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拾荒者与伪当代艺术家

每个月的18号下午，是坎威纳街的大型废弃物回收日。

路边每隔几百米会有一个集中堆放点，附近的居民把家中废弃的、损坏的家具和电器扔在那儿。我的公寓位于坎威纳街58号，正好处在两个堆放点的中间。从阳台往外看，能很清楚看到两边都丢了些什么——桌子，置物架，沙发，椅子，瑜伽垫，咖啡机，吸尘器，甚至电视机。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或磨痕，间或有情况比较好的，隔不多久就会被路过的人捡走，搬回家。

18号的下午，我大多是倚在阳台上度过的。那些被遗弃在垃圾堆里的旧家具们让我着迷。它们横七竖八地堆着，没有经过认真摆放，没有任何遮掩，在南半球下午强烈的白亮的太阳里，各种破旧、坏损的痕迹全都一览无余。它们像是不再对生活挣扎的人，摊在太阳下晒着伤口，似乎放弃了，又似乎带着份大彻大悟的坦然。一部分人扔掉垃圾，扔掉过去生活的一部分。又有另一些人把它们捡走，在别人曾经生活过的痕迹里添上自己的新痕迹。还有些垃圾始终无人认领，如同人们渐渐尘封的过去。

来往的人就更有趣了。急匆的，麻木的，恋恋不舍的，形形色色。有对年轻夫妻，经常在太阳落山前后过来，各拿一个大袋子，男的手里还拉辆小拖车。他们把垃圾堆一一仔细看过，有时很快就有满意的物件，就赶紧装起；有时运气却没那么好，袋子很长一会儿都是空的。但不管运气好坏，他们都会在几堆垃圾之间来来回回徘徊一阵子，一边指指点点地讨论，一边等有人扔来新的垃圾。每次讨论到后来，他们一定都会吵架——越吵越凶，男人一气之下扔掉手中的拖车和袋子，扬长而去；女人试着捡起它们，连同自己手中的袋子一起带回去，但不是袋子里的东西滑出来，就是车上的东西掉下去。尝试几次均不成功后，女人会突然崩溃，她大哭着，把手里的东西用力扔出去，一边哭一边头也不回地走了。当天晚些的时候，男人通常会再回来找拖车，能不能找到就完全看运气了——拖车有时候会被其他捡垃圾的人捡走。不论吵成什么样，到了下次垃圾回收的时候，他们一定还会再来，带着一辆新的小拖车，然后重复之前一模一样的过程。次次如此。

还有个女人。暗金色头发，偏灰，反而看起来有种深发色的感觉；常穿黑色。她每次都会来捡上一把椅子，直到下一次垃圾回收的日子里，再把那把椅子拿出来，扔掉，捡上一把新的椅子。有次她扔完椅子，抬头往太阳的方向看了一眼，光很强，她眯起了眼睛，仿佛有些困惑。她抬头的那一刹，我认出了她。

我常透过窗户看到这个女人。她住在我隔壁的公寓楼，两座楼离得很近，我卧室一侧的窗子正对着她的家，左边是客厅，右边是卧室，都是落地窗。我们看上去应该在同一楼层，但因为两座公寓设计上的一些差异，她屋子位于的实际高度比我低大概半米到一米之间。她多数时间都待在卧室里，在一台电脑前工作，或者发呆。有几次我看到她在做瑜伽。捡来的那把椅子放在正对着床的地方，睡觉的时候一抬眼就可以看到。它的位置看起来极其不和谐，也从没见她在上面坐过。有个常把衬衫扎进腰里的男人偶尔会出现在客厅，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全城封锁，大家开始居家办公，于是那个男人就每天都在客厅，家居服让他看起来不太有精神，小腹似乎有些发福。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会聊天，从两个人的表情上都看不出太多的投入，那是一种多年夫妻特有的因为熟悉和习惯而形成的冷漠以及漫不经心，由此我断定男人是她的丈夫。

男人不常出现在她的卧室里，他们大概是分居的。但有天晚上吃完饭后，他们和往常不同地多聊了会儿天。过后，她回到卧室，走到床边那把捡来的椅子边，跪在地上，用手轻轻摸着椅背。门开了，男人进来，把她拉到床上。椅子被男人的腿推到一边。男人开始脱衣服。她走到窗边去拉窗帘，我仿佛看到她的动作在窗帘快拉上的时候停顿了一下。她把窗帘拉得很严实，却突然伸出手，推开上悬窗。两座楼中间的空隙在每年的这个时节鲜有风穿过，窗帘和两侧的水泥一样厚重地静止；但因为距离近，声音很容易传过来。

