的基础上，对普米濒危文献进行全面挖掘、整理与解读。本书对普米历书《夏多吉吉》、《左拉》卦图、灵牌图经《弄开》、送魂神路图《塔朗》、木牌画、印棒等普米族重要文献进行了详细整理，用规范的四行对照进行逐篇、逐图、逐句、逐字的翻译与解读，并对已调查到的55 种共373 册木里依吉普米韩规经书进行了普查、翻译和著录(9)。

三、论文

2021 年国内外羌语支语言研究论文包括前沿综述与概况、语音研究、形态句法研究以及语言使用情况。

（一）前沿综述与概况

黄成龙的《2020 年羌语支语言研究前沿》对2020 年国内外学者发表的有关羌语支语言在前沿综述与语言概况、语音研究、词汇语义、形态句法、社会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简要介绍和总结。他认为过去一年羌语支语言的研究在语音和形态句法领域取得较大进展。尤其在形态句法领域有新的突破，具有一定的创新和前沿性(10)。

春花的《论＜西番译语＞及＜川番译语＞编纂始末》认为自乾隆十三年（1748 年）开始，由礼部属下“会同四译馆”与军机处一同主持纂修国内外众多民族语言辞书，今统称为《华夷译语》。其中《西番译语》《川番译语》两种均收录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词语，其卷端题名均为“西番译语”，分类编排体例也基本一致。前者五卷、五册，由四译馆属下西番馆编成，乾隆帝下令以此书为蓝本汇集校正各译语。后者九种、九册，由四川总督策楞等主持，以《西番译语》为蓝本编成，并于乾隆十四年进呈(11)。

李加凯的《一部科学保存尔苏语言的独创性力作——评＜尔苏语词汇通释＞》介绍了包括尔苏语词汇通释、尔苏文化、尔苏语拼音方案、尔苏语语音概况、尔苏姓氏用字表、尔苏地名歌、尔苏经典情歌、尔苏语二十四节气表和尔苏语计量单位表等。词汇通释中收录了8624 个词语，标注了国际音标、词性、汉英双译及例句。书中还有496 幅展示尔苏民情风俗的图片，书后附有8624 个词语音频文件的数字资源包。他认为此书是一部抢救性保护濒危尔苏语的及时之作，也是具有独创性的语言学研究新成果，还可以说是含有丰富语言文化信息的工具书(12)。

王保锋和余婷的《羌语白水话概况》对汶川县威州镇羌语白水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了简要介绍。白水话属于羌语南部方言雁门土语，它的语音系统比较简单，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韵母受汉语影响大，声调能区别词汇和语法意义；形态变化和形态标记丰富，语序相对固定，以SV 或APV 为主要语序。名词性形态包括亲属称谓前缀、性别标记、数标记、小称标记和格标记等；动词性形态包括方向前缀、人称标记、体标记、否定前缀、禁止式标记、致使标记、互动标记、示证标记和名物化标记等。其基本结构是话题——评述结构(13)。

（二）语音研究

孙伯君的《北方民族语的“番式”变读与语音构拟》认为，存世各种古代民族语与汉语、非汉语对音文献中涉及很多“此方无”音节的标音，由于语音系统的差异，民族语或多或少会出现基于本族语语音特点的“番式”变读。该文在梳理这些变读规律的基础上，对这些民族语的音节结构特点进行归纳与分析，并指出这些规律对指导契丹语、女真语和西夏语等没有现代语言可资参考的“死语言”的拟音具有参考价值(14)。

聂大昕的《＜西番馆译语＞与“西洋馆华夷译语”对音模式的一致关系》一文认为《西番馆译语》和“西洋馆华夷译语”是乾隆敕谕编纂的两种汉语和民族语、汉语和外语对照的“华夷译语”。学界对两种译语有过一定关注，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二者内部关系尚不明朗。该文从外汉对音的角度出发，结合《川番译语》等“华夷译语”，考察了《西番馆译语》和“西洋馆华夷译语”注音汉字和注音字组的特征，发现二者在用字、对音层面的一致关系，并总结出两种译语的核心对音模式。这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华夷译语”的语言及历史价值(15)。

