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宋书》无文苑”

“《宋书》无文苑”这一问题本是笔者本科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当时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七“沈约重文人”条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进行了一通所谓的分析，得出来一些可以强行成立的“结论”。（简版可参见笔者之前发过孫：《宋书》无文苑）答辩结束后，笔者也未停止对魏晋南北朝文人身份的演变这一问题的关注。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思考，兹讨论于下。

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有一段关于沈约与《宋书》未设文苑类传的讨论。兹转录于下：

“《宋书》不立《文苑传》，然列传中所载文士甚多，且每载整篇文章，不厌其译。如卷六十七《谢灵运传》，卷七十三《颜延之传》，皆独占一卷（《宋书》一人占一卷者仅谢晦、谢灵运、袁淑、颜延之、袁泉五人），约本文人，故于此颇重视。不立《文苑传》，以宋代文士多，非文苑所能概括。沈约于《谢灵运传》论，历叙屈、宋以来文学源流，甚至说："灵运之兴会操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颜延之传》也说，"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沈约于颜、谢誉之如不及，于范蔚宗则极口低之。《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一条、陈澧《东塾集·申范篇》都为范鸣冤。范为宋文帝政敌，当时有意罗致，多所诬陷。苏宝生、徐爱旧史当已如此，不可专责沈约。惟约父璞受宋文帝密嘱，致范死地，璞与有力。沈约对范蔚宗无所爱惜，亦不足怪。沈约喜载文章，至李延寿修《南史》，于《宋书》所删独多，正是删其所载文章。清代严可均辑《全宋文》又取李延寿所删者而用之。此因体例不同，各得其宜而已。”

此即柴氏关于《宋书》不立文苑传的认识，其认为是当时文士数量众多，并不是文苑一传可以书写完备的，故重要人物立单传加以说明。此段文字提出这一观点，但是笔者在当日进行学术史梳理时却未能关注到，应当是学术能力不足，视野局限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书》文本演变的过程中，曾经有部分篇章内容有所遗失，以至于今日所见到《宋书》是经过（赵）宋、明两代以来官方修订而成的。《宋书》卷五九《张畅传》，后附有其子张浩、张淹，以及其弟张悦之传记；然卷四六《张邵传》后附其兄子张畅之传，后又有张悦、张淹之传。通过比对内容可知，张畅确为同一人。《南史》卷三二，亦将张畅附于《张邵传》中，且文字表达等方面多与《宋书》卷四六之《张畅传》合。盖此当为后世学者依目录来补史书，而忘卷五九已有《张畅传》，故直接拿来补缺。

在中古史书的编纂中，对于一个家族内部人物的书写，除了将其集中于一传中，如前《晋书》卷七九便为“陈郡谢氏“之家族传记，又如此中将张畅附于《张邵传》中，亦因其均为“吴郡张氏”的代表人物，此或为《南史》的编纂思路；但亦有将家族之人分而立传，如《晋书》便将王导、王敦、王羲之等琅琊王氏代表人物分别立传，又如《晋书》书将齐王司马攸与其子司马冏分别立传，但是在稍早的《群书治要》本《晋书》中，却将司马冏附与其下。

《宋书》修纂的一大特点当是对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关注，如其中不设立《文苑传》，但是却将给如谢灵运、颜延之等重要的文学家立单传，且在《谢灵运传论》中谈及文学的发展与形成。且谢灵运亦是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其身份与张畅更加接近，且二者所成就之事，或与其家族联系不密。陈郡谢氏在进入南朝后不似其他氏族迅速衰落，而是仍然有一段“得势”之时，此学者已有专论，此不赘述。此处当暗含《宋书》不立文苑传的第二种情况，即作为史学家的沈约，对于重大人物的关注，同时以大人物为代表，总结某一领域的发展史，这当是这一时期史书较为常见的书写范式。即不能忽略沈约的史学家身份。

故而我们可以看到，沈约具有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双重身份，故而在讨论《宋书》不立文苑这一问题时需要对其的两种身份分别讨论，即史学家笔下的“文学”与文学家笔下的“史学”。前者针对当时文学大盛之情况，对重点人物、重点事件加以书写；后者则是面对文士众多，与自己本人文士的身份认同，故为重要人物立单传而非类传。或许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理解沈约不似范晔、萧子显、魏收那般，通过“文苑类传”来表现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之现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