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静嘉丨我所知道的吴经熊
吴经熊，字德生，浙江宁波人，生于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逝于一九八六年二月六日，享年八十七岁。一九一六年进入中国上海比较法学院（即东吴大学法律系），一九二〇年毕业，并于一九二一年取得美国密西根大学J.S.D.。此后分别在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研究。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九年间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并曾于一九二七年应聘为法律学院院长。
他在美国求学期间，与美国的著名法学家Oliver Wendell Holmes（霍姆士，是美国当代的法律思想家、哲学家，曾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有些通信，二人并结为忘年之交。吴树德《徐志摩与我的父亲（下）》（《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二〇〇〇年六月十三日，吴树德为吴经熊之子，此文回忆其父与徐志摩的交往情况）一文中，描述吴经熊于一九二四年自美返国以后，写信给当时已八十高龄的Holmes，两人为忘年之交，并通信多年，直到Holmes于一九三三年去世为止。笔者按，吴经熊与Holmes应当在一九二〇年前后，吴经熊尚在读书时，即已开始通信。美国之法律哲学由于实证主义之影响，因此相对于欧陆而言，较不受重视。而Holmes对一个在相当遥远、神秘且不太了解的国度中，能以几乎相匹敌的水准与其讨论法律问题的少年吴经熊（大约二十二岁），表达相当的惊讶而且赞许后进的态度，在Holmes的书信集中都可窥见，所以John Wu（吴经熊的英文名字）当时在美国也颇为知名。
由于John（若望）以上海宁波话发音时，听起来就像是“经熊”，因此吴乃决定以此为英文名字。（参考吴树德《徐志摩与我的父亲（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二〇〇〇年六月十二日。）顺带一提，吴经熊与徐志摩自小相识，并结为拜把兄弟，二人并曾于一九一七年春天，同时就读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未久，吴就转至东吴法科。吴经熊在德国柏林跟随史坦姆勒（Rudolph Stammler）进修时，徐志摩与张幼仪正协议离婚，虽然吴与徐、张两家均有交情，但却是二人离婚协议书签字的证人。在徐、张会面时，吴非常愤怒地对着张的面，骂徐为“瘪三”。此与梁启超在徐、陆（小曼）结婚典礼致词时，痛斥徐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当有趣的是，当时是新思想、新潮流挑战旧权威、旧思想，徐争取婚姻自由的行为，一般人与梁及吴一样，虽然接受他，但仍不免责备，忘记一个人在伦理及义务上的责任。
吴经熊返国后，于一九二七年一月首次担任推事，任职于上海临时法院民庭，一九二八年改任上海特区法院上诉庭长兼代院长，至一九二九年秋天辞职赴美讲学。他曾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之副起草委员（一九三〇年代），时立法院长孙科兼委员长，命吴经熊担任初起草工作，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初拟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即“吴经熊宪法”），并由吴经熊以私人名义在报纸发表，但却遭到不少批评。因此，吴早年属于太子派（即孙科派），他并建议孙科创办《天下》杂志（在《孙科纪念集》有吴描写二人交往之情况）。吴经熊并曾参加庐山会议，在会中认识声泪俱下、慷慨陈词的方东美，并因此成为莫逆之交。方东美在台临死之前，吴经熊曾去探望，方东美紧握其手不放，后来吴经熊并为其写追悼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吴辞去国民政府之驻教廷大使职务，原有接任司法行政部长的打算，但终决定去美，这是因为他对宦途感到意兴阑珊，或因不看好国府当时局势。吴在辞卸公使职务后，即行赴美，在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法学院任教，此为一天主教学校，虽并非第一流的法学院，但吴所编的法理学课本Jurisprudence（《法律哲学》），在一九六〇年代，我在美国读书时，该书仍为广被采用的教科书。
后来，台湾的局势较为稳定，而吴经熊也在美国退休，乃回到台湾，张其昀（晓峰）又罗致其任教文化大学，为哲学系的博士导师，正职为文化大学三民主义所教授兼所长。张其昀在三〇年代时为浙大地理教授，当时为台湾“国防研究院”之主持人（为蒋介石训练机要干部之处所，蒋介石任院长，而张负责院务），为当时少数能够与蒋介石经常见面的人物之一，后来创办文化大学。一九六二年张其昀先生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分三民主义、工学、农学、哲学（含教育）、文学、史学、政治、经济、法律、地学、家政、艺术等十二学门，哲学门主任由谢幼伟教授担任。一九六三年改称中国文化学院，先设哲学研究所硕土班，其中分哲学组与新闻组（取代原来的教育组），再设哲学系。一九七五年研究所成立博士班，首任所长为当时名誉校长吴经熊先生。
吴并曾与蒋介石共同校订过圣经圣咏（《圣咏译义》），蒋介石夫人并从旁协助，出版较为雅驯的翻译本。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日时任“总统府资政”的吴经熊，将所译经蒋介石审定的圣经圣咏原稿，赠送中国国民党珍藏，由秦孝仪在阳明山吴经熊寓所接受。据我所知，此圣咏译稿虽较为雅驯，但因现在的通行本已用之有年，不能辄予轻易更张，而且由于蒋身为政治人物，教会也不太希望与政治牵扯上关系。所以，他与蒋介石本来就有渊源，但由于其从教廷直接赴美，并未“共赴国难”，因此关系可能有些冷淡。而由于张其昀的居间缓颊，使其受邀入台，并与蒋恢复良好关系。
有一次张其昀请吃饭，在座有吴经熊、查良鑑、我、施湘兴（当时为博士生，同时也在教书）及施之学生。张其昀即戏称我们是“五代同堂”，即彼此互为师生的关系，此指在东吴的辈分而言，实际上，我并未受教于吴、查两氏，施则曾为我的学生。另外，有一回我在阳明山上中国饭店，看到吴经熊被家人围绕，意气风发，看起来他晚年在台湾过得算是相当惬意。
吴经熊聪明过人、博闻强记，中、英、德文程度均好，文学造诣亦高。他过世之后，他续弦的夫人曾因事来看过我。（祝文英女士据说原本是位修女，因其积蓄颇丰，故对于吴经熊晚年的物质生活，颇尽照顾之能事。）他的子女也多，且均有杰出的表现，其中一位吴祖禹在外交界作过“公使”与“大使”，现已退休。另一位吴季札，是音乐家，文质彬彬，曾为文化大学音乐系主任多年，最近移民美国。吴季札的儿子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系的优秀毕业生，曾在我的事务所实习，前途无量。今年二月，我在大陆处理洛阳大火案时，曾接到吴季札的电话，系因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陈立夫死亡，希望我能就陈氏身故后之遗嘱提供法律意见云云。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于台北
原刊《万象》2002年3月第四卷第三期 总三十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