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 | 全球记忆术体系
导读：本文节选自《技术与时间3.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第四章“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第1到第5节。在这一文本中，斯蒂格勒探讨了工业技术体系的历史，他认为技术体系中交织着各种演变趋势，而且会定期陷入危机。在危机期间，体系高速演进，导致它与其他社会体系——法律、经济、教育、宗教、政治表象等——的关系发生“调整”。当这些“其他社会体系”接受了新的技术体系之后，稳定性将重新建立。
01全球记忆术体系
人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一大不同之处，在于人死后，他的故事可以存留下来。在人所生产的诸多痕迹中，某些不是为了将记忆保存下来，而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比如制作一件陶器或工具，其目的并非传递记忆，但是它们却会自动地去传递记忆，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工作者要去寻找它们的缘故，因为它们经常是那些最为久远的时代的唯一见证。也有一些痕迹专门致力于传递记忆，文字、照片、录音、电影等均属此例。有了电影，上述痕迹——也即我们所说的“持留”——的生产和传输就成了一种工业。
我们认为，技术从一开始就是记忆的载体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种系生成。然而，并非所有的技术都是记忆的技术（即“记忆”术）：最早的记忆术体系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期之后，后来演变成了文字，并一直沿用至今。
可见，技术体系先于记忆术体系，后者与前者并不相互混杂。所有文明都是围绕着某一技术体系而建立起来，该体系围绕着既有知识和为该体系所独有的一种主导技术，在技术演进的过程中逐渐确定下来；所有技术形成了一个体系，维持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当主导技术有所变化之时，以之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技术体系便会随之发生变化[249]。
按照这样的理解，技术体系就具有了一个传播幅度和一个时间长度。分析显示，随着时间的流逝，技术体系的拓展幅度趋向于越来越宽广，而它的时间长度则越来越短。技术体系中交织着各种演变趋势，而且会定期陷入危机，这会使体系发生断裂。在危机期间，体系高速演进，导致它与其他社会体系——法律、经济、教育、宗教、政治表象等——的关系发生“调整”。当这些“其他社会体系”接受了新的技术体系之后，稳定性将重新建立（这种稳定性总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稳定”）。
工业技术体系最初的一些因素于18世纪末在英国出现，而今它已经世界化了——而且，它进入了一个待续革新的时期，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完全不稳定的。它的幅度不再能够拓展，除非离开地球，而且它的时间长度也不再能够缩短：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稳定性已不复存在。我们不再可以谈论什么亚洲技术体系、欧洲技术体系或美洲技术体系：同一个、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全球机制展开了它的画卷，它具有地方特色，并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依据地缘政治的机遇和政治的偶然性来组织劳动力的工业分工。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使上述演变得以实现，因为这些技术使人们得以实现自动化，得以对生产、分配以及资本的国际流通进行即时性的远程控制，并且为大众消费开拓了诸多国际市场。
这一切众所周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当信息技术被纳入工业体制中之后，造成的后果是在技术体系自起源以来的历史中构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断裂，因为迄今为止，与在时间流逝的进程中前后更替的技术体系相比，记忆术一直是一个独特的领域。
技术体系致力于物质的转化，而在各种技术体系前后更替的同时——先是希腊人的技术体系，后有罗马人“及其后继者”的技术体系（在同一时期，其他一些技术体系与之共存，例如那些所谓的“中断了的体系”），经由中世纪以及古典时代，再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字母文字作为第三持留的主要机制和教士神权与政治权力的基础，构成了一种在二十五个世纪里始终保持稳定的记忆术体系。当然，字母文字经历了多个时期，例如印刷术时期（我们稍后将考察印刷术的重大影响），但是无论是它的知识基础，还是对言语进行复制所依据的一般原则和形式原则，从印刷术之后就再也没有演进。
然而，时至今日，记忆术相对于生产技术体系的独立性已经不再是不争的事实：技术体系拓展到全世界范围之后，它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全球性的记忆术体系。与此同时，技术体系、记忆术体系乃至世界化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融合在了一起。这一转变始于19世纪，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最早的通讯技术、信息技术和信号处理技术的出现，19世纪成为了一个过渡时期。到了20世纪，通讯业和信息业已经成为物质资产的生产技术体系的核心。这样一来，我们在前面已描述过的信息科技、视听科技和远程通讯科技的“聚合”或许同时也就是物质转化的技术体系和记忆的科技之间的聚合。
然而，这还不够全面。在19世纪以前，记忆术体系的寿命还能够长于技术体系的寿命，因为教士神权与政治权力仍然控制着持留的机制。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探求“上帝已死”的可能性，而上述现象也随之开始改变。如果历史能够而且必须作为技术体系的演进与其他社会体系的演进之间的关系而加以分析，从而提出了“调整”这一问题，那么对记忆术的分析则表明记忆术总是决定着“调整”，也即“接受”过程的条件。作为交流的技术，记忆术支配着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以及集体内部的那些使该集体得以组成的各种体系之间的关系。
全球的技术体系已经完全变成了第三持留的工业化生产的记忆术体系，也即以工业的方式生产持留遴选的准则，这些准则在“接受”的过程中为意识流所用。这就意味着，“调整”的条件同时也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震动，在对IP网的发展所造成的直接影响（例如在税收和司法面方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一点。在IP网的发展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技术体系是怎样在其他体系之间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同时震撼了这些社会体系，这一现象幅度之广虽然史无前例，但仍是一个典型现象。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该技术体系是怎样在成为其他社会体系的竞争对手的同时，试图成为这些社会体系中的一员，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它是技术体系与记忆术体系相互融合而造成的后果——因此也是IP网这一全球网络的用户（其实是某些用户）于近期在ICANN“选举”IP网的管理机构[250]所造成的后果。
当前，这个互用性网络已经变成了数字视听节目工业的传输媒介，成了技术体系全球化的决定因素，而且凭借着该网络，记忆术已切实变成了技术体系的核心，将时程区划与方位区划——二者是各个社会的最为重要的黏合剂——融为一体。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形成了持留的体系，而持留体系是时间与空间之间关系的构成要素。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与宗教问题、精神问题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从来都是不可分离的：二者均不可避免地指向起源和终结，指向界限与边界，以及各种性质的投映机制的最深层的方面。而今，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已经受到了强有力的干扰。在电灯泡和显像管的人造光源下，黑夜与白昼之间已没了界限。讯息、信息之间的流通距离与期限已经消除，而且与此相对应，人们的行动计划也世界化了。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人们仿佛体验到了一种文化的熵，也即生活的摧毁，因为，基于一些我们稍后将详细分析的缘由，所有人民在体验其文化特性之时，都把它当作了生命力（负熵）的一种保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卫星导航已经投入使用，电子定位已经从领土和国家等局限中解放出来；我们接下来还将看到，地理信息和信息的流动性已经开始采取工业的方式，担负起组织个体与集体的迁移之责任，并且将空间以及地域关系作为新的投资领域，对它们进行开发[251]。
