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夏特莱《像猪一样生活和思考》第五章 民主作为政治市场，或者：从市场民主到恒温政体（Thermocracy）
“只有通过竞争原则，政治经济学才能自我标榜为科学的角色。”1
JS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要完成从普通人到“平均人”的蜕变，仅仅利用统计学来摆弄几个离散的、已被驯化的单位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如何在“微分”和“优化”的细布中编织出它们的理性凶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家痴迷于微积分的基本原理，渴求最小值和寻找平衡点。“边际计算”2 为 X 与 Y 的残酷交换提供了一定的流动性：通过考虑差分 dX 和 dY 的关系，我们可以找到消费者变得无动于衷的那个珍贵点——无论是第一个梨还是最后一个苹果的“牺牲”3。可怜的微分学，在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成功地掌握了无限，如今却只能从事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平庸工作：记录微观冲突、确定平衡点、软化和装配迟钝！
平衡点是鲁滨逊式消费者的一个“罪证”：在平衡点上，他可以尽情享受选择的乐趣，而不必屈从于“太多”或“不够”的明显压力。谁会不嫉妒“平均人”（“你我都是平均人”，重商经验主义者如是说）的这种“布里丹的毛驴”4 的地位呢？谁会不喜欢玩（尽管只有几秒钟）选择游戏，品尝平衡选项的快感，享受这些让你升华、让你摆脱一切力量关系和一切对抗的设置的乐趣？谁会不喜欢这种无重力的漂浮呢？普通人完全被交给平衡的魔力，他让自己变得魔怔，轻轻地滑入“平均人”的宇宙，滑入那些渴求优化、对一切有分量的事物和一切决定性的事物感到惊愕、对一切切割和对抗的暴力感到震惊的无聊的小炒作家（little blasé posers）5的宇宙——简言之，对一切胆敢在静止（stationary）之外决定自己的事物感到惊愕的“平均人”的宇宙。
因为，对于像“平均人”这样总是被平衡和补偿行为所“破坏”和完全污染的心理来说，决断总是过于大胆，甚至是下流的；它超越了对平和的冷漠/无差异曲线（the curves of indifference）和偏好水平所授权的敷衍修补的顺从。对“平均人”而言，社会历史条件显得“陈旧”，就像过时的社会物理学的残余，因为它还在粗暴地用敌对集团来表达，无法掌握社会经济连续体的细微变化。
这种对静止状态的欣喜只会催生出一种政治哲学，即急于找出（尽管只是为了使其更加“可操作”）与赋予鲁滨逊的最低限度的经验自由相适应的稳定的统治形式。经济学家声称，他们的 “看不见的手”或“隐藏的上帝”可以通过囊括鲁滨逊的所有微观意志——简言之，通过使“平均人”变得巴洛克化——来平滑决策。6 他们继续进行数学研究，声称社会经济的“客观性”能够指导其年轻的姐妹——政治科学——迈出第一步，而这个姐妹总是受到“极端分子”的非理性干扰。“看不见的手”所谋划的“不动点（fixed point）”并不能通过这个或那个平均人的特殊要求来实现——这与绝对君主的有形强制不同——而是必须彻底应用同质化莱操作。“看不见的手”是一个被遮盖的整体，无法通过这个或那个鲁滨逊粒子的眼睛来把握，而只能通过理解它所组织的网络和等价物的流动性，理解它声称在其运作和每个鲁滨逊粒子之间所隐藏的那种共鸣/同情（sympathy）。没有人能逃脱“隐藏的上帝”的作用。市场将自己作为“大众”的时空最后通牒，既是永恒的又无所不在的：没有市场的流动统治，就没有救赎。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重商经验主义者：“你在每个街角都能遇到市场？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因为市场就是你和我......！”我们知道，重商经验主义者是多么善于把这种例行公事变得合情合理，但在街角等待普通人的当然是'平均人'....没有什么比参与纯真的社会游戏更能促进角色互换，从而让普通人把自己当成“平均人”的了。重商经验主义者知道，普通人喜欢评估“科学证据”，喜欢数学闹剧和控制论杂耍（囚徒困境、纽科姆问题、常识游戏......）7，这些游戏上演着残缺不全的主体——充满了狡黠和智慧的“玩家”——它们本应向普通人介绍良好的礼仪：嫉妒和契约。重商实证主义者甚至毫不犹豫地发誓，他是一个重商的、有教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成熟、健康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已经与浪漫的无政府主义决裂，而浪漫的无政府主义仍在麻痹着旧大陆那些未成年的思想家：
“在个人做事的权利得到明确界定和认可的制度下，自由市场为私人的、个人的怪癖，为最基本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提供了最大的空间。浪漫的无政府主义鼓吹者未能认识到自由市场的这一特征，这一点令人难以理解。”8
