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水三旦，石屏一望

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此句出自辛弃疾的名词《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辛弃疾未必到过云南，但这句词却契合春游滇南汉民古城的的心绪和信步城内千年木构古建的情境，殊途同归。

　　行政上的云南省于外地旅行者的眼中被习惯划分为地理和人文迥异的多个区域，常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横断山脉河谷间的冰雪消融或是版纳雨林里的虫鸣鸟叫，以及行政上8个民族自治州25个民族的炊烟和腔调。而汉民，却是云南风土里最不起眼的部分。但就是这般民族文化屏障却意外地让云南完整遗存了好几个在中原都不多见的中古汉文化的孤岛。滇南的建水县和石屏县，皆属此例。

　　从建水县治临安镇的名字就不难猜测，此地兴旺始于宋遗民为避战祸而迁居偏安之地，因念故都而有此名。故而建水和石屏们意外地拥有了一个中古县治所必需的所有机构并遗存至今：城墙城门，县衙，文庙，贡院，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有别于道的中国式的准宗教(儒教)：进学、功名、出仕、驭人。而这些建筑，就是各个阶段的礼拜堂。尤其是作为总体精神地标的文庙，无论是建水文庙还是石屏文庙，泮池与楹联，牌坊与圣人像，一招一式皆不虚晃。 “洙泗渊源”四个字，宗教般的羁绊感无力挣脱。汉人逆天改命的敲门砖和秘籍，就供奉在文庙的九尺案上。

　　而汉民所信仰的宗族观念，又作为另一种准宗教(宗法)而在建水和石屏完整留存。汉式传统民居单中轴多进深和厢房扩散，完美寄托汉文化传统宗族开枝散叶的心里寄托和物质根基。临安镇里已经是国家重点文保的朱家花园代表的是官宦，窄轨铁路终点的WWF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的团山民居群则代言了乡绅，城镇和农村概莫能外。藻井、斗拱、窗棂，戏台，色彩与文字已漫漶不清，唯营造法式依旧刻板庄严。汉人生息的准则无关天时地利，而在乎于祠堂中那一股入祖的香火。栖居，要有诗意在场，要有美在场，要有祖先在场，要有神明在场。

　　晴日无风的双龙桥，镜拂舟两叶，醉去一乡泊，可称得上路桥构建的美学典范。我到过许多名桥，它不似广济桥浮夸、不似赵州桥乏味、不似卢沟桥沉重、不似洛阳桥斑驳。作为桥，它是路途，但路途不仅是通行，也是祈求征服，从天堑上跨越。又不止于跨越，还要用最舒适的方式，所以还要遮风挡雨，还要坡缓省力。又不止于实用，还要赏心悦目，于是阁楼还要檐角飞翘，栏柱还要精雕细琢。像极了偏安农耕民族的人生，要功名、要享受、要体面，而终点依旧是不变的阿格隆河彼岸。这个“临安”不知有多少学子背着木书箱踩过它走向真正的“临安”，回程时是高头大马还是一冢枯骨，一如浮萍、身不由己。

　　两县匆匆一游，食豆腐和草芽、用紫陶杯喝普洱茶，粗浅体验无法对他人故乡评价更多。中国县城是城乡夹缝中，最为普遍，但是又最难被城乡二元制话语定义描述的一个空间。他摆脱了基本的农村生产，但又与城市生活迥异；他提供了远胜于农村的科教文卫，但在城市叙事里前者甚至不配称为资源。一如建水和石屏，产业在萎缩，年轻人在逃离；而空壳的县城，又成为下辖农村农民务工后变现的第一级上升台阶，以求后辈实现下一波逃离。当人力资源出现逆差时，此地就难免化作单一模式的修罗场。滇南汉民古城外的近世县城，和全中国所有的其他县城一模一样。不再是孤岛，已沦为桎梏。

　　割席愈来愈细、也越来越深的时代里，几乎无人再信价值普世。但撇弃那些网红地标，从县城大街穿过城门进入古城仍像驶过光明的隧道。我族人的基因延续和轮回，就这样明快清朗地升华和凝华，白驹过隙，在季春孟夏的红河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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