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的遗产

曲终-Finale

坂本龙一是我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感兴趣的作曲家，在我求学时，日本作曲家中让我想要让我去图书馆找谱子来看一看的是武满彻，再次也是山田耕作之流，而现在让我愿意打开视频一看的则是拜流媒体的广为流传，被视觉刺激到的川島素晴。

说句扫兴的话，如果不是坂本龙一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依然坚持着演出、公益活动，让我了解除了他音乐以外的生活，他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和他的表达方式，我或许认为他就是另一个久石让吧。

我们学校的所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对流行文化的研究少之又少。这也不难理解，毕竟《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这首乐曲从和声、配器、织体到曲式，到底有什么营养可供现在的作曲系学生学习，也乏善有音乐学系的学生去分析的理论内容。甚至久石让都有自己的音乐会，坂本龙一却没有。他受到德彪西与一众美国简约主义作曲家的影响颇深，反倒是像约翰·凯奇、史蒂夫·莱奇这样对欧陆以外的文化圈感到兴趣的作曲家更吸引他。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起飞，正当美国作曲家们想要挣脱西方音乐的束缚时开始求助于东亚音乐，坂本龙一也在寻求音乐的解构。这样的情况不但体现在他的音乐里，更体现在生活中。从高中起，坂本龙一的一生就是积极地活动推动者的一生[1]。

今天是2023年4月6日，距离被亲切称为“教授”的坂本龙一去世的3月28日已经过去十天了。十天看起来很久，又很短。已经有很多人自发上街头继续演奏他那首在综艺节目中调侃早就弹腻了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最让我有所触动的是在澳门中乐团在“乐韵悠扬大三巴”的露天演奏，虽然速度过快，演绎也有瑕疵，但笙和笛作为主奏乐器恰到好处地还原了坂本龙一俊雅的样子。十天很短，是因为或许在2013年他宣布自己罹患喉癌的时候就可以有有心人帮他整理他对于大众而言透明澄澈的一生。

我过了很久才去看那部纪录片《坂本龙一：终点》（Ryuichi Sakamoto: CODA）。这本电影也记录了坂本龙一的2020年，我才知道这时有个热衷于左翼运动的音乐家在纽约待着，治疗着癌症，做着音乐，说着一口朴素的英语，想要去感受最诚实的音乐。就在不久后，我甚至惊喜地看到他穿着一身Jil Sander联名款在优衣库的宣传杂志《LifeWear》上接受采访。我了解到他在不知何时成立了一个森林保护组织More Trees的网站来呼吁人们以便捷的方式种树，希望人们重新思考如何改变生活方式，迈向2.0版本的城市[2]。他在这篇采访中说到：

纽约还保存着一些古老事物，而在东京，老东西却正在逐渐消失，连建筑都开始变成消费品，真让人遗憾。在这些事物中，无法感受到往日的那份情怀，也无法感受到岁月的韵味，但这难道就意味着每个地方最终都会趋于相同？我并不认为。对应目前的现实状况，人们的生活区域将分散，环境的负荷将会降低。我十分期待未来能重视食物和医疗安全的2.0版本城市。”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和那本纪录片错误的译名——Coda是1983年的一张专辑为名，意思是尾声而不是终曲或曲终，他的用词有精准的意义，在我看来就是燃烧自己最后的能量。相似的，我还看到能够见到坂本龙一时，北京酒吧里坂本龙一接受了琴都没调准的演奏钢琴。还有就是癌症患者每顿吃的药也并不如免疫系统患者多嘛。

“破窗效应”是一种犯罪心理理论。它也可以引申为，当一个人向外界公开自己一些不好的处境时，得到的并不是帮助（去把窗修好），而是更多的破坏（比如弹幕对直肠癌的揶揄：发展不快啊，为什么不早点做肠镜？）。

这太难了。

我努力做好自己，但甚至对我伤害最深的就是我身边的医护人员。

2017年，经过两个半月的住院，我被诊断为一种罕见的不能治愈，但能控制的免疫疾病，皮肌炎。出院后我经历了从不知道自己要终身服药到妥协的过程，经历了一无所有的生活，游走四方，找朋友们借宿。我原本的求学计划被完全打破，甚至没有了工作，当我回到学校听了一场讲座后，教授小心翼翼地问其他和我熟识的朋友“她是不是病了？”当然这些算不上“破窗”，破窗行为是一种来自外界的攻击。大概在18年底，我停止服药，在19年，我旧病复发。这次复发让我的病情更加严重，我的肺部开始有炎症，我的骨密度低，后来在出院后郁郁不得志地反复了四次的车祸中我又无意间知道自己骶髂关节有炎症。在旧病复发，要去住院前，我在冬天去到了尽量靠近北极的地方，见到了半冰冻的喷泉，广袤的森林，阿沃·帕特的艺术中心和他本人，在齐膝且无人的墓地拜谒了被掩盖的爱沙尼亚作曲家Eino Tamberg和Villem Reimann，去日本东京见到了《怀素贴》和《祭侄文稿》，去长江边的旅店过了几夜，见到了现在已经被塔利班政府认定为遗失的金色阿富汗珍宝，去各地与朋友们约见、闲聊。但我依然瑟瑟发抖，我甚至非常后悔把自己患病这件事公布于众。

