枇杷记
五月江南碧苍苍，蚕老枇杷黄。
春天方过去，林花谢了春红，毕竟太匆匆。好在有许多的水果次第上市，如杏、李、杨梅、桃，这些金黄色、红色、青绿色的，颗圆玉润，撩人眼目，稍慰人情。暇日昼寝乍兴，剥上几颗，送进嘴里，齿颊生香，清芳润肺。而不仅如欧阳修《笔说》中所说“夏日之长，饱食难过，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销昼暑者，惟据案作字，殊不为劳。”那样只一种单调的快味。
枇杷，按植物学的术语来讲，是为蔷薇科苹果亚科枇杷属的常绿乔木植物。据说是本土所产（苏轼认为产于四川，其在《与刘景文同往赏枇杷》诗中说：“魏花非老伴，卢橘是乡人。”）根据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记载，“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证明至迟在西汉时期就有栽培。
从现存唐代大量的枇杷题材诗作来看，枇杷在唐代已经极为普遍。并且据《唐书·地理志》载，余杭郡岁贡枇杷，成为进入皇宫的贡品。
白居易就写过不少关于枇杷的诗作。如“南浦闲行罢，西楼小宴时。望湖凭槛久，待月放杯迟。江果尝卢橘，山歌听竹枝。相逢且同乐，何必旧相知。”又如“淮山侧畔楚江阴,五月枇杷正满林。”
宋代以后，枇杷入诗词就更常见了。“新城果园连瀼西，枇杷压枝杏子肥。半青半黄朝出卖，日午买盐沽酒归。”（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九首》其三），“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戴复古《初夏游张园》）。苏轼和陆游两人不仅写枇杷，还都有自己种植枇杷树的经历。
到了明代，杨基、沈周等人都提及枇杷，而最为我们熟知的，也最感动的，莫过于归有光《项脊轩志》的那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枇杷入画，根据现存的画作来看，大约始于五代末。一般多为小品，构图较相似，多是枇杷与山鹊、绣眼鸟或孔雀组合，没骨施色，如黄筌、吴炳、赵佶、林椿等人，题目大都为《枇杷山鸟图》，是常见的花鸟题材作品。传为崔白所作的，是巨幅式。这些作品都体现了华丽的富贵气。曹湛以墨法化枇杷，始有写意的味道。至虚谷和尚、吴昌硕等人，笔墨就更酣畅一些。
十年前，我在苏州斑竹巷口，见老农提竹篓卖枇杷，亦可入画图中，未必逊于《枇杷山鸟图》。
枇杷除了有“金丸”的别称，还有“卢橘”的叫法。惠洪《冷斋夜话》载，张嘉甫（其人不详，张耒有赠诗与他）曾问苏轼，卢橘是什么水果？苏轼就以上面提到的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为证，说卢橘就是枇杷。张嘉甫提出不同意见，无奈何苏轼耍大牌，不想和他啰嗦了。而后，晚于苏轼的人径把枇杷叫做卢橘。如朱翌的《猗觉寮杂记》卷上“岭外以枇杷为卢橘子”。王十朋集注引师尹曰：“《谈助》云：‘卢橘，枇杷也。’”陶宗仪《辍耕录·卢橘》：“世人多用卢橘以称枇杷。”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虽载有“枇杷”一条，却记载的极其疏略，并没有对枇杷是否是卢橘做过辨析。而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果二·金橘》中说：“此橘生时青卢色，黄熟则如金，故有金橘、卢橘之名。”
其实，张嘉甫的疑问并无不妥。原来的卢橘与枇杷，或许并非一物两名。但苏轼要那么叫，我们也管不着。
如今枇杷的英文loquat，就是来自卢橘的粤语音译。再去辨析证明也无意义。有些事物，隔得年岁久远，虽然名字相同，可能未必所指的是同一物。比如有人就怀疑现在我们说的兰花与《离骚》中所提到的“兰”不是一物，或者说不是一个种类。
又，枇杷与琵琶同音，把吃的水果与弹奏的乐器混为一谈，在过去也出现了不少啼笑皆非的故事。
索性不去理会这些，不如且吃枇杷去。
在明清以前，塘栖枇杷为枇杷中的翘楚。如《杭县志稿》中载“塘栖为杭州之首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凡镇周围三十里内皆为枇杷产地。有塘栖专产而他处不及者记之，以见生植之美”。孙治在所纂《灵隐寺志》中更说出“枇杷出塘栖”的话。至于塘栖本地就更不用说了，“四五月时，金弹累累，各村皆是，筠筐千百，远返苏沪，岭南荔枝无以过之。”（《塘栖志》）
如今，不仅四川、杭州盛产枇杷，其他如苏州、莆田、蒙自、安义、三潭等地均享有盛名。苏州洞庭东山的白沙枇杷大有后来居上的气势。
枇杷有长果、圆果之分，有黄沙、白沙两种，白沙个头小较甜，红沙个头大，较酸。其优劣要根据地方而论。大抵余杭和东山的，都以白沙要好些。
“皮似稗柿松而剥，核如龙眼味甘鲜。满盘的皪如金弹，业子分尝忆去年。”李弥逊的这首《卢橘》，前三句描写虽然朴素，但当尝完东山的枇杷后，再读它，也多了一点意趣。记得少年时，方读小学，同学家中种有枇杷，飨我一颗，那时觉得至美。留枇杷核，种于西园，可惜未成活，但那份味道却一直记得。
每到此时节，恒念枇杷。
枇杷含铁高，剥完枇杷，指甲易黑，不大易清洗。任何事物都有其不好的一面，我们喜爱它，自然也得接受它这不好的一面。
周邦彦在《少年游》中赞美“纤手破新橙”，不知改作枇杷，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