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俱乐部的红人
1921年成立的牛津“伪君子俱乐部”（Hypocrites Club）一度很红。创始人是小说家哈特利（L. P. Hartley）和传记作家大卫·塞西尔（David Cecil），给俱乐部带来流量的则是“爱美家”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也是与中国渊源颇深的汉学家，小说《牡丹与马驹》写他本人在北京的经历），一众伊顿公学生跟着他入会。据说阿克顿以过度彬彬有礼著称，说话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但他的公学同学们又吵又闹，很快就把俱乐部变成了同志酗酒派对，1924年关门大吉。大卫·弗莱明（David Fleming）的新作《地狱火：伊夫林·沃和伪君子俱乐部》（Hellfire: Evelyn Waugh and the Hypocrites Club）书名取自十八世纪臭名昭著的上流秘社“地狱火”，聚焦于伊夫林·沃、汤姆·崔伯格等几位俱乐部核心会员的心路历程。严格来说他们不能算一个圈子，但有些共同特质：游手好闲，有捷智，跟父亲不睦，家道中落后被迫卖文为生，都有过自杀的念头。哈罗德·阿克顿是“牛津裤”（Oxford bags，1920年代中期至1950年代颇受牛津本科生喜爱的一种宽松裤型）的始作俑者，长柄伞也是他的标配。不过阿克顿的小说写得一般，处女作《乏味》（Humdrum）相当乏味，远不如沃的《衰落与瓦解》成功。另一位会员亨利·格林（Henry Green）基因极好，有个七岁就能读荷马史诗希腊文原文的爸爸（后来还成了资本家），亨利19岁就出版了小说处女作，1927年写出了毕生佳作《活着》（Living）。罗伯特·拜伦吵闹又好斗，沃一直叫他小丑。他后来去了希腊，再一路向东，直到写出名作《前往阿姆河之乡》（The Road to Oxiana）。他在中国碰上了阿克顿和戴斯蒙德·帕森斯（Desmond Parsons），阿克顿在北大教课，帕森斯是个杰出的语言学家，去敦煌藏经洞时因企图偷窃壁画而被捕入狱。阿克顿和拜伦都说帕森斯是毕生挚爱，足见其魅力。“伪君子俱乐部”里最不得志的要数汤姆·崔伯格（Tom Driberg），他是沃在蓝星学院的同学，据说当时寄宿学校里同志互认的暗号是划火柴的方向，朝外划是同志，直男一般向内划。崔伯格很快就被人举报对男生意图不轨，被学校开除了。混进牛津后，第一年因畏惧期末考试，他把自己整进了大牢；第二年大考倒是去了，但因为前晚整宿派对，燕尾服都没来得及换，还在考试时睡着了。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后来成了工党议员。克劳德·科克本（Claude Cockburn）也是共产主义者，为《泰晤士报》打零工，还帮人捉刀写文章。他见证了华尔街股市崩盘，还采访过黑帮大佬阿尔·卡彭。在伦敦，他赢过一次“最沉闷新闻标题奖”，获奖标题是：智利发生小规模地震，死伤不多。他不情愿地报道了西班牙内战，只因为乘错了火车。
英国文化圈著名老派人物A. N. 威尔逊（A. N. Wilson）的自传《忏悔录：未能兑现承诺的人生》（Confessions: a life of failed promises）标题就勾起了读者的兴趣，又有忏悔又有失败，怅然又若失，肯定要比那些俗不可耐的成功经好看百倍。威尔逊是位高产的作家，自1970年代起已出版了五十多部小说、传记、论说文集。说他老派，因为他永远在怀二三十年代的旧，号召大家一起“活在过去”。自传中有不少戏剧性段落和创伤记录，他写了第一任妻子、著名莎士比亚专家凯瑟琳·邓肯-琼斯（2022年10月去世）晚年饱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也写了自幼读寄宿学校目睹和经历的虐待，还有信仰危机，职业生涯中的惨败和失态。威尔逊的父亲是斯塔福德郡著名的瓷器大师，曾任英国瓷器名牌玮致活（Wedgwood）的总经理，为之奉献一生后遭公司遗弃，威尔逊称之为“一则反资本主义寓言”。威尔逊自幼喜爱文学，父母也很鼓励他将来当作家，不过当地的牧师对他也青眼有加，经常鼓励他不要犹豫要全心拥抱上帝。威尔逊一生都是英国圣公会教徒，但偶尔也会对罗马天主教或怀疑主义上头。在出了几本颇受欢迎的小说后，威尔逊被《旁观者》杂志招入麾下，可谓适得其所。自传结尾还不忘抖名人八卦，名厨奈洁拉·劳森平时只爱吃糊糊，画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伦敦苏荷区的私人俱乐部豪饮时场面堪比但丁炼狱。威尔逊和邓肯-琼斯的两个女儿都很出色，一位是古典学家艾米丽·威尔逊，一位是作家比·威尔逊——她的《第一口：饮食习惯的真相》出过中文版。
