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德对抗的兴起：为什么“天然的盟友”走向了战争？| 高岱X于铁军X李晨

李晨：

首先要感谢商务印书馆和《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这本书译者，推出了这一本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领域的力作的高质量的中译本。不论是在史料上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在积累上的如数家珍，欧美学界对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是当今中国构建自己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时绕不开的部分。

十九世纪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变革阶段。英德从正常国家关系走向对抗，对这一时期整体大国关系的调整产生了推动作用，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推力。一个世纪后，国外一些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又经常提及英德关系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如果需要判断这些历史与现实的类比是否可圈可点，甚至加入讨论，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阅读严肃的历史研究著作，了解掌握基本线索和分析视角。《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这本书不仅给大家打开了门，而且还铺了很长的路。

接下来，我结合我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从三个方面和大家交流，包括我对作者，对书，和这一时期的英德关系的几点看法。

从事战略史和战略问题研究的历史学家很多，但被认为是真正的大战略研究者的不多，引领大战略研究的更少。保罗·肯尼迪是公认的引领大战略研究的历史学家之一。因为其他到耶鲁大学任教后，撰写的著作《大国的兴衰》在中国闻名，所以他很容易被当成美国人，但他是英国人，1945年出生，1966年本科毕业，1970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并且在1970—1983年一直在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任教。

我的硕士和博士阶段，都是在英国攻读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保罗·肯尼迪的很多同辈和在英国的同事，也都是我的老师。我在伦敦政经学院国关史系读硕士那年，正好赶上保罗·肯尼迪在伦敦政经学院战略研究中心访学，参加过他的一些讲座和学术交流活动。在剑桥攻读博士期间，也听过保罗·肯尼迪的讲座。今年年初，我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和耶鲁大学合办的线上研讨会遇到了他。

保罗·肯尼迪虽然是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历史学家，但却有机会得到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考验的权威学者的点拨。他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是《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的作者A.J.P.泰勒。他攻读博士期间，还担任过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的最后一任研究研究助理，一共四年的时间。所以肯尼迪在外交史和战争史方面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肯尼迪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也就是30岁以前出版的三本著作也主要体现了英国外交史和战争史的研究传统，包括他以萨摩亚危机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以及两卷本太平洋战争战史。

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9.3

[英]A.J.P.泰勒 / 2019 / 商务印书馆

当然，与上一代学者相比，保罗·肯尼迪也抓住了新的机遇。首先是他开始历史研究时，西欧战后和平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政府和私人档案不断开放。泰勒写《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时，主要依靠已刊的外交文件集和个人文选。但肯尼迪写《英德对抗的兴起》时，能在英国和德国六十多个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未刊档案。其次，战后欧美政治、社会的转型和历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也使历史学家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史，并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新的史料，不断提出新问题，引入新视角。

保罗·肯尼迪在三十岁之后，在研究导向上开始转型。他开始更聚焦宏观层面，关注不同因素在宏观层面的互动。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他的几本著作都体现出这种转型。1976年，他31岁时出版了《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他在前言中写道，他不是用显微镜去观察英国海军史，不对著名将领、著名战役，海军技术和战术问题做更多展开，而是围绕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和战略等因素，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审视海权问题。十多年前，他在剑桥的一次交流中以更通俗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转型。他和听众说，当时他发现图书馆里，海军史的书在二楼，经济史的书在三楼，他就想，为什么没人把它们放一块呢？五年后，他又出版了另外两本著作。一本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等一下具体展开。还有一本是《外交背后的现实：英国对外政策的背景因素，1865—1980》。他指出，这本书的实验是，分析过去一个世纪中，影响英国对外政策的多种动力，而不是提供叙述。他还指出，其中很多影响因素，前辈史家已经提及，但在以时间线索展开的叙述中，没有充分分析。

这些著作体现出，保罗·肯尼迪的研究的特点是基于历史的大战略研究，很多著述时段跨度大，涉及层次和因素多。这样的风格可以说保持了四十年。1983年，他38岁时，学术生涯也进入新阶段，从东英吉利大学到美国战略研究重镇耶鲁大学任教，并且成为耶鲁大学的国际安全项目和大战略项目的中坚。他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延续了跨越大时段，探讨大问题的风格，但产生的影响远大于上一阶段的论著。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主题更宏大，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已经依托耶鲁大学的平台，直接参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大战略讨论。