我坐在原处，视线并没离开对面紧闭的窗帘，一边剥开一个橘子。有时候我不会一瓣一瓣地吃它们——撕开每一小瓣的皮，里面都是密密麻麻无数颗晶亮的小颗粒，网上说它们叫“汁囊”。我按照一个很固定的频率一颗颗汁囊吃过去，我曾试图计数一瓣橘子里有多少粒汁囊，但说来有趣，用这种方式，我竟然从来没有吃完过一瓣橘子。这很像生活，人们总是说要认真对待，但当你真正认真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连一颗橘子这样的小事都很难对付。窗帘紧闭。对面窗子里始终一片静默。但窗帘比我想象中要快很多地拉开，那时我一瓣橘子正吃到后半程三分之一处。男人已经离开卧室，房门重新紧关，女人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分钟，突然起身，在地毯上开始做瑜伽。我把剩下的整个三分之一瓣橘子塞进嘴里。瑜伽的一些动作很奇特，从我的位置看去，女人的身体不停摆成各式各样的符号，手与足绕过整个躯体相连接，提示着对身体的感知，它是如此生动鲜活的真实存在，却又同时像理性冰冷的抽象数学。她的动作快起来，渐渐眼花缭乱，接着，她在地毯上跳起舞。那些奇异的方式被夸大，带着生物原始的极致乃至癫狂，有时显现出稍纵即逝的强烈性意味，看起来有种怪诞的美，我一时间几乎误以为我在观赏某种鸟类求偶时的舞蹈。

她扭动手臂，移到窗边，对着天光抬起脸。她闭上眼睛不再动，一切都静止下来，只有楼缝里泻出的光和她脸上的皮肤在细腻无声的交流。我注意到她下颌角的轮廓很清晰，鼻梁和颧骨都颇高，很瘦。嘴唇线条属于偏锋利的类型，紧闭时带有几分坚毅，但整张脸略显憔悴，因此那点坚毅看起来颇有些似是而非。我又吃了两颗橘子，酸甜的汁水在我口中爆裂。突然，她睁开眼，正对着我。

我也看着她。

隔了一会儿，她冲我笑了笑。

那月18号，她照常出来捡了把新椅子，扔掉旧的。她走后，我下楼转了转，有人扔掉几乎一整卷Dyneema鱼线，我捡起来，连同她扔掉的旧椅子一起，带了回家。

这座城市的冬天漫长而阴冷，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床上睡觉。常常接连几天阴雨，中间偶尔有阴晴不定的太阳突然露脸，我来不及打开百叶窗。公寓楼前的英桐落光了叶子，靠顶部的一根枝头不知何时落上块暗红色的布，风来随风，雨来随雨，瑟瑟抖动。后来来了只海鸟，灰头白身，头部有块白色印记，常栖在那块暗红布一侧。

这期间我目睹了一次女人和丈夫吵架。在客厅，女人把东西一件件摔到地上，从大家具到小摆件，一样也不放过。男人一动不动站在一旁。窗户紧闭，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但看上去两人的嘴巴都紧闭着，自始至终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摔完最后一样东西，女人环顾屋里一周，仿佛在检查是否有任何遗漏，接着，她看都没看自己丈夫一眼，摔门进了卧室。

她背对着我坐了很久。后来，她拿双手覆在脸上，用力擦了擦，转身向我走来。我拉开百叶窗，打开窗户，陪她一起抽了支烟。而与此同一时候，我看到，在她的隔壁，男人已经不再僵站，他来回忙活着，把推倒的家具一件件又摆回原位。

用不了多久，一切又会看上去和之前没什么分别，除了那些微小的细节，留下裂痕的器皿，碎掉而进入垃圾桶、不会再在原位置出现的物件，在默默提示着发生过的事情。

我持续收集着她扔掉的旧椅子，一次都没落下。我注意到最初椅子是完好的——陈旧，有磨损，但没有经过破坏。后来渐渐有了划痕，越来越多的划痕。最近一次我捡过她丢下的椅子，一条腿断了，断面是斜着的长长一道，木质参差着刺出来，像把锋利的匕首。

那也是她丢掉的最后一把椅子。那个18号，她空手下楼，站在堆放点前，目光向身后的公寓窗户搜索着，最终停在我所在的位置。

她久久地看着我。

我下楼去。

她走在前面，步子很快。天气已经暖起来，路边的树开始转绿，我们路过几株白千层，已经开起了一串一串的花，冲着这个世界，像伸出一把把刷子。我紧跟着她。

她一直走到艾伯特公园里，步子慢下来。跑步的人不时从我们身边经过，公园的湖水一片冷蓝。她面对湖站着，两手握在身前，始终没有说话，也没有看我。灰金色头发被太阳照到的那一侧蒙上层淡淡的光晕，颜色亮而浅，近乎苍白，又很柔和。一些黑天鹅在水里浮沉，另一些干脆躺到岸上，懒洋洋晒太阳。在背阴处，风吹到身上还是稍有凉意，但经过太阳照射就变得暖意袭人。如果不是所有黑天鹅脖子上都围着个红色的圈带，提示人工饲养的痕迹，我几乎要对眼前这片春色感到心旷神怡。