作为共同空间与共同时间（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入口的持留体系所受到的这种震荡，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大范围地、切实地拉开帷幕，而且随着数字技术势如闪电的发展，该震荡的强度空前提高。当前，它在大范围内使人迷失方向，虽然这种迷茫或许尚未引起关注，它所造成的问题的深度或许还无人察觉，但是它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会招致一些强大的抵抗，这些抵抗具体体现在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诸多倒行逆施的现象中。遭受其影响的，是文化与社会的核心，是它们与宇宙、与它们的记忆、与它们本身之间最为密切的关系。忽视它，或是无视它，可能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时程区划与方位区划是生活节奏、信仰、与过去和未来之关系的基本质料；在未来，对导向机制的掌控，将会是对全球想象之物的掌控。
毋庸置疑，一次真正的文化冲突已经吹响了号角，也即施加行动的模式、集体的计划并通过它们去控制市场而斗争，因为问题在这一切背后隐藏着的，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无情的全球商业战；在这场战争中，各种数字化网络已经成为、首先是而且越来越会是斗争的工具，被用来占领全球市场——既包括全球商品市场，又包括全球思想市场。然而，我们不妨试问：这一新的市场中是否存在着一种一触即发的矛盾，它是理性的遗失——意即动机的遗失、投映能力的遗失——的源起。
02领土和地理信息的数字化复制
人类群体之间接触点和交流机制的增加，导致他们在抵御技术趋势的落实，也即抵制接受新的生活模式之时的能力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里，我们曾探究过这一渗透趋势是否不会导致组成社会群体的“内部环境”越来越快地融解于界定该社会群体的“外部环境”[252]，各个内部环境之间接触点的增加，在增进了所有群体对技术趋势的一般渗透性（即熵）的同时，或许会促成使这些群体融合进市场这个“外部环境”之中的趋势。对于市场这一外部环境，当它变得完全以记忆术为重，并以此为基础，变成不具有公共空间的商业交换空间之后，它或许也就变成了西蒙顿所说的“技术地理环境”[253]。
这些“接触点”先是物质与人，随后由图像、货币、书籍、电报、电话担当，它们已经变得无处不在、普遍存在。它们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点”，而是无线电语音和电视等“流”，相互交织而且共时化，并最终完全融合在诸多数字化信息网络之中，构成了储存库的入口；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通过包括电话、电视等远程行为终端在内的任何移动工具，人们就可以进入这些储存库之中，而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移动工具是怎样改变维护了“流”的组成，怎样使之复杂化。
接触点的密集化、接触点转变为“流”，以及由此导致的交互性行为（如各种形式的全球商业）必然要求数字化电子导航工业生产出新的导向技术，而且不再是在历史传承下来的过去的经验中导向，而是在信息事件的即时性时间中进行导向，这些事件每秒钟都在发生，而且是通过全球数十亿人发生在数据的“虚拟空”间里。
我们给“虚拟空间”这一字眼打上引号，因为它是一个隐喻，隐藏了当前正在进行中的进程所具有的真正活力。在此，我们把储存在各种数字化载体中的持留数据的总和称为“虚拟空间”，而且如果不通过这些信息的某一表象机制，人们便无法进入这些载体中。以上述表象机制为基础，一种直观图像得以建构，它通过各种接口，将那些无法解读的物质（意识若没有配备相应工具，便无法解读这些物质）呈现出来，使其能够被人操作。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虚拟空间”都不是“非物质性”的：很多不知所云的言论对“非物质性”这一概念津津乐道，但其实它完全是一个空洞而无意义的概念。
对于在当下通过网络和服务器中心而进行的活动，上述数据的电子空间能够用来作为它们的投映表面，这些活动可以在电脑屏幕上通过图像呈现出来，而且图像本身是与活动同时运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虚拟空间”或“网络空间”被构建了出来，似乎那些图像是一个有别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种空间。数字化复制这一现象意义深远，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254]，但是此类论述大多云里雾里，其视野仅仅局限于那块或多或少可被触及的屏幕的表现效应，却将它的真正意义遮蔽了起来，最终总会使新出现的、以电脑屏幕作为投映屏幕的事物变得无法理解。
上述“真正意义”与第三持留的数字化设备给投映带来的新的可能性有关。“虚拟空间”并不是一个有别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种空间，而是世界自我投映所借助机制的拓展，它具有出众且前所未有的实效性，并促生了一个新的假象空间，既为“我们”——以及“我们”在泛指代词“人们／大家”中的消逝——打开了新的天地，也为谎言时代开启了新的大门：这是一种新的“电影”。
虚拟空间这一假象从一开始就具有特殊的投映能力，它以一种异常的方式提出了新问题，反过来却也明显地在“接受”过程的历史中构成了一次断裂，同时也在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历史中构成了一次断裂。我们或许要说，随着这一传播／持留的新机制，正如海德格尔1926年谈论无线电广播时所说的那样：
“此在”实现了一次“世界”的“去远”，至于这一“去远”的存在意义，我们尚无法一目了然；这一“去远”掩盖了日常周围世界的一种拓展的形式。[255]
不过，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如果说空间性确实受到了影响，那是因为作为“在世存在”的方式，空间性一般来说决定于第三持留的体系，而这个世界是由第三持留的体系所构成——在任何情况下，第三持留的体系都不会构成“另一个”空间。
与其说“虚拟空间”，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新的持留体系，它是数字化的，对时间与空间的直观均产生了影响；它既不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第三持留更为虚拟，也不比它们更为真实，它既与时间相关，又与空间相关，既与时程区划有关，也与方位区划有关。时间之所以总是虚拟的，总是当时当下、此时此刻地介于一个虚拟的过去和一个虚拟的未来之间，确切地说是因为第三持留无论是不是电子材质，它都既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256]，而且只要它不在某一此时此刻的意识活动中经受第二持留和第一持留的某个遴选行为，它将一直是虚拟的。
因此，“虚拟空间”并不存在。不过，地域、国家、地理幅度的某种电子复制性正在研发当中。虽然发展程度还不高，但是它已经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领土和居住空间的数字化，这得益于以下事物的发展：移动客体（如移动电话）、服务于移动客体的基础设施（以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MTS为最）、GPS全球定位系统、摄录工具（其典型是网络摄像头）、各种地理参数的数据库（包括城市地理、军事地理、人口统计学地理、经济地理、物流地理、气象地理等）、地理信息电子系统、卫星、导航系统……通过这些事物，一个“二次领土确立”[257]的过程正在网络上并借助网络而进行着，从而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同时使“信息社会”的各种地缘政治方略重新洗牌。
领土的联网和数字化呈现正在进行当中，而定位信息的发送设施已得到普及，并经历了“第二代”数字化导航技术的落实，即地理信息导航技术。领土的数字化其实既与导航系统有关，也与标记体系有关：前者指的是以融合了照片、视频、遗产的各种复制、路程向量等数据的电子地图为基础，在地理参数的数据中进行导航；后者用于电话、航海航天辅助，从宽泛层面上说，更用于移动设备、移动工具以及各类交通工具的管理。然而，这意味着用户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数据[258]，在“数据的景观”中四处流动，也即在诸多电子数据（以物理的方式，定位并存在于模拟领土空间的界面上）之中流动。这样一来，地理信息使各领土具有了导航的技术功能——例如西蒙顿曾指出，海洋中的水已变成了一种“组合环境”，它既有以潮汐为动力的工厂配备的干巴尔涡轮机所具有的那种技术功能，同时又是一个融合进“具体化过程”的自然环境，因此从功能上来看，它决定于这一“具体化过程”，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技术地理环境[259]。