王振的《＜多续译语＞藏汉对音与清前期四川方音》分析了《多续译语》注音汉字读音特点，认为有些并非四川官话独有，也见于北京或南京官话，还可能见于明清其他“华夷译语”，但方言属性凭借一两个特点或几个例证似乎不足以确定，而要注重系统考察和整体考量。该文从语音特征、历史背景等角度系统地论证了清代《多续译语》注音汉字的四川方音属性(16)。

王振的《基于清代＜西番译语＞（川五）的尔苏语历史音变考察》认为《西番译语》（川五）记录了清代前期的尔苏语。文章建立了文献记录的尔苏语与现代尔苏语、原始尔苏语之间的对应关系，总结出尔苏语历史音变的规律。该文首次将清代译语文献和现代方言资料结合，将共时对应和历时比较结合，发现了尔苏语方言之间的对应关系和语音演变的规律与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尔苏语音史的认识(17)。王振的《嘉戎语东部方言的元音对应及其历史演变—基于清代＜嘉戎译语＞和现代方言材料的考察》通过对清代《嘉戎译语》和现代嘉戎语方言材料的比较，发现嘉戎语东部方言元音系统存在多种语音对应关系和演变路径，包括*a ＞e ＞i、*a ＞ia ＞iô等高化、增音的音变，以及*o ＞u、*u ＞å 和*u ＞i、*i ＞å 两组平行的链移音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嘉戎语东部方言内部元音演变的复杂性和规律性，深化了对其语音共时差异和演变趋势的认识(18)。

王振的《＜西番译语＞（川五）所记尔苏语方言考——兼谈确定译语所记语言和方言的方法》认为，《西番译语》（川五）记录的是尔苏语西部方言，但比较发现译语和尔苏语东部方言一致性更高，记录东部方言的可能性更大，语言特点和文献记载都支持这一结论。考察译语记录的是何种语言、何种方言，除了传统的词汇比较法之外，还应该重视音变路径和语音历史层次的比较(19)。

马万梅的《西夏文献中的语义关联性通假现象》分析了西夏译汉文佛典中存在语义关联的通假字，这批通假字的本字与借字之间并非只有语音相同、相近，语义也具有一定联系，分别表现在语法与语用两个方面。语法上的关联性主要和动词的人称呼应与音韵转换以及词性有关，语用上的关联性主要是语言形式在不同语言环境中表现的意义具有差异(20)。

孙颖新的《西夏文献中通假的类型和起因》认为西夏文献中广泛存在的通假现象可以分为西夏语内部引发的通假、汉语内部引发的通假以及与西夏语和汉语同时相关的通假三种类型。通假以语音形式的相同或相近为基础，其间表现出的现象超出了已知的语音转换规则范围。通假现象多见于佛教作品，是西夏时代承袭唐宋佛经译场组织形式的产物(21)。

陈德宁（Nathaniel A．Sims）的《羌语支语言声调起源》介绍了在羌语、普米语和西夏语中发现的声调分裂（tonal split）现象。汉语、藏语、缅语声调的起源比较清楚，但羌语支语言声调的起源不太清楚，争议很大。该文介绍了属于羌语支的羌语、普米语和西夏语的声调起源。他认为羌语、普米语和西夏语有规则的声调对应，利用藏语书面语的外部证据，认为羌语、普米语和西夏语的声调是从原始藏缅语的语音消失发展而来的。在羌语、普米语和西夏语的声调发展过程中，非塞音尾音节（smooth syllables）产生高调，而塞音尾音节（checked syllables）变成低升调。这些事实与我们在东南亚其他语言中发现的塞音韵尾（coda obstruents）发展而来的升调理论非常吻合。