她在身前有些焦虑地搓着手。突然回过头来，看着我，仿佛终于下定决心似的：我叫安娜。

我上前去，把手放到她手上，看着她。

她摇摇头：不要告诉我你的名字。

虽然冬天已经过去，我卧室的百叶窗还是经常拉下着，我旋转叶片的角度，留下细小的缝隙，光一道道地从中漏进来，在安娜的皮肤上投下条纹状的阴影。

亲吻是热烈而具有侵略性的。我们的舌头在她齿前相遇，她犹豫一下，先是往回收了舌头，给我留出向前的空间；但很快改变了主意，她的舌头重新伸过来，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我收回舌头，轻轻吻她的嘴唇；她一口咬住我的下唇；舌头探入我口中。

她紧紧地抓住我的后背，我们的身体布满汗水。她翻个身，坐在我身上，头向后仰，嘴唇紧抿，下巴轮廓分明的弧度冲着我的胸口。我们仿佛乘在一艘船上，在风浪中剧烈摇摆，我是躺在船底任凭漂流的旅人，而她是误生在海上的奔马。人们认为性是关于欲望的，其实常常不是这样。性是关于失控的，关于失去盔甲的瞬间，关于积压在心底复杂而沉重、像层层泥土掩盖下的洪流一样的情绪，它以性的形式释放出来，一刹那混淆了痛苦和快乐的边界，痛苦有多深刻快乐就有多强烈。我身上的马儿愈发剧烈地奔跑，她健美而憔悴，我认出了她的那道情绪——那是一种深刻的悲伤，悠远绵长。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最后，她发出了一声宛如悲鸣的长啸，又仿佛是一声叹息。她紧抓着我胳膊的手倏然松开，她从我身上落下来，像一片落叶悠悠脱离枝头。

我倚着床头坐起身，她背对着我，在床沿穿衣服。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卧室外面的那条过道，我捡来的椅子在那里摆成一排，和她相顾无言。她只穿了上衣和内裤，起身，走过那些椅子。再往前面是我新做的装置，几条鱼线绕在一个塔形的框架上。她伸手碰了一下，“嘭”，装置瞬间散架，零件落到地上。

“我们的自然环境是脆弱的，一点点小小的力，扩散开去，就可能造成全盘分崩离析。” 我在她身后说道。

“什么？”她转头，一脸茫然。

我走过去，把架子重新搭起来。伸手轻轻一碰，力从一条鱼线上扩散开去，一瞬间又七零八落。“我把它做得非常脆弱——或者说，这个结构会放大外力的破坏性。作为一件环保艺术装置，不是很有说服力吗？”

“你是个当代艺术家？”她愣了下，问。

“以前有人和我说，人分两类，为灵魂的渐死而挣扎的，和不为灵魂的渐死而挣扎的。当时我是个机械工程师，我觉得自己是后一种人，想着或许改变一下也不错。于是我试着做些和艺术相关的东西。又有人和我说，艺术家分两类，关注自己的，和关注世界的。于是我学着关注世界。我观察其他的艺术家怎样关注世界，但很快我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说错了。艺术家只有一类，关注自己的。在那些所谓的社会关怀里，我常常看不到关怀，却只能看到一个无力的个体，它隔离在人与人之间的泡泡里，渺小、虚弱又可悲，除了自己这一孤立个体它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理解不了，因而试图关注尽可能‘大’的事情，以提供一种自我满足的幻象，一种虚假的力量感和宏大感。第一个人也说错了，人只有一类。我很快发现了讨巧的方式——当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做和环保有关的东西。那永远都不会失败，因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正在被自己对环境的热爱而感动着。”我在就近的椅子上坐下。

她沉默半响，也走到一张椅子边坐下。

我们沉默不语，外面的天正在黑下去，空气一点点变冷。我转头去，能看到她侧脸的剪影线条，眼睛在黑暗中依然有微弱亮光，它漫无目的地涣散在前方。寂静和昏暗笼罩着我们，我们或许感到舒适和安全。我有些冷，想起身拿毛衣。她的声音突然响起。

“最开始只是一把椅子的问题。”

她只说了这一句，接着又是漫长的沉默。

我坐着，没有动。黑夜彻底浸没了屋子，我不再看得见她的侧脸。

“我想在卧室里放一把椅子，但怎么放都不对。我们试着找了许多椅子，但他觉得都不对。后来我们放弃找新的椅子，卧室永远缺一把正确的椅子，我们只要一起待在那里，这件事就会浮上来。于是分居了。他不是你们常常想的那种糟糕丈夫，恰恰相反，他工作努力，人也很温和，从来不对我发脾气。他只是有些完美主义。但我不知道椅子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困扰我——每次我们谈到这把椅子，他仍然是一副温温和和的样子，但就是有某种东西在那，像是一块压着我下落的大石头，我落下去，下面是黑漆漆冷冰冰的山洞，我喘不过气来。”