1970年查尔斯王子访问加拿大时留下一张照片：几乎全秃的老臣马丁·查特里低头半蹲，弓着背给王子当写字板，查尔斯在他背上签署文件。瓦伦丁·洛（Valentine Low）的新作《内臣：王冠的隐藏权力》（Courtiers: the hidden power behind the crown）探讨了过去一百年里服务英国王室的内臣，并分析了谁成功谁失败。一个王室内臣不光要专业，性情也很重要，“绝对不要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官员，你还得是保姆。上一刻你还在给首相写信，下一刻你可能就要给一个小男孩拎包”。王室成员有自己的暗语系统，内臣还得揣摩着“解码”。维多利亚女王的内廷总管亨利·庞森比爵士相当能干，君主制能适应时代变化和社会变迁长久存续，跟这些内臣的得力辅助不无关系。伺候过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二世的大内秘书艾伦·拉赛尔斯建议设立王室新闻官一职，相当有远见，与其任由媒体肆意发挥，不如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跟媒体搞好关系，喂料或撤稿都好操作。威廉·海瑟廷建议王室成员与老百姓近距离接触，物理上拉近距离。马丁·查特里说服女王在演讲里加上了笑话。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书名起得好，是出版社的常销书。虽然他在1974年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学界普遍将他视作思想家而非经济学家。他的本意是创建一种搅浑水的经济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当“搅屎棍”。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强调经济知识的局限性，所以试图建立任何经济乌托邦都注定要失败。《通往奴役之路》收获了撒切尔夫人这样的重磅粉丝，留下了长久的制度性遗产。布鲁斯·考德维尔（Bruce Caldwell）和汉斯约格·克劳辛格（Hansjoerg Klausinger）推出了八百多页的砖头书《哈耶克传：卷一，1899-1950》，这才写了哈耶克的五十年前半生。估计第二卷篇幅相当，覆盖哈耶克生平的后四十年。评论称这绝对是我们时代最重磅的哈耶克传。哈耶克1899年出生于维也纳——当时的欧洲文化之都，他的家庭背景是保守、基督教、说德语、专业人士、带点低等贵族阶层的轻微反犹倾向。奥地利学派的严谨死板且务虚清谈的特征即源于此，与英美经济学派的务实取向截然不同。面对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奥地利学派束手无策，他们宣扬的是清教徒式的自律美德，而应对大萧条则需要大剂量天主教式的宽恕罪过。莱昂内尔·罗宾斯1931年把哈耶克从维也纳请到伦敦政经学院，以期与凯恩斯所在的“剑桥经济学派”分庭抗礼。哈耶克第一次去剑桥讲经济让听众非常摸不着头脑，凯恩斯的助手理查德·卡恩问：“您的意思是，如果我明天出去买件新外套，就会增加失业率吗？”哈耶克说：“的确如此，但得进行非常复杂的数学运算解释为何如此。”英国人也不能确定他到底是在用浓重的德语口音说英语还是夹杂着英语说德语。193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多位弟子投奔凯恩斯，因为他在经济下行期似乎除了勒紧裤腰带也没有别的好主意——这位维也纳来的轻声细语总是面带微笑的大教授原来是个虐待成性的通缩主义者。后来哈耶克专注从理论层面批评计划经济，得到了美国富豪的资助，把他从伦敦请到了芝加哥，还支付了他的离婚赡养费。哈耶克毕生从未改变主张。1980年代初他还告诉撒切尔夫人制止通胀的唯一方法是在六个月里让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哈耶克有句名言，要想让你的思想成功传播，就得比你的对手活得长。这点他做到了，他以93岁高龄谢世时，名望达到巅峰。