因此，即使是最古怪的客观性，最终也仍在政治的可控范围之内！在鲁滨逊意志的混沌中可以产生一个不动点，当然前提是他们不能超越“平均人”的理性凶残。但是，这个不动点在每一个“平均人”的眼中和手中就像海市蜃楼般呈现：重商主义经验主义者所承诺的可见和可感都逃过了他的眼睛，它就像阿基米德杠杆或一组天平的“真正”支点一样难以把握。这些支点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们能够从力的直接作用中抽离出来，而力的作用力则由它们来阐明和部署：要理解杠杆或天平，就不能被力的对立所迷惑，而要抓住支点，因为支点组织了力的空间，使它们能够在其中实际发挥作用。
对于“选择”的数学家-政治学家来说，诱人的市场意见混沌被赋予了“自然”的参数和温度功能（thermometer）——能够将各种意见相加，从而中和它们——就像不动点和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必需品一样。得益于混沌化这一巴洛克式的奇迹，记录、责任补偿、后验（posteriori）总结这些朴素的数字重新找回了新生儿似的新鲜感，找回了“自组织”的活力和动植物的纯真。就像在山羊和狗之岛9 上一样，每个人都在快乐地吞噬着其他人，那些为了“伟大的平衡”的到来而牺牲自己的人的快乐，在我们眼前“奇迹般地”消失了......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其代价是政治退化为总量竞争的管理，一种由我们宝贵的小任性的共鸣混沌所分配的无可争议的（因为是数学的）“规则”所支配的博弈论。
在市场的粉碎作用下，杂多变成了单纯的“多样性”，成为一个连续体，为交换和希望将自己视为“民主和充满生机”的三重产业后工业社会提供了灵魂的补充。
这样的操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消解某些通过团结一致而确定的全球实体，因为这些实体是难以同质化的。这些在阶级冲突中凸显出来的团结，通过将普通人带入政治斗争的纪律和争论中来强化普通人，使其拥有真正的自主权，而这种自主权与“平均人”在冷漠/无差异曲线和平衡心理学（equilibrium psychology）的奴性（如果不是淫秽的话）行为——简言之，即交流和客户-国王（client-kings）的主体间性——所精心策划的竞争中涌现的“个人化（personalization）”和“认同（identification）”相去甚远。
从这些联合体中产生并通过斗争发展起来的实体（工会、政党等）“亲手”塑造了自己的个体性；与平均自我（average selves）的总量集合不同，它们本身就具有一致性的具体体验，因此能够对“看不见的手”的运作进行强有力的抵抗，而“看不见的手”总是对“黏稠物”过敏。因此，对这些“辛迪加黏稠物”进行按摩，或者最好是将其边缘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能容忍的只是温良的总量集合，它可被随意地拆解和游牧....“社会职业类别”——被萎缩并被写入经济功能的意志的临时总结——在与隐藏的上帝的最高意志相对抗时，总是会被经济学家随意斥责为“利己主义”。不动点自动出现所要求的完美流动性容不得任何“特权”：让我们“平等”，以便“流动”！
这种“平等”来自于对诸奇异（singulars）的处理，因为诸奇异从属于“看不见的手”，这种“平等”看起来就像是平等派所要求的平等的商业赝品，正是平等派试图给每个奇异一个机遇（chance）。“看不见的手”的这一能力将平等的美好愿望像手套一样从里到外地包裹起来，并将其与平衡心理学联系在一起，这并没有逃过帕累托10 这样一个既狡猾又热衷于社会稳定的保守主义者的眼睛，他从政治观点的混沌与经济力量的混沌中认识到了调节和社会麻醉的巨大力量。帕累托并没有低估这种同一化（identification）的难度：政治舞台确实比消费者-鲁滨逊的经济欲望更加“非理性”，更加难以驯化。
但是，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此之大，平衡心理学又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将成功地驯服政治的非理性，使其与经济理性结为孪生兄弟。这些政治经济学家编纂了一本字典，确保用经济的二元性几乎完美地追踪政治的二元性。在这一模式中，政治家是企业家，是政治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他们在市场上争夺公民-评审员——即政治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的选票。考虑一下：正如市场压力迫使企业家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一样，政治家和政党也要参与竞争，以满足对政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11
因此，“治理术”(Governmentality) 的核心反映了“看不见的手”的不动点！ 因此，“治理术”的核心与“看不见的手”的定点如出一辙！它的总部是一个黑箱，吞下输入——由公民-评审员们（“压力集团”）联合发出的政治利益要求——吐出政治输出，以确保政治商品和服务的供需平衡。因此，政治家和选民可被视为理性的代理人，是在自由政治竞争条件下运作的“最大化者”；其结果与市场一样，是“投入与产出的最佳平衡，即人们投入的精力和资源与他们从中获得的回报的最佳平衡”。
