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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曼·图尔的白日梦，南亚酷儿的日与常

他的声音和房间 2023-06-23 09:09:57 浙江

文 / 伊莎贝尔·林（Isabel Ling）

萨尔曼•图尔《酒吧男孩》

萨尔曼•图尔（Salman Toor）在惠特尼的首展千呼万唤始出来，他别具一格的叙事将笔锋聚焦于棕色人种的、酷儿的身体。

萨尔曼·图尔第一场登堂入室进入博物馆的个展原定于3月在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举行，这场名为《我怎么知道》（How Will I Know）的展览将用他那充满生气的具象绘画在往回看和向前看两个方向上拓展出新的维度。图尔出生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现定居于纽约，他捕捉到了城市公共生活中最为日常的亲密关系——拥挤在酒吧里的人群，并坐在游廊下的恋人——对于疫情前的观众来说这样的场景实在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只是当呼朋引伴在当下成为一种禁忌之后才突然平添了一分梦幻般的张力。

在这些白日梦中来来回回漂浮着的是图尔不变的主题：南亚的、酷儿的男子。这些男子清一色都是时髦精，艺术家兴致勃勃地描绘了他们身上的诸多小细节，比如一只闪闪发光的金戒指，比如一条总是系在某个“反复出场的人物”脖子上的印花丝巾。图尔笔下的人物表现出一种对他者凝视的自觉，同时还有对如何通过表演颠覆这种凝视的得心应手。2019年的《酒吧男孩》（Bar Boy）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戴着一顶夸张的紫色宽边帽，直挺挺地伫立在熙熙攘攘的酒吧正中央，周边歪斜着一帮打打闹闹的酒客，每个人看上去都有着使不完的精力。这是一个正在运动着的漩涡，被图尔那标志性的粗犷笔触搅起一圈又一圈绿色的涟漪，但大家的注意力却很自然地被引到了水中央那个人物的静止之上。尽管他与这个熙来攘往的环境并没有什么违和感，但是他却远离了人群，自己低头看着手机，浑身散发出一种格格不入的孤独感。

萨尔曼•图尔《卧室男孩》，2019年。板上油画，12 x 16英寸。

萨尔曼•图尔《沉睡男孩》（Sleeping Boy），2019年。板上油画，9 x 12英寸。

科技产品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图尔的笔端，参加派对的男子们人人手里捧着一只智能手机，而边桌上也总是摇摇晃晃地供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一切都在不断提醒观众注意这些人过着一种二次元的数字化的生活。2019年的《卧室男孩》（Bedroom Boy）可能参考了马奈（Manet）的《奥林匹亚》（Olympia），一个男子赤身裸体四肢摊开躺在一幅白色的床单上，他高举着手机，眼睛直盯着手机的摄像头，好像在不断寻找最佳的拍照角度。除了聚焦于棕色人种的、酷儿的身体之外，图尔对这些总是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的小男人的演绎还嵌入了权力和特权的概念，他将科技产品塑造为这样一种工具，可以将性的代理权归还给主体。

事实上，各种社交媒体确实为酷儿、为有色人种提供了组建圈子、寻情问爱（无论是在别人身上还是在自己身上）的平台，甚至可以在上面创造一个个小型的、日常化的乌托邦。但是这些平台也极易滋生并深化自恋文化，因此遭到了很多人的严厉批评。图尔在2019年的《明星》（The Star）中便触及了这种两面性，当化妆师和发型师在给男子做造型的时候他一直用疑惑的眼光盯着自己的镜中倒影，现实和倒影之间的那点细微差别大概就是对人们渴求自我理想化的讽喻吧。在这里，图尔看到了社交媒体对自我管理的推波助澜以及其中的两面性，人们既可以在这里找到自洽，也可能让人把权力让渡给他者的凝视。

萨尔曼•图尔《明星》

萨尔曼•图尔《一肢半截》

除了一以贯之的主题之外，图尔也在努力提炼一种新的叙事方法，他总是用同一种循环往复、层次分明的笔触去描绘棕色人种的、酷儿的生活，从而找回了一种美学语言，不免让人联想起被西方艺术史遮蔽的传统。2019年的《一肢半截》（Parts and Things）是一件以青绿为主色调的作品，通过一壁橱被肢解的身体部位，将图尔旨在融合的艺术追求做了可视化的处理。每个身体部位都被描绘成游乐场设施般的夸张尺寸，一个个头，一只只手，一根根阳具——而且每一个部位的描绘都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来源——就像被丢弃的衣服一般一件叠着一件。

《我怎么知道》是一部关于酷儿和流散身份既生成又解体的编年史。展览邀请观众成为偷窥者，跟随这些男子在几个世界之间不断流徙，从而体会到他们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被撕扯的紧张关系。因为图尔对这几个世界都怀着敬意，在他全面的描绘中便培养出了一种亲密感。这一点在2019年的《四个朋友》（Four Friends）中得到了最为完美的表现，画中没有人被描绘成他者，他们是一个整体，大家一起在舞蹈中感受着自由和无拘无束的喜悦。在我们能够再次一起跳舞之前，图尔这些充满同情心的画作会人我们回想起被人凝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