（三）形态句法研究

羌语支语言的形态句法一直是研究的热点，2021 年形态句法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共有12 篇论文，讨论了致使结构、动词形态、否定标记、数量词、趋向标记、位移事件、人称后缀、语气转换等形态句法现象。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刊《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第3辑专门刊发了一组“致使结构”研究专题，其中有4篇是描写羌语支语言致使结构的论文：

田阡子的《格西霍尔语的致使结构》在致使结构类型学框架下，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语言资料，运用功能类型学理论，重点分析格西话的词汇致使、形态致使、句法致使，挖掘每一类致使的形式、结构、功能及语义差异，并在嘉绒语组内部与亲属语言及亲属方言方面进行比较，论证格西话致使结构的发展变化。在格西话的致使结构与亲属语言及霍尔语群内部方言之间进行比较，它的突出特点是既保留着嘉绒语组古老的形态派生，又发展出复杂多样的句法致使构造(22)。

饶敏的《贵琼语致使结构的类型学研究》基于语法问卷和长篇故事收集到的语料，以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麦崩乡的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贵琼语为例，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对贵琼语的致使结构进行了探讨。在致使结构的形式类型上，贵琼语有词汇性致使、形态性致使、双重致使等三种形式。贵琼语的词汇性致使数量很少，形态性致使用得很多，是通过动词词根加致使后缀／－ku／来实现的。在贵琼语不及物动词的致使结构中，致使者与被致使者的认同等第差异会决定致使者是否需要带上施事者标记。但是在贵琼语的及物动词致使结构中被致使者会带上与格标志，而致使者和受事者都是零标记。贵琼语的直接致使都是用形态致使来实现的，而间接致使则既可以形态致使也可通过双重致使来实现(23)。

黄阳和泽仁卓玛的《木雅语的致使结构》对木雅语西部方言沙德生古村话的致使结构进行描写和分析。木雅语西部方言沙德话具有词汇型、形态型、分析型致使结构。在对致使结构中论元成分进行格标记时，主要在致使者之后添加施事标记，被致使者之后添加与格标记。同时，由于动词的及物性差别也可造成致使结构中的论元成分在格形态标记上的差别。复杂型致使结构和双重致使结构主要使用施事格和与格标记各成分。致使标记分别源于“允让义”“言说义”和“请求义”动词的语法化，但只有“允让”类的致使标记才需跟致使者的人称保持一致关系。通过第一手材料的搜集以及第二作者的母语内省能从更深层次描写和分析木雅语西部方言致使结构在形态句法、语义、语用策略上所具有的特殊性，从而对木雅语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样也能为藏缅语致使结构调查框架的制定提供一些语言事实的参考(24)。

郑武曦的《龙溪羌语的致使结构》介绍了影响龙溪羌语致使机制的语义因素和致使结构的施事者标记。从动词的语义看，龙溪羌语的致使结构的动词既可以是静态动词，也可以是动态动词。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和双及物动词都可以通过致使后缀增加论元。从被致使者的角度看，被致使者既可以是对行为没有控制力的无生命体，也可以是对行为有控制力的生命体。动词同时带上致使后缀－z■55和状态变化体标记－i31，表示被致使者不是自愿做某事。助动词■o55“愿意”也可以用来表示被致使者的意愿。从致使者的角度看，致使结构与直接性有关。双及物动词、表示允许的动词，以及带有“来”和“去”的连动结构的致使结构常常表示致使者间接做某事。当一个事件作为致使者时，可以用非限定形式或者完整的句子表达一个事件。致使结构的人称通常体现的是致使者的人称，但当事件作为致使者时，人称体现的是被致使者的人称。不及物动词的致使结构中，常常是致使者带上施事者标记，致使者可以是无生命的，也可以是有生命的。及物动词的致使结构中，常常是被致使者（原来的施事者）带上施事者标记，但当动作与致使者的意愿有关时，则致使者带上施事者标记(25)。

