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每个摇篮都是一座坟墓》第七章
论传染
行为传染
感染性疾病通过传染来扩散；一个感染了流感的人能够感染许多其他人。造成每一种疾病的特定微生物可以被识别，传播模式则可通过流行病学方法来辨认。染上了霍乱弧菌的水井会被找出并且封上。
许多人类行为是通过类似于疾病传染的模式传播的。病理性的思乡症、慕残、多重人格障碍乃至十七世纪法国的乌尔苏拉女修道院成员都被认为是通过社会传染扩散的。就像如电脑病毒这样的文化项目通过软件直接传染一样，我们的大脑或许也一样容易被具有传染性的思想和行为——信息层面而非微生物层面的病毒——感染。文化传染甚至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一篇文章或一段视频在让自己被复制到全世界的电脑上时“变得像病毒一样”。
行为大多不是通过细菌传播的；它们一定是通过文化传播的。相较于真正的细菌，发生文化传染所依赖的比喻上的“细菌”是抽象而模糊的。假如我们发现传染的隐喻在对于思考行为方面的变化是有用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时刻注意隐喻的那些不完备的方面，因为此处并不存在有条理的、清晰的传播机制。
自杀传染的伦理观点
自杀有传染性吗？它能否像电脑病毒一样，感染意识本身的软件？在这里，生物科学的类比已经具有了道德意义。一方面，如果自杀可以传染，实施自杀者的主体性就会受到质疑；就像成瘾的疾病模型一样，当被部分地认为是由传染所导致的以后，后果就不再那么像是本人的过错。
另一方面，如果自杀可以传染意味着一起自杀可以导致更多人自杀，那么可能就存在制止自杀以避免它对其他人产生影响的特殊伦理责任。当然了，这是在假设自杀永远是一个不良后果，必须受到阻止，不论这么做会造成多少痛苦，需要多大的无知。
后一种观点——存在不去自杀的道德责任，主要是因为自杀可能有传染效果——被詹妮弗·迈克尔·赫克特（Jennifer Michael Hecht）在她最近的热门图书《留下：自杀和反自杀哲学的历史》（Stay: A History of Suicide and the Philosophies Against It）中所采纳。在20世纪，关于自杀的道德公共话语在很大程度上被医学话语所替代；心理学家重构了自杀，认为它必然是精神疾病的结果，减少了可以归给自杀者的主体性和道德责任。当代哲学家努力为自杀是错误的这一直觉提出不引用宗教的论证。赫克特接受了为反对自杀的立场提供一个世俗解释的挑战，主要是通过援引自杀的所谓传染效果。检验传染现象有助于理清自杀之错误性的这一新基础所具有的道德内涵。
自杀传染的科学
化验样本和显微镜不会揭露行为传染的秘密，但流行病学分析又如何？大量研究已经调查了自杀传染的现象，试图利用统计分析自杀在空间和时间里的丛集。那么，是存在这么一种被称为自杀传染的东西，还是不存在？
在2003年的一篇题为“媒体传染和年轻人自杀”的论文中，玛德琳·古尔德（Madelyn Gould）和共同作者们断言“在关于自杀丛集和媒体影响的文献中有充足的证据支持自杀具有‘传染性’的观点”。相反地，在前几章提到过的自杀研究者托马斯·乔伊纳则称大规模丛集的证据“模棱两可”。在1999年的一篇关于自杀传染的论文中，乔伊纳进一步表示传染“作为对自杀丛集的一种解释，并没有在概念上得到良好的阐述，也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2009年，一支由Michael Westlund领导的队伍如此描述他们的主张：“尽管具有争议，但自杀和大众媒体领域内的多数研究者都同意，迄今为止的研究都证实了在特定条件下，媒体对自杀的报道导致的真实的自杀‘传染’的存在。”
为何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就同一主题写作的研究者之间会出现分歧？为了理解这些不一致的主张，我们必须先弄明白传染现象具体是什么。
传说中的自杀传染现象发生过程如下：
1、 一个人实施了自杀；
2、 另一个人通过媒体或其他方式了解了这起自杀；
3、 了解这起自杀导致第二个人也实施了自杀。
上述定义中最狡猾的部分就是“导致”一词，这个词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诠释——联系上下文，它可以合理地表达任何意思，从必然性的“若无则无”因果关系，到一丝微妙的影响，或是某种像可能性条件一样抽象的东西。此处的“导致”一词代替了前文讨论的类似于生物细菌的自杀传染机制。