03传输工业与教育系统
（1）意识和载体：回顾与发展
由于各种计算工业的融合，象征符号生产的发展以及象征符号远程通讯的发展，记忆术得到了发展，由此揭开了一个新的后种系生成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再能够将工业技术体系与记忆术体系区分开来，这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传输工业付诸运行的时代。传输是构成社会联系的持留机制所具有的功能，也即心理层面的个性化和集体层面上的个性化所具有的功能。
“接受”并非传输。传输构成的是遗赠机制，而“接受”则是继承机制。不过，如果没有传输机制，就不可能有“接受”——而且传输机制显然能够完全不被接受，它可以自行垮台。
这个新的后种系生成时代必然要求某种全球一体化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处于运行中。
在宇宙秩序和天相中，那些最为古老的时程区划体系和方位区划体系（二者同为起源和边界）找到了它们共同的源泉。昼夜更迭、月相圆缺、四季更替，这些都是时程区划最为普遍的经验，而记忆术则通过天文计算、星历表中对星体运行的记载等使这些经验变得更为丰富。在日晷、铜壶滴漏之后，从18世纪开始，就已经有一些机械能够对时间的流逝进行衡量，使其客观化，并将其记录在某些人造制品中，戴维·兰德斯将这样的机械称为“时间的守卫者”[260]，此外，通过诸如钟楼的敲钟声，这类机械还能够使社会生活共时化，因此也便成了最早的聚会的基础，听到钟声后，人们就必须“准时到达”宗教场所、作坊、学堂等地点。在《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讲演录》里，胡塞尔曾把钟声作为例证之一：它是一种时间客体。
天空是一个广袤的舞台，人类在那儿学会了凝思，也即学会了理论。它同时也是方位区划得以构成的空间，而且“确定方向”的本意指的是：根据一个给定的天空区域——我们已经将天空划分为四个 区域——找到其他区域，尤其是要找到东方。[261]
确定方向以这一划分为前提，不过这种划分和星历表的时程区划不一样，并不是根据天空的直接经验而得到，而是根植于某种差异给人的感觉；我的意思是左与右的差异。
关于这一“感觉”，海德格尔曾对其进行过激烈的批判，我们后面还将继续阐述。这一感觉是不可否认的，也无法化归为所谓的方位基准点（“我们已经将天空划分为四个区域”），除非是以空间在某种具象表面和图型表面上的呈现为基础，这样的表面我们称其为“地图”，其中也包括天空的“地图”。
在《地图帝国》一书中，克里斯蒂安·雅各布认为“空间并不先于其地图而存在”[262]，要有空间，就必须确定方向；要确定方向，就必须有承载“左与右的差异”这一“感觉”的载体；要有确定方向的实体，就必须有预测和行程重构的“载体”（sustratum），也即将行程在一幅使任一第三持留的方位区划内在化了的心理地图上重新勾画出来。地形图、测绘图等机制，也即地名的形象分配的空间，一直以来都存在，而至于真正意义上的地图，新石器时代的一幅原始地图——贝多里纳岩石[263]上的那幅原始地图——早已预示了它的出现，岩石直立在一片平原上，上面刻有一幅地图的形象。
这幅原始地图同时也是一幅巨大的地图，每当伫立在它面前的时候，我们同样也处于直立状态，站在已被绘制成地图的领土上，这领土处于暂停状态中，处在世界的一次“中断”（épokhè）中，而“中断”同时也正是世界得以构建的条件。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它向人们揭示了地图使方向的确定成为可能，揭示了地图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是一个简化、遴选、编制征象符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地图的空间与领土的空间收缩为一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电影的时间与生活的时间收缩为一体。岩石上的地图就是这样一种压缩，而岩石本身则以一幅垂直的画面展示着它所呈现空间的真实全貌；通过岩石上的地图而非通过岩石本身，我们进入到了领土的一幅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图像之中，也即一幅人文图像，它构成了一种“绝对视角”，一种纳入了方位区划的界线之内的视角。[264]
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最初是在天空一目了然的广袤中构建起来的，随着度量仪器、具象表现机制等记忆术的出现，二者得以继续发展。作为世界的时间和世界的空间，二者打开了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世界的构成要素。我们只可能进入一个处于这些体系之内的世界的时间或空间，在这里，我们显然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认读日历、地图、钟表和指南针，同时还须参照所有那些订立着共同节奏和共同地域的机制：它们是更高一级别的持留机制，是一些决定着人们能否进入一般意义上的各种持留的“元待留”，它为一般意义上的各种持留共有，并已被它们所接受。
作为内感官时间流的综合载体，作为与这些时间流对应的行程的导向载体，上述机制承载着三重综合，而呈现在直观的空间形式和时间形式中的杂多借助着这三重综合，在统觉中得以统一化，成为概念，并作为图型而投映。
在一种全球性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运行过程中，世界化无处不在。这正在进行中的世界化经常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末日”的临近，这其中并非只有经济原因，或者说经济原因并非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的“存在之痛”，世界化也经常被作为一种精神、文明、存在的崩溃而被人体验。
从这个角度来看，兴起于美国的、围绕着“鬼节”万圣节的市场营销手段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
《纯粹理性批判》没有将第四种综合纳入考察范围，因此不可能对作为“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的组织模式——也即作为政策——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机制进行反思。海德格尔曾关注过这些机制，或者说他在采用了其他术语（主要有“日期性”、“公共性”、“确定方向”、“去远化”、“差距”等[265]）的同时，只是绕着这些机制四下转悠，却未能沿着这一方向再上前一步：他在面对“世界的历时性”这一问题之时的退却阻止了他继续前进的步伐。
在前一章的结语处，我们曾提到，由于跨国程序工业对接受的技术的掌控，造成的后果将会是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化（这一是种同质的全球性得以构成的条件）。这意味着，由于教育系统首先是获得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机制并将它们内在化的地方，因此我们更应正确地理解持留机制和“元持留”的机制这一问题。更有甚者，按照西方的设计，教育系统的宗旨在于获得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的科学基础和哲学基础，例如思想史，因为思想史是一种“我们”，包围在我们四周，比当下现实中的“我们”更大，并且为我们打开了某一空间和某一普适性时间的视野——上述表达方式的含义远在其物理含义之外。
在意识的三重综合之上，从一开始就叠加有第三持留的技术综合。这第四种综合在调节认定的综合的同时，还承载着意识的三重综合，并将它们联结在一起。我们可以将第四种综合称为一种“持留的综合”，正如我们说代具性复制手法是“综合的”那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妨谈谈先天的代具性。综合判断力应当以一种“先天的”代具性综合作为支撑——但是我们将“先天的”一词放在了引号里，因为仔细一看，意识的综合判断力的先天性其实是存在于某一“后天的”代具性综合的“事后阶段”。（后天的代具性综合，意思也就是经验性的代具性综合，而且它在时间上先于意识，从而使该意识的“已经在此”成为可能。）不过，“后天的”代具性综合虽然（在一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虚构的、有效力的、基础性的“事后状态”中）使先天的判断力综合成为可能，它同时也是从判断力综合的先天性中继承而来。作为经验的条件之一，同时由于经验是认定性的，后天的代具性综合是“先验的”，但同时它仅仅存在于技术发明史的“后天性”的条件中并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
这种状况，我们形容它是“非先验的”（a-transcendantale）。
