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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专注搞翻拍本土化的导演,每次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菲林film
2023-05-03 17:41:11 四川
噱头丛生的本土化改编,看似亮点密集,实则水土不服,怎么破?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平衡表达差异,唤起本土观众的内心共鸣?如何在改编文本中寻求中国精神内核,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上种种问题,都是当下中国影视改编绕不过去的门槛。在这个迫切需要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
影视作品的本土转化
一直是业内讨论的热点,也是近些年影视考研的重点。下面我们就从近期热映电影
《忠犬八公》
入手,总结徐昂导演进行改编本土化探索的成功经验,可以成为你答题时的有力例证哦!
“我觉得有些故事和人们共有的情感,足以发生在中国。”——徐昂
2023年3月31日,由徐昂执导,叶如芬监制,冯小刚、陈冲携中华田园犬大黄领衔主演的《忠犬八公》于中国内地上映。影片改编自
新藤兼人
原著剧本
《ハチ公物語》
,讲述了中华田园犬八筒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命中注定的主人陈敬修,成为了陈家的一员。随着时间的推移,
曾经美好的家已经不在,但八筒仍在原地等待,它的命运同它的家人紧紧地牵绊在一起。
这个
“一只小狗感动全球数亿人”
的经典故事,曾分别被
日本
和
美国好莱坞
搬上大银幕。1987年日本导演
神山征二郎
的《忠犬八公物语》创造了54亿日元的票房收入;2009年美版《忠犬八公》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面对“珠玉在前”的压力,徐昂导演的《忠犬八公》却交出了一份令人惊讶的高分答卷:
上映6天,总票房突破1亿元,豆瓣评分8.0
。很多评价认为,
这部影片已成为一个比较成功的本土化电影翻拍改编样本,实现了“忠犬八公”的中国化表达。
实际上,徐昂导演的“翻拍之路”早在他在北京人艺开展戏剧创作时就已经开始了。2011年,他改编自
《笑的大学》
的话剧《
喜剧的忧伤》
创下北京人艺建院60年来的票房最高记录。投身电影界之后,他改编自
《十二怒汉》
的处女作
《十二公民》是2015年评分最高华语电影,成为罗马国际电影节史上第一部拿下最高奖的中国影片,并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影视翻拍成功落地并非易事。
回顾中国的影视翻拍之路,似乎总是折戟沉沙。
无论是改编自
东野圭吾
小说的
《嫌疑人x的献身》
,改编自2016年
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
的
《完美陌生人》
,翻拍韩国电影的
《我是证人》《阳光姐妹淘》
,还是
岩井俊二
以
《你好,之华》
试图重塑
《情书》
的浪漫神话,以及对
日本治愈神剧《深夜食堂》
的本土化改编,都遭到不少诟病。那么徐昂导演是如何在翻拍之路上越走越顺,实现
口碑与票房双丰收
的呢?下面我们分别从
《忠犬八公》
与
《十二公民》
这两部典型的案例入手,分析其成功背后的深刻原因。
要想让翻拍作品顺利抵达本土观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
植根于历史现实语境,从故事和情感等多个角度对原文本进行拆解和重构,以本土化的理解去替换、合理化一些场景或细节,适应本土观众的欣赏方式。
而文化接壤的重中之重在于
并不刻意地模仿,而是选择性地汲取和二度创作。
之前的两版“忠犬八公”电影拍摄的年代和国家不同,日版反映了日本战后社会的萧条与冷漠,而美版则是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电影,表现以家庭温情疗愈心灵创伤。徐昂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
“它们都是在试炼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也成为映照人心的一块试金石。”
而徐昂导演的《忠犬八公》,
既延续了原作的精神内核,又将故事妥帖地安置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
首先,在
动物“主角”的选择