她停顿下来。过了一会，我听见她缓缓深吸一口气，拍了拍她坐着的那把椅子，“我说的并不是这些椅子，这些椅子是后来的事。我们最初买的都是新椅子。渐渐地我不知道是因为那把椅子留下的阴影，还是生活里什么别的问题，我开始时不时地有那种喘不过气的感觉——确切地说，是不能呼吸，不应该呼吸。在那个黑漆漆的山洞里，我看不见自己，我仿佛并不存在，因而我也没有办法呼吸，因为不存在的人是不会呼吸的。但他还是那么温温和和，他说：亲爱的，你只是胡思乱想太多了。你要相信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完美，我会让我们的生活很完美，我们都要相信。有一天我路过一家家具店，看到一把仿佛专门为搭配我们的卧室而打造的椅子，我很开心，我想，终于找到它了啊！有了这把椅子，一切都会不一样吧，我这样想。我把椅子买回家，摆好，让他来看。我看着他脸上的表情，等待看到他像我一样开心。然而，他看到椅子后，脸上的肌肉狠狠地抽搐了一下，我看到他眼睛里射出两道凶狠的光，仿佛想把眼前的椅子砸成碎片。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他立马恢复了一贯温温和和的表情，快到我怀疑之前是自己看错了。他说：这把椅子当然不对。你怎么会觉得它可以呢？他说完就离开了卧室。”

她又停下来。我起身给她倒了杯水。

“那天我抱着那把椅子坐了很久。废弃物回收日，按照我们以往的做法，我把它扔了出去。但扔完回去的时候，我的眼光突然被另一张椅子死死定住了——它很旧，到处都是磨损的痕迹。它是那么不完美。我感到一阵莫名的迫切需求，我把破椅子抱了回家。我把它放在卧室，没有告诉他。他也很少进来。有了那把椅子，我好像又能呼吸了。但过了些日子，椅子和周围的环境似乎渐渐开始融合，看上去没那么不和谐了。于是到了下一个18号，我把它扔掉，捡来另一把椅子。就这样成了习惯。”

安娜把水喝完，杯子仍然攥在手里。

“后来旧椅子似乎也不那么有用了。我给它们刻上越来越多的划痕，最后一次，我甚至把椅子腿砸断。但这些都不够。”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打开客厅门，走到阳台上。晚间有风，把她的头发微微吹起来。“我终于明白，不是椅子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良久，她说道。

“你说的对，艺术家只有一种。不仅是艺术家，人也只有一种。他的一切都只关于他自己，那个关于完美的控制幻象。椅子从来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他需要为因失控而感到的无力寻找一个出口。”

“你不存在，因为你只是一个工具。”我说。我抬头望去，四周的公寓楼无限向上，一间间小格子里，亮着各自的灯。我也不存在。

地面上的废弃物依然七扭八歪地堆在那里，第二天一早，就会有车子来把它们运走，送到无人在意的地方。

“把这些旧椅子，还有你的装置，送给我，可以吗？” 临走的时候，安娜问。

“好啊。”我说。

我帮她把椅子搬到她公寓楼下，独自回了家。透过窗户，我看到她的卧室开了灯，她把一张张椅子搬进去。她走到窗边，冲我笑了笑，然后伸手拉上了窗帘。

我便也关了灯，上床，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是被车声吵醒的。一辆车停在楼下，工人正把废弃垃圾往里搬。破旧的露出白花花填充物的沙发，一扇门掉下来的小柜子……但没有一张椅子。

我回到卧室窗前，看向安娜的房间，和前一天一样拉着窗帘。

一整天都拉着窗帘。

第二天，窗帘依然没有拉开。

一个周之后，警察闯进了他们的家门。

窗帘打开，眼前的景象让我正在搅咖啡的手不由得暂停了一下，才接着搅下去。我看到我“环保”装置的放大版，由许多张椅子组成。它们以脆弱的结构连接在一起，堆成一座塔形，直堆到天花板。中间留出一个洞状的空隙，里面站着一个人——安娜的丈夫。鱼线把他和椅子缠绕在一起，他以一个完美的姿势，直挺挺地站着，那张被砸成匕首状的椅腿，正悬在他的头顶。他将不能歪头，不能弯腰，不能扭动身体；他将时时刻刻保持着完美——

他像个国王一样，牢牢控制着这个狭小的空间。

2021.9

于墨尔本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