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可以强调指出，知性在进行计数的时候，它将计数这一操作内在化了，而这一操作首先是由与内感官共时化的外感官所具有的运动性所构成，内感官与外感官共时化的前提是需要有某一计数的技术体系作为载体，它在意识的历史中形成，能够将时间流的痕迹保存下来，并使其处于稳定状态。在此，我们应当回顾一下我们以前对几何的分析[266]，在那次分析时，我们已经指出，文字性持留的综合弥补了早期几何学家的意识在持留上的有限性，它以几何学的推论为前提——胡塞尔也发现了这一点——同时也使几何学家这一群体的“我们”得以构成，并且打开了几何学这一无边无际的领域，使其成为这一“无边无际”的投映屏幕——而且，任何“无边无际”都有其投映屏幕。
不过，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意识流的文字性综合同样也使矛盾原则的“发明”成为可能。在此，我们取“发明”一词的古义“挖掘”（譬如“圣十字架的发明”）[267]。矛盾原则不是被发现的，更不是被发明（意即“制造”）的。所有意识全都处于矛盾原则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矛盾原则不是被发现的。然而，由于缺乏对意识流统一性进行掌控的机制（该机制使矛盾原则得以遵守），因此不是所有的意识都能够成功地将矛盾原则付诸实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矛盾原则不是人为制造的，它却是被“发明”的，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一个日子，从那一天起，矛盾原则就被表述成了如是这般，或者说，它是从某种程度上被“生产”出来的，正如我们面对观众席“生产”一幕剧那样。这里的“如是这般”的前提是有一种机制将它投映出去。
正是矛盾原则的“如是这般”确定了“论述”（thesis）或“论述性陈述”，也即确然推论（raisonnement apodictique）所特有的那种刻意的态度，这同时也是使“城邦”（polis）得以建立的法令的颁布所具有的态度。正是“变得公共化”这一过程正式地造就了矛盾原则。矛盾原则决定着所有意识的投映活动，但是如果不能将转述意识流的逻辑性陈述按照其原样记录下来，矛盾原则也就不是必然地被获得的——这还是因为以下事实：意识受制于持留的有限性，持留的有限性使意识无法在其整体的统一性中去领会（也即无法统一）构成意识本身的时间流。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任何意识虽然均决定于矛盾原则，但是它可能而且也必须受制于以下事实，即意识本身是矛盾的，意识“之内”含有反命题而且这反命题是“针对它自身的”，意识最终总是必须做出判断，也就是说做出决定，对这一存在状态进行“综合”。这一经验是对存在的一种持续的考验，没有可以求助的对象，无论矛盾原则有多么明显。这一经验名叫“时间”，延伸于已经被遗忘的过去时刻和尚未到来的未来时刻（也即尚不存在的可能性所在的时段）之间——这是“尚未存在”的一种矛盾的经验，如瓦雷里所言，如果没有“尚未存在”，就不会有未来，而任何未来的构想如要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矛盾原则的最终解决方案，也即将所有被体验之物的“流”在“形而上学的对峙的平息”[268]中、在理想状态的“我们”的普遍的“流”中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尽管一般意义上的意识满足《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经验的类比——持存（实体）、生产（相继）、群体（并存）——的诸多条件，但是在进行思考和推论的时候，所有意识却无法进入在同一时间内决定着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的、由三种类比建立起来的各条先验规则。三种类比的原则，对于在每一个时间内的一切可能的（感知的）经验性意识而言，是建立在统觉的必然统一性之上的。这样一来，由于这一统一性是“先天”的基础，因此从诸多现象在时间中的关系来看，类比的原则也就是建立在一切现象的综合统一性之上。事实上，本源的统觉与内感官（与所有表象）相互关联，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它先天地与内感官的形式，也即与杂多的经验性意识在时间中的关系相互关联。[269]
可是，不是所有的意识都能“意识”到什么是意识，尤其是意识是一种能够将上述经验的规则付诸实践的、具有统一性的“流”：这些规则形成的前提是意识流的自我检测，是意识流的定位和空间化。
至于数学性判断，它们“都是综合的”，它们的前提是几何的统觉统一性的后天的代具性综合，作为先天地出现在事后阶段的理想状态的某一“我们”的意识，也即出现在这一“后天性”的经验（它是某一必然性的思想的经验，这一思想在具有痕迹的同时具有了必然性，例如为他自已把他的推理记录下来的几何学家的思想）的事后阶段，尽管当数学性判断被发现之时，不可避免地发现的是先天的代具性综合，也就是说包含着“无法从经验中抽取出来的那种必然性”[270]。
不过，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两种意义上的“经验”，一种是与外感官能够进入其中的诸现象的空间这种永恒存在物有关的经验，另一种是与浮动之物有关的经验，但在领会、再现、认定以及内感官中，这些浮动物能够理想地被统一化，因为内感官可以以各种永恒存在的再现方式为支撑，这些再现方式虽然一直变动着，但是它们在第三持留中永恒不变的记录由于同时属于内感官和外感官，所以能够使内感官和外感官稳定下来并使二者共时化。当我们回到语法问题上来的时候[271]，我们将会看到，对于范畴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正是从上述极端的含义上来看，在意识的三重综合之上，一开始就叠加有第三持留这一技术综合，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在“记忆的工业化”一章[272]中才谈到了持留有限性的工业化综合。然而，这也意味着上述工业化综合对意识“本身”——也就是说在思想的某个时代里，确切地说是在一个有关意识的思想的时代、也称现代哲学[273]的时代里，其“本身”能够被领会的意识——直接进行了质疑。
上述“质疑”成为可能，意味着意识流之所以具有一种流动的过程，必须是依据着促使这样的流动过程成为可能的各种载体。意识是一个“流”——这个“流”催生了若干“漩涡”（tourbillon），它们源于我们在《技术与时间》最后一卷中命名并分析的“循环”现象（récurrence）；换言之，意识是由一些漩涡状的微观流所构成的——而且在这个“流”的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历史的单元，它们总是既大于意识流本身，又小于意识流本身。因此，几何学的历史长于几何学家的历史，而与此同时，某一几何学家总是不仅仅是一个几何学家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几何学又“小于”几何学家。
我们已经看到，意识流是一个蒙太奇的过程，通过捕获、移植、混合、后期制作而进行，并由此产生了“接受”这一现象：它促成了流在投映方面的统一性。捕获、移植、混合、后期制作以及蒙太奇的前提条件，是意识流的流动过程依靠持留的工具，将某些必然行为压缩在一起。这些必然行为使三重综合付诸运行，而三重综合本身也就这样在技术上受到了第三持留的各种载体的调配，后者通过它们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意识流的流动过程。
从19世纪开始，一种“新型意识”开始流动，但是从17世纪开始，也就是说在发现美洲、发明印刷术的150年之后，它就已经被人作为“我思”而思考。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书籍变成了一种工业，上述“新型意识”的载体被大量地内在化，这种意识也随之得以普及。
国家教育部门开展的公共教育就是对“先验”代具性综合的内在化（自然化）进行组织。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意识得以安置的时代（从印刷术、殖民主义开始，直到于尔·费里[274]时代）同时对应着一次精神之战和语法的技术之战。至于“语法的技术之战”，西尔万·欧鲁[275]曾称之为“语法化”（grammatisation），通过它，西欧试图使它的神权模式和政治模式得到接受：正如“殖民网络”和“文字共和国”那样，印刷术之战在全世界已势不可挡，它同时也是一次精神之战。
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之后，通过大众对支配着“我思”之流动过程的各种载体的内在化，“我思”于19世纪得到了具体化和普及。[276]入学儿童的人数从1832年的193.9万上升到1886—1887年间的552.6万；1850年，入学儿童的人数占学龄儿童总数的47.5%，1896年的这一比率上升到了93.5%。[277]随着一种建立在识字、计数、书写以及对普遍观念的熟记等基础上的教育系统的普及，上述内在化过程被内在化了。对于这种教育系统，德国人称其为“Bildung”[278]，意即“培训”，而且在这种培训中，某种图像（“Bild”）得到了投映。
上述全国的文字性投映是一种共时化行为，它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工业化的“我们”，但是与此同时，它的目的同时也是一种历时化行为，例如某一判断能力的获得（以及各种矛盾的综合）[279]，或者更确切地说，例如这一已经存在的判断能力的“发明”。然而，和矛盾原则一样，上述共时化行为也需要被提出来，它在“面对着读者群”之时所具有的公共用途必须被表达出来，也即被付诸实践。这一公共用途构成了一个公共空间，一个以学校为机构的“共和国”（res publica）。文字性投映是“共和国”得以投映的空间与屏幕——而且从希腊时代开始，它就已经是城邦得以投映的空间与屏幕。不过，我们即将看到，无论是主体的意识的“发明”，还是现代共和国的空间的“发明”，二者之所以成为可能，都必须以文字印刷的标准化为基础。
