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思考时代：《娱乐至死》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刚好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但比起我此前所经历和见证的年月，没有哪个节点比当下更适宜思考本书内容。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电视——这个全新媒介——刚刚走入千家万户的时代，就像《你好，李焕英》里演的，是个稀罕物件，而拥有它，甚至可以起到提升社会身份的作用。对更年轻一代来说可能很难想象，在我小时候，美剧、日漫是不需要刻意找资源才能看的东西。就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84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部门还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签订了合约，播放他们的节目，之后，又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及美国广播公司签订了合约。看电视，一度被认为是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传递知识、拓展视野的最佳媒介，因为它生动、形象，最关键的是，极具娱乐性。
然而，与人们对电视不假思索地大加欢迎的态度极为不同——或者说，正是因为看到人们对电视不假思索地大加欢迎，尼尔·波兹曼才苦口婆心警告人们，要警惕电视正在通过改变文化象征体系，继而浅薄化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而今日的新媒介和新媒体所鼓励的文化倾向——对深度思考的拒斥和对无休无止的情感慰藉、感官刺激的寻求——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般以为，技术是中立的。但波兹曼提出了异议，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这一点：古代人会使用狼烟传递信息，对于敌情的侦查，这很有效，但是人们肯定不会用狼烟来表现哲学思想，因为不可能，狼烟作为媒介的形式排除了这个内容。电视、手机等新媒介也不可能无损地转换、替代铅字印刷，因为它们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就像口语与你写论文时用的语言是不同的。
日本一度流行过所谓“手机文学”，也就是用手机写的小说，作者大多是利用通勤时间写就。有一些获得超高人气后，就会出版成实体书。我不否认其中一些尚可一读，但几乎所有这个类型的小说都是以治愈为主题，而非思考。这些小说的分量，也完全不能与《人性的枷锁》、《刀锋》等真正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所以称其为“文学”，多少让我无法接受。但我的重点并不在指责这些小说作品内容的轻薄，而是想说，新媒介本身存在一些限制，让它无法提供深度思考的素材。
而从观者/读者的角度来说，我们用手机或Pad看视频或推文时的状态，也和阅读铅字印刷的书籍的状态不同。
谁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吧，你本来拿起手机是要查某个东西，结果就开始漫游，有时候甚至都忘记自己刚开始是要干嘛，而时间已经无情地流失了二十分钟甚至更多。这并不是因为你不够专注，而是手机或Pad这个媒介本身就存在太多干扰。另一方面，和看电视一样，看视频也是一个被动思考的过程，因为视频要求的流畅度，以及受众喜爱的趣味性，已经排除了对字句深意的挖掘。我们只能对其内容进行对或错，喜欢或不喜欢的瞬时评价，却无法与之讨论、辩论、延伸思考。更别提最糟糕的视频形式——短视频，它不但造成垃圾信息过载，也粉碎了人们的专注力和耐心——而这两个品质，是我们对周围的人情、事物进行深度感知的前提。
而阅读一本书，要求我们不但要心无旁骛地坐在那里足够长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在更长一个时期里是持续被需要的；并且，我们要进行主动思考，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到底指向什么含义？我们又该如何将其转换成思想指导、行为指导？这一过程，是一个与作者进行意识交流和辩驳的过程。为了完成理解，我们还需要将文字认知与现实理解的解构和重构对接，这要求我们具备熟练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因此，这一提升心智能力的过程绝不是轻松的。但这一过程能带给你的锻炼，也是你看视频或“每天一个哲学小知识”这样的小推文无法达成的。就像减肥，任何被动减肥的机器都不如你主动运动来得有效。