我也注意到，近十年来，保罗肯尼迪的论著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战争史，但仍然保留了他比较鲜明的层次感。他2013年出版的《胜利工程师》（Engineers of Victory，中译本名为《二战解密》）一书，关注的是各领域的中层创新对于二战进程的推动。他今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上胜利》一书，虽然比起以往著作更加细致地分析了1936年到1946年海上战略的演变，尤其是“二战”海上作战的进程，但还是将这些过程置于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格局变迁，尤其是美国力量的增长的框架下进行考察。

接下来简单谈一下我对《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这本书的看法。

如前所说，这本书出版时，作者才是35岁的青年。作为年轻学者，就勇于挑战19世纪末期到“一战”前的英德关系这样一个在当时基础研究已经很丰富的领域，并且成果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种精神，毅力和才智，就非常值得我们年轻学者学习。

英德关系是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现代世界的大国关系。双方的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思潮的变迁，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变化，都是长时段内塑造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很多国内因素，在短时段或者具体问题中不突出，但在长时段中无法忽视。传统的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重大事件为焦点的外交史确实难以从深度和广度来把握这一大国关系。多数历史学家也承认这一点，但一般采取条块分割的方式去研究。比如双方围绕殖民地的摩擦与竞争、海军军备竞赛，以及七月危机和一战起源等，都是几代学者参与讨论、高度发达的研究领域。保罗肯尼迪选择的路径是探求双边关系的深层结构性变化，挑战极大，对于知识结构的要求极高。其成就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现当代大国关系提供了范例。

当然，这一种路径也带来很多需要平衡之处。一是叙述和分析的平衡。在保罗肯尼迪这一时期的两本书，《英德对抗的兴起》和《外交背后的现实》两本书中，在全书结构上都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史论明显分开，每个阶段先进行基本史实的叙述，然后再把重点因素提出来逐章分析。这对于不太了解背景，又希望阅读后能对问题的把握能达到一定深度的读者来说，较为友好，但相对熟悉情况，或者对于历史叙述方式有明显偏好的读者来说，不一定找得到那种一气呵成的感觉。二是不同领域之间的平衡。作者以中青年学者的功力，展开如此多的领域，令人敬佩，但限于精力和书的篇幅，读者在掌握了全景后，可能会发现很多近景缺乏特写，意犹未尽。当然给了读者全景，帮助读者找到线索，建立基本的分析框架，又吊起读者对于近景和特写的胃口，作为一本书来说，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面对读者被吊起的胃口，就可以展开下一步的工作了，比如再翻译出版一批这一阶段的特写。

对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我再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刚才提到当时的英德的关系经常在今天被拿出来当作历史经验进行讨论。我们今天容易以当代大国关系为镜像，去解读一个半世纪前的英德关系，有可能造成一些误区，比如抬高英德关系在当时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将其视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或者以抽象的海陆关系。我觉得，在理解和把握当时的英德关系中，需要注意两个方面。首先，一个半世纪前的英德都不是左右当时国际体系的超级大国，一战之前，全球甚至欧洲的战略形势都没有完全两极化。双方左右不了其他大国的选择，所以英德之间的双边关系经常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形成联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从和平走向冲突的进程中，英德关系不是原动力。

其次，在地理上，英德是隔北海相望的近邻，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彼此的安全感不一定很强，安全困境还是相当容易出现。英国对于欧陆，尤其是与英国隔海相望的西欧的战略形势，有长期的关切。这种关切在欧洲形势相对稳定或者缓和时不明显。但只要欧洲形势紧张，势必引发英国的反应。就算德国不进入海洋，只要它威胁西欧的稳定，英国就会站到它对立面。所以德国在和法国与俄国竞争升级，并且对法俄有巨大威胁的条件下下海，和英国的对立就不可避免了。我的发言告一段落，请大家批评指正。

感谢商务印书馆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新书座谈会。商务印书馆的“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又出了一本大书，中文估计有七十多万字吧，译事多艰，借此机会也向出版社和译者表示感谢、表示祝贺。

近些年来，各个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不少世界史领域的著作，其中有的是学术著作，但更多的是通俗读物，翻译水平也良莠不齐。《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年》这本书应该说不是给初学者准备的，而是一本很厚重的学术著作。虽然保罗·肯尼迪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年龄还不大，但确实是下了大功夫的，写作历时10年，使用了六十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和私人收藏的一次史料。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注释中涉及的参考文献大概有1000多种，涉及到的人名多达六七百人，可以说是一部皇皇巨著，是一部有关这一时期英德关系特别是英德战略竞争演变这一议题的大家都绕不过去的一部著作。

