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新舊

老錢的《中國現代文學新講》自然會拿出一章來給廢名。給出的評語是“議論體的小說新模式。古典化的語言試驗”。誠哉斯言。廢名實在可算是現代文學史上不多的幾位文體家之一。老錢選廢名的小說一章。亦是《莫須有先生教國語》。彷彿在照應自家的論說一般：

“所以當下莫須有先生不否認不承認該校長的話。只是覺得自己在鄉間很寂寬。同此人談談天也很快樂。自己亦不欲使人以不樂而已。慢慢地他說一句投機取巧的話：‘我生平很喜歡庾信。’

這一來表示他不是新文學家。因為他喜歡用典故的六朝文章。這一來於他的新文學定義完全無損。因為他認庾信的文學是新文學。而最要緊的。這一來他鄙棄韓昌黎。因為他崇拜庾信。而余校長不因此不樂。此人的興趣頗廣。鮑照的。庾信的文章以及 《水滸傳》《紅樓夢》都可以一讀。惟獨對於新文學。憑良心說：不懂得。

莫須有先生又說一句投機的話：‘我喜歡庾信是從喜歡莎士比亞來的。我覺得庾信詩賦的表現方法同莎士比亞戲劇的表現方法是一樣。’”

“ ‘我是負責任的話。我的話一點也不錯。無論英國的莎士比亞。無中國的庾子山。詩人自己好比是春天。或者秋天。於是世界便是題材。好比是各樣花木。一碰到春天便開花了。所謂萬紫千紅總是春。或者一葉落知天下秋。我讀莎士比亞。讀庚子山。只認得一個詩人。處處是這個詩人自己表現。不過莎士比亞是以故事人物來表現自己。中國詩人則是以辭藻典故來表現自己。一個表現於生活。一個表現於意境。表現生活也好。表現意境也好。都可以說是用典故。因為生活不是現實生活。意境不是當前意境。都是詩人的想象。只要看莎士比亞的戲劇都是舊材料的編造。便可以見我的話不錯。中國詩人與英國詩人不同。正如中國畫與西洋畫不同。’ ”

這樣的話若在別家口中道來。也許有石破天驚意味。然稍稍熟讀廢名文章者。便知是由來已久。而老錢尚未在評論中點出的。是廢名這些觀念。比如惡韓文公。喜庾子山。皆是來自其師知堂。

一九三五年初。知堂作《談韓退之與桐城派》。後來收入《苦茶隨筆》中去。此文便對韓文之弊端害處說得相當嚴苛：

“我對於韓退之整個的覺得不喜歡。器識文章都無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讀書人的模型。而中國的事情有許多卻就壞在這班讀書人手裡。他們只會做文章。談道統。虛驕頑固。而又鄙陋勢利。雖然不能成大奸雄鬧大亂子。而營營擾擾最是害事。講到韓文我壓根兒不能懂得他的好處。我其實是很虛心地在讀‘古文’。我自信如讀到好古文。如左國司馬以及莊韓非諸家。也能懂得。我又在讀所謂唐宋八家和明清八家的古文。想看看這到底怎樣。不過我的時間不夠－還沒有讀出結果來。”

“但我讀了這三十和十八篇文章都不覺得好。至多是那送董邵南或李願序還可一讀。卻總是看舊戲似的印象。不但論品概退之不及陶公。便是文章也何嘗有一篇可以與《孟嘉傳》相比。朱子說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我想其文正亦如此。韓文則歸納贊美者的話也只是吳（闓生）云偉岸奇縱。金（聖嘆）云曲折蕩漾。我卻但見其裝腔作勢。搔首弄姿而已。正是策士之文也。近來袁中郎又大為世詬病。有人以為還應讀古文。中郎誠未足為文章模範。本來也並沒有人提倡要做公安派文。但即使如此也勝於韓文。學袁為閒散的文士。學韓則為縱橫的策士。文士不過發揮亂世之音而已。策士則能造成亂世之音者也。”

而對庾子山的喜好。則知堂亦多言之。最完整的一則。知堂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在《大報》上發表一篇《主客談詩》。是鼎革之後他比較難得的還在談舊體詩的文字。而且這位老朋友恰恰亦正是廢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