道德传染还是信息传染？
我们关注的“导致”实际上有两种类型，它们是自杀可能向模仿者传递的讯息的两个不同的方面。首先，存在隐含的道德讯息，即自杀是可接受的。该理论认为，当一个人在考虑自杀时，名人自杀的新闻报道就成了证明自杀是解决严重问题的可接受方案的“社会证据”。赫克特在她以传染为基础的道德论证中也强调了这一讯息：“不要自杀，因为这会教育别人：自杀是可接受的。”
但是由一起自杀所传递的讯息的另一个方面纯粹是信息性的。不同于（或者说除了）道德讯息，一起成功的自杀行动提供了冰冷、牢固的事实——特别是关于所使用方法的细节。有用的信息通过类似于疾病感人人群的扩散模式在人群中传播。要找到关于如何成功实施自杀的信息是困难的；相比能找到的其他信息，一份对一个听上去不太吓人的方法提供了详细描述的单一而突出的案例研究，是质量更高的信息。从未认真地想要自杀的人基本上会低估成功实施自杀的实践困难度；这种困难部分是由于缺乏关于自杀方法的可靠信息。一起成功的自杀在渴求有关自杀的信息的人们看来是有价值的信息，而我们的自杀禁令确保了我们是如此地渴求。在这个方面，自杀者的反社会之罪——假如这算犯罪的话——是知识上的。以这种类型的传染为基础的道德主张听起来会更像这样：“不要自杀，因为这会教育别人：自杀是可能的。”相比之前的描述，这份责任中的道德分量似乎更轻；违背它相当于传递被禁止的信息——甚至可能是不经意地。
在关于自杀传染的研究中没有试图区分信息量大的“传染”和道德许可的“传染”。在一份关于研究自杀传染的论文的元分析中，Stephen Stack评论了他所说的“或许是对模仿效应最富戏剧性的示例”——1991年自杀自助书《最后出口》（Final Exit）的出版。据报道，书中推荐的一种方法——窒息自杀，在该书出版一年后增加了313%，而这些自杀者中有四分之一在死亡现场留下了该书的副本。当然，《最后出口》一书的出版和名人自杀大不相同——自我窒息的离世者们想必用的是他们在书里找到的方法，Stack把这称为“模仿效应”是奇怪的。尽管在《最后出口》中有对实际发生的协助自杀的描述，单把丛集式自杀说成是“模仿”他们——或者模仿任何人——同样是奇怪的。这本书只在有限的意义上“导致”了自杀；正如Stack提到的，总体自杀率并没有上升。倒不如说，想要实施自杀的人做了调查，于是能使用一种方便而且可靠的方法。这不是一个传染的例子，而是调查的例子。
研究没有试图区分传染中的信息和道德成分。这是不幸的。正如我将要解释的那样，在我看来，自杀的信息成分掌控着观察到的传染效应，胜过了道德许可的作用，假如它有任何作用的话。在传染现象最为明显的地区，初始自杀的信息成分同样会显而易见。
大规模丛集和点丛集
根据乔伊纳（1999）和莫索蒂（Mousedi）（2009）的看法，自杀丛集有两种类型。大规模丛集是一段时间里全国范围内的自杀传染，没有空间聚集。一个例子是后文讨论的玛丽莲·梦露的自杀，在全国的自杀统计中具有可见的影响。另一种是点丛集，一场区域性的丛集性自杀经常局限于一所学校、监狱或者医院。
又一次地，在乔伊纳看来，大规模丛集的存在是“模棱两可的”。在少数传染模式清晰可见的案例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其中涉及的自杀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内容。有大量证据证明地区级的自杀群集——但正如乔伊纳所指出的，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种群集是由传染造成的。事实上，对乔伊纳的（1991）假说进行测试的电脑模型显示，传染和相似人群的地理划分（同质性）都能解释自杀表现出丛集性的程度。即便假设存在传染，自杀的原因也是难以弄清的；但就算在没有发生传染的时候，也依然可能出现群集，因为人们倾向于生活在和他人类似的人附近。在一份相关的研究中，选型关联（assortative relating）——通过特征进行自我分类——解释了各组大学室友的自杀倾向的模式。经济匮乏的空间集聚可以充分解释苏格兰的自杀丛集。
无论研究的是大规模丛集还是点丛集，数值数据的统计分析都会判断是否存在显著的结果。研究者们必须在指定多像丛集才足够像丛集时运用判断力。对丛集性自杀占自杀总量的比例的估计数值差异很大，从少于1%到13%乃至更多，各不相等。