权力转移、“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国战略竞争是当前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大家经常会拿历史上几个重要的案例做类比，其中一个就是一战爆发前的英德对抗。这也是肯尼迪在写作这部著作时的主要问题意识，即“英国和德国人民在此前从未兵戎相见，而且他们的政治合作传统因王朝、文化、宗教和经济联系得到强化，但为何两国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渐行渐远，并且在1914年大打出手？”本书就是对这一重大问题所做的全方位的整体考察和分析。

刚才李晨老师也介绍了，这本书不是像一般常规历史著作那样按时间顺序一直写下来。从结构上来说，它分成1860年代至1880年、1880-1906年和1907-1914年三个时间段，在第一和第二时间段之后分别是两部分体量很大的结构性原因分析（书中的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有点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写法；第三个时间段则写得比较简略。从其研究所使用的材料来看，可以说是非常充实、多维、庞大而又细腻。通读下来，启发良多，下面我稍微展开谈一下。

首先是本书议题的重要性。英德竞争是欧洲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战略史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之前也有很多相关著述出版，但本书对这个问题讨论的广度和深度均超过了以往，写作质量也很高，可以说是一部国际史的典范，也是一部战略史的典范。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恒久议题，我觉得简单来说有两个，一个是大国的兴衰或者国家的兴衰，另一个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英国与德国作为当时国际体系里边差不多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其双边关系也由最初的合作为主转向对抗为主，直至最终兵戎相见，因此本书对1860-1914年期间英德关系演变的总体论述及其多角度原因分析涵盖了国际政治中的两大经典命题，无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战略研究的角度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是史论结合的完美性。本书主要是一部英德关系史，但它同时也从国际关系研究者比较熟悉的结构性要素分析来展开论述的。作者把长达55年的那一段特别复杂的英德关系中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张力，还有阶段性的变化及其动力机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媒体、压力集团、公共舆论、宗教与文化，乃至英德王室关系等角度展开深入分析，论述张弛有度，分合自如。看完这部著作后，读者对半个多世纪英德关系的推移、双边关系如何从合作走向冲突应该会有很好的了解。书中提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无论是作为史学意义上的参考文献来说，还是从研究视角和因果关系提炼来说，对于关注这一段历史的学者——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国际关系学者——本书都足资参考。

其三是基于大量详实史料的本书内容的丰富性。本书体量很大，涉及内容广博，一般读者读起来可能有些费劲，但如果肯花些时间啃完，收获会很大。传统的战略史一般是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多一些，肯尼迪在写作本书时又把一些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内容给揉了进去，所以本书是对德国统一至一战爆发之前英德总体关系发展演变的一种多角度、全景式的讨论。这也是作者在本书开篇时所设定的写作目标，也是本书与既有研究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

关于本书的内容，我觉得特别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是，战略史或者战略研究经常会使用类比的方式来进行思考，会研究历史上的大国战略竞争和当前竞争的异同之处。虽然英德关系与其他大国竞争有所区别，这体现在国家力量的大小，所涉及地理环境的差别，所处体系有否存在其他重要行为体，以及有核与无核条件等各个方面，但是作为当时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英德之间的战略竞争无疑也具有大国竞争的许多共性，在后来的大国竞争中也经常能够看到不少与当年英德竞争的似曾相识之处，比如说海外竞争与海外利益保护（当年英德之间是以争夺殖民地的形式而展开）；比如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e），即通过加强自身力量主要是自身军事力量来维护国家安全，在本书中主要体现为英德海上军备竞赛；再比如外部制衡，如国家间的结盟和两极化体系的形成，包括英德之间几次不成功的结盟谈判，以及英、德两国和其他列强之间的纵横捭阖。这样来看的话，大国战略竞争的要素在这段时期的英德关系中大都有所体现。

但是，如果只是按照这个架构来展开叙述的话，那就还是一部常规的战略史。保罗·肯尼迪这本书不同凡响的地方还在于，他用很大篇幅讨论了其他诸多要素的作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联动关系，比如英德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关系。肯尼迪在书中提到，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不仅要为英国商船提供保险，同时也要为德国的很大一部分商船提供保险。即使战争爆发，这些保险公司也需要信守诺言，根据合同为客户的战争损失提供补偿。如果德国商船被击沉，它们也得提供补偿，尽管这些商船可能是被英国皇家海军击沉的。那么这些保险公司对战争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金融界对这种大国战略竞争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大金融家愿意看到英德关系往恶化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吗？他们在当时都做了些什么？我们今天仍在讨论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与战争与和平的复杂关系；肯尼迪关于这些问题的看似信手拈来的论述与我们的一些传统认知有很大不同，会启发我们展开一些新的思考。

