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的五月中旬，晚上的气温只有五六度，我们围在客厅里烤火。吃饭回来的路上路过了村委会的建筑，白墙上四个大字：心向北京。从其他旅客那里偶然了解到民宿的主人同时担任村长一职。村长是藏族人，枣色毛衣外面套了一个灰西装，他刚从村委会议回来，围着柴炉和我们一起坐下。

我们讨来一只小青柑，不客气地自己煮起了茶。村长点上了烟。他说松赞林景区收到政府十二个亿的资金改建污水处理厂，僧舍很快会有上下水系统。湿地被引流抽干了，剩下的那些黑土被一车一车的卖走了，一车可以卖两三千。他说，在我们这里，在体制内当司机一个月退休金也能领两万。他的儿子没有考上公务员，在景区做讲解。他又说，政府不让砍树，秃鹫没有了起飞降落的跑道。现在的天葬台不过是走个形式，最后还是要走水葬。党员要火葬。我的继父坐在他对面，聊得高兴。村长不断地点烟，说因为之前给寺庙画唐卡，至今双目充血。唯一在家的几幅被广东人买走了，他们可喜欢那东西了，他说，不过现在不画了，没有时间。

我问村长儿子，你们去内地会不会觉得氧气很多不舒服，他说那叫醉氧。大球，一条十三岁的泰迪犬，在姨姥爷的大腿上趴着打盹儿。

十一点左右，我回到了五十平米房间正中央的两米六的大床上。凌晨四点，跳闸了，地暖在摸不清方位的四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手机屏幕猛地亮起又熄灭，头顶的小灯一闪一闪。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在硕大又冰冷的厅里吃早餐。村长像我点头示意，打开门，穿过厅，直奔阳台。他抽完烟后背对我坐下，迅速吞掉一碗稀饭，扬长而去。香格里拉的早晨多云，清冷的空气中带着一丝霾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