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

北京迎来高温红色预警，难得的北方式灼热的夏天。太阳和气温都暴力了一些，和南方的浮在空气里的热不同，这里的热更类似于一种激光烧过皮肤的刺痛。日光太盛的时候，人确实容易灵魂出窍。于是在取外卖回来的路上，我内心有什么被烤化了，我望着反光过度的玻璃，突然萌生出“要是死了也无所谓”的想法来。 前些天才在心理测试里答出85分的高分，我不能为自己寻一个心理疾病的借口，只能归咎于阳光好得令人想寻短见。是啊，我是健康的人，起码没有对未来完全失去希望，生活得还算体面，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有些大逆不道。我的父母会问我:“你是觉得哪里过得不容易吗？”我摇摇头。正是因为没有过得不容易的地方，才会觉得死了也没关系。没有一个所谓的执念，没有生存的目标，也就没有对死亡的恐惧。自然也不会有对鬼神的敬畏。我唯一的恐惧是死前没能留下一份完整的遗书替我辩白。 高中念书的时候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时候，考试前站在走廊边复习，都有着忍不住翻身一跃而下的冲动。注意到尖锐的物品，也控制不住想象它没入身体是何种情形。我整日与这些不好的念头打交道，如果再被蛊惑得深一些，我也许就将这样草率放弃了自己的人生。社会价值观下的标准人会将这类想法理解成一种心理疾病，仿佛你选择死亡就一定背离了健康的世界。难道我心理状态健康，我情绪稳定，我生活美满，我就没有死的资格吗？我刻薄地想:那些说着想死的人为什么不真的去死呢？为什么要悲观绝望地活着呢？我也这样问过自己，但最终一种功利的念头战胜了我对人对己的刻薄——因为“不至于”。只要我不讨厌活着，就还不至于用一把小刀了结自己。 但能了结我的太多了:祸端从来不挑选场合。新闻里总是有着各式各样的死亡，播报着种种不幸。我还是容易忧心自己的死会不会那样不可控地发生了，可我也庆幸死亡面前的人人平等，好歹贫富贵贱都显得那样无能为力。爆炸、沉没、疾病……掌控不了规律，于是每个人只能在猜疑中等待，等待了结自己的结局。我想到，我年幼的时候是对死亡最无所顾忌的时候，坚信自己有着主人公的光环，坚信命运不至于让我早早退场，无知便无畏。那时的我对生命的脆弱没有概念，不清楚生命是像生挂面一样一掰就折的事物。在高坡上滑旱冰鞋，用手触摸墙上的电插孔，吸食廉价荧光笔的墨水等等，每一种年幼的行径都叫今日的我心惊。我已经幸运地活到了现在，渐渐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与他人一样都是易折的挂面，轻盈而廉价。 意识到自己生命的廉价之后，反而过得轻松了许多，不再能被外界所威胁。想着大不了就死，最坏的下场就是死，一切压力、焦虑都烟消云散了。这也使我更加傲慢了，将“死了算了”，视作一种诚恳的建议，并无多少恶意。显而易见的是，我和社会标准下的正常人自此分道扬镳。 于是我沾沾自喜自己填写心理测评居然能有如此稳定健康的分数，揶揄那些被规训的人活得如此不痛快:“你们正常了，但还是这样不开心，就是被环境气病的。”从我的喜悦中，我窥见一点奥义——社会语境下的健康人才是真正的心理变态。他们是那样可敬的英雄主义，依旧坚持着这可笑且自戕式的道理，做着虔诚的三步一叩拜，也不敢抬头看看供起的是何种神佛。我无意挖苦讽刺谁，反正冒犯到他人是一种必然。 既然分道扬镳，和周遭环境的联系也就越来越淡。我好像很少记叙我大学里的生活，因为实在没什么可以有感而发的，就像我青少年时期预料的，愈发平庸与孤僻罢了。时常失眠，昼夜颠倒，身体一点点坏下去，视力模糊了许多；失去和人打交道的耐心，对周围的一切充满敌意。曾经的我会试着虚伪地担起关爱他人的职责，给予那些“落单”的人一些自作聪明的情感援助。如今我干脆收起这种伪善，因为那些“落单”的人可能想的同我一样，心想着“谁都别来烦我”。多么讨厌大学环境里假惺惺的社交，几句亲昵的称呼，几个可爱的表情，认识几个共同的友人，就“情谊深厚”地互动起来。我始终相信，这种情谊是最无用的，没有年少之交深刻，不够坦率，不够真诚，除了朋友圈集赞以外也没有太多效益可言。