保罗·肯尼迪在书中还提到很多对两国对抗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民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协会，比如德国的“德意志殖民协会”、“国防协会”、“泛德意志协会”和“帝国海洋协会”，以及英国的“英国海军协会”等。当时英德两国都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报界大亨或者大牌记者投入到写作和传播“德国威胁论”和“英国威胁论”的过程当中。肯尼迪在书中提到，如果能为这些人写一部集体人物传记，将会是非常吸引人的（好像这种传记到现在也还没有看到）。在英德战略竞争的过程中，媒体、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这些人的初衷是什么？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甚或军国主义思想，是怎么发展培育起来的？我觉得这些论述背后其实蕴含着一些很有趣的新的研究领域。此外，肯尼迪在书中还提示了很多我们在理解战争或者理解大国战略竞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时往往忽略的一些方面。比如大战爆发时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儿子与英国首相阿斯奎斯的儿子原本是牛津的同学，结果大战爆发后这两人分别参军为本国而战，在西线战场上先后阵亡。英德之间和平时期存在的民间友好交往，在残酷的战争到来、国家之间兵戎相见之际，在政治上——用保罗·肯尼迪的话来说——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保罗·M.肯尼迪

肯尼迪在分析了常规战略史不太涉及、而他又认为对英德两国敌对的兴起具有长远影响的多种因素之后，最后又回归到传统的战略史分析路径，当然也还是带有其自身的特色，这就是特别强调经济因素，或者说是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对比。大家知道，在他1987年出版的那本更通俗、更畅销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他把经济的兴衰看成是大国兴衰最主要的原因。本书成书于《大国的兴衰》之前，可以说肯尼迪注重大战略的经济解释的特点在本书中已经显现，只不过他在本书中的论证更为复杂，因为在这里还涉及到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在肯尼迪看来，在1860年代的时候，德意志还都是一些小的、很零散的邦国，英国自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威胁。但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德国快速崛起，逐渐被英国视为最大的威胁。那么，这就涉及那些导致威胁感产生的关键因素。肯尼迪经过大量爬梳和比较，最终还是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德国物质力量的增长，或者经济力量增长，导致德国国力的增长（主要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等构成的综合国力的增长），而这种因力量对比发生剧变而导致的威胁感的增长又受到一些主观性因素的很大影响。这里边包括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包括宣传的、媒体的，这些都易于导致彼此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和相互误解的进一步扩大。

这本书里边曾简单涉及但没有展开分析的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同样是力量对比的变化，当时美国的经济增长更迅猛，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为什么英美之间就没问题，而英德之间就出了问题？当然第一个可能是地缘上的原因，但也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如英德双方因在国内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而产生更多的隔阂和误解，彼此受威胁感越来越强，从而促使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如果管控不好的话，最后便会导致战争的结果。当然，双方如何管控彼此的分歧，这方面又可以做很多分析。从1907年到1914年中间还有7年，战略调整还是有时间的，为什么调整没有奏效？这里边值得研究的问题也还是很多的。

我先简单地说这么几点。总之，我觉得肯尼迪此书从其立意、史论结合的方法，以及基于大量一手史料的丰富内容来看，出彩的地方可以说是非常多的。通读下来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可以进一步拓展我们的研究思路，丰富我们的相关研究。

谢谢李晨，谢谢于铁军老师，两位刚才都对本书做了一个很好的评价，我觉得讲得很到位。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由商务印书馆举行这么一个小型的对谈会。保罗·肯尼迪这本《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就知道了，但那个时期没办法能读到这本书，只是知道这个书名。现在商务印书馆能把这本书翻译出版，我想对国际关系史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补充和促进。

对此，我首先想谈一点的想法就是：在区域国别研究于去年成为了新的一级学科以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据我了解，现在有国际关系学院的大学的数量不少，但除了北京大学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等一些学校的国际关系学院，仍将国际关系史作为一个专门的课程在讲授，其它很多学校的国际关系学院里面已经就不开设这门课了。国际关系史的地位和影响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逐渐弱化，甚至可以说是大幅度的下降。现在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多着重于理论研究，着重于建模型，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忽视了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长久下去会产生很多问题。

