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技术多样性（Rethinking technodiversity） 许煜

翻译：我和我的ai朋友们

校对指导：我法天地

朋友问我许煜干啥的，我才疏学浅说不明白，他不学无术听不明白，遂译之，供友人入门参考。

原文见：https://courier.unesco.org/en/articles/rethinking-technodiversity

科学与技术是其所处文化的产物。在日益激增的消费主义和经济竞争中，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技术多样性：它超越了本地与全球、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立，帮助我们重新定义我们彼此之间以及我们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

2023年3月31日

许煜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作为新当选的道德与政治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院长发表了题为“战争的意义”的就职演讲。在后来成为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主席的柏格森指责了德国的“machinism”、“mechanism”——这些术语在他简短的演讲中数次出现。正是这些导致德国从一个音乐、诗歌与形而上学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科学化的野蛮人”、“系统化的野蛮人”。

柏格森认为机械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战争的根源；19世纪给“机械技术带来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扩展，并且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为人类配备了比他在地球上生活的过去几千年间所制造的更多的工具”。每台新机器对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器官，以至于灵魂再也没法适应不断扩张的身体。类似的关于战争的分析在他后来的作品《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1932）中再次出现。

这种不兼容性是我们在过去的世界大战中，以及当今某种要求回归Volksgeist（民族精神）的呼声中所见的狂妄的根源。柏格森在一长串问题（http://14-18.institut-de-france.fr/1914-discours-henri-bergson.php）中表达了他的愤怒，我们从这里挑出一个：“如果这种机制掌控了整个人类，如果各民族不去追求更加丰富和谐的多样性，而是陷入事物的统一性，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统一性与多样性

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柏格森对人造器官的论断，进而生产统一性而不是多样性？我们可能仍没有理解柏格森论述的意义。如果人有多样性，那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或种族特征，而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将称之为智力多样性[noodiversity（noo-来自希腊语的nous-"心灵 "或 "智力"）]。智力多样性由技术多样性（technodiversity）维持，即在不同文化中理解和构建技术的各种方式从本地出现，并总与其他地方交流。

如果人有多样性，那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或种族特征，而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技术多样性和智力多样性是相互关联的。反过来，它们也维持着其生活环境的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人类因素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核心——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地质学家所说的 “人类世”（Anthropocene），即人类对地球的统治。这也就是说，智力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都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多样性。

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多样性问题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渐渐消失了。首先，由于对技术的误解，人们倾向于认为技术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19世纪下半叶的现代化过程中，东亚国家认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思想来掌握西方技术。在这一时期，我们发现了非常类似的口号，如“中国的物质与西方的功能”（中体西用），“日本的灵魂与西方的知识”（わこんようさい）或 “东方的道与西方的工具”（동도서기론 ）。

所有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即东方思维将能够掌握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而这些科学技术只是工具。今天，我们知道这种一厢情愿只是笛卡尔二元论的一个变种。其次，由于实证主义的胜利，技术被理解为普遍性，其合理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我们可以说技术拥有一个普遍的维度，只要它是记忆的外化和身体器官的延伸。然而，技术也被地方性和宇宙学所构建并制约。

创新的局限性

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家和汉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任部长（1946-1948年）李约瑟（Joseph Needham）提出了令人不安的 "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现代科学和技术没有在中国和印度出现，而只在欧洲出现。当然，像李约瑟之后的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人们可以说，在16世纪之前，中国的许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比欧洲更加先进。

然而，这暴露了李约瑟所暗示的内容：对他来说，直接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中国的科学技术进行比较是不合规的，因为它们之中带有截然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例如，一些本体论实体，如中医中的 “气”和 “阴”、“阳”，不能在解剖学中得到物质证明。基于他自己在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李约瑟采用了 “有机主义”（organicism）一词来描述一般性的中医和中国思想。

换句话说，中国和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构建技术的方式，这就是我所说的技术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可以在过去找到，我们今天也需要思考它。我们被数字技术所包围，然而，我们很少质疑这些产品中已经存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假设。以社交网络为例：它们已经预设了社会是一个社会原子的集合体，人类关系可以通过数据连接来认识并研究。

一旦受到质疑，这些预设就会出现问题：问题是由罗马尼亚裔美国人雅各布·莫雷诺（Jacob Moreno）和德裔美国人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等社会心理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没有一个人类学家会同意人类社会始于社会原子。然而，这种模式已经被不同国家的几乎所有社交网络平台所模仿并放大，无论是脸书（Facebook）、VK（VKontakte）还是微信（Wechat）。这也显示了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创新的局限性，特别是当它只在意效率和消费主义的时候。

通过多样化进行调和

今天，技术全球化已经使我们忽略了技术多样性的问题，并且将这个问题变成了全球与地方、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立，因而无法打开超越身份的多样性问题。在1981年，在专门为法国耶稣会士、考古学家和神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举办的一次研讨会（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046470）上，提出了所谓的“人类圈”（noosphere）的融合。

根据德日进的理论，进化可以被看作是意识的进化，它将通过技术的发明和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实现一个人类圈。对德日进来说，这样的融合也是一种基督化（christogenesis）的产生。然而，现在我们必须补充他的意见，这种人类圈的形成也是技术竞争和军事扩张的过程，伴随这种形成进程的是同质化而非多样化。因此，多样化只能发生在最表层的层面，即民族认同的层面。

寻求并促进技术多样性应该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之一

我认为，鉴于我们现今正在经历的令人上瘾的消费主义、恶性的经济竞争和威胁性的军事扩张，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回到技术多样性的问题上来；尤其是当我们知道一个统一的全球化解决方案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而民族主义的回归则远远超出了理想的范围。柏格森在1914年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被改变；相反，这样的趋势只会随着更强大的控制论机器而继续下去，人们可以像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那样认为，这些机器已经不再是柏格森心目中的单纯的机制（mechanisms）。正如柏格森和李约瑟曾经呼吁的那样，寻求并促进技术多样性应该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之一。

教科文组织可能是唯一有能力提出这一议程的机构，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思想家和学术界所能实现的力量。这项任务不仅包括出于怀旧的目的去保存过去的集体记忆，而且还包括准备一个新的议程，通过构建一个科学和文化计划来培养思考明天的灵感，以此反思我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非人存在间的关系，以及以一种不那么单一的方式与地球相处的关系。也许通过这样的多样化，我们可以为找到摆脱这种僵局的新途径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许煜

香港城市大学的哲学家和教师，在伦敦金匠学院师由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指导撰写博士论文。他的专著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包括《论数码物的存在》（2016）、《论中国技术的问题——宇宙技术初论》（2016年）、《递归与偶然》（2019年）、《艺术与宇宙技术》（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