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偶记（20230507）

听会后去崇明偶记

刚过去的五一，参加了一个由文化事业单位联合高校举行的小型讨论会。之前某老师特别想着我，特意问我愿不愿意去看一看，我就想着最后一天还能有机会跟去崇明观光一下，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放过，果断答应。心里对某老师是很感激的，特别是在我离开之前就读的学校以后，人家有活动还愿意想着我，给了我增长见识的机会。会议主题是讨论抗战，最近三年左右抗战史研究主要的推进点分别是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抗战时期KMT军队和新四军力量的发展、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日常生活、抗战时期kmt在内迁后对大后方的社会建设，主要议题包括kmt如何通过外交努力苦撑待变，协调同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的国际关系；kmt如何进行军事训练，打造战时军事体制，从而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相应提升其战斗力；新四军如何深入敌后，在沦陷区开展游击作战、物资运输的策略；沦陷区的民众在不知道抗战需要持续几年的情况下如何撑过八年；在内迁之后，kmt如何在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等地进行社会和经济建设，改变地方面貌。在材料方面，最主要利用的材料是海外档案、“国史馆”档案和某些地方的抗战时期档案，档案的重要程度按此顺序排列。

在议题上，抗战时期的政治史研究其实依旧不太多，也可能只是发出来的不多。社会史虽然有一定出新的面貌，但真的如作者们所说的“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日常”了吗，恐怕只是止于对日记的复述和追问，依然免不了“以小见大”的窠臼。目前对沦陷区，学者们大体都承认，日本对城市以外地区的控制力是较为有限的，包括城郊与农村地区。军事史看起来有新的进展，特别是展开了对军事基本面的研究，比如对训练体制和战斗力、物资与后勤体系、交通与供给能力、装备与战斗力、通讯体系与战斗力等关系上，时下的学人开始把军事当作合成词，着眼于影响战局的基本因素，而不仅仅是战事的进退。经济史方面，注意到如银钱、物资与地方经济结构变化、地区经济统制政策、地下黑市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涉及到与一个百姓、一位掌柜的、一位工厂主的生活、生存、生产密切相关的诸多物质性条件（百姓的米、水；普通商店和工厂的用工、用电、工资、原料等等），但目前对这些物质性条件的变化研究的还不是特别深入，当然部分原因是缺乏材料。还是抗战时期外交史，多国档案材料不要太丰富，每个个案拿出来常常都是新的。

会后第二天，主办方带着我们参观了崇明的抗战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完全是私人出资建立的，免费对外开放。场地是租的，每年要缴纳一定的租赁费用，已经交了五六年了。没有来得及打听老板是靠什么维持这一博物馆运作的。展示的部分只是所藏的一部门，据老板介绍，他还有一个书库藏有上千本书和藏品。馆里为在崇明抗日牺牲的烈士们雕刻了塑像，为现有可查的牺牲者标记了事迹牌。馆里陈列了地图、公文、家书、信函、明信片、报刊、契约、武器装备等各种类别的藏品。引发我兴趣的藏品包括抗战时期崇明房产的典契、战后kmt政府对抗战的损失调查、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和各种税票（介绍里特别有一句“乡长造船砌屋，保长吃鱼吃肉，甲长喝风喝粥，百姓哭南哭北”）、日军宣抚班的工作指南、《清乡新报》等，十分丰富，值得一观。只是场地条件有些简陋，保存的环境条件需要提升。私人博物馆的持续发展，是个艰难的话题，没有赚钱经验的文科院系学生们其实真没什么办法，我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表意见，甚至老板还点到我的名字希望在角落的我也说几句，思来想去也只能说些场面话。今天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没钱”“没人”，这种话听多了以后，渐渐知道可能没什么改变的空间，这两点可以架空在任何时代。在附近的遇难同胞纪念公园里，还看到了刺猬。

在崇明参观时，见到了一位老先生，他在本系退休已有十几个年头，目前住在崇明乡下。他曾与余子道教授们合编《汪伪政权史》，这是目前为止国内对汪伪政权研究最全面的著作。他笑嘻嘻地说，那时候八十年代馆藏一开放，他们就到档案馆手抄资料，然后写成文章发表，结果后来人家见你发了有价值的文章就不再给你看资料了。“初版书很便宜，再版时我们也跟出版社说书价不要太贵”，奈何现在成本高了。老人家很有意思，说什么都是笑呵呵的，最后回家时还是自己打网约车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