Arvo Pärdi Keskus, Õhtul

在零下三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完全靠方向感诺大的墓场能找到某个人实在是太难了

冰冻在他们墓碑上的玫瑰

多么奇异的错过，东博和东艺大仅咫尺之遥，或许我早一点看到这部纪录片，会主动联系坂本龙一先生，问他，现在是更想像德彪西，还是像巴赫那样写作。我会说，我最喜欢的钢琴家就是古尔德，你是不是因为Solitude Trilogy才写了Solitude呢？我也很喜欢换着速度弹平均律第一册的第一首前奏曲。Emmm……话说我暂且也算活了半辈子，喜欢或不喜欢这件事，从前觉得是极端的两头，现在却像一个圆环，毕竟有那么多的身不由己。

那么多人能完整叙述过去的你，我只认识最后十年燃尽了自己的你。

遗产-Ars

临终1到2天，坂本龙一被疾病折磨到苦不堪言，他对家人和医生说“好痛苦，让我走吧”，这让身边的人士惊讶。这或许是坂本龙一一直都本着与癌症共存的态度生活着，一切都开诚布公，要“与癌共生”。这让我想起另一位思想家苏珊·桑塔格，她战胜了第一次癌症后写下了《疾病的隐喻》，在第二次癌症袭来时她认为既然有第一次的胜利便会有第二次，结果是在巨大的遗憾和悲恸中去世，葬在没人唾弃她的，可以俯瞰风景的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在3月29日对共同社的书面采访中，坂本龙一持续反对重建明治神宫外苑并致函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提到：“我的经历和体力都已下降到如此程度，甚至难以制作音乐。不行的是，除了发函以外，我很难发出信息或采取任何行动。”[3]这让我们看到在去世后几天，坂本龙一的团队还在发文呼吁停止明治神宫砍伐树木，再度开发将于建成2036年新高层建筑群的计划。

在这个悲伤的节点，或许我们也忘记《十三邀》中的坂本龙一还说过，在冲绳，我们存在美国驻军的问题，福岛还有核泄漏的问题，而2020年我们却要举办奥运会，这是错误的[4]。

大学时候的坂本龙一蓄着长发，穿着牛仔裤，扬言要“仿效中国精神，让音乐为工农服务”，怀着这样理想的作曲家显然不会是个“严肃音乐作曲家”，他在“严肃音乐作曲家”武满彻的表演现场发放反对他的册子，但后来又与武满彻深谈，成为忘年之交，甚至在他晚期的作品中，有非常多的争议便是坂本龙一越来越不像个激进的左翼。但那时正在研读音响研究硕士学位的坂本龙一结交了很多日后知名的音乐人，比如山下达郎。在回忆录里，坂本龙一这样写道初识山下达郎的感想：

相较于过去听到的摇滚或蓝调，山下的风格完全不同，这让我大为惊讶。不论是节奏、编曲，都非常精致复杂。尤其是和音部分，与构成我音乐源头的德彪西有着共通之处。”

通过山下达朗，坂本龙一认识了好友兼后来的电贝斯和合成器的细野晴臣。他向坂本龙一抛来橄榄枝，组织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乐队的时候，他有些傲慢地觉得一切以工作优先，但如果“有时间的话倒是也可以试一试”，就这样，他成了YMO的键盘手。1979年，YMO在日本大红大紫，他们在初期的专辑封面和现场演出时所穿的红色人民服（根据鼓手和主唱高桥幸宏设计，基于他们想象中的革命军的时装，专辑上还有人戴着正儿八经的绿底红五角星帽）。那时，战后的日本经济迅速起飞，“黄色神奇”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一种来自远东最先进电子音乐的自豪感。只是YMO并没有很长的保质期，1984年，他们宣告暂停了团体活动，在音乐电影《宣发》以后，每个成员回归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但他们依旧会继续在彼此的唱片或现场中客串。他们的音乐也被欧美国家音乐人认可，迈克尔·杰克逊就翻唱过YMO的经典曲目《Behind the Mask》。三人中坂本龙一则以电影作曲家的身份获得格莱美、奥斯卡和金球奖，在2009年荣获法国文化部艺术与文学勋章。