最近一份对55项调查媒体自杀传染的研究中419个发现的量化综述总结称，研究中只有35%的发现支持群集或传染的存在；绝大多数发现是否定的。（假如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在这里适用，肯定的发现得到了有偏向性的报告的话，那么证据就表现得甚至还要更糟。）和Stack所说的像古尔德2003年的研究那样往往得出传染无疑存在的结论的“叙事式”文献综述相反，“证据实际上并不支持模仿效应。事实上，419项发现中的269项，或者说64.2%的发现，报告称不存在模仿效应。”
支持自杀传染的证据模棱两可，它的特性也难以捉摸。为了穿透数学的抽象，让我们看一下美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大规模自杀丛集——随着玛丽莲·梦露的自杀而出现的大规模自杀丛集。
玛丽莲·梦露之死
1962年8月5日，玛丽莲·梦露通过过量服用戊巴比妥钠自杀身亡。检查她死后数年里的全国自杀数据，即便不用统计分析工具，也能明显看到一个“模仿”丛集。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报告称，在玛丽莲·梦露死后的一周发生了197起自杀，比预期数字增家了12%。但这种增长在月度和年度水平上同样能感受到。据称女人当中出现了最多的模仿效应，并且高度局限于玛丽莲·梦露使用的特定方法。
1958年到1971年间，美国的自杀人数跟随着人口数逐渐上升；那一时期的自杀率未出现实质变化（见图1）。然而，服毒自杀的比率却增加了，特别是服用巴比妥酸盐的比率翻倍了。
服毒自杀，尤其是过量服用巴比妥酸盐的情况，在玛丽莲·梦露自杀前的几年里就已经在增长。逐步增加的趋势确立于1958年，当年有912例过量服用巴比妥酸盐的情况。到了1961年，则有1341例。然而，在1962年，渐进的趋势甚至被更为急剧的增长所取代（见图2）。1962年，有1739起过量服用巴比妥酸盐的自杀；1963年甚至更多，有1997例这样的死亡。骤然的增长之后是逐步的减少，甚至跌落至低于根据一开始1958年至1961年的增长所预测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巴比妥酸盐的过量服用遵循明显的模式：通过过量服用巴比妥酸盐自杀的女人数量是男人的两倍。这一点引人注目，因为男人实施自杀的可能性是女人的四倍，对大多数自杀方法而言都是如此。但说到服毒自杀，尤其是过量服用巴比妥酸盐，女人的数量是男人的两倍。分别观察男性和女性服毒自杀的统计图表(Figure 2)，可以看到在玛丽莲·梦露死后使用这种方式自杀男性人数增加，但多数过量服用服用巴比妥酸盐的自杀者是女人。
在月度水平上同样可以侦测到自杀人数突如其来的小幅上升。从1958年1月起，直至1962年7月，每月自杀人数从1300人弹升至1800人。每月服毒自杀人数为200多人到400多人，有缓慢的上升趋势。1962年8月，自杀人数略有上升，但服毒自杀的人数大量增加。在1961年，7月有1620起自杀，8月有1579起自杀；在1962年，7月有1659起自杀，8月有1838起自杀。还是在1961年，7月有390起中毒死亡，8月有543起中毒死亡；在1962年，7月有370起中毒死亡，8月有543起中毒死亡，这是研究期间死亡数字首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超过500。
玛丽莲·梦露去世的那周和那个月里自杀人数的上升，和在她去世后的数周及数月里女性服毒特别是过量服用巴比妥酸盐导致的死亡人数的增加，有可能是偶然的产物，和她的自杀完全没有因果关系。同样有可能的是，某种第三方因素同时导致了梦露的自杀和其他女性的服毒自杀。然而，即便在没有统计分析的情况下，证据也强烈暗示存在因果联系。
玛丽莲·梦露之死是一起信息量丰富的自杀；《纽约镜报》甚至在头版明确写到了她服用的药片的数量。当时巴比妥类安眠药是常用药，甚至可以在黑市上买到。（今天，远没有那么致命的苯骈二氮杂类药物同时在处方市场和黑市取代了巴比妥类药物；然而，在美国，巴比妥类药物依然被普遍用于协助自杀。）梦露的自杀为那些考虑自杀的人提供了极其有用的信息：40片戊巴比妥钠对于一个小女人而言是致命的。
玛丽莲·梦露之死为明显的大规模自杀丛集提供了一个异常清晰的例子。大多数的联系更加薄弱；要记得，在Stack 2005年的分析中回顾的自杀传染研究中，绝大多数的发现都是否定的。常常无法发现任何关联。