除此之外，2021 年羌语支语言形态句法研究论文还包括示证、否定标记、动词形态、数量词、趋向标记、位移事件、人称后缀、语气转换等专题。

宋伶俐、朴正俸的《贵琼语存在类动词的示证用法》一文就贵琼语长篇口语语料中出现的由存在类动词演化而来的示证语法手段进行归纳和讨论，总结出贵琼语存在类动词示证的特点：一方面，存在类动词包括系词证素和存在动词证素，分别表示“亲知可控”和“确知周晓”的示证意义；另一方面，系词、存在动词作为证素示证，必须满足一定的句法语义条件。譬如，动词具有［＋自主性］或［＋完结性］语义特征，各自对应特定的人称等。贵琼语存在类动词示证的用法在羌语支语言中较为少见，在藏缅语族语言中也具有鲜明的个性，论文设想其来源和用法与贵琼语藏语言接触有密切的关系(26)。

白井聪子（Shirai Satoko）的《羌语支语言的否定标记》从地理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视角考察了羌语支语言的否定标记，认为羌语支语言的否定标记呈现四种形式，分别是类型A 为MA、B 为MI、C 为MV、D为非M类。A 类分布最广（包括分布在边缘地带），类型A可分为三小类A1、A2、A3，A1 保留了原始羌语支语言的形式，A2 是两个语素的合并，A3为藏语借词。B 类集中分布在羌语支语言中心地带，C 类零星分布，D 类分布受限。通过研究，作者认为羌语支语言的否定标记的形式与时体有密切相关，根据其形式产生的时间，初步推断为完成体／过去时否定形式的演变路径为A1 ＞B ＞C ＞A3，D，而未完成体／非过去时否定标记的演变路径为A1 ＞A2＞B ＞C ＞D(27)。

达瓦卓玛和道丽恩（Henriette Daudey）的《康定木雅语数词和量词的特点》根据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语料，分析了康定木雅语的数词和常用的量词。量词在计数时必须跟在数词后面。“十”有三种不同的词根：／■a ～■o／用于数词10－19／、■uá／用于数词20－49、／ɡa／用于数词50－99。在羌语支地区的许多语言中，都证实了数词“十”有多个词根，并带有最初的声门、小舌或软腭塞音或塞擦音。尽管康定木雅语中可以用藏语的所有数词，但已经证实了本语词只有1－99。藏语对康定木雅语的基数和序数、概数、倍数和分数也有影响。康定木雅语有丰富的类别词和度量词（sortal and mensural classifiers）。形状是名词范畴化的最重要特征。度量词可以分为排列量词（arrangement classifiers）和度量单位（units of measure）。度量单位有两种类型：第一种作为量词，第二种是［名词－数词＋量词］结构。康定木雅语有两种类型的动量词：几个来源不明的动量词修饰语义丰富的动词；数词与动词组合修饰语义空的动词。类别词的主要功能是分类和个性化(28)。

赖云帆的《拉坞戎语绰斯甲话中基本位移动词词干交替的演变》描写了拉坞戎语绰斯甲（Khrosky－abs）话的斯跃武（Siyuewu）和俄热（Wobzi）两个土语点基本位移动词“来（to come）”与“去（to go）”的形态和用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它们的词干交替模式的演化路径。绰斯甲话中基本位移动词的含义最初不是“来”或“去”；相反，这些动词表示目标导向（Goal－oriented）运动和源点导向（Source－oriented）运动。指示中心（the deictic center）的选择是现代语言中“来”和“去”语义变化的关键(29)。

聂鸿音的《西夏语陈述句到一般疑问句的转换方式》认为，西夏语的一般疑问句是在陈述句基础上叠加谓词前缀构成的。陈述句谓词前面加上．a°转换为普通疑问句，普通疑问句的．a°后面再加t j■1转换为反问句。前缀．a°和．a°t j■1应该称作谓词的疑问前缀。反问句隐含的意思有肯定和否定的不同倾向，谓语的词性决定发问人的内心预期(30)。