通过这种对时间和“能量”的最佳投入，企业家兼政治家的目标是成为亚当-斯密笔下著名的面包师，他不是为了我们的快乐而制作面包，他必须抑制自己的享受。在这种体系中，政治是一种苦差事，而伦理关怀则是一种“稀缺资源”，一种不可浪费的珍贵经济物品：“这种稀缺资源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它就是爱。”13
因此，政治事务的处理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示爱（amorous）消费，最大限度地激发占有的本能。因此，嫉妒并不是市场民主的一种令人遗憾的瘙痒症，最终会因适当的政治处理而消失，而是其稳定的先决必要条件，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言：“自由政府建立在嫉妒而非信任之上。”14
帕累托的梦想成真了：隐藏的上帝，作为对称性的操作者/运算符（operator），寻求粉碎和调节，现在是一个对折画（diptych）：因为它现在有一个政治元件，即黑箱所隐藏的嫉妒——这是不动点所隐藏的经济元件需求的副本。
那些统辖者——那些照看黑箱的人——将是“民主主义者”，他们和蔼可亲，喜欢“日常实用主义”，就像印章了普通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婚姻的重商经验主义者一样：“我是一个普通人，和你们一样，我嫉妒其他普通人。”但恰恰是这种日常实用主义导致政治被自我完善的贪得无厌的追求所扼杀15。
这又是一个运用确保“看不见的手”取得胜利的同一原则的问题：把普通人拉进蒙蔽者（dupes，中译注：亦有拷贝的意思）的市场，让他相信他自己调制（concorts）了他的不动点，就像其他人在散文中不知不觉地说话一样，并呈出这个不动点供他思考——为了更好地把它置于触手可及的地方——这个不动点据说是从普通人的意志的数百万分子的兄弟般的流动中涌现的。简而言之，就是让他以“平均人”的廉价内在性为镜，从而更好地植入平衡中的超越性。
最大限度的流动性像坏疽一样传播着拟态学（mimetism），流动性与“临时工作”的可疑“游牧”、兼职中的权宜团结、赤裸的生存友爱相混淆——这些都是“新市民社会”的特征，它只为平衡服务，由政治经济学的热力学视域/幻景（vision）所精心策划。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恒温-市民社会（thermo-civil society），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恒温政体/热学民主（thermocracy），主宰着数以亿计的平均人的日常生活，他们是消费者-评审员的鲁滨逊，是霍布斯笔下的鲁滨逊们的远古后裔，他们被浮夸地尊称为后现代性的原型，最终从所有“伟大的期望”和所有“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
我们知道，“平均人”的祖先普吕多姆先生（Monsieur Prudhomme）经常担心“国家的战车在火山上航行”。比起关心起国家——他希望这个国家成为“最小限度但称职的守夜人”——他的后现代曾侄子作为比他更狡猾、更“见多识广”的托帕兹（Topaze）16，他担心的是经济的肺部状况（state，中译注：国家与状态的双关），“某些知识分子希望看到市场的黏稠性退化为社会支气管炎”。因此，这位大侄子欣然宣称，他“亲身吸取了历史的惨痛教训”，“他个人一直预言，计算器和洗碗机最终会淘汰阿尔都塞和福柯”。他非常欣赏这样一种观念，即“国家权限范围/视界（purview）内的学习，作为社会的大脑或心智，将随着相反的原则的日益强大而变得越来越过时，而根据相反的原则，只有当社会内部流通的信息丰富且易于解码时，社会才会生存和进步。“交流透明性”的意识形态与知识的商业化携手并进，将开始把国家视为不透明和 “噪音”的因素。”17
随着后现代市侩——也就是赛博吉迪恩（Cyber-Gideon）18—— 的到来，“市民社会”可以大肆庆祝了；它终于可以恬不知耻地炫耀自己，炫耀自己的利己主义和懦弱，它可以践踏黑格尔的批判，将政治打碎为“微观决策”，大快朵颐地庆祝自己与市场的婚礼，市场是一台可畏的节日排斥（festive exclusion）机器，在这台机器中，数十亿的命运随着最小限度的“噪音”被排除出局。作为珀那忒斯（家邦守护神）的盟友，隐藏的上帝成功地瓜分了雅典娜，并将她包装成数十亿的“自由意志”19。
窄化和错位人民的精神，让他们服从——霍布斯和帕累托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小型化的确是市场效率和不动点稳定的关键。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呢？为什么不通过发明一种服从的微观物理学、一种神经政体（neurocracy）来进一步加强恒温政体的攻势，使人们能够接近政治的绝对零度，从恒温-市民大同（pax）走向赛博-市民大同呢？