上,从日版和美版的秋田犬改为中国本土最古老的犬类——中华田园犬,将“八公”的名字改为麻将里的“八筒”,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市民文化气息,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此外,导演特意选择了
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山城重庆作为故事的发生地
,在重庆特有的地形地貌和具有市民烟火气与时代特质的场景中,构建了独属中国的故事空间。狗狗每天等待主人的地方不再是火车站,而是
重庆特有的城市缆车索道站
。导演也考虑到重庆因山势形成的街巷特点,为故事展开创造了条件
。“很多巷子里车是进不去的,狗狗们能在街上自由行走不用担心会有危险,重庆的狗狗们也比较自由。”
更重要的是,影片塑造了具有代表性的
传统中国式家庭
,根植于本土文化和家庭伦理,贴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体验,戳中中国观众的内心痛点。泼辣爱打麻将的妻子,沉默好上网的儿子以及叛逆不着调的女儿,都像极了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令人感受到熟悉和亲切。
对含蓄深情的中国式情感表达和父子、父女关系的细腻呈现,也让观众代入其中,感同身受。
而导演通过
将动物拟人化的策略
,让小狗“八筒”也融入了家庭,并成为维系家庭情感的重要调节器,
人与犬的情感变为了父与子的亲情
。最后陈教授去世,旧家拆迁,“八筒”还在默默等待,“中国式温情”催人泪下。影片还将
三峡建设工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大背景
,融入故事的改编与落地,片中的“大黄”来自四川云阳,是三峡建设时期的“遗孤”;片中陈敬修也是在三线建设时期从北京移民重庆的。导演借此
寄托了历史转折与变革时期社会变迁的感怀
,时代塑造的小人物命运更具现实意义,赋予了影片更深刻的本土性。
演员选取
也成为了这个故事转化为中国版本的重要依托。冯小刚一口标准的
“京片子”鲜明地彰显出异乡人的身份
,词中的
“雄起,人仗狗势,造孽”的语义变形与衍生笑点
令人印象深刻,而
陈冲的重庆话
也增添了地域氛围,几位演员的生活化表演朴实自然,极易引人共情。
徐昂的处女作
《十二公民》
同样是本土化改编较为成功的案例。
影片借用了拍摄于1957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影片《十二怒汉》的故事核,又适应本土语境,完成了政治性、商业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融合。
《十二怒汉》最初的影视版本可以追溯至1954年由美国导演
富兰克林·沙夫纳
制作的电视剧《十二怒汉》。1957年,好莱坞导演
希德尼·鲁迈特
将其搬上大银幕,
展现了陪审团制度和美国司法精神,也确立了小格局室内剧的拍摄范式。
首先,在
主创团队的能力
上,话剧导演徐昂本人最为擅长的便是
舞台戏剧的调度、话剧剧本的分析以及演员表演的把控,正好适应了原作独幕剧场景单一、故事集中、矛盾冲突剧烈、人物性格鲜明、台词密集而富于动作性的特点
。而来自“国话”“人艺”的话剧演员班底则保证了表演质量。其次,在
文化语境的置换
上,《十二怒汉》的故事基础在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而徐昂导演巧妙将论辩过程置换为政法大学中的模拟法庭辩论考试,
在国内现行的法律制度背景下植入了原作故事构架。
其次,在
社会现实的展现
上,影片中的核心案件被置换为富二代“弑父”故事,
其主题的丰富指涉性既涵盖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典型现实,也切中了中国传统文化源流中的软肋,具有了日常合理性与社会隐喻意义。
影片中用很多篇幅体现
贫富矛盾
,比如地产商人的女大学生朋友被调侃为他的“干女儿”,除了知识分子之外,十二公民中的其他几位大都怀有对富人的偏见。影片还将
其他的社会问题见缝插针地融入人物冲突
中,人物对话充斥着当下新闻热点事件中的关键词,还有北京土著与河南保安还有外地移民之间的口角纷争,显露出
地域矛盾
。而
“弑父”
这一词汇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特殊意味,在人伦关系被三纲五常统摄的中国传统社会,弑父不仅是简单的犯罪举动,
更意味着与传统决裂,并试图建立新规范的一种激烈反叛。
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正如导演所说
“十二个中国人,十二亿声音”