波兹曼说：“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也就是说，媒介提供的不仅仅是信息本身，更是一种定义信息的方式，“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主要媒介决定了话语的侧重点，继而决定了文化构成的侧重点，也就塑造了我们感知的侧重点。令波兹曼如此担忧的，不是人们对新媒体的沉迷，而是沉迷的原因。正如前文写到的，新媒体一方面剥夺了深度思考的可能，而另一方面，改变了我们组织思想的方式——它并不是在寓教于乐，而是将找乐子视为第一目的。比如很多人都喜欢看的《奇葩说》，那些正经辩论的选手往往最先被淘汰，而那些充分掌握了语言幽默的选手却走得更远。显然，对观众而言，不好笑，成了致命伤。我并不是说幽默的语言就是空洞的，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我们只能接受这种方式的话语，为了好笑宁可忽视严谨逻辑和缜密思维，那就危险了。
当然，也会有人反驳，《奇葩说》本来就是为了搞笑的，想看正经辩论就去看正经辩论好了。这么说没有错，但问题恰恰在于，前后选择的受众比例差异。有多少人手机里下载了抖音，但有多少人保持深度阅读的习惯？有多少人在微信上分享吃喝玩乐，但有多少人会与朋友、伴侣进行深度交流？有多少人热衷于拍出美美的照片，但有多少人会精进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多少人会给“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点赞，但有多少人会好好阅读一下埃里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不需要大数据，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能推断出前者的人数要比后者的多，而令波兹曼担忧的，正是这样一个文化氛围形塑的现实意义。
我想起之前有个普通朋友建议我，在微博上写文章写浅一点、短一点，读书视频做得搞笑一点，这样喜欢的人会更多。这个建议是善意的，但它的善是对大众媒体而言，并不是对思考而言。
我的阅读和书写，包括影像化，首先是服务于我对自身所思所感的梳理，其次是为真正需要的人作参考。吸引更多的人从来不是我的重点。我此前发布的一个深度阅读《金阁寺》的视频，收到过这样一条评论：我找遍全网，只有up这个视频将三岛由纪夫的深意阐释清楚了。而对我来说，能有这样一个共鸣者足矣！
我不想用娱乐的方式去谈论阅读，因为在我看来，阅读是一件严肃的事，因为连贯思考和训练思维是一件严肃的事。它不是消遣，不是你闲得没事干才想起做的事，它是你专门要拿时间去做的事。这件事之所以严肃是因为思考的质地决定了我们作为个体的质地。
现在教育达到了普及的时代，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几乎都高于他们的长辈，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因教育激发的个体意识并不能自动产生自由意志和理性思维，如果我们还任由“娱乐向”统领生活中所有的语境，我们注定将丧失历史和逻辑的视角，而恰恰是这个视角才能切实地提供给我们解决现实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途径，打磨这个视角的努力才能切实地支撑起我们的自尊和自信。
波兹曼有段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牢记，他说：
“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的。如果你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用另一种形式丝毫不损害意义地表达出来，那你就过于天真了。很多散文可以成功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诗歌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大致了解一首译诗，但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丧失了，特别是赋予诗歌美感的那种东西。通过翻译，它已经成为另一首诗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许发现送一张安慰卡给失去亲人的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认为卡片能够表达我们当面哽咽着说出话的相同意思，那就是自欺欺人了。卡片不仅改变了我们要说的话，而且还改变了赋予这些话意义的语境。同样，如果我们相信老师传授的知识可以用微型计算机更有效地复制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波兹曼当年写《娱乐至死》并不是盲目否定新技术，而是希望我们记住，盲目地追寻快乐会让人变得空洞和支离破碎。波兹曼想要强调的是，不管对象是人还是事物，如果我们喜欢的是使我们丧失思考的，我们早晚会毁于其中。对他这样格局的人来说，文化危机是灾难。但在渺小的我看来，沉迷使人丧失思考的人事物虽然不至于毁灭个体，但肯定能制造出越来越多的胆怯和焦虑。在你和ChatGPT聊得火热的同时，别忘了，一切AI被设计出来并不是为了提升你的，而是为了取代你。不要乐见思考可以被外包的时代到来。因为一开始我们或许只是懒于思考事物和自身存在的深刻含义，最后就会变得不会思考事物和自身存在的深刻含义，那正是赫胥黎所担心的——我们将日渐庸俗而不自知。
最后，哪怕我这篇读后感提及了《娱乐至死》想要表达的重点，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亲自去阅读这本书，因为只有你的亲自阅读，才能给予你一手资料，而不是别人的二手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