毕竟，三重社会已经指明了道路，努力用“压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取代“阶级斗争”。但是，要达到绝对零度，就必须发现比鲁滨逊的自由保留地更精细的统计学-法学单位。作为一门科学，网络和系统的一般理论将为其提供服务，允许大胆的“社会工程师”突破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疆界，构想出在不久前平均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场景：将恒温政体转变为神经政体，成功地加工出一种行为，它将能够保证政治智能的屏障密不透风。因此，“管理的职能，也就是繁衍的职能，正在并将进一步从管理者手中剥离，委托给机器。谁能获得这些机器必须储存的信息，以确保做出正确的决定，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获取数据现在是，并将继续是各路专家的特权。统治阶级是决策者，并将继续是决策者。”20
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 40 年代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所有自然、心理和社会现象”的行为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让人们构想出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因此也可以是一个不搞政治的社会。21
维纳教授的“行为方法论”让人们终于可以期待一个与我们现代性的技术探索相匹配的赛博市民的大同世界22：评审员-鲁滨逊的理性凶残最终可能会让位于迷人的“理性无政府状态（rational anarchy）”，一种校园邻居们随时可以借出割草机、西瓜以及最重要的东西——“信息”——的欢乐气氛。
因为，正如人们所猜测的那样，通信/交流（communication）才是维纳“伟大行星校园”的女王，它在严密监视着新的恒温市民社会的发射器-接收器-鲁滨逊们的神经元卫生状况：后者可以交换讯息、倾倒和灌注“信息”，但必须遵守流畅、透明和清晰的严格纪律。
在维纳教授看来，所有的黏稠性、所有的暧昧性都来自于邪恶，来自于“社会熵”，即“背景噪音”，来自于“宇宙的热死亡”。维纳深信，宇宙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世界。“从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他写道，“我们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星球上的遇难乘客[......]我们终将灭亡，但要以一种我们可以期待的、无愧于我们尊严的方式去灭亡。”23
更重要的是，维纳认为，有两个魔鬼在领舞：一个是不完美的魔鬼，与宇宙的“自然熵”有关，它是根据已知的物理定律发出“背景噪音”；另一个是更可怕的魔鬼，即魔鬼二号，是人类社会的无序和混沌的魔鬼，是人类肆意煽动语言并“颠覆其意义”的“背景噪音”的魔鬼24。他们的阴谋（plot）扭曲了语言，破坏了“真实”交流的宁静享受。在伟大校园里，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是市民-控制论和平的特权工具，他们负责净化语言中的歧义，就像隐藏的上帝试图消除市场的黏稠物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至少在局部地区”抵制魔鬼二号，并确保数十亿小电报员的舒适（尽管在“注定毁灭的星球”上，这种舒适岌岌可危），他们交换着完全清晰的信息，最终被说服进行理性无政府主义的伟大冒险，进行自我调节的全球宴乐冒险。这样一来，我们的小电报员就会忘记自己不过是个“公民-恒温调节器（citizen-thermostats）”，一个或多或少“复杂”的有机单元，拥有人权，能够“反馈环境”。
有了“公民-恒温调节器”，帕累托的计划——利用冲动和流动的大众提供的原材料来制造政治经济平衡的饲料——就终于找到了它的七里靴 (Seven-League Boots)。可以说，政治、经济和控制论的三重联盟（Triple Alliance）能够“自组织”起人类大众的爆炸性潜能，并将后现代性的三种原型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 ——经济人——美杜莎公民（the medusa-citizen）——自我的（egoistic）和理性的鲁滨逊，服务和消费的原子；
- ——平均人——评审员-公民——凯恩斯选美比赛中的英雄，无情地冒着“风险”猜测人们的平均意见，并为自己能够驾驭未来所有的高斯钟形曲线而欢欣鼓舞。25
- ——通信人（homo communicans）——公民-恒温调节器（the citizen-thermostat）——三重服务的透明生物，一个没有"陈旧"的社会冲突和对抗的社会的台球栖息动物（billiard-ball-inhabitant），他对自己的生存感到高兴，因为他只是一条被灌满了输入与输出的控制论绦虫（cybernetic tapeworm）。
对于知道“通信是社会的水泥”，以及“那些将通信渠道的畅通维护作为己任的人，是与我们文明的继续生存或衰落关系最大的人”的恒温器公民（the thermostat-citizen）来说，说他们是控制论典狱长（cybernetic warden）一点也不为过。不用担心！典狱长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作为恒温器的角色：即分析外部环境的温度（“意见”的输入），并通过发送旨在重建平衡的输出来产生“反馈”，从而使伟大校园（今天我们在传统上一致称之为“人类物种”）达到最优生产力。我们的“绦虫公民（tapeworm-citizens）”在人权和自由意志的盛装中闪闪发亮，为他们赶走了“野蛮”并最终实现了弱者的理想（the ideal of the weak）而沾沾自喜，尼采说，这种奴隶道德“首先必须有一个对立的外部世界，从生理学角度讲，它需要外部刺激才能行动——它的行动基本上是一种反动”26。
