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与石头》述评

在《肉体与石头》里，桑内特考察了西方文明的演进，将城市发展概括为三种身体形象，每一种都体现了特殊的身体经验和城市形象的关系，他将这三种形象命名为“声音与眼睛的力量”“心脏的运动”以及“动脉与静脉”，分别讨论了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以至现代的政治、民俗、文化和经济模式。桑内特最后提出，人类只有回归身体才能真正恢复被现代文明所排挤掉的人的身体和文化，从某种层面上说这一结论也印证了福柯的身体与规训以及后现代地理学者对于身体与空间的文化关系的深刻洞见。但在我看来，本书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最终得出的结论，而在其对于不同的文化模型的具体分析和解读，及如何从这种解读中勾勒出历史演进隐含的脉络。

其中第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对古希腊节庆和罗马公共仪式的解读。对于前者，桑内特先是描述了古雅典人通过身体的行为强化公民内部的联系——“对于雅典人而言，展示自己就是肯定自己身为市民的尊严”，接着作者着重向读者介绍雅典公民的两种公共空间，市集和剧场，两种空间赋予雅典市民不同的声音体验。“在市集里，许多活动正在发生，人们到处走动，同时快速地陈述着不同的事情。没有任何一种声音可以支配整体。在古城的剧场里，人们安静地坐着，听着单一而持续的声音。”市集之中人人平等形成了言论自由，雅典人称之为“说真话”。而在剧场这一空间中，“在民主的言语辩论下所表现出来的体热，让人们失去了理性控制。在剧场中，政治言语的热，缺乏叙事的逻辑。”理性的衰弱被桑内特解释为身体和心智分离的结果。在谈到古代民主政治的身体的压力之后，作者在该部分的结尾突然话锋一转，写道：“在古代世界，希腊人以另一种方式来面对真理，也就是他们对城市仪式的体验”。

如果说民主辩论对应的是理性，仪式则代表了另一种力量。“所有的理性形式，演说者与他的话语是彼此等同的；话语属于演说者，而演说者也要为话语负责。希腊的政治思想便是围绕着这个理性方面而形成民主的观念。”相反，在对“神话”的话语中，“演说者并不需要对自己讲的话负责。”理性的语言联结事物，而神话是一种对“社会纽带的认可”。在对雅典仪式的解读中，桑内特特别分析了仪式中的换喻和隐喻两种修辞法所起的作用。在“妇女节”仪式中，空间让“换喻”运作，妇女们借由“换喻”来体验仪式的转变，“换喻所做的事就好像在原始意义之上覆盖一件披风一样，通过联想来转变原来的意义”。而在“阿都尼亚节”的仪式中，空间让“隐喻”运作。“隐喻将数个彼此无关的事物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图像”。正是借由换喻和隐喻，雅典的复杂仪式在身体和空间中达到极致。“仪式的处所创造了彼此确认的神奇地带。神话的力量也让正在庆祝节日的身体拥有了全新的价值。”“雅典文化因此形成了平行的对比：热的身体对照着穿衣的身体；裸体的男人对照着穿衣的女人；光亮的、‘户外的’空间对照着洞中以及夜晚屋顶上的黑暗空间；“赋予理性”的挑战性暴露对照着神话披风的治疗”。民主和仪式突出了雅典文化中的二元对立，理性与神话、热与冷、光与暗，而这种对立与雅典人如何看待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有密切的联系。

罗马人的仪式则是对一种秩序的一再肯定，它源于对权力的可见性，是看见，而不是听见。因此空间不再是为了真理的表达，而是对秩序的认同。“罗马人对图像的执拗，产生了特定的视觉秩序”，桑内特写道，“这是个几何的秩序，而这个罗马人所感受到的确认几何秩序的原则，并不表现在纸面上，而是表现在人体上。”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人与罗马人对于城邦理解的差异。当然，桑内特没有提到，古代雅典人也有将人与城邦类比的例子，《理想国》中，柏拉图借助于“灵魂”与“城邦”的类比来回答人为何应当正义这一问题，潜在地传递了这一观念，即人的“灵魂”与“城邦”具有内在的同构性。柏拉图认为，城邦中的统治与被统治突出了人的灵魂中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同组成部分。只不过这种类比并不涉及具象的身体机能，不是空间上的简单对应，而是抽象理念的类比。城邦之大和灵魂之小的对比自然不是桑内特论述的重点。但我们可以从另一层面看到隐喻和换喻如何在“灵魂”和“城邦”之间建立联系。桑内特在这里以罗马世界舞台和希腊妇女节的例子来说明罗马竞技场中修辞的缺席，妇女节仪式以对旧意义换喻产生新意义，而竞技场则不断地重复已知的现实。“罗马人在竞技场中用100头熊杀了100个俄耳甫斯，一次来满足体验新奇的口味。他们的做法是不断地复制图像，而不是想出全新不同的死亡方式。这种喜欢重复的品味方式，不断在观看者心中加深印象。”

罗马人的视觉秩序还体现在城市的建设上，“一旦要建设一座城市，或者说在征服一座城市之后加以重建，罗马人都会先决定某一个点为中心，类似于身体的肚脐。从这个城市的肚脐开始，设计师开始测量城市的空间。”中心点具有宗教意义，古罗马人认为，通过这个点，他们分别与地下和地上的神祗连接，通过这种连接，众神控制着人类的事物。但城市中心与人类肚脐的类比完全是视觉的，具象化的，与柏拉图的抽象隐喻有着本质区别。不过这一类比为此后的身体与城市的隐喻开启了大门，对罗马人而言，连接城市与身体的是类比，而对后来的欧洲人而言，连接两者的是隐喻。为了介绍罗马人的图像秩序如何应用到城市空间的构建，桑内特举了大量的例子，包括广场和市集的空间，广场两侧建筑的设计，住宅，等等。“精确定向的渴望显示出深刻的需要，想要不断地重复图像，并且将它当成事实。这种视觉语言表达了一个不安、优越而局促的人需要找到安全的地方。这些形式想要传达，一个持续的、本质的罗马是外在于历史的断裂。”