我在这讲一个例子，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和伦敦政经学院有一个硕士双学位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项目。项目实施之初，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情况。咱们第一批去学习的同学，就是由于国际关系史这方面修养不够，结果在最终成绩评定时遇到很大的麻烦。这给我们当时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和研究生院的领导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要促进国际关系、各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国际关系史必不可少，而且还要不断加强，特别是近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更不应该被忽视。早年国内国际关系史方面的研究，像王绳祖先生、光仁洪先生和吴东之先生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但是现在近代国际关系史基本上没有人在专门研究了，这真是非常地遗憾。所以《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年》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在这个方面填补了人们对该时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欠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我想谈的第二点看法是：要更好地理解英德对抗兴起的背景，那首先要把握好这样的两个概念。

一是帝国主义。对于帝国主义的概念，应该说我们是比较熟悉的。列宁同志在1916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使我们对帝国主义有了全面与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但是保罗·肯尼迪在这本书中间所谈到的帝国主义概念，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帝国主义，而是源自英国一位名为J.A.霍布森的理论家。他在1906年出版了一本《论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 Study）。在这本书中，他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是：随着英国的经济发展，结果在英国社会中间出现了消费不足的现象。由于消费不足的存在，大量的资金被存在银行里，银行便利用这些资金到海外去进行投资。为了确保这些投资的利益，就必须加强对投资场所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控制，从而形成了一个帝国扩张的新阶段，攫取海外殖民地是这个新阶段的核心内容。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便是霍布森对帝国主义及其影响的理解。

这种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相比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即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观念，他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很好地解决消费不足问题，使得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能力相互平衡，就不会造成资本的对外输出，也就不需要对外进行扩张、建立帝国，这样的话帝国主义就不存在了。

但是列宁同志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必然为了争夺霸权而展开争斗，从而使得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并导致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薄弱环节上引发社会革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衰亡。因此如何更好地理解这本著作的内容，正确地认识英德对抗兴起的历史背景，与我们如何全面地了解和把握这些帝国主义的概念有着密切地联系。

第二个概念是新自由主义。对于这个概念我们并不陌生，大多数人都把它看成是上世纪下半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个经济学流派。然而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新自由主义，与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内容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是一个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我们之所以没有将它们区分开来，是因为在这个专有名词的翻译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

在英语中，“new”和“neo”在译成中文时，都可以翻译成“新”。不过这两个英语前缀的“新”，在所要表达的意思上有着完全的不同。一般来说，当“new”与某一个理论上的专有名词构成一个词组时，它所表示这种“新”是与原有理论有着不同内容的“新”，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断裂”之后的“更新”。而“neo”在这种情况下，则表示为是一种“延续”的新，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新”。因此，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新自由主义，和我们比较熟悉的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在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最好应译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因为它可以被看成是英国古典主义的延续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约于19世纪中期产生于英国，它的核心观点有不少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几乎是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最初的代表人物是T.H.格林、霍布豪斯，后来的英国著名政治家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等人，都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支持和奉行者。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是有限的，认为国家可以对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并认为可以通过这些干预来解决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等。当然，这种干预也是有限的，因为国家的权力本身就是有限的。

新自由主义的这些主张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了英国自由党的指导思想。在1906年的大选中，自由党获得大胜，由此开始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改革，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这个时候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政坛一改以往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局面，都是由自由党在执掌政纲。因此，了解这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内涵，就可以使我们对这本书所阐述的历史背景，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与了解。

第三点，这本书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值得我们加以重视，那就是它特别阐明了如何看待英国在“一战”前的经济地位问题。在国内学界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即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帝国主义时期的到来，英国在经济上就开始衰落了，新兴的德国、美国在经济上先后超越了英国。甚至在我自己早年所写的《英国通史纲要》中，也曾经引用过这样的一些史料和说法。

但是后来在教学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了这其中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用来比较英国和德国经济实力的指标，常常用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些指标，如铁产量和钢产量的多少，棉布产量多少。特别有意思的是，比较这段时间里铁路的长度是多少。这样一比下来，好像英国在经济上确实是没落下去了。因为英国本土就那么大，此时再怎么去修铁路，既不可能超过德国，更不要说与美国比了。

事实上，这段时间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最为重要的指标，就是金融资本的雄厚程度，而不应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那些指标。我觉得《英德对抗的兴起》这本书，对这个问题就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解读。因为作者在第380页就明确指出：“众所周知的是：英国从船运、金融、保险等服务业中的获利及海外投资回报都增长得非常迅速，在1891-1895年，它的年平均无形贸易顺差额为1.86亿英镑，在1911-1913年间这一数据达到了3.46亿英镑，从而轻松地抵消了英国在有形贸易中的赤字。”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是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如果真要统计英国的经济总量的话，也不应该仅仅只统计英国本土的经济总量，而应统计英帝国的经济总量。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地的经济总量都统计在其中的话，不管用什么指标来比较，英国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