在公共教育逐步发展的同时，大众书面媒体尽管仍然深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但也已经开始运作；在前一个世纪，公众舆论造成了“各种思想之间的对立”这一现象。毫无疑问，我们不应该低估以下事实：这种新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诞生于18世纪启蒙时代的革命思想所留下的足迹，尤其是卢梭、康德、孔多塞等人留下的足迹，同时也是“接受”过程的组织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曾将这一方面称为“现代性”，即源自于工业革命的现代性（以上正是公共义务教育的双重意义）。
经历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启蒙，上述教育系统诞生于19世纪，这个机制将构成知识史和“我们”（二者均为从各国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普适性意识）的代具内在化。而今，机械化的知性和文化工业的图型法逐渐走向聚合，技术体系也已转变为全球记忆术的工业持留体系，这一教育系统也受到了质疑。而且，与这一教育系统一样，“意识”也同时遭到了质疑：跨国程序工业正逐渐取代各国的程序工业，也即教育系统，而后者已经显得不再与由全球记忆术的工业体系所确立的传输要求相互兼容。随着这一演变的进行，一种真正的精神之战揭开了帷幕，主要由美国主导，我们即将看到，它其实是紧随始于西欧的精神战争之后，而且它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于作为一切社会化过程的特征的“接受”的程序。
04传输工业与教育系统
（2）导向和持留
国家教育系统的危机很早之前就已拉开序幕。自从程序工业广泛地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并重新定义了时程区划以来，教育系统由于本身是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一种机构，难免受到上述演变的负面影响。然而，在这一演变之前，教育系统的机制所具有的实力一直能够抵御媒体节目这一干扰因素，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因为它的实力所依靠的基础是在两千年里一直独立于生产技术体系的记忆术体系所具有的威信和机制。
现代教育系统构建在所处时代的持留基础之上，其中记忆术体系与一种既没有世界化，也没有完全融入市场的技术体系相独立。然而，随着传输工业的一体化，知识的传输明显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市场，上述情况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以下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当温哥华国际会议研讨新型教育科技的全球市场之时，数字化程序工业已大量存在，并从此与出版业密不可分。
上述演变不可避免：它是源自于传输工业的导向机制付诸运行带来的后果。传输工业的支撑点是各种数字化的持留载体，它们动摇了文字性综合的霸权地位，将文字性综合纳入到它们的超文本机制和超媒体机制之中。国家教育计划的执行机构曾经是“我们的教育机构”（海德格尔语，粗体是我所加），作为它的竞争对手，跨国数字化程序工业的力量远远大于大众媒体，而大众媒体已经极大地震撼了学校，而且在法国，随着国家电视台的自由化、与此相应的广告的出现以及后来电视频道的私有化，大众媒体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便得到了蓬勃发展。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直到程序工业的出现，学校几乎以霸权的姿态承担了在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方面进行导向这一职能。报纸延伸了这一职能，这显然是得益于大众对阅读的习得。最初的学校教学传授的是拼写与算术的基础知识（它们是持留技术的基础），也传授历史、地理的初级知识以及这些名字在地理地图和行政地图上的投映等等。这些基础知识都是“接受”过程的基础，它们在传授某一共同过去的同时，也创造了内在化了的、第三持留的持留条件，从而使某个被共享的未来的投映机制成为可能，并且使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力确定理想的方向，也即自由地确定方向。国家的统一性就这样在学校里得以铸就。
只有学校才有能力赋予集体的意识以某一历史意识，只有学校才有能力赋予它以某一地理意识，这既对知识本身的历史产生了作用，同时也对知识的地理产生了作用，也即促使所有知识对人们理解地球物理学和“等级”做出贡献，既包括感知的等级，也包括“无限大”与“无限小”的等级，涉及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的象征空间、机械现象的物理空间、自然生物的生存空间、人类的历史空间等等。
学校作为在知识中确定方向的体系，它是一个对知识的历史和知识的未来进行压缩、简化、收缩和投映的机制，它们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反复重申，因为意识对知识的获取具有不同级别：基础（小学）、中等（中学）、高等（大学）等等。与地图的空间一样，与电影的时间一样，学校的时间也是一种收缩。由于持留的延绵（无论是“我思”的持留的延绵还是“我们”的持留的延绵）本身本质上均服从于收缩、简化、压缩（亦包括弗洛伊德对该词的定义）、简化、理论化，所以学校这一体系才能够运转，不断对各种知识（各种方法）的演进进行概括。
因为，知识本身本质上注定要经历各种简化和形式化——而且，形式化首先是为了传输，从而使学者能够获取知识。知识总是一种“被压缩的知识”（是被描述、分析、形式化、综合了的知识）。形式化作为教育的前提，其本身已经是一种压缩。思想者所做的就是压缩和形式化，而且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传授和改造。在《技术与时间》最后一卷中，我们将看到柏格森是怎样提出这一问题的。作为代数学家，作为数字综合即“通用表意文字”[280]的先驱，莱布尼茨的哲学也是一种有关“简化”的思想。“简化”是知识的构成因素。
根据（科学的、共和式的或宗教性的）蒙太奇原则和遴选原则，通过将过去进行压缩的意识流再次激活，学校生产出了“我们”的绵延。作为这样一个生产体系，它对“我们”这一绵延的“身份意识”进行了组构。此外，作为在拥有学识的“我们”的历史中进行导向的体系，教育系统同时也应当是一个对“我”的绵延的各种构成模式的形式化进行内在化的地方，并且借助这一内在化，使“我”作为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绵延而得以形成——这首先是通过对“我”的话语要素进行分析。语法分析打开了一个入口，它使我们能够通过意识流的话语来对意识流进行分析，通过“我们”的运用法则和形式化来对“我们”的绵延进行分析；与此同时，语法分析还使我们得以进行逻辑分析以及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它们构成了各个学科。
我们说过，各持留机制均为内感官时间流的综合的载体，同时也是行程导向的综合的载体，也就是说是外感官所进行的实践判断和理论判断的综合的载体，它们承载着三重综合，而通过三重综合，出现在直观的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中的杂多便在统觉中得以统一，成为概念，这一概念又被作为图型，也即方法而投映出来。这些持留机制在学校里被内在化了，而且为了使方法能够被获取，上述图型的生产就要求人们进行各种实践，这些实践是各种性质的动作行为，例如背诵、听写、撰写、计算、证明、解方程、文本分析、论述、试验、作文，它们被记录在练习簿里，等待着在考试和竞赛中被评判。
此外，在国家教育这个体系中，教授是它的一个要素，练习簿、书籍、教室、黑板等是其他一些要素，所有这些要素导致的结果是将文字这一记忆术体系付诸实践。这些要素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持留体系，以法国为例（在法国，学校被公认为既传授各种基础知识，又培养未来的教授），这个持留体系中存在着：
（1）各种考试和竞赛。经历了这些考试和竞赛之后，教授们才被认为具有了运用教学的各种载体的资质，也就是说，使根据学科的规则而选定的各种持留被人接受；
（2）一个学术审查机关和一个一般性的审查机关，它们负责制订教学大纲，并对大纲的实施进行监督管理；
（3）若干所大学和若干国家级委员会。在大学里，各种知识，也即这些知识所构成的各种准则被批判井重新制订，而国家级委员会则负责对上述工作进行评估；
（4）若干师范学校和大学研究所，专门培养获得教师资格证的老师和教授；
（5）若干中小学出版机构和大学出版机构，专门出版教材和研究著作，也即建立并推广真正意义上的持留载体。