注释
1. J.S. 穆勒，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50
2. 经济学版本的初等微分学。
3. 布坎南- 图洛克, 《同意的计算》, chapters 2, 3 and 4.
4. 见术语表。
5. 见关于Turbo-Bécassines 和 Cyber-Gideons 的第 9 章。
6. 所有这些自然而然地将我们带回到混沌之中，它能像魔法一样将我们从奇异和巴洛克中解救出来。
7. 见术语表。
8. 布坎南，《自由的界限》，第 18 页。
9. 见第 2 章注释 6。
10. 尤其见 V.帕累托, 《普通社会学纲要》, tr. A. Bongiorno and A. Livingston (New York: Dover, 1963), §2079, §2419, §2073。
11. 见 C.B.麦克弗森 的详细论述： 《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Democratic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2. 麦克弗森, 《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 79。
13. D. Robertson, 'What does the Economist Economize?', in Economic Commentaries (London: Staples Press, 1956), 154.
14. 杰斐逊，《1798 年肯塔基州决议》Kentucky Resolutions of 1798.。
15. 见 G.W.F.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tr. H.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48-9 on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16. [马塞尔-帕格诺（Marcel Pagnol）剧作（后为电影）中的同名教师黄玉（Topaze）放弃了天真的道德顾虑，逐渐学会了如何生活——英译注]。
17. J.-F.利奥塔，《后现代状况》 ，关于后现代性的批判，见术语表，以及 H. Meschonnic, Modernité, modernité (Paris: Verdier, 1988) 和 F. Guattari,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February 1986), 21。（中译注：见中译本《后现代状况》p15，但是我主要依据的依然是英译）
18. 见第 9 章。
19. 关于所有这些问题，见 G. W. F. 黑格尔，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257, §258, §272.
20. J.-F.利奥塔，《后现代状况》, 14。
21. 关于所有这些问题，见 N. Wiener, 《人有人的用处》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54).
22. 必须强调的是，诺伯特-维纳是一位深信不疑的进步主义者，他确实预见到了赛博商贸秩序的危险。
23.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40。
24. 同上，第 93 页。
25. J.M.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San Diego: Harcourt, 1964), 156：
或者，稍微改变一下比喻，可以把职业投资比作报纸上的比赛，参赛者必须从一百张照片中选出六张最漂亮的脸，奖品颁发给其选择最接近全体参赛者平均喜好的参赛者；因此，每个参赛者必须挑选的不是他自己认为最漂亮的脸，而是他认为最有可能吸引其他参赛者的脸，因为所有参赛者都是从同一角度看问题的。这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那些真正最漂亮的面孔，甚至也不是一般人真正认为最漂亮的面孔。我们已经到了第三种境界，即用我们的智慧去预测平均舆论所期望的平均舆论。我相信，还有一些人在进行第四、第五和更高程度的实践。
26.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in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and Other Writings, tr. C. Dieth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