刚才听高老师和于老师发言其实收获很大，我接下来再补充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觉得为什么说英国国关史研究做得比较好，首先就是它的氛围上的优势，对于昨天的事如数家珍，再就是长期的大国地位，而且到了二战以后，特别是当代以后，又有相对平和的心态。我觉得相对平和的心态是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它的国家地位变了，很多事情跟它不相关了，可以好好展开讨论。然后第二个是确实战后有长期的稳定发展，所以很多人的压力都小一些。

但是英国的国关史研究到现在为止也是受到冲击，也是体现在这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对于昨天情况没有过去那么熟悉了，而且由于国内遇到的挑战特别多，所以我感觉现在心态好像也没有过去那么平和了。

有人说保罗·肯尼迪的大战略研究，它是融合了英美的长处，所以到美国也很容易融入美国体系。有人说它融合了英国学者的温润和美国学者的大气。当然我觉得保罗·肯尼迪的案例也表明，其实历史学者参与现实问题讨论，不管历史的功底多扎实、造诣多高，一旦预测未来，也将困难重重。所以我觉得他在美国做的更有意义的事还是历史研究，以及大战略项目，主要是培养人才和给人以启发，这种细水长流的做法应该值得我们学习。

然后还有像于铁军老师刚才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可以再回应一点，就说大国竞争、大国对抗和大国战争之间它是有距离的。比如像从大国竞争角度来说，19世纪末欧洲已经是重新出现了大国竞争，到1907年左右，也就是日俄战争之后，欧洲的各方的不安全感还进一步的上升了，所以大国对对抗的格局也确定了。但是从1907年到1914年的发展该怎么看？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竞争领域多了以后容易出现联动，然后一旦出现这个联动，它产生的这种动力比单一领域产生的动力还要强很多，而且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更难得到控制。而且有些时候热点地区像巴尔干半岛，问题根源并非大国外交本身，而是奥匈帝国内部的治理问题，以及塞尔维亚内部的治理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大国关系还稳定，有关国家还能讨论还能管控。但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就特别容易出现联动，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天需要警惕的。

还有军备竞赛相关问题。第一点，刚才大家也提了海军军备竞赛问题，确实和英德关系是相关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英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它就已经是进入了海上军备竞赛的模式，只是说当时的对手是法国和俄国，但是英国已经被动员起来了，然后日俄战争之后才聚焦德国。德国在海军军备竞赛期间的战略也可以关注，因为它也知道它很难创造和英国在兵力上平起平坐的条件，所以蒂尔皮茨设计出一个“风险舰队”理论，也就是认为只要德国海军兵力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英国和德国爆发海上冲突之后，英国虽然可以打赢，但是它受到的损失使它没有办法和法俄同盟抗衡，这样就会使德国在平时的竞争当中处于主动。这一战略思维背后的问题就说是海上战略和国家大战略的关联性，蒂尔皮茨确实想利用这一点，但是他忽视了有关国家的大战略也是会调整的，所以到了英国和法俄之间的矛盾能够通过协约得到有效管控以后，其实德国的海上军备竞赛的战略就已经失效了。而陆上军备竞赛和英德关系是一种联动的关系，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陆上军备竞赛加剧之后，就存在德国打败法俄的可能性，所以英国是需要关注的。第二个是施利芬计划，涉及取道低地国家进攻法国的问题，一旦启动之后，对于英国国内到底要不要参战的辩论，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一般来说，相较海军军备竞赛，陆上军备竞赛和一战起源的关系要更加密切。如果是在军备竞赛层面，英德关系主要是和海上军备竞赛相关，所以保罗·肯尼迪主要是集中精力讨论英德之间的关系，对于英德关系和一战的爆发这个问题论述相对较少，这也是我想补充的细节。

关于殖民竞争，我想再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个领域的竞争有可能对于德国决策者的心态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第一就是德国决策者对于获得殖民地特别渴望。第二个就是在这个领域，德国多次的挑衅、试探也好，以失败告终居多，最后会导致它对于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德国有一个地方跟它的国际地位不是特别的匹配，即从综合国力来说它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国，但在很多欧洲国家殖民竞争的区域当中，它又是一个后来者，所以手里边没什么牌。英法、英俄之所以能够达成协约，是因为各方的手里都有很多殖民地，并且很多殖民地相互接壤，然后可以通过交换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德国手里边没牌。它参与之后，只能取，难以给，并未取得很多进展，但给其他国家造成压力，影响了它们对德国战略意图的判断，特别是对威廉二世战略意图的判断。