在1983年，应导演大岛渚要求，也因为坂本龙一对让-吕克·戈达尔的兴趣，他与大卫·鲍伊、北野武一同出演《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坂本龙一饰演了一位南洋战俘营的日军大尉，在综艺节目中北野武调侃坂本龙一根本不会演戏，“以为后面有人举着提词板”，但坂本龙一却明确要求自己要为这部电影配乐。而相反的，大卫·鲍伊则沉浸于自己的角色，没有对配乐产生兴趣，尽管二人每晚都在一起消磨时间[5]。在这本电影拍摄后，YMO“散开”。这部电影的原声音乐斩获了英国电影学院最佳配乐，为坂本龙一打开了去往世界的大门。而之后贝托鲁奇给坂本龙一在《末代皇帝》中打造的舞台则更为长远，他再度要求演出，却临时被要求配乐。他在电影中饰演一个小角色，原型是获得关东军委任为满洲映画协会负责人的甘粕正彦，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角色原型正是一位意外地走柔软路线来推进对民众的“教化”的将领，还招徕一批在日本国内没有生存空间的左翼知识分子，进行电影实验，并一手促成了女演员李香兰的职业生涯。《末代皇帝》杀青后，坂本龙一临危受命，配乐仅用时两周。遗憾的是，他与大卫·拜恩、苏聪共同配乐，在他很多（44首）音乐中，坂本龙一的被收录的配乐仅有7首。

在大荧幕上的坂本龙一的选角之严谨和生活中一样，一直秉持着一种“非战”而非“反战”的态度。这是9·11事件后，他与他朋友写作的一本书名。用他的话说，

你越反抗，越会被你反抗的东西同化，所以我们应该远离这种对抗，这意味着非战。[6]

在众多的名人发文悼念和送别坂本龙一的文字中，北野武的最耐人寻味：

很遗憾，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这显然不是说当年大岛渚电影里的角色，而是他们披着各种色彩外衣下的，共同的政治理想。

亦或许这样的态度成就了坂本龙一极简主义风格的音乐，他柔软和轻盈的性格造就了坂本龙一对纯粹的追求。他在90年代-22年的音乐，都试图将人性、社会结合起来，抛弃复杂的情感渲染，在各地寻找声音的可能性，让音乐传达本真，似乎忘却并彻底告别了这个世界存在avant-garde音乐的存在。而这种不与先锋争锋的态度，也让人忘记了他是一个至死、垂危、病入膏肓、痛苦不堪的临终时都在向政府抗议的社会活动推动者。那首不怎么难的曲子，他弹得快，弹得慢，弹给大卫·鲍伊，弹在2022年……但并不代表这就是他讣告中说的“Ars”。Ars longa, vita brevis是一句希波克拉底提及的希腊格言（希波克拉底是医师，这又是一层妙用），而在原文τέχνη （tékhnē）的意思，其实更多含义是“技术，技艺”，而不是“美术”或“艺术”，希波克拉底把这句话作为医学著作的开场白。接下来说，“一生不仅要准备好自己做争取的事，而且要让病人、服务人员和外部人员合作”。因此，这句格言可以广泛地指“获得和完善一个人的专业知识需要很长时间，而一个人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更广泛地理解便是，时间是如何限制我们在生活中的成就。当然作为俗语它有约定俗成的英文译法，这点便见仁见智了。我更偏向将这句格言拷问自己，在有限的生命里是否认真地度过了每一天，有没有“尝试”成就一点什么。

在德国哥廷根老市政厅的壁画

我想，如同迈克尔·杰克逊·、大卫·鲍伊，坂本龙一一样，也是影响一代人的______（此处是个开放式的填空题），希望我们在100年后谈论坂本龙一的时候，不只是在弹那一首曲子，他年轻或年老时的英姿，而是想起他所生处的时代洪流，他骨子里的叛逆和别具一格的叛逆精神，面对（而不是对抗）疾病的淡然，那十年大张旗鼓地向我们敲击，希望我们能够觉醒着在2.0的城市里栖居。

[1] 引自坂本龙一自传《音乐使人自由》

[2] https://www.uniqlo.com/tw/zh-tw/lifewear-magazine-thrid/ryuichi-sakamoto/

[3] https://www.sponichi.co.jp/entertainment/news/2023/04/03/kiji/20230403s000413H4076000c.html

[4] 《十三邀·第四季》，坂本龙一：我的声音像一个小岛 而音乐宽广如海洋

[5] https://www.factmag.com/2016/01/13/ryuichi-sakamoto-david-bowie/

[6] 《十三邀·第四季》，坂本龙一：我的声音像一个小岛 而音乐宽广如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