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天，在和他（萨特）一起绕着布洛涅森林里的湖散完步，欣赏完天鹅与小船之后，她（波伏娃）心里惊叹道:“噢，他真是毫无痛苦！他的平静冒犯了我。” 对波伏娃来说，现实生活的甜美从来都不是威胁：她永远不会厌倦。小时候，她就想要享用她所见的一切事物。她贪婪地盯着糖果店的橱窗——“蜜饯闪烁的光亮，果冻模糊的光泽，酸甜水果硬糖万花筒般缤纷的色泽——绿的、红的、橙的、紫的——我觊觎它们的色泽，不亚于觊觎它们承诺给我的欢愉”。她希望整个宇宙都可以食用，就像汉泽尔与格蕾太尔（ Hansel and Gretel ）从姜饼屋吃起那样，把宇宙都吃掉。即使成年后，她还写道：“我想要嚼碎开花的扁桃树，咬下夕阳的彩虹牛轧糖。” 1947 年去纽约旅行时，她曾感到急切地想吃掉明亮地排列在夜空中的霓虹灯招牌。 她的嗜好还延伸到了搜集各种物品，包括许多礼物和旅行纪念品。1955 年，当她终于从旅店房间搬到一间像样的公寓时，公寓里很快堆满了“危地马拉的夹克和裙子，墨西哥的衬衫……撒哈拉的鸵鸟蛋，各类手鼓，一些萨特从海地带回来的鼓，他在波拿巴大街买的玻璃剑和威尼斯镜子，他双手的塑料手模，贾科梅蒂的台灯”。她的日记和回忆录书写也反映了一种冲动——想要得到和享受每一件被她抓着的东西。她以同样的激情探索了这个世界，狂热地旅行与行走。 年轻时，她曾在马赛当过老师，独自生活的她会在放假时打包一些面包和香蕉，穿上裙子和一双帆布登山鞋，在黎明时出发去多山的郊外探险。有一次，只带着面包、一根蜡烛和满满一水瓶红酒，她爬上了梅藏克山（ Mont Mézenc ），然后在山顶的一间石头小屋里过了一晚。醒来后，她发现自己正俯视着云海，便顺着岩石小径跑下山，结果太阳升起来，岩石被晒得很烫，而她穿的鞋子又不适合爬山，所以岩石透过鞋底灼烧了她的双脚。在另一次徒步旅行中，她被困在一个峡谷里，差点儿没爬出来。之后，1936 年在阿尔卑斯山独自出行时，她从陡峭的岩壁上摔了下来，所幸没有大碍，只是有几处擦伤。 萨特总是第一个阅读波伏娃著作的人，他的批评深得她的信任，而他也会督促她写更多。要是逮到她稍有惰怠，他就会斥责她：“但是，河狸，你为什么要停止思考，你为什么不工作？我以为你是想写作的呀？你不想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吧，你想吗？” 1946 年，萨特（和他母亲）搬进一间位于波拿巴大街 42 号的像样公寓之后，波伏娃每天都会到那里同他见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整个上午或下午并排坐在两张桌子旁工作了。在一部 1967 年为加拿大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大口地抽着香烟，除了钢笔疾书的声音外，非常安静。波伏娃在一本练习本上写作，萨特在审阅一页手稿。我觉得这就像某种不断循环播放的纪念影像，也许可以在他们在蒙帕纳斯公墓的合葬墓上播放。虽然想象无论是夜晚公墓关闭时，还是白天游人穿梭时，他们都在那里整日整夜地写作，确实够诡异——但总比一个白色的坟墓或任何静止图像更适合他们。 波伏娃仍然不知道萨特是否还活着。为了让自己保持冷静（和暖和），她在完成上午的教学或写作后，每天下午会去国家图书馆或索邦大学图书馆。在那里，她通过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找到了自己的路。这种持续专注的努力很令人宽慰，同样令她宽慰的，还有黑格尔的宏大远见：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进程经由一系列必然的正题、反题与合题，最终在绝对精神中上升。每天下午离开图书馆时，她都会感受到一种熠熠生辉的万事万物之正确感一一大约能维持五分钟，之后便被城市的肮脏现实摧毁了。 这个时候，克尔凯郭尔能给她提供更多。她也阅读了他这个尴尬、痛苦、无礼的反黑格尔人士。同时阅读这两位哲学家，肯定会让人迷失方向，但不知何故，这反倒像是某种兴奋剂、镇静剂的正确组合，恰恰满足了她所需要的东西。后来，两种哲学都融到了她逐渐成形的小说《女宾》当中。对于她的存在主义和一般的存在主义来说，他们二人会成为两种关键资源：克尔凯郭尔坚持着自由与选择，黑格尔则看到了历史如何史诗般宏大地行进，吞噬无数个人。 同样，在看似平淡的表面下，隐藏着无尽的深渊。（谈加缪小说中关于战时法国的部分）…… 这两个人物是战俘营中的德国囚犯，对话开始时，他们在森林里被强制劳动了一天，刚刚回来。年轻人对年长者说，“今天早上我们去工作次数的时候，在沙沙作响的浩瀚森林中，我突然强烈地感受到了某种治愈的东西。”他很疑惑，这个治愈的东西是什么？年长的人说，这可能是来自那浩瀚中的某种“无穷无尽”的东西。他们继续聊了下去，听起来非常像两个海德格尔在对谈：年轻者：你的意思可能是在浩瀚中盛行的宽广，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使我们自由的东西。年长者：我不仅是在说浩瀚中的宽广，也是在说这个浩瀚引领我们走出来后继续前进。年轻者：森林的宽广向外摆荡了一段隐蔽的距离，但同时又向我们摆回来，且没有到我们这里便停下。他们继续试着去定义这种治愈力量，想搞清楚它如何把他们从年长者描述的那种“笼罩在我们的土地上及其不知所措的无助之人身上的破坏”中解放出来。 身在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写信给雅思贝尔斯，把海德格尔“转向”后关于尼采的讲座，形容为一堆“相当糟糕的胡说八道”。她也反对他躲在托特瑙山上抱怨现代文明，和那些懒得爬上山去谴责他的潜在批评者远远地保持着安全距离。“谁会爬1200米的山路去大吵大闹一场啊。”她说。 正如她（波伏娃）在发表于1980年的论文中说的那样，女孩们逐渐开始认为自己是“被放置在空间里”，而非用她们的活动去定义或建构周围的空间。 萨特喜欢热内的故意作对，也喜欢他为现实赋予诗意的方式。所以当出版商伽里玛请他为热内选集写序时，萨特十分高兴。但这序写着写着就到了700页。