前面听了两位老师的发言，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有这样几个想法想补充一下。第一个就是刚才高老师提到的国际关系史的教学问题。确实如此，国际关系史教学不仅在国内，在国外大学中也逐渐被边缘化，受重视的程度已经大不如前。美国主要大学里边，在国际关系专业内设置国际史课程的几乎没有或者很少，英国的情况可能要好一些。我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访学的时候，他们给本科生上国际关系史的课还是请了剑桥大学的一位老师来授课，他们自己没有专门的老师来上国际史。在历史系也是，外交史、还有国际关系史这方面的研究与教学也越来越少。包括在耶鲁大学，当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加迪斯两人因年龄原因退休之后，原来其强项国际史和战略史也开始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现象，希望文安立教授的到来有助于改善这一状况。

从国内来说，问题不仅是在课程设置方面，还有教材其实都是比较陈旧的。历史类教材当中，我觉得过去50年变化最小的可能就是国际关系史的教材。现在使用的几种《国际关系史》的教科书，与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上本科时候所使用的王绳祖先生主编的《国际关系史》教材内容差不多，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国内外学术界的很多研究成果没有反映到教材当中去。当然，国际史研究的难度比较大，我觉得是门槛要求比较高的一门学科，要做好并不容易。除了语言方面的较高要求，对中国学者来说，要研究别人家的事儿，既有的二手文献体量就很庞大，还要用一手材料来做研究，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对于国际史的教学和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还是应该感谢商务印书馆做的“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这个系列，还有另外一套“战争与战略名著译丛”，都很有价值。以肯尼迪这本书为例，涉及英国的部分很多是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这里边涉及很多专业问题，比如各种术语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我不专门研究英国，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了解十分有限，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感觉学到了很多。这也说明，要做好国际史或者战略史，世界史和国别史的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补充的第二点与刚才李晨老师提到的有关。其实在前面这个时期国际战略格局或者说是战略调整已经基本定型的情况下，从1907—1914年，是一个国际危机频频发生、不断升级的时期。在这方面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德国和英国在战略调整与战略管理方面的表现。有一些书评说，肯尼迪这部著作在这方面对德国的批评比较多或者说是有些过多。但是，整体而言这段历史确实也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从1895年到1905年这段时间是一个英国国力相对衰落的时期，但是它在这种不利情况下，从1898年跟美国调整关系到扛过布尔战争，从1902年改变“光辉孤立”政策、缔结英日同盟到1904年与法国、1907年与俄国建立协约关系，其一系列战略调整应该说是相当有想法、有韧性，比较成熟，心态也比较好，说明英国当时对自己的处境、自己的目标、还有自己的力量认识比较清楚。战略的本质就是要知己知彼，清楚自己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以及具备什么样的力量去匹配，以此来进行战略调整。英国的这一套组合拳可谓打得相当好。英国在1901年的时候境况还很惨淡，布尔战争本来想2000万英镑就拿下，结果花了2亿多镑都没搞定，财政频临破产，但是它后来调整得不错。反观德国就很不一样，相当于它一开始抓了一手好牌，国家发展这么快，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欣欣向荣，但后来在战略帷幄和管理这个方面表现不佳、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拙劣，值得总结反思的东西有很多。我觉得肯尼迪这本书在这个方面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从细部看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德国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为什么有时候德国本希望用威胁或者勒索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为此而炫耀、显示自己的力量，结果弄巧成拙，目的未达成不说，还下不来台，导致路越走越窄以致四面楚歌，最后只能被迫通过战争来突围了。而在俾斯麦时期，德国应该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时的俾斯麦外交号称“五球不落”，在欧洲列强之间纵横捭阖，德国外交的回旋余地要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说，外交的质量可以大大改善国家的战略处境。从肯尼迪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国家大战略和外交方面的经验教训。