进一步说，上述专业出版机构受到之前参与者的知识的约束，他们为各种教材制订了编写大纲，已由国家教育部的官方刊物发表，同时也为大学出版机构组建了由学界人士组成的评阅委员会。上述出版部门必须受制于这些机构，后者负责编定官方的持留，旨在生产出为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小学教师和中小学生所用的各种载体。总之，生产这些出版发行物的是某一些教授——这是一个体面的、令人羡慕的肥差。
与此同时，上述一切还须以书店、造纸厂、图书馆等为前提。这一体系的基础是记忆术的文化，它为所有参与者所共有，或是必须变得为所有参与者共有，它既是他们的领地，又是他们意识流的统一性的“发明”的前提条件。这一体系就是写作文化，它是过去的诸意识流的文字性综合，它被存储下来后，就成了可获取的知识的宝库，成了意识各种载体的运行机制，而该意识已经逐渐公开地意识到了它自身的存在。
这一传输体系的受益者，也即新生的一代又一代人，通过该传输体系，同时根据“我们”的时间的压缩机制（这也是“接受”的条件），在数年之内就可遍览所有的理性知识。这些受益者所应获取的基本原则早就在写作文化中并通过写作文化而铸成：这些基本原则是写作文化所具有的分析能力与综合能力的具体呈现，在现代民主国家里，它们本身即为接收过程的基础。
然而这些基本原则在未来能否继续被传输，乃至它们在今天能否真正地被传输，我们对此毫不确定。它们曾经在其中被铸就出来的持留机制，如今已经变得边缘化了，以至于整个体系看起来似乎是在无效运转，其功能已经发生了改变。不过，与其说教育系统中的这一动荡或许是源于一种社会、经济、政治乃至伦理的危机，倒不如说它是源于一种绝对非同寻常知识危机——知识常常处于危机之中。
这一“非同寻常”的性质很是关键，它使负责传输知识的人完全束手无策，将他们置于一种危险的罪行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做出应对，而他们的应对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各种言论，包括诺贝尔奖在内，都毫不犹豫地、不遗余力地、历尽艰难地去揭露他们的无能和非法性。这种无能和非法性或许是因为行业保护主义或工会组织方面出现了偏差——如果不是因为教师职业内在地具有一种堕落的本质。这一切都是“存在之痛”的一种负面的外在呈现，它们在20世纪末的法国占据着主导地位。
05传输工业与教育系统
（3）知识的分解和对“非知识的知识”的否认
教育问题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令人极为担忧的问题，即便是科学研究领域内的先行者，也没能看到它的存在。如果说社会、经济、政治、伦理危机已经存在，如果说这些危机有时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事实上应该加以批判的行业保护主义，那么这一切只是一些后果而已。在“我们的”教学机构的日常运作中，这些社会经济、政治、伦理危机已经变得难以承受，它们是以下事实造成的影响，即在面对着科学在技术科学上的演变所造成的后果的时候，各种知识分崩瓦解——其中也包括政治知识，由于政治知识的缺席，各种手段取而代之[281]，因此政治知识显然无法对学校的未来或是“我们”的未来的各方面进行反思。
无论是中小学老师、大学教授，还是研究员，大部分教师都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技术科学的知识以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知识作为“我们”理想的普适的统一性，将进入一个不可扭转的崩溃过程，最终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一空——胡塞尔、瓦雷里等人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而随着数学借助着计算工具和“获取分身术”的工具逐渐技术化，如此经历一个世纪之后，上述现象显得极端严重，几乎将要使世界走向末日，这或许不是一般大众的末日，而是理性的大众的末日。
从本质上说，“学校危机”不是学生不守纪律，不是“敏感社区”里的“野蛮蒙昧”，不是家庭单元的分裂，不是家长或地方团体过重的压力，不是教师变得类似于机关职员，也不是经济危机造成的压力，甚至不是媒体工业和新型媒体带来的日益强大的影响。显而易见，它也不是因为移民现象，与以往相比，移民问题的严重性如今已大为下降；在一个现代国家里，移民现象对经济、社会、技术和科学的发展都有重影要响，这在前一章中已有阐明。其实，“学校危机”包括以上所有这一切，它们是以下事实所造成的不同后果，即知识没有能力对新形势进行分析，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分析准则和理论准则，无法构成一个合适的认识机制，因此也就无法形成某个“我们”赖以建立的具有融合功能的基础，也就是说无法构建起一个被人期待的未来的远景，哪怕这个未来的远景处于未终结状态，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其边界模糊不清，具有理想性的特质（此处的“理想性”一词兼具康德和胡塞尔的定义）。
只有某种批判才能化解危机，也就是说 开启另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包含着其他危机），而且只有某些准则才能使我们进行这一批判。我们之前所说的“新批判”，指的就是这样的批判。然而，如果这样的准则总是、而且主要是持留的准则，那么知识就不可能不对最近几十年里出现在记忆术的持留科技中的各个断裂过程（它们构成了此次欧洲科学危机的独特性，况且欧洲科学已经变成了美国乃至世界的技术科学）进行当前这样的理论化总结，而上述所有关于知识以及“非知识的知识”的后果也就不可能出现。
而今，生活的诸多方面随着市场营销的行为技术科学化，新的待留技术导致了基础知识的危机，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知识的分崩瓦解”，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很多“非知识的知识”的产生，这是不可避免的。导致知识的分崩瓦解的原因是学术活动的新型分工模式，对于这一新模式的影响，尼采早在1872年就曾有过揭露：
而今最受期待的，是学者应当服务于他所在的领域，这使学者的培养变得越来越偶然，而且似是而非。这是因为，科学研究领域如今已是如此宽广，以至于那些具有良好素质但并无杰出才能、想要在其中有所作为的人，只是致力于某一非常特定的专业，对于其他专业则漠不关心。在他的专业领域里，他确实比一般人技高一筹，但是在其他领域，或者说在其他所有重要领域，他却只是看客。这样一来，一个特别专业的学者就好比工厂里的一个工人，毕生只在为一种既定工具或机器制造某一螺钉或把手，尽管他在这项任务上的技艺毫无疑问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282]
随着人们对工业化的追逐，上述情形还会更为严重，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非知识的知识”广为扩散。然而，“非知识的知识”的扩散却被掩盖了：这一现象遭到了恶意的否认，尽管如今与尼采所处的时代相反，大部分意识群已经普遍感觉到了它的存在，觉得他们的“物化”无法避开任何评判，无法避开以前所说的“仲裁”，以及商人们一无所知的所谓“人之常情”。
因此，这些意识群开始怀疑——但是，这是一种危险的怀疑，而不是有方式方法的怀疑——似乎学者及其代言人的职责在于打点一切，使每个人都对知识抱有欲望，而非使人们对知识产生恐慌的心理。与此相反，媒体对那些虚伪做作的积极人士作出了回应，但是这些人没能欺骗任何人，除了某些幼稚无知、虔诚勤勉、使人极为担忧的记者[283]；最终，这些积极人士就像今天的政治人士那样，被“送上了审问席”。
作为被公共管理的全球持留机制，教育系统是一个导向机制，它若要正常运转，条件是它必须——通过教授（这些人出于对知识的担忧而被驱动，并且受到情感上的触动）以及他们对知识的“信任”，一种既非消极亦非积极的信任，而是一种质疑态度的信任，即便面对年轻一代的意识时，也是如此——具体呈现出知识与“非知识的知识”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并最终呈现出有关这种差异的总是强烈的体验。这是一种必须教会人们去发现并使之转变的差异，无论它可能而且必须有多么细微，同时也是一种必须亲身实践从而将其传输的差异，事实上，它也必须被传输和接收，因为它不是自动地就能被人发现，而且对于那些有待培养和教育的意识，它与康德所说的“进行区别所依据的主观原则”（也就是在实践的同时使之增长）相吻合。
作为某一理想状态的“我们”的映投机制，现代教育系统的动力性的前提是这一差异总是得到确认，这样的确认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例如“若A=A，则A异于非A”，或是“正确的异于错误的”，或是“法的权威性来自于它与事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这样的动力性，机制便无以运转，而动力性的前提在于承认：应当在那些运用诸多准则的领域中去习得上述差异（这种差异并非一种简单的对立），而这些准则本身也总是有待批判的。
然而，当科学变成了技术科学之后，我们便无从知晓这样的领域及其准则都有哪些，而上述批判本身似乎也崩溃了。在最佳情况下，这样的批判被称为“抵抗”，但是，抵抗什么？批判就是对被抵抗之物、是否应当抵抗、被内在化之物（假如它必须被接受的话）进行分析。
