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敌者
俄国占领伊久姆（Izyum）期间的选边站
约书亚·雅法（JOSHUA YAFFA）
俄国入侵后不久就抵达了伊久姆，这是座乌克兰东部城市，在西沃斯基顿涅茨河（Siverskyi Donets River）岸边，有五万人口。几天里，俄国战斗机一直在居民区投下大量炸弹；去年三月底，俄军坦克隆隆驶过城市中心。乌克兰军队撤退时，炸掉了城市里供汽车使用的主干大桥，徒劳地试图暂缓俄军前进的步伐。俄国军队将伊久姆一分为二：左岸和右岸，只有一座人行桥和俄军搭建的浮桥将两岸连接起来。一名叫谢尔汗（Shere Khan）的俄国军官承担了军队指挥权，军官名是假的，借用了吉卜林（Kipling）的《丛林奇谭》（The Jungle Book）。
俄军扶植了几个当地人管理城市。一名叫弗拉迪斯拉夫·索科洛夫（Vladislav Sokolov）的前警官和落选市长候选人当上了执行市长。他开始巡视城市，后面跟着一帮俄军士兵，吹嘘要维修工事和发放食物救济。“我们有庞大的计划，俄国会资助我们实现这些计划，”在伊久姆的《电讯报》上，他的话记录在案。这份报纸是占领军当局刊印的。炮弹和空袭将城市大部分炸为废墟。乌克兰官员预计80%的居民楼遭到破坏或严重受损。全城电力中断，这也意味着水管里没有自来水。火箭弹炸毁了这座城市重要医院的一堵墙壁，医生们在地下室做手术，借助柴油发电机供电的临时灯光照明。索科洛夫劝说有相关技术的居民从防空洞里出来，加入重建工作。他说：“我们现在的劳动力很短缺。”
全城居民都面临选择，是否和新政权合作。许多政府雇员都返回岗位，给俄国人任命的老板们工作。许多现有警察加入了城市的“人民民兵”，这是俄国人支持的警察部队，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岗位，比如保安、勤杂工和汽车修理工。一个叫做“Z电台”的在电波中播音，用当地语言播放基本信息，比如怎么避免踩到地雷以及大量亲俄宣传。占领当局鼓励家长将孩子送回学校。老师们也受到压力重返课堂，使用俄国教材。该教材废止了乌克兰语和国家身份。
居民们同意和占领当局合作的原因很多，常常相互重叠：害怕、亲俄同情心、机会主义、希望为城市做有益的工作。权力的动力是流动的，难以解析。俄军的所作所为显示对伊久姆的占领是长期的，而且不可改变。他们宣布准备发放俄国通行证，并在占领区举行加入俄国的公投。乌克兰政府警告说，任何人和占领当局合作都将面临严重后果。“我想告诉那些官员，不要轻易和占领者合作，”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三月的一次全国讲话中说。“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受到诱惑，接受了他们的职位，你们就签下了自己的判决书。”
4月的一个上午，城里一位手机配件店老板——帕维尔·戈鲁布（Pavel Golub）走到步行桥，加入一大群正在等待官方通知的人群。一则流言正在传播，强壮的人如果自愿参加工作可以换取更多食物。戈鲁布30岁，短头发，有深陷的眼睛，胳膊肌肉厚实发达；战前热衷健身。他和妻子伊琳娜（Iryna）以及12岁的儿子丹尼尔（Danil）住在一所白砖房里。这座房子在一个巷子里，巷子两边都是樱桃树。当地生意做不成了，戈鲁布剩下一仓库配件，却没有买家。他的家人不得不靠俄国人的救济生活，但这些救济偶尔才有，而且远远不够。居民们常常要排上几小时的队，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
在步行桥上，索科洛夫要求志愿者从炸毁楼房的瓦砾中挖出尸体，戈鲁布和十多个人站了出来。地点是佩尔沃迈斯卡街（Pervomaiska Street）上的五层公寓楼。战争前几天，这条街遭到空袭。楼房的中部塌陷，一直垮塌到地下室，地下室有居民躲避空袭，44人死亡。戈鲁布认识里面的很多人，包括一个叫埃琳娜（Elena）的童年好友。在那些尸体中，通过锁骨下的一根羽毛纹身和手指上的一枚银指环，他认出了埃琳娜。他和其他人还在附近发现了她丈夫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和他的继子丹尼尔上的是同一所学校。这些人工作的时候，索科洛夫建议他们组成一个小队来收集尸体，以便换取食物配给。他的副手还补充说，“这项工作是分给那些不害怕死人的。”
这些人开始了日常巡视，领头的就是戈鲁布。当地居民报告尸首的位置，戈鲁布和其他人把尸体装进中巴，运到人行桥上，河另一边的殡葬工人则会收殓尸体。繁忙的日子，宵禁之前他们能够运送15具尸体。如果装尸袋用完了，他们就用毯子包裹尸体。最后他们被允许自己过河去挖墓穴。埋葬地就在公墓旁边，在茂密的松树丛中。一天墓地遭到炮击，大家都跳进土穴中躲避炮弹。