研究中的某些特性决定了它们更可能得到否定还是肯定的结果。其中一个是女性身份（femaleness）：专门观察女性自杀率的研究者们比观察男性或总体自杀率的研究者们更有可能侦测到传染现象。另一个是最初自杀者的名人地位，相比起检验非名人自杀的研究，它与发现传染效应有着正面关联。假如研究者们研究一起被媒体负面描写的自杀，他们就比那些研究没有被媒体负面描写的自杀的研究者较不可能发现传染模式。查看青少年自杀率的研究也比关于总人口的研究较不可能发现传染效应，这令青少年特别容易受自杀传染影响的理论受到质疑。
即使在数值强烈暗示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运用统计分析来侦测自杀丛集，也无法分析出因果关系可能发生的机制。假如自杀的媒体报道具有传染性，并且是导致之后的自杀的重要原因——假如它们真的是自杀的风险因素之一——那么我们就会预期，差点死掉的自杀未遂者们比没有自杀倾向的对照组接触了更多的自杀报道。另一方面，假如严肃的尝试自杀者们和没有自杀倾向的对照组在接触自杀报道的方面没有显著区别，那么这类媒体曝光就没那么可能是自杀的重要成因。
在这种情况下，（尝试自杀者的地位和自杀的媒体曝光之间）关联的缺失，有可能表明因果性的缺失。这是James Mercy等人在2001年的研究“自杀有传染性吗？对接触他人的自杀行为和近乎致命的自杀尝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的实验设计。153名年龄在13-34岁之间、最近因近乎致命的自杀尝试而住院就医的年轻人，和由513个没有自杀倾向的人组成的对照组，在采访中被问到他们对媒体自杀报道，以及他们的父母、亲戚、朋友的自杀行为的接触。两个组对父母、亲戚的自杀行为的接触没有显著区别——但相比尝试自杀者，在没有自杀倾向的对照组中有更多人看到过媒体对自杀的报道和朋友的自杀行为。和预期相反，根据这项研究，自杀的媒体报道和朋友自杀的行为似乎起到了阻止自杀的保护作用。如果我们的世界恰好是根据这项研究中的原理来运作的，则自杀表现出了一种取消道德许可的效果，和社会学习理论的自杀传染相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你自己自杀就会减少你朋友自杀的可能。
古尔德等人（2003）批评Mercy等人的研究，依据是大约一半的研究对象是年龄在25-34岁之间的成年人。据了解这个年龄段的群体并未显示自杀传染，古尔德如是说。Stack在2005年反驳了这个说法，他发现在对青少年的研究中比在对全体人口的研究中更难找到传染效应。他提到，青少年更容易被传染自杀的错误认知是少数使用“非典型研究设计和/或样本”——例如只计算使用特定方法的自杀者数量，而不是总人口的自杀率——的研究造成的。此外，世界各地已有许多研究发现了非青少年群体的自杀丛集。或许古尔德等人也同样否认这些研究和它们的结论，既然在青少年人群之外不可能观察到自杀传染是如此明确的话。
詹妮弗·迈克尔·赫克特试图在不援引上帝或宗教禁令——并转而求助于科学来为道德义务提供支持——的情况下提出反对自杀的道德论点。Mercy的研究成了某种反向测试，用来验证自杀传染的事实是否和赫克特论证中的道德后果有关。如果能够表明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遇到的自杀能够略微地减少未来的自杀，这是否会使得自杀不是错误的行为？基于我对赫克特的解读，我怀疑，即使Mercy等人的研究被复制了无数遍，她也会坚称自杀依然是完全错误的。自杀传染并不重要：反自杀论证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以它的真假为转移。赫克特更多地是把自杀传染当作装饰来使用，而不是支撑反对自杀的论点的证据；没有什么取决于它，而即便她同意“自杀传染”受到了夸大、具有误导性，更多地和信息而非道德许可有关，她的结论也一点也不会变。
我怀疑，一起自杀的“信息载荷”是预测该起自杀是否会造成类似传染的效果的强有力因素。玛丽莲·梦露的自杀携带了密集的信息，并造成了可察觉的自杀浪潮。《最后出口》完全是信息——并且尽管它和任何一起自杀都没有联系，它还是造成了比任何实际的自杀都强的“传染“效应。另一个得到良好证据支持的自杀丛集出现在魁北克记者Gaetan Girouard自杀以后。Girouard的自杀方式是上吊；这看上去不像是重要的信息，但它实际上是。上吊的致命性大约为70%，对女人来说，它的致命性实际上略高于自杀造成的枪伤。上吊不像其他方法那么暴力或具有创伤性，用随处可见的材料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造成自杀具有明显传染性的主要是这个信息，而不是道德许可信息。