在此，我们认为，有待分析和批判的首先是我们所说的各种持留机制。只有以认识这些持留机制为出发点，才能够理解与按照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原则而定义的科学领域相比，技术科学这一现实所具有的新颖之处——诸如：在物理学中，工具在实验与模拟中的作用；这一模拟作为投映的可能性；用于认识的认知模型以及它们在当代持留的代具的确立中，尤其是在经济与管理领域（也即如今所说的“管理知识”）中发挥的作用；分子物化和不断的工业复制对生物进化环境的震撼；古资料与新资料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人类生活方式在地理空间中的记录；通过电脑辅助阅读对文本进行的分析；工业复制导致的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数学中的计算能力理论；等等。
从校历到数字化网络实现的全球时程区划，从贝多里纳岩石到各种地理信息系统，对导向进行调节的持留机制被用于构建各种“导航”系统，它们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它们的功能大为拓展，用于对各类进程进行控制，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社会领域，同时也出现在技术科学领域之内，而技术科学本身也被用于服务这一新型工业。这一演变的影响在于它动摇了导向机制的原型，也即各种教育系统。教育系统能够使奠定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的持留机制内在化，它们是一些程序机构，其功能是创造诸多普通进入模式，使年轻人的意识（也即若于进入到“我们”之中的“我”）进入“我们”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也就是由海德格尔所说的“关注”从学校之前的教育系统（即家庭教育系统）开始，提前在别处准备好的普通进入模式——这就在教育系统中提出了“遴选”这一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能是从某种普遍性的遴选思想出发，而这一思想显然构成了各种持留机制的核心，并且通过这些持留机制，构成了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实践和理论。
公共义务教育（大约是从留声机出现的时代开始实施）既是启蒙时代的计划，也是对现代性的“接受”进行调节和组织的机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它一直是最为主要的导向体系——在那时，这意味着：通过进行区别所依据的原则的运作，在思想中导向，这样的原则为所有人共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将其付诸现实或形式化，因为并非所有人都已接受教育。“在思想中导向”：这里的“思想”是可以获取的，它们处于各种第三持留等“我们”所不可或缺的载体中。在当时，第三持留的形式主要是“被倾注了思想的客体”——胡塞尔采用的这一说法指的主要是书籍，也即文字形式的“认定的综合”。如今，这一体系已经过时，或者说已基本过时，因为它所付诸运用的诸准则已经不再能够满足新的持留现实所要求的“接受”、导向和导航的迫切需要。
然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即这种新的持留格局没有准则。由于缺乏更好的准则，它其实是在盲目地运用“眼前利益”这一准则。要知道，在当今世界里，持留的综合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思，同时知识又处于后继无人的状态，因为人们没有能力生产出一种普遍的理解力，去理解当前正在进行中的演变进程。
面对普遍化了的“存在之痛”以及本体论上的无差异（“存在之痛的问题”在其中施展开来），像这样来表述它们的可能的原因，显得有些天真，但这却是我们能想出来的唯一的办法。如果不对某一事实做出解释，我们便不可能对其进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要探寻该事实的必然性，否则我们将会陷入一种徒劳无益的揭露。问题不在于搞清楚那些能够从“存在之痛”中获取利益的人是不是有意这样去做——也即他们是不是“存在之痛”的行为者——而在于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存在之痛”这一问题（连那些从中渔利的人也深受其苦），以及“我们”是怎样在承认并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得以统一。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这一“我们”是把它转变成了一个不太有害的问题——转变成某一“我们”的投映，也即构建普遍化的言辞的能力，这种言辞显然是，甚至不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斗争的言辞，也就是说一种总是有待寻找的差异的言辞。
因此，这里提出的病痛的问题不是关于从他人的不幸中渔利的“受益者”道德败坏的问题，而是要去搞清楚在当前的演变中，什么能够将好与坏区分开来。
事实上，市场的压力和思想的缺失这两大原因不断强化，并促进了“存在之痛”的增长：
（1）短期准则（工业投资者觉得在其中找到了他们的利益）与理解当前演变进程所必需的能力的运作相互对立；
（2）相反，思想的某种懒惰态度，以及在揭露中驻足不前（有时候这也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交易基础），二者构成了借口，使思想免于直面其真正的对象，而且周围环境中的唯利是图又使这一借口更为有力。
需要付出的努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学校的导向问题，作为遴选的问题，同样也成了所有先于它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传输的问题作为持留的问题，它必然是遴选的问题。学校遇到的遴选的问题反映出了那些使以学校为源头的社会遭到质疑的事实。学校是社会的源头，如果在实际中并非如此，那么从律法角度来看则确是如此——通过传输的工业化聚合这一事实，学校的规则遭到了质疑，而且在技术科学的大部分领域中，学校的规则已退避三舍——这就是所谓的“迷失方向”。对教育系统中的遴选问题进行反思是一次挑战，而若要应对这一挑战，仅凭社会学、经济学或是政治学分析是不够的，必须以某种遴选思想（它是持留这一首要问题的核心）为出发点，也即重新审视认识论的重要性（即我们所说的新批判），学校的遴选问题才能被解决。
我们试图理解一般意义上的持留机制以及科学的构成要素，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以哲学思想的重大成就为出发点，主要包括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西蒙顿等人的成就。然而，我们认为，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对于持留机制尽管并非视而不见，但却没有把对持留机制（亦称“综合”）的理解进行到底——在这一方面，雅克·德里达占据了一个过渡性的地位，在《象征与魔鬼》中，我们将阐明这一点。因此，当导向及其准则成为我们的核心问题之时，我们现在就必须考察海德格尔对空间性的分析，考察他在反驳康德的“在思想中进行导向”的问题之时所做的批判（以及批判的准则）。
注释
[249]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一章“技术进化论”中（出处同前，第43—57页），我们已经阐述了贝特朗·吉尔的这一理论。
[250] 参见本书第三章。
[251] 以下事件可为见证：2000年9月19日，在布鲁塞尔的一次资讯日期间，有人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某“跨计划行动”（Cross Program Action）的倡议，令人惊讶的是，该行动名为“信息的流动性与地理信息的智能体系”。在于2000年3月31日递交给法国政府总秘书处的一份报告中，我本人也分析了这一论题，报告名为《关于在信息社会与文化领域的背景下进行领土整治所需条件发生演变的预测》，该报告在以下网站可见：www.pm.mtic.gouv.fr。
[252]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76页。（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74页。——译注）
[253] 关于这一点，参见吉贝尔·西蒙顿，《论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出处同前，自第50页起；以及《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92—94页。（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94—96页。——译注）
[254] 我本人也曾关注过该研究对象，主要撰有《虚拟现实与现象学》一文，见《拉鲁斯大年鉴》，1994年。
[255]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1节。——译注
[256]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9节、第10节，尤其是第12节。
