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多吉少

如果不是因为记性太差，我大概能记起来为什么当时会睡在后备箱里，但我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差了，也可能因为记事太晚，总之尽管频频回想起那个在面包车后备箱不情愿睡去的晚上，好坏参半的路灯不均匀地敲打眼皮，柴油和太多次的呕吐导致的疲劳让我最终主动选择放弃抵抗，仿佛是整个自毁的一生的开端，但我实在记不清为什么会睡在后备箱里。

其实用点力气想想还是能推断出一些细节的，比如 1999 年左右的我应该只有在国道上才能见到那种密集度的路灯，所以那一晚应该是从山东老家青固集回商丘的 310 国道。比如后备箱里我睡在身下的那种扎人的草席，我开始上学后家里就再也没见到过，所以应该的确是从山东老家临时带出来的。我大概想起来了，当天晚上睡得实在是差，我总是要提起注意力避免踢到一起被塞进后备箱的表姐，那辆不知道从哪里借来的银色面包车上塞了从菏泽曹县青固集给爷爷庆生回来的十几个亲戚，但大概率不会把任何好运带回商丘。

但我想不起那是爷爷多少岁的生日，因为我不知道爷爷是哪一年生人，连他名字我也不知道，从记忆中亲戚们的只言片语里我只知道他从山东来到河南，与我同样姓宋的姥爷就读于同一所中学，二人在多年后分别成为了律师和篮球运动员，再后面都因为酗酒早早去世。为了看望精神分裂的哥哥，大约十年前我最后一次回到山东的祖屋，一半左右的屋顶被积年累月的雨水冲刷塌倒地面，慢慢成为土地的一部分。

不过把这座砖房叫成祖屋实在是夸张了，虽然青砖让它看上去有些年头，但这是黄河泛滥了两千年的鲁西南，所以一厢情愿地把它叫成祖屋实属扭捏作态。1994 年商丘的一个雷雨夜，为了躲避生育稽查大队，我临时出生在一个有接生经验的邻居家里，之后就被送往菏泽的这间“祖屋”一直长到好像三岁。和大多数解放前的老房子一样，“祖屋”的堂屋左右各有一间偏房，外有一间厨房和一口水井，镜头摇到这里照例应该出现一头驴，但很可惜我爷爷家没有驴。奶奶就是我爷爷家的驴。关于山东我只能想起奶奶和杨树。

虽然有限的记忆告诉我，我的爷爷确实是一名律师，并且我亲眼见过已经年老的他穿着西装、批阅文件夹里的一摞不明所以的纸张，但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他要么在喝酒，要么已经喝醉睡着了，这样的记忆没持续太久，因为有了记忆之后我回山东的次数应该不超过十次，大概第五次回去的时候就在给他上坟了。那时候我已经是在读高中的年纪了，恰逢赶上山东省的移风易俗，我倒霉的爷爷的坟藏在不知道谁家的农田深处，矮矮的一个土丘却是很好把酒立在坟头。回到屋顶已经开始有塌陷迹象的“祖屋”，奶奶用有眼疾的眼睛哭着看着我，叮嘱着我好好读书之类的话，可每次她拉起我的手我都会无比羞耻地出现一股生理性恐惧——奶奶严重弯曲变形的手指就像驴的踝关节，因为这双手种了几十年杨树苗，作为家里的唯一一个劳动人口供养着包括我爷爷已经失落的律师身份在内的一切。

更小的时候，关于山东，除了奶奶的手指带来的恐惧，杨树还让我更害怕。奶奶家被杨树环绕，夜里一起风，紧挨在一起的杨树林会发出比一阵风还久的窸窣声，奶奶说所以杨树也叫“鬼拍手”，这种阴森的比喻让我躺下后不敢睁眼，因为这间“祖屋”的房梁就是杨树。回山东的国道两边种得十分密集的防护林也是杨树，高大得遮天蔽日，不怀好意地拍着手欢迎或欢送我。我害怕回老家，不仅有这些恐怖的意象，我更觉得每次回到祖屋，杨树一声一声窃笑着拍手，我好像都更成为这个厄运缠身的家族的一份子，我害怕自己像小堂哥一样突发恶疾死亡，或是像哥哥一样精神分裂，最恐怖的是什么意外都没发生，只是单纯地像爷爷一样驮着失败的自尊目睹自己的慢性死亡。

我大概要三十岁了。我应该已经有超过十年没有再回山东。不知道是否暗示着与遗传性精神疾病相关，我好像只有不满三五年的清醒的记忆，我能记起来我后面离开了山东，去了一些地方过活，但不经意间总在余光里看到影影绰绰的杨树林。今后的许多夜里我也都反复模糊地想起后备箱里的那个晚上，放弃的那一瞬间长舒一口气，心怀恐惧但主动放弃抵抗，仿佛早泄一样放任自流的快感。我的生活还是一样艰难。斯德哥尔摩的路边和大大小小的公园种满了杨树。来瑞典半年时间，在杨树的捣乱下，我关于瑞典的记忆依旧全然模糊。尽管已经来到了瑞典，关于家族的恐怖新闻依然像恶鬼一样接踵纠缠着我。我已经不再奢求逃离于家族厄运之外。我只希望我千万别要组成谁睡不着的夜里挥之不去的梦魇。

2023.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