为什么是女人？
根据Stack（2005）的说法，调查女性自杀率的研究发现传染效应的可能性比调查男性或总人口自杀率的研究多出几乎五倍。玛丽莲·梦露自杀丛集显然是由女性自杀带动的。为什么女人特别容易被传染？通常，女人比男人更容易经历心身病，并表现出由社交暗示导致的躯体征状（例如集体歇斯底里）。自杀传染的运作方式可能和通过社交传播的歇斯底里症类似。不过，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女人比男人对方法更挑剔。
总体上，女性自杀率是男性自杀率的大约四分之一，对大多数自杀方法的统计都反应了这种性别差异。但正如本章之前提到的，女人死于过量服用巴比妥酸盐的可能性是男人的两倍——但和男人相比，用枪自杀的女人更少。在中国，女人比男人更常自杀；在中国能够合法购买的致命毒药（例如农业杀虫剂）在美国是买不到的，而大多数中国女人都通过服毒来自杀。男女医生的自杀率都高于总体水平，但女医生自杀率高出总体水平的部分比男医生的更多。获得致命药物或毒物的渠道在女性自杀中比在男性自杀中更像是决定性因素；男性在选择自杀方法时更加灵活。
政府禁止自杀的政策包括药品禁令、枪支消费限制、桥梁和高处的障碍，甚至于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澳大利亚的自杀率在汽车排气系统变得更高效因而不那么致命以后下降。）这些禁令给男人和女人都造成了负担，但药品禁令对女人的打击特别严重。结果，在我们的社会里，想要自杀的女人比想要自杀的男人更容易遇到信息缺口——有自杀的意愿，却缺乏可接受的实施方法。因此，女人比男人更可能收集和使用名人自杀事件中提供的信息和所使用的方法——处方药，上吊，或是用塑料袋或烧炭造成的窒息。简而言之，女性身份与自杀传染的关联有可能是体现女人对自杀方式更敏感——包括女人更偏爱不那么暴力的方法，尤其是服毒——的函数。
传染中的其他因素：对自杀的负面定义
自杀丛集——更别提自杀传染——的证据更多是暗示性的，而非令人信服的。大多数的发现是空值。但有一项研究特点特别容易使研究结果为空值（也就是不存在传染）：以负面色彩描述自杀，为自杀及其后果给予“负面定义“的报道。在Stack（2005）的分析中，研究对自杀的负面描写的研究者比那些没有研究负面描写的研究者发现肯定结果的可能性少99%（让步比0.01）。
考虑到整个领域的粗糙性，这项发现可能只是一个意外。根据Stack的说法，一篇报道是否涉及“负面描写“，是由研究的作者们自己定义的；这样或许没有测量任何跨越不同观察者的可靠现实特征。在那些（少数）考察了接收负面描写的自杀者的研究中，除负面描写以外，或许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包括信息量低。Stack（2005）所提供的“负面定义”报道的例子包括人民圣殿教成员在琼斯镇的集体自杀和涅槃乐队主唱科特·柯本的自杀；“负面定义”假说似乎太过随意，有可能被用作解释一起特定的自杀为何没有造成传染丛集的一般借口。再看一下图4；一个人可能会轻易地认为它对梦露裸体的肮脏强调是对自杀的负面描写——尽管有那么多的模仿者。
然而，也有可能，自杀传染确实时常发生，而对自杀的负面描写则在某种程度上中止了通常的传播过程。如果媒体上对自杀的负面描写有能力关闭由自杀者产生的自杀传染效应，那么媒体的角色就比导致传染性自杀的初始自杀更为重要。回到赫克特，如果传染真的是把责任归咎于自杀的一个基础，那么这项发现将会把大部分责任归在媒体而不是个人的头上。我怀疑赫克特是否会如此轻易的放过个人。相反地，无论一个人正在经受多大的痛苦和多么想死，活下去的个人责任似乎都无法被关于自杀传染的后果论证所影响。最终，自杀传染对她的论证来说是多余的。不幸的是，当你拿掉过度炒作的科学之后，剩下的内容就不多了。
自杀传染被赫克特用来支持反对自杀的世俗道德责任。支持自杀传染的证据是混杂的，并且常常自相矛盾，但即便赫克特发现它完全是虚幻的，这可能也不会影响她对不去自杀的责任的分析。自杀传染是摆在论证边上的一个好看道具，而不是一个可能产生实际影响的真正切题的观点。自杀传染也是为审查有关自杀的报道作辩护的主要理由。下一章将审视对自杀的审查，以及可能促进传染的对其他行为的审查或审查疏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