重新恢复城市的功能的要到罗马的基督教时期。改宗对于整个欧洲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它不仅改变了空间的意义，而且重新倒转了身体与精神的关系。“在异教世界中，身体属于城市。然而，一旦脱离了这个束缚，人们可以去哪儿？没有清楚的路线图，世俗权力的地图没有用。”因此早期的基督徒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他们解除对空间的依附，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创造出出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在‘时间中朝圣’”。而通过对身体的弃绝，基督徒们再一次发现了石头的价值。在这一部分，仪式同样是值得关注的重点。浸水仪式在犹太教里只是象征性地洁净身体，离开水池的女人并没有变成一个不同的人，而是表明她们洁净了身体为参加仪式做好准备。“相反，洗礼是一个永久性门槛，一旦信仰者能跨过去，就能感受到一生都要信守的使命。已经洁净的、转变的基督徒身体反映了基督死亡与复活的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换喻和隐喻的力量再次发挥作用。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犹太区”部分，桑内特还特别谈到威尼斯的基督徒对犹太人的隔离。作者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犹太人在这座城市的生活状况：事实与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一个真正的犹太放款人是住在16世纪威尼斯为犹太人建立的区域里，也只有在破晓时才获准能离开位于城市边缘的居住区，到接近市中心的里亚尔托的木吊桥附近做生意。到了傍晚，犹太人必须回到拥挤的居住区。然后，犹太区大门锁上，房屋向外的窗板都要关起来，警察在外面巡逻。中古的名言‘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从犹太人口中讲来格外带有几分苦涩，因为可以在城市里做生意并不代表有更多的自由。犹太人在交易时也许与别人是平等的，但在居住上却被完全地隔离起来。”这种对于犹太人的排斥与今天广泛存在的种族歧视有着不同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是宗教上的，但更多是源于对身体的恐惧。对于中古时期的基督徒而言，高利贷是一种“时间的窃取”，更为久远的“指控”是，它与性相关。这种指控本身体现了隐喻的力量。桑内特引述了亚里士多德和社会学家尼尔森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隐喻背后的思考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高利贷以钱生钱，把钱当做动物来饲养，在尼尔森看来，这种不自然的生产方式与妓院里的妓女相似。更为重要的是犹太人这种“有罪”的放贷行为无法通过忏悔而洗涤。于是就有了威尼斯人这一充满矛盾的行为，在经济上与犹太人交易，而在居住上则完全隔绝它们。桑内特的论述非常巧妙，他先是论述了巴黎的人经济空间和经济时间是如何形成的，接着以一整章的篇幅介绍威尼斯对于犹太人的恐惧和隔离，一前一后形成巧妙的呼应。威尼斯人对犹太人的隔离很自然地让我们想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对犹太人的政策，威尼斯基督徒对“洁净”的追求与后者的疯狂存在逻辑上的相似。除此之外，这也让我想到过去几年某个地方存在过的那种洁癖式的隔离政策，本质上这种隔离只是“愚人船”的另一种演绎。

该书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正文最后一部分，是“动脉与静脉”，核心思想是现代医学对于身体的认识改变了人们对待城市人口流动的态度。但两者的相似性只是一种简单比附，血液流动与城市的人口流动仅仅是形式上的类同。桑内特写道：“启蒙的计划者想将城市设计成一个健康身体的模式，能自由流动又有干净的皮肤 从巴洛克时期开始，都市设计者就想有效率地在城市主要街道让人们快速流动。”也许对于启蒙时期人们而言，医学发现为他们如何处理城市空间带来启发，但我们并不能说这种做法本身源于某种身体的信仰，今天的我们经常说，森林是地球之肺、湿地是地球的肾脏，如此种种，其中象征的意味显然超过了信仰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启蒙之后，宗教和神话已经逐渐从经济、政治以及民众日常生活中退缩，将其解释成石头与肉体的关系倒不如说是信仰的退缩。不过仍然有几点值得关注，其一是玛丽安的形象，这一形象突出了巴黎人对于图像秩序的追求，让我们想起此前关于罗马人的论述。其二是死亡空间，当局所制造的死亡机器以及完全净空的空间让死亡中性化：“完全净空的空间，成了权力可以规避责任的最佳地点。……在他们所设计的空间里，群众可以免除责任感；这种空间可以让参与者免除情感上的负担。群众成了集体看热闹的人。”。由此而重新塑造了市民身份。

“现代动脉与静脉”介绍了19世纪最重要的三项城市建设工程，包括：伦敦摄政公园与摄政街的建设；19世纪中叶由奥斯曼男爵所重建的巴黎街道；19世纪末的伦敦地铁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前面所论述的雅典人和罗马人的城市空间。例如摄政街的建设带来了新的社会学意义，它让人群分散，使人们难以形成构成群体，因此打破了聆听的空间，完全颠覆了文明早期为了集中人群而建立的市集和剧场两种空间形式。地铁的运行模式则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进一步规训人群，“通过这种地铁模式的大众运输，现代都市空间的时间地理于焉成形”。在北京的生活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我对于这一论述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