不过，伽里玛非但没抓起手稿，照着萨特的头狂敲一顿，反而同意单独出版书稿，并取了一个突出其“变形”主题的书名：《圣徒热内》。 ……受尽漠视。通过给他贴上白痴的标签——中产阶级的典型排斥行为——他们切断了他正常的社会交际。萨特将幼小的福楼拜比作一只家养动物，一部分融在人类文化中，一部分又与之分离，并且被他缺失的东西困扰着。在他缺少的东西中，最重要的便是亲情。这种家人之间的爱，原本可以带他走进完整之人的国度，但福楼拜拥有的却只剩下了萨特所谓的“他自己的汁液、自我那种刺鼻、植物性的丰盛。蘑菇：初级生物体，被动，被束缚，往外渗着卑贱的充盈”。这种在灵魂蘑菇块中的遗弃，让他对自己的意识，以及对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感到困惑。福楼拜感觉自己是“多余的”，不知道他在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正因如此，他才会“不断地追问”，并且对意识经验之边缘迷恋不已。当某个采访者问萨特为什么想写福楼拜时，他回答，是因为这些边缘：“与他在一起时，我站在了边界上，梦的藩篱边上。” 1958年，萨特有机会更加细致地探索了弗洛伊德的人生：导演约翰·休斯顿委托他创作一个传记片的剧本。……接收委托后，他又以往常那种能量投入到工作中，导致最后拿出的剧本足足可以拍一部七小时的电影。休斯顿可不想要一部七小时的电影，便邀请萨特来爱尔兰，住到他家里，两人一起来删减剧本。但萨特是个让人疲于应付的客人，说起话来喋喋不休、语速飞快，休斯顿几乎跟不上他的法语。有时离开房间后，他还会听到萨特继续侃侃而谈，显然根本没有意识到听众早已离开。但其实，萨特对主人的行为同样感到困惑。他写信给波伏娃说：“正讨论着呢，他就突然消失了。要是能在午餐或晚餐之前再次见到他，就算走运了。”…… 1948年，萨特第三次来访时，莱尔内尔·阿贝尔——在《党派评论》的晚宴上遇到了他——惊讶地发现，英文不怎么好的萨特话真多：他能说的不多，但嘴就是闭不上。 正如萨特在演讲结束后不久的一次采访中总结的那样：没有任何划定的道路来引导人去救赎自己；他必须不断创造自己的道路。但是，创造道路，他便拥有了自由与责任，失去了推脱的借口，而所有希望都存在于他本身之中。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思想，在早已确立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遭到战争破坏的1945年，它更是一个诱人的想法。在法国和其他地方，许多人有充分的理由，去忘掉刚刚过去的日子，以及其中的道德妥协与恐怖，来专注于新的开始。但寻求新的开始，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萨特的听众听到他传递的信息时，正值欧洲满目疮痍，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消息开始暴露出来，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摧毁之际。战争使人们意识到了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人类同胞，完全有能力偏离文明的规范；怪不得“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的人类本性”这一观念听起来是那么可疑。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萨特提出的大问题是：鉴于我们都是自由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用好我们的自由？在写于广岛刚刚被轰炸之后，并在1945年10 月（演讲的当月）发表的文章《战争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ar）中，他让读者来决定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然后使之变成现实。从现在开始，他写道，我们必须一直要铭记在心的一点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毁灭自己以及我们的所有历史，甚或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只有我们的自由选择能够阻止我们。如果我们想要活下去，那么我们就必须决定活下去。 年轻人和叛逆者把存在主义视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时髦的标签。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存在主义者”便成了任何践行自由性爱和熬夜伴着爵士乐跳舞的人的简单代名词。就像演员兼夜总会爱好者安妮－玛丽·卡扎利斯在她的回忆录里谈到的那样，“如果你已经二十岁，那么在法国被占四年之后的1945年，自由还意味着在凌晨四五点才上床睡觉的自由”。 葛瑞科开创了一种风尚，那就是留着又长又直的存在主义者发型——或者说正如一位记者所写的那样，“溺水者”造型——以及穿着厚毛衣和卷起袖子的男士夹克，也能看起来很时髦。她说她一开始留长发是为了在战争期间保暖；波伏娃对于自己包头巾的习惯，也讲过同样的话。存在主义者穿着被人丢弃的衬衫和雨衣，一些人的穿戴像是原始朋克风格。根据一位记者的报道，一个年轻人“身上穿的是一件已破烂不堪的衬衫”。最终，他们选择了最具标志性的存在主义服饰：黑色羊毛高领套头衫。 在这个反叛者的世界里，和早期时代巴黎那些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以及达达主义者一样，一切危险和煽动性的事物都是好的，而所有美好的或中产阶级的事物都是坏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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