第三点，保罗·肯尼迪对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描绘也是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感触比较深的。历史还是要有人物才能鲜活，要有对人的刻画，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他们的战略运筹和内心喜怒哀乐的具体描述，这样才能有历史感，读者能有共鸣，才能看得下去，也才能更好地理解。读肯尼迪的这本书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一个人物是长期执掌英国国政的索尔兹伯里，肯尼迪在书中对他着墨颇多。2000年左右，英国有一本很精彩的索尔兹伯里的传记出版（Andrew Roberts，Salisbury: Victorian Titan, Weidenfeld & Nicolson Ltd, 2000），拿了沃尔夫森奖，该书的副标题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巨人”，看来他确实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而我们国内对他的了解和介绍还相当有限。英国方面当然还有迪斯累里、格莱斯顿、张伯伦、格雷等人，德国方面有俾斯麦、威廉二世、卡普里维、比洛、蒂尔皮茨、霍尔维格、荷尔施泰因等重要历史人物，肯尼迪在书中对他们都多有讨论。我觉得中国的史学传统原本是极为重视人物书写的，如纪传体的《史记》。不知从何时起，这个优良传统日渐式微。结构化的理解或者制度化的理解当然也是需要的，但还是需要有人在其中才好。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几句。我觉得也不能说是英德竞争对一战的爆发不是决定性的。英德对抗应该说还是一战之所以成为世界大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前面英德这种结构性的长期竞争，俄国跟奥匈之间的战争也许还只是一场局限于巴尔干地区的局部战争。“七月危机”之所以不断升级为“八月炮火”，并从巴尔干战争升级到欧洲战争，再进一步升级到世界大战，这中间肯定是经过了一种体系性的传导。在这里边我觉得英德在大战之前这50多年里积累下来的矛盾，对欧洲战前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还是非常关键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尽管英德矛盾也许不是导致一战爆发的直接原因。英国是1914年最后一个加入一战的大国，它一加入，战争的规模一下就扩大了；而且，如果没有之前英德这种结构性矛盾的长期积累，以及如果英国在战前能够更为明确地表达自己对未来欧洲战争的态度，也许德国、俄国和法国战前的战略判断也都还会发生变化，欧洲可能会面临一种相当不同的局面。

刚才李晨老师和于铁军老师所谈到的一些观点，我都是很赞成的。

关于国际关系史教学的问题，于铁军老师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的教材比较陈旧。现在可行的一个办法就是商务印书馆通过这套“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来翻译一些国际关系史的名著，从而填补国内国际关系史研究与教学的薄弱之处。期盼商务在这个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以把这项工作能够做得更好。

关于这本书，我觉得还有一点耐人寻味之处，那就是这本书的书名——《英德对抗的兴起》。保罗·肯尼迪在书名中选用了“对抗”一词，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争霸”之类的表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一直就认为英德之间不仅仅存在对抗，更重要的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正是由于它们的争霸，激化了各种矛盾，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

8.8

[英]保罗·M.肯尼迪 [美国] 保罗·肯尼迪 / 2022 / 商务印书馆

相对而言，“对抗”这个词要中性一些。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大国的国际关系中，对抗是很常见的状态，不仅英德之间有对抗，英法有对抗，英俄也有对抗。之所以保罗·肯尼迪选用了“对抗”一词，我觉得从本书中文版第601页所做的表述，大体上可以了解作者的基本立意。保罗·肯尼迪认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起源的火热争论，尤其是关于1914年7月德国政府的角色及其目的的争论，从很多方面看，对于我们对英德之间对抗关系的探查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段话说白了，就是作者并不想把他对英德对抗关系的研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爆发密切联系在一起。

此外，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列强之间对殖民地的争夺，我还想谈点背景性的内容：那就是此时欧洲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并不都是要把它们当成商品市场、原料基地和投资场所。事实上，当时很多殖民地、特别是列强在非洲攫取的殖民地基本上都不具备这些功能和条件。而是认为拥有殖民地是一个大国的标配，是自身地位的象征，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去海外占领一片殖民地。在这方面，意大利的表现最有代表性。它自诩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为重振帝国的雄风，认为拥有海外殖民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不遗余力地在海外，尤其在非洲争夺殖民地。当它在埃塞俄比亚被打败之后，无力在埃及与英国争夺，在阿尔及利亚也不是法国人的对手，只好跑到现今的利比亚地区，占领了当时的一大片不毛之地，当成自己的殖民地，以彰显帝国昔日的辉煌。为此几乎耗尽国力，引起经济凋敝，民怨沸腾。从而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意大利有了“贫穷帝国主义”的称谓。

德国在统一之后，在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时，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国就要有殖民地”影响，力图展现往昔神圣罗马帝国的雄风。只是这个时候，整个世界可供瓜分的殖民地已经不多了，即使在非洲同样存在这种状况。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扩张研究中心Wesseling教授在他所写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H.L.Wesseling,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London 1997.）一书中就认为：瓜分非洲是一个迷思（Myth）。实际上，在柏林会议召开期间，非洲就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了。德国只是在非洲西南部和东部地区占有了一些殖民地，包括现今的喀麦隆、纳米比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等地，其面积远远小于英国和法国。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都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我就补充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