,影片中十二个来自不同阶层、职业背景性格迥异的人成为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缩影。左右逢源的保险经销商代表了毫无主见、人云亦云的
盲从者
,而急于草草了事好解决个人问题的小卖部商贩则是只顾私利,不顾大局的
小市民代言人
。他们在教室内的论战,正如网络社会中借用事件发泄私愤的群体愤怒及其导致的群体话语暴力。而通过论辩的过程,影片
架设当下中国几个典型阶层之间的沟通桥梁
:城市土著与外来务工者之间、固定职业者与流动职业者之间、社会富裕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传统文化固执者与现代文明传播者之间、社会边缘人群和主流人群之间、甚至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最后,在
核心价值的凸显
上,在美版和俄版中皆为建筑师的主人公在《十二公民》中被置换为检察官陆刚。检察官在此扮演了为民众普及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引领者,也拥有了袒露心声、与民交流的机会。
检察官身上所暗含的“好官引领人民,共建和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更符合中国的主旋律意识形态需求。综上所述,通过本土化的剧本改编,《十二公民》已然从五十多年前的美国司法社会转而与中国当下社会语境靠拢。
本土化改编也有很多
“翻车”的案例
。比如
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
改编自美国独立电影人
科恩兄弟的《血迷宫》
,呈现出一种“四不像”的混乱质感。根本原因在于视觉系导演张艺谋、以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制片人张伟平、东北二人转“赵家班”与后现代喜剧风格的《武林外传》团队构成的主创团队本身就潜藏诸多不和谐因素,再去驾驭一部作者风格极为浓厚的黑色电影,势必会出现
叙事元素的多重冲突
。
苏有朋的《嫌疑人x的献身》
虽然在
置景层面做了本土化的改造,但整个故事的基调依然是日式的
。无论是演员的表演状态,还是对白的语言风格,都几乎照搬了原著以及日版的电影,而这种
对话模式与中国民众的日常对话完全脱节
,无法引起影迷的共鸣,反而有不中不洋、不伦不类之感。另外,尽管故事反转十足,
但情感内核其实与中国影迷是脱节的
。在原著中“石神”压抑的性格是由于日本地形特征以及社会文化特征所造成,这种极端的性格才让他对靖子产生了极端的献身式的爱意,这种扭曲的爱意也是原著的精髓所在。
而中国版的《嫌疑人x的献身》没有触及当下的社会现实,因此很难引起国内观众的情感认同。
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
“海外引进、本土改造”
成为常见的制作模式和较为热门的创作现象,对丰富中国电影市场、促进电影类型的多样化以及中国电影“走出去”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跨文化改编既要继承和发扬原作的精髓,又要满足本土观众的当下性需求,遵循本土的文化逻辑和审美习惯。
从徐昂导演的《十二公民》与《忠犬八公》在中国的平稳落地来看,一味地照搬和腾挪并不能带来与原作同等的轰动效应,
唯有与中国本土的历史现实与社会语境深度接壤,融入创作者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文化记忆,传达出独属中国的精神气质和情感温度,才能让异时异地的经典故事在中国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
参考文献:[1]张净雨.《十二公民》:十二个中国人,十二亿声音——一次本土化改写的成功实践[J].当代电影,2015,No.230(05):52-54+97.
[2]张燕.中国电影本土化改编的局限与冀望[J].电影文学,2019,No.741(24):25-27.
[3]孙建业.中国跨文化改编电影的历史发展、创作现状及本土化思考[J].艺术评论,2019,No.187(06):151-163.DOI:10.16364/j.cnki.cn11-4907/j.2019.06.020.
[4]黄丝雨.析《十二公民》对《十二怒汉》的本土化改编策略[J].新闻知识,2015,No.373(07):57-59.专访|导演徐昂:《忠犬八公》是一块映照人心的试金石专访|《忠犬八公》导演徐昂:用“中国式温情”重塑经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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