张佩琪的《论西夏语动词第二类趋向前缀》提出西夏语存在两组与趋向范畴有关的动词前缀。第一组动词前缀主要作为动词体的标记，而第二组有的学者指出其表示希求意义。然而，语言材料显示，第二组动词前缀除了表示希求意义外，还承担其他功能。随着文献的大量解读，让我们有机会了解第二组前缀的意义及功能。作者试图在大量文本的基础上，针对第二组前缀的功能及语义进行探讨，以期建构完整的西夏动词趋向前缀图景(31)。

张永富的《西夏语双数人称后缀补议》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增加了西夏语第二人称双数后缀t j■1 的使用语料，并佐证了人称后缀在句中并非强制出现，以及西夏语中只有第一、二人称单、双、复数后缀，不存在第三人称的人称一致标记，这一点与大多数藏缅语言类似(32)。

长野泰彦（Nagano Yasuhko）的《嘉戎语的裨益结构》根据Polinsky（2005）和Peterson（2007）的定义，裨益（applicative）结构是句中增加论元数量的一种手段。多数情况下，当动词通过添加裨益后缀，添加的论元（通常是受益论元或者接受者论元或者目标论元）。在以前的嘉戎语研究专著里，把表达裨益的词缀看作简单的方式－特定词（a simple mannerspecifier），然而，在近年来的研究著作里，普林斯（Prins2011）和向柏霖（Jacques）把该词缀重新界定为裨益标记（applicative marker）。作者考察了嘉戎语波拉（Bola）方言的裨益或类似裨益的句法现象，通过考察认为嘉绒语的裨益标记是皮特森（Peter－son）认为的“刺激”（stimulus）或者是“伴随（comita－tive）”类型，这就意味着裨益标记从不及物派生及物，其受事为新出现的论元(33)。

林幼菁的《嘉戎语表趋向的状语及前缀：语法化与语法功能》聚焦趋向状语与趋向前缀，以丰富的词形变化以及自然口语语篇材料为依据，分析几种与趋向标记有关的语法化现象，同时详细介绍其语法功能。虽然历史上对嘉戎语的描写与记录不多，但通过动词词形变化的分析、跨方言证据的汇整，以及对自然口语语篇材料的观察，仍然可能在缺乏文字记录的条件下提出有力的证据，论证数种语法化现象的起源与发展(34)。

赖云帆的《嘉戎语动词的分类—以绰斯甲（拉坞戎）语为例》认为，嘉戎语组语言的动词的形态最为丰富和复杂。在该语组中动词系统十分发达，比大多数汉藏语系语言都要复杂。尽管过去学者们对动词的形态特征进行过诸多描写和分析，然而，在动词类型学研究方面仍然十分欠缺。作者认为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并未对嘉戎语组动词的分类提出可靠的标准，为了弥补这一空缺，作者以绰斯甲拉坞戎语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其丰富的形态变化着手，提出了动词基于及物性形态以及语义的两大分类原则。这两大分类原则可以测试、证伪，也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有用的参考。不论哪种原则，都必须紧扣形态句法，方可得到可靠的结论(35)。

（四）语言使用情况研究

戴庆厦、杨晓燕的《语言适应与语言发展——以贵琼语的变化为例》以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语料为对象，分析贵琼语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功能的变化及语言适应的特点，论述语言适应与语言发展的关系。该文认为，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语言的演变除了受内部规律制约外，也受国家通用语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少数民族要发展，除了使用本民族语言外，还要兼用国家通用语，这是我国语言生活演变的必然趋势，是受到各民族欢迎的。一种语言的功能定位是由社会的需要决定的，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必须对号入座。必须加强对语言的功能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需要来认识语言功能的特点及其演变(36)。