[257]“领土确立”指的是使领土空间内居民的数量增加；“逆领土确立”指的是突破当前地域界线的限制，从中解放出来。请别误解：“二次领土确立”并不是对“逆领土确立”这一趋势的颠覆，而是这一趋势的强化。我在《迷失方向》中已经说过，领土是在它扩展以及它的内在接触点和外在接触点的增加过程中构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在同时发生“逆领土确立”的情况下，才会有“领土确立”。确切说来，对于我在这里所说的“二次领土确立”，其情况恰好也正是如此。
[258]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正研究给用户分配一个不变的、普适的用户号码，取消以前分配给终端设备（座机）和移动设备的号码，这或许能够避免号码剧增，同时也有利于将用户这一地理参数用作数据。
[259] 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92—94页。（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94—96页。——译注）
[260]戴维·兰德斯，《当前时间、时钟、时间的衡量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伽利玛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261] 康德，《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出处同前，第77页。
[262] 克里斯蒂安·雅各布，《地图帝国》，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l992年，第50页。
[263] 贝多里纳岩石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地区，岩石上的地图是迄今为止欧洲发现的最古老的地图。——译注
[264] 在《在那边》一文中，我曾试图阐发雅各布的这些分析在现象学上的结论，见《变换》杂志第4期“空间与想象”,1996年。
[265]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根本问题》（法译本，J-F.库尔蒂纳译），伽利玛出版社，1985年，自第314页起。
[266] 《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二章第57—62页，第四章第269——275页。
[267] 热拉尔格拉奈尔在1980年所做的一次讲座中也是这样说的。讲座在图卢兹大学举办，内容是柏拉图对话录《斐德罗篇》与《斐多篇》，讲座题为《灵魂的发明》。
“圣十字架的发明”（Invention de la sainte croix）：圣十字架，也称真十字架，即耶稣受难时被钉死在上面的十字架，是基督教圣物之 一。相传，公元326年5月3日，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Hélène）在耶稣受难地找到了圣十字架，后来这一天成了一个宗教节日，被称为“圣十字架的发明”。在这一节日的名称中，“发明”（invention）一词即取其古义“挖掘、发掘”（exhumation）。——译注
[268] 热拉尔·格拉奈尔，《时间与感知在埃德蒙德·胡塞尔作品中的含义》，伽利玛出版社，1968年。
[26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174页。（参见《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第167页。——译注）
[270] 同上，第40页。
[271] 参见《技术与时间》第四卷，即将出版。
[272] 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三章。
[273] 此处应当澄清一个误区。在这里，“现代性”的含义与我们在前面第三章第4节
从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中得出的含义不一样。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现代性”是一个哲学时代的特征，它调配着工业现代性的出现，但它并不是这个由一个新的“接受”过程所构成的工业现代性在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现实。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谈论的“后现代性”正是以前者为主题。对于工业的现代性而言，“后现代性”只可能是它的一种不幸——它是“现代性”时代中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工业演进的标志被颠覆了，不再以“我们”所投映出来的进步为标志。不过，我们或许应该称其为“超现代性”（hypermodernité/ultra-modernité），因为我们还远远没有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空间，而是正经历着一个超工业化的时代，也即一个包括生物持留机制在内的所有持留机制均受制于工业开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意识的时间及其物质载体都受制于由技术科学的进步所打开的新型市场。“后现代性”或许是“现代性”的出路，而对前者进行论证，其实是从哲学史的周期上高估了“现代性”的定义，同时低估了工业革命所构成的断裂带来的深远影响。与尼采和我们之间的差距相比，卢梭和马克思之间的差距要大的多。不过，以上评析并不意味着“后现代性”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相反，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我们应当明确界定后现代性的意义 ，以及“‘现代性’时代中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的含义。
[274] 于尔·费里（1832—1893），法国政治家、教育家，曾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教育部长、总理等职，在他的倡议下，法国政府于1881年和1882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史称“费里法”，确定了免费义务教育和世俗教育的方针。——译注
[275] 西尔万·欧鲁（1947—），法国语言学家、哲学史家。——译注
[276] 关于教育与工业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工业化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曾一度给扫盲带来了制约，参见弗朗索瓦·费雷、雅克·奥祖夫，《读与写》第一卷，子夜出版社，1977年，第259—269页。
[277] 出处同上，第275—276页。
[278] 主要可参见康德，《对教育的思考》（法译本，A.费罗南科译），弗兰出版社，1967年。
[279] 引用卡特琳娜·金茨勒的说法，获得判断能力的前提是有一个解决认知问题的机构。卡特琳娜·金茨勒，《孔多塞，公共教育与公民的诞生》，伽利玛出版社，“Folio”丛书，1984年，第32页。
[280] “通用表意文字”（拉丁语为“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又译“普遍表意文字”、“通用语言”、“普适语言”、“普适科学语言”等，是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构想的一种通用的形式化语言，旨在表达数学、科学以及形而上学的概念。——译注
[281] 甚至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市场营销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即一种“元市场营销”（métamarketing），其中政治不是为了对“变革”进行构思设计，而是为了将其销售出去。
[282] 弗里德里希·尼采，《论我们的教学机构的未来》（法译本，J.L．巴克尔、M.阿尔、M.B .德·洛内合译），收入《全集》第一卷第二册，伽利玛出版社，1975年，第96页。
[283] 关于科学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尼采这样写道：“我们如今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即对于所有本质上严肃的一般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最为重要的哲学问题，真正的科学研究人士不再有任何发言权。相反，新闻界，这个已经渗入到各种科学之间的高黏度的胶水层，自认为应当在那里行使他们的职责，而且按照他们的本性去完成他们的任务，也即一种日工的任务，正如他们的名称所指明的那样。[……]报纸取代了文化，甚至以学者为名，对文化抱有企图，使文化像往常一样，以这层高黏度的胶水层为依靠。这层胶水已经将所有生活方式之间、所有社会阶级之间、所有艺术之间、所有科学之间的缝隙黏合起来。正是在报纸上，我们这个时代的 文化蓝图达到了至高点。新闻界，当前的主宰者，取代了伟大天才的地位，取代了能永远行使职责的向导的地位，取代了那些能够摆脱 时代限制的人的地位。”尼采，《论我们的教学机构的未来》，出处同前，第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