“谷歌工程师宣称AI聊天机器人具有人类情感，被带薪休假”这样的标题屡上热搜，老百姓对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又多了几分。如果把人工智能比成金钱，可能更好理解，金钱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只是一种工具，如何使用、是善用还是滥用完全在于拥有它的人。AI在医疗领域的优势极为明显，比如可以实时监控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指标，在恰当的时间给患者剂量合适的胰岛素。用AI搞歪门邪道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讨论算法操纵公众情绪的深度报道和影视剧作品及时提醒人们关注这类可能性。两本新书提供了相对平衡的意见，圣地亚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奥莉·罗贝尔（Orly Lobel）的《平等机器》（The Equality Machine）指出AI可以被用来缓解不平等和偏见歧视。“我们的目标是进步，而不是完美。”现实中女性在eBay上出售同等商品获得的收入比男性低，女性在找工作时获得的回复也比男性少，这些都可以通过相应的人工智能和算法解决。此前美国各大平台在收集用户隐私时遵循“最简化”原则，凡涉及用户的种族、性别、性取向的私人信息都不保留，但罗贝尔认为涉及医疗领域的信息收集尤其应该区分性别，因为药物和医疗器械在性别应用上有很大差异，而女性要比男性更容易受伤及死亡。罗贝尔还建议要放宽知识产权政策法规，让基于算法的决策更透明。比如某算法只为男性提供高薪猎头服务，因为过去这些高薪职位多半被男性占据，现在只需调整算法，让它为女性推送同等信息即可。毕竟修改算法要比改变人们长久积累的偏见要容易多了。伦敦政经学院的艾丽卡·汤普森（Erica Thompson）的《逃离模型之土》（Escape from Model Land）重点讨论了“天蛾效应”，相比蝴蝶效应认为原始数据的不准确会导致模型结果的偏差，天蛾效应认为模型本身就有缺陷，建模的时候不可能将所有变量都纳入考量，有句老生常谈：“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是有用的。”汤普森呼吁码农们不要光考虑建模和数学技巧，还要多关心世界上的大问题，多培养同理心。“我们不需要可能的最佳答案，只需要合理的答案即可。”
2023年值得期待的新书有这些：保罗·奥斯特与摄影师斯宾塞·奥斯特朗德（Spencer Ostrander）合作推出《血染之国》（Bloodbath Nation），记录美国对枪支的迷恋及其如何发展成大规模枪击案，成为社会问题。奥斯特的父亲尚幼时，祖母枪杀了祖父，全家一直生活在枪支暴力的阴影中。萨尔曼·拉什迪在纽约讲台上遇袭后，继续履行作家的天职，即将出版第十五部小说《胜利之城》（Victory City），背景是十四世纪印度南部，一个叫潘帕的女孩遇上了一位同名女神，女神赋予她创建一座全新大都市的神力，在二百五十年中，潘帕目睹了胜利之城的崛起、衰落和再度崛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继2014年的《石头集》后将再推出一部短篇选《树林里的老宝贝们》（Old Babes in the Wood），十五个短篇的主人公包括自称女巫的母亲、转世成蜗牛的女银行出纳、在降神会上对话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乔治·奥威尔等等。科尔森·怀特黑德2021年的罪案小说《哈莱姆洗牌》将有续作《骗子宣言》（Crook Manifesto），背景是1970年代的纽约黑人区哈莱姆，在城市犯罪飙升之际，雷·卡尼想金盆洗手，把销赃铺子改成了家具店，但是为了帮朋友的忙，他很快又捡回了老本行，再度面临致命后果。
for《外国文艺》202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