然而，那对于许多正常人来说是有必要的，是生存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准。是否受欢迎、是否被认可、是否符合道德……像我过去纠结犹豫的一样，执行自己的生活。这样也好，就是未免太累了些，或许有人乐在其中，我也不好评判。只是我开始更像《惶然录》中所说地生活:“我累了，关上我窗子的百叶板，为了自己的片刻自由而拒绝世界。明天，我将要回到一个奴隶的生存，但是现在，我独处一人，无需任何人，唯恐可怕的什么声音和什么人前来打搅，我有自己的小小自由，我得意的片刻。”起码我还拥有决定自己死亡的权利，就足够让我得意。 收藏夹里还是会加入一些四六级、考研资料的玩意，好让我混入被认可的大部队里，好让我同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得到质检合格的证明，心安理得地流入市场。虽然我弃考了六级，但好歹报了名，听上去比那个不考四六级打算毕业就出家的室友靠谱许多。我想过出家的可行性后选择了装模作样地混在人群里，避免被当作异类驱逐出去。我最熟悉的就是这类的装模作样。高中的时候，桌上摆着习题，抽屉里摊着杂志，随时警惕着窗外路过的人影。到了距离高考最后几天，同学们在背书，我将纸条写得满满的，和边上的同学争论考完该怎么玩才痛快。记得一个朋友认真地劝我:“你真的不背吗？”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我不想背，不想背就是不想背，最多装装样子背两句，可那有什么意思呢？和老师和家人打着阳奉阴违的游击战，趁他们不注意偷偷潜入图书馆去借些破烂的书籍，读些不入流的酸溜溜的文章，都比课本上那些非黑即白的句子对我有裨益。当异类也有别的好处，当你构不成对其余竞争者的威胁的时候，他人对你总归也宽容些。这种宽容让我在高三时期感受到的人情温暖要比平均值多了不少，也许高考那年是我成长的二十年以来，世界对我最温柔的一年。 深谙伪装之道的我，在大一的开学之初也会像健康的社交小能手一样，去不同的宿舍打招呼，为每个新同学带去我买的零食，也会常常跟着朋友去玩桌游，参与小型的聚会，也会坚持带妆上早八，用漂亮的活页本记下整整齐齐的笔记。我是这样与和蔼的健康为伍，用一种纯善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后来意识到悲伤的情绪与死亡是同等的性质，它并不会因为我友善且心怀希望就能从我人生里绝迹，它平等地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无论你健康与否。我还是不能避免地从这样充实的生活里感到难以言喻的悲伤与空虚，我一整天宅在宿舍里，看三到四部电影，或者打着台灯熬夜读些令人灰心的严肃文学。悲伤还是像苔藓一样一点点蔓延到我这具受损的石像上来，甚至毫无缘由，从心脏的位置，沿着血管在我的全身循环。虚无感扩散时，我除了睡眠不再想其他。 就像现在的我，不知是因为睡不着才写了这么多，还是因为思虑这些所以睡不着，到底成了我自己都解不开的悖论。失眠的时候，我闪过最多的就是死亡的念头。不健康的作息使我距离死亡又更近了一步，这样想来死亡也并非那么公平。 但命运本来也没什么公平可言，史铁生说的对，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我已经过了爱争个是非曲直的年龄，慢慢承认了作为一个异类生活所付出的代价。但我相信，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愿望朴素的人，健康地认为“死了也无所谓”，健康地失眠着，健康地逃离着一切。 庆幸我还年轻，能将未有答案的困惑悬置起来，能在偌大的世界上短暂拥有一张床铺来安放我的焦虑与不安。无形和有形的一些正在编排我的命运，我平躺着，观察着黎明的光是如何潜入这间房间，计量白日的漫长。困意诚实地来临，就像死亡、正义、班车、日出、二十岁，主动或被动，提前或迟到，终究平等地、守恒地路过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