达瓦卓玛的《甘孜州城镇木雅居民语言使用现状调查——以康定市炉城镇为例》比较了康定市炉城镇木雅语居民的语言使用、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的特点。这不仅有助于了解木雅地区语言生活的现状，而且加深了我们对木雅地区语言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弥补了城市木雅语居民口语使用研究的不足。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各民族及其语言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对木雅藏族群体语言行为的详细观察和描写可为木雅地区的语言政策制定和双语教学提供参考。同时，对语言使用现状的研究也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信息。与此同时，该研究从多民族、多语言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文化发展等角度，丰富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为藏语的使用研究增添了范例，从而对语言的发展做了预测(37)。

罗乔美、李佳、闫晓凤的《杨柳村羌语老中青三代的社会语言学调查》，杨柳村属于茂县叠溪镇的一个羌族聚居村，也是该镇唯一保存羌语的村寨。目前，杨柳村羌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都受汉语的影响发生了变异。从老中青三代的变异情况来看，年龄差异对语音、词汇的影响最大。语音变异主要表现在音位增减、分合、央化、低元音高化、后元音前化等。词汇方面变异在于固有词只在高龄人中使用，汉语借词的大量借入，低龄人中本语词缺失现象增多(38)。

（五）其它

董华珍的《基于CNN的普米语孤立词语谱图分类》为实现普米语孤立词语谱图的分类，引入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语谱图模型，该模型可为无监督学习语谱图特征实现分类。该文搭建了一个9 层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利用彩色语谱图样本集进行训练，并针对已训练好的模型，通过实验检验各项因素对分类的影响，从而得到适当的参数。参数确定后，进行卷积神经网络与支持向量机、BP神经网络的对比实验，验证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实验结果显示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普米语孤立词语谱图分类准确率达到91% ～95%，这说明该算法是可行和有效的。与支持向量机、BP神经网络相比，卷积神经网络具有自动提取特征，避免过拟合问题，适合大样本数据进行训练的优点(39)。

德庆央珍的《藏文古籍数字化出版探索——＜西番译语＞在线词典构想》以明清古籍藏汉审音辞书《西番译语》为例，探讨了小众型藏文古籍在线出版应用的可能性，以期能够在更广泛层面发挥其学术应用价值，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及古籍保护工作(40)。

四、结语

本文对2021 年国内外学者发表的有关羌语支语言最新前沿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和总结。除了系统描写研究外，文献整理和形态句法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语音研究主要聚焦在《西番译语》的注音、对音、译音问题以及译语与现代语言的对应关系和演变。形态句法研究主要关注致使结构、方向前缀、否定标记、动词形态、数量词、趋向标记、位移事件、人称后缀、语气转换等问题。由此可以看出，语音历时演变和形态句法描写与比较仍然是研究热点。境外羌语支语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后备人才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和博士生表现十分活跃；而中国羌语支语言研究创新成果较少，还需要加强后备人才培养，不断创新，引领羌语支语言研究。

New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the Qiangic Languages in 2021

Huang Chenglong

Abstract：In this paper，we briefly introduce and review research advances on the Qiangic languages in 2021．Apart from in－deph description of some languages，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documents and morpho－syntactic researches are more prominent．The phonet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phonetic notation，antithesis and translation of Xifan Yiyu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and evolution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modern language．Mor－pho－syntactic researches involve in the causative construction，directional prefix，negative marker，verbal morpholo－gy，numeral－classifier，motion event，personal suffix，mood transformation and so on．From this paper，we not only can understand research orientations and trends in the Qiangic languages but can further promote study of the Qiangic languages as well．

Keywords：Tibetan－Qiang－Yi Corridor；Sino－Tibetan family；the Qiangic languages；new trends

中图分类号：H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707（2022）01－0014－09

作者简介：黄成龙，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羌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081）

［责任编辑：骆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