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说得考公热？（下）

象山有此想法，自然是身有体会，而且也是有感于社会时弊，对在座师生发出的警醒：北宋以来，赵宋王朝的统治者们重文轻武，大力发展文教事业，并不断完善科举取士制度选拔社会人才参与国家治理，一时间社会上皆以读书登第为风。但这种读书考试的风潮，并没有让圣人教诲深入人心，却反而诱导世人将先贤教诲作为考试的跳板，产生了一大批嘴上道德功业、实则利欲熏心的伪君子与乡愿。

在象山看来，科场的得失不足以辨明君子小人，而那些终日汲汲于名利的人“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于圣贤背道而驰者矣”。这类人醉心于官位的尊卑、俸禄的多少，拼命以高官厚禄为目标，无所不用其极。国家大事、苍生民情，又怎么能指望这群醉心声色犬马的伪君子来承担呢？

这类人饱读圣贤之书，讲习熟练、经历又多，他们难道不懂“君子喻于义”的教诲吗？只怕不是，只不过恐怕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将实行道义作为自己的志向，到最后不免沦于小人之列。

疫情以来，我国国计民生多有凋敝。面对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当下年轻人们纷纷希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公务员铁饭碗也就越来越吃香，考公大军中每天都有新人加入。清北大学生做城管、下街道的新闻层出不穷，已然成为了社会热点话题。

清北大学生去基层究竟是不是人才浪费，并非本文讨论的话题。本文关心的是，在焦虑与私欲驱使下的年轻人们投入考公大军，究竟志于何方？回答当然是多种多样、千奇百怪的，为国为民的抱负与为稻粱谋的私心杂糅起来复杂难辨。

那么本文的关心真的有必要吗？今时不同往日，毕竟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个人道德水平与政府治理能力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此有相对成熟的社会学、政治学研究）。

但是问题在于，制度的履行者毕竟是一个个的个体，那么在微观层面上，即便只是一个人的德业与品性，难道不也关系着权力行使方式的差异吗？权力的行使，往往决定着某个区域当中为数众多的民众未来人生的命运。当下社会，本就风险四起，权力的合理运行是覆盖在国家与民众上的保护网。那么把个人道德作为保障权力合理运行的保险丝，应当也并非无用。

要求当下的年轻人全然以道义为志，而去学习，而去考公，本就是强人所难。即使是古人也知道，成德之学，需下工夫。但毕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考公浪潮中，多是因循从流的年轻人，虽是为生计苦苦拼搏，但若是不能深思己身，孰言就不会以小人为归宿？对欲入宦途的年轻人来说，强国富民这么宏大的目标似乎遥不可及。但若是日日省察，谨慎运行自己的职权、抵制强权，以亲民近民为德，未必就不能“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成其君子也。

盖古人的道德学问，不是文辞上的工夫，而需要深入自己的性命与时代的环境当中切身体察。陆象山在白鹿洞书院的教导发明古义、针砭时弊、深入人心，正是因为他能将外在的道德垂教融入自己的生命气质当中去时时体认，才能如此精准有力。即使朱子与其多有论辩，但也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而深许之。

虽时过境迁，但这种生命的体悟并无二致，不过也不知现在究竟能有多少人能有此自觉自警之心。若无这种心思，即便不断强化外在的道德训令与教育要求，亦不过重蹈覆辙而已。故此，本文也就不以提议“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深化公务员考试道德审核”之类的庸常之言为结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