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是诗人冯至在昆明写的一句诗，这让我想起了佩索阿的一句“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很显然他们互相不了解彼此，然而在心和宇宙的关系上做出了不一样的诠释。来过好多次昆明，但是真正驻足的时候非常之少，对我而言，和昆明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就是西南联合大学，一九三八年成立，一九四六年停办，因此总有一个要去西南联大旧址看看的想法。因为西南联大的存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一大批作家都曾回忆过昆明的生活。八年时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算短的时间，一个生活八年的地方自然会激发出人们无限的情思。西南联合大学停办后，师范类专业就留在昆明建校，以前叫昆明师范学院，现在叫云南师范大学。学校所在的路就叫一二一路，就是为了纪念一二一运动。

云南师范大学正门在一二一路上

冰心曾写道：“喜欢北平的人，总说昆明像北平，的确地，昆明是像北平。第一件，昆明那一片蔚蓝的天，春秋的太阳，光煦地晒到脸上使人感觉到故都的温暖。近日楼一带就很像前门，闹哄哄的人来人往。”这是几十年前的文章，人们因为战争的原因躲避到了昆明，因为思念北平，就总要找些昆明和北平相似的地方，只是第一件现在是早已不存在了，昆明还是春城，北京却变成了霾都。昆明的花很便宜，因为花很好种，最起码冰心文章里的情形到现在也没变化。昆明的教授们在冰心眼里都是穷而不酸，花生就着白酒谈论大事，面对轰炸也可以幽默地消解，防空壕的春联是：“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真是巧妙极了。关于昆明的天气问题，李长之并不这样认为，现在知道李先生的人可能不是特别多，我知道他是因为以前读过他写的《李白传》，他说：“天气诚然不错，但是偏于太温和的了，总觉得昏昏的，懒洋洋的…就工作上来说，我觉得远不如在北平。”他担心这种过于温和的天气会让他写不出任何东西。

云南的云

云南是因为云出名的，云变化多端，沈从文说南方的云比北方的云活泼，黄昏时候最为动人。其实云不止黄昏的时候动人，清晨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太阳斜着射过来，总能折射出各种这样的色彩，所以显得壮丽，如果是直射，要么是薄薄的一层，要么是灰蒙蒙的一片。明朝的大才子杨慎被贬至云南，关于云南之云曾有一段批评王安石的话，因为李贺的诗里写：“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王安石觉得这种情形不可能，但杨慎是亲眼见过这种场景的：“予在滇，值安凤之变，居围城中，见日晕两重，黑云如蛟在其侧。始信贺之诗善状物也。”杨慎见到李贺诗中描述的景色反而更佩服李贺了。如果说云南只有蓝天、彩云和便宜的花卉，那也不过是一个旅游的选择地而已，但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昆明不止于此，西南联大的成立让它成为了某一段时期的文化载体，是事件的发生地，是耻辱历史的见证者。

闻一多先生衣冠冢

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后面是一二一运动中遇害四位学生的纪念碑，其中几首悼诗，最右边是冯至的

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八年期间，昆明发生了很多大的事件，日本人的轰炸已经成为了让人们从容面对的常态，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的被刺杀，一二·一事件四名学生死于非命，在此次事件的纪念碑上刻着的就是诗人冯至的一首诗，冯至是跟随同济大学来到昆明，后来应聘到了西南联合大学。在一篇文章，他曾动情地写到：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数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日军轰炸过后的校区

冯至在云南用肥皂箱子组合成一个书架，以前读过有人在卖红酒公司上班时将废弃的红酒木箱组合起来做书架的记录。我没见过三四十年代装肥皂的箱子什么样，但是后来在山姆超市见到了这种装红酒的木盒子，结实并且表面光滑，质地好，很稳定，确实是组合书架很好的选择。昆明时期，很多人都描述过书比较短缺的情况，这也导致冯至在昆明主要读的两位诗人就是歌德和杜甫，有时候没有选择也是很好的选择，这段时间的研究为他后来写《杜甫传》奠定了基础，德语文学则是他一直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在云南，冯至完成了《十四行集》，里面有两首诗就是分别写杜甫和歌德，还有一首十四行诗是写鲁迅的： 你走完了你艰苦的行程， 艰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 曾经引出你希望的微笑。

教室

一九三八年是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前途的看法是灰暗的，但是他们又一直在寻找希望，除了战争的因素，生活也因为通货膨胀变得十分艰苦，一盏油灯用完要仔细盖好，不然会被老鼠把油偷着吃掉。在写鲁迅的诗中写了看到小草引发的希望，在自己的诗中写“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就是这样的环境，人们坚持了八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八十年代冯至再次来到昆明，他不再是这里的“居民”，而是一个短暂的来客，他寻找自己曾经的住处，这时候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经过提醒，他还是马上想起了去自己的住处要经过一口井。这口井仿佛是一个特定的开关，即便记忆模糊，一旦轻轻抹去上面的灰尘，那口井还是会清澈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是如此的温馨。但是关于云南的井也有人留下了不一样的印记，冯友兰女儿宗璞在云南呆了八年，当时她还是小孩子，有一天知道曾经认识的一名少女投井死了。至此之后她甚至不敢在井边辨认自己的脸，因为跳井而死看上去是那么容易。不留恋于井边辨认自己也是幸运的，比如西方的那喀索斯看到自己水中的影子竟然爱上了自己。

闻一多先生雕像

关于这八年，太多人写了太多的文字，躲日本人轰炸时候每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从容淡定，有的人“屁滚尿流”，那些鲜活的人物都鲜活地出现在文字里，我们从现在回看过去，往往带有一种上帝的视角，因为我们知道了他们后来的命运，但是处在当下，人又怎么能意识到真正的自己呢。这些所有的悲欢、血泪和温情都沉甸甸地躺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通过历史看到的只能是一幅幅凝结的画面，一个个凝结的人，他们不再变化的形体里藏有不再变化的悲欢，但是这些情思依然能感染当下的人们，让内心涌动着新的悲欢，让形体成为良知、激情和泪水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