5月底，一位当地占领军官员命令戈鲁布小分队去市里的停尸间收殓17名乌克兰士兵的尸身。戈鲁布无法判明他们是否受到折磨，但是很多人都是头部中枪。这个官员说，“把他们赶快埋到一个大墓穴里，然后离开。”戈鲁布照办了。他从小分队一位年长志愿者的提议中获得安慰：“我们做这项工作，然后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把它忘记。”
夏天到了，因为炎热，尸体腐烂得更快。在很多地方，人们把死者埋在院子里和道路旁，墓穴很浅。城里一所幼儿园旁出现了两个土堆。野狗开始啃食埋藏得不够深的尸体。因为是小分队领导，戈鲁布被要求写下死者的姓名，记录下他们的通行证信息。“我们没想到要做这个，”他说。
不仅仅是工作中的不快让他烦恼——腐臭味钻进鼻孔，腐烂的肉体在手中分解——和俄国占领当局合作的说法也让他烦心。但是，戈鲁布告诉自己，总得有人收敛遗体，他需要养活家人。一开始工作，他就收到了食物配给包，节省了几小时排队时间；有时候他还能另外获得食物配给。“这一切都不正常，” 戈鲁布说。“我们知道不能放弃这项工作，即使不喜欢，也要继续做下去。”
9月6日，乌克兰部队在哈尔科夫（Kharkiv）地区发起了反攻，四天之后，伊久姆被解放，结束了164天俄军占领。乌克兰士兵和警官们立刻发现了戈鲁布小分队埋葬尸体的墓地。松树林中布满了土堆和标注死者的小十字架，总共有446个。根据执行尸体挖掘的调查者和法医专家的报告，大部分人死于炮弹攻击和空袭，但是也有很多人有受折磨的痕迹。“世界应该看到俄国军队留下了什么，” 9月14日，泽连斯基视察了伊久姆，他说：“这又是一处死人乱葬坑——死去的人有小孩和成人，平民和军人。”他还提到了俄军在其他地方犯下的战争罪：“你们看到了布查（Bucha）。你们看到了马里乌波尔（Mariupol）。现在是伊久姆。”
几周之后，我来到了伊久姆。从哈尔科夫过来，公路上布满了烧焦的金属碎片，到处都是烧得黑乎乎的东西。打残的坦克外壳，炮口无力地指向天空，趴在路边的沟槽里。俄军撤离的时候，炸毁了变电站和输电线路，使伊久姆再一次陷入缺电和没有自来水的状态。乌克兰救援物资送到时，或者有传言说会在邮局发放抚恤金时，人们才会聚集起来。否则，市中心一大半地方都是空的。
俄军占领这座城市之前，市长瓦列里·马尔琴科（Valeriy Marchenko）设法逃到了哈尔科夫。城市解放那一天他回来了。乌克兰军队向伊久姆行进时，有人放火烧毁了市政大楼，马尔琴科和政府工作人员只得在教育局大楼临时办公。我在二楼找到了他。他正坐在大木桌后边，穿着厚厚的大衣保暖。
马尔琴科52岁，2015年当选为市长。他有着中后卫一样结实的身材和男中音一样动听的声音。我问他，如果当地人留下来担任了占领当局的职位，会怎么办。战前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共有80人，也是城市主要管理机构，马尔琴科自己知道有四个人为占领当局工作。其中包括一位助理，她曾经拍摄了一段宣传视频，视频中她感谢俄军赶跑了乌克兰“法西斯分子”。“最重要的是，这使我想起了马戏团的小丑，”马尔琴科说。
几天前，市里的供水局局长米哈伊洛·祖布科（Mikhailo Zubko）来办公室拜访马尔琴科。俄军占领期间，他同意合作，负责维修供水管和水泵站。他告诉市长，自己是被迫和占领当局合作。俄军士兵来到他办公室，他说，把一个包压在他头上，随后几个小时里一直打他，并威胁要向他膝盖和下身开枪。马尔琴科没有被说动。他告诉我，市里的官员已经为祖布科撤离提供了帮助，还给他派了一辆车，但是他选择留在伊久姆。“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留下会发生什么，”马尔琴科说。“他们要么会枪毙我——这是最可能的选项——要么逼迫我给他们工作，还要被迫说俄国有多么伟大。”
我找到祖布科时，他的回忆则完全不同。他说撤退的建议是在俄军来到之后。马尔琴科撤离伊久姆前一刻，他告诉祖布科：“坚持住，保证居民们能用自来水。”（马尔琴科否认说过这个。）
最后，祖布科和市行政委员会的四名成员被停职。“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些人相处，”马尔琴科说。“他们听命于俄罗斯人，给他们传递信息，冷眼旁观俄罗斯人洗劫和虐待居民——现在，应该允许他们正常生活，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吗？”
伊久姆和附近地区有多少人因为被怀疑通敌而受到盘问或拘留，官方信息都严格保密。但是几乎肯定有几百号人。戈鲁布名列其中。伊久姆放后两天，一辆吉普车装满了身穿迷彩服的军人，他们端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佩戴乌克兰军队蓝色臂章，来到戈鲁布房前。他们强行进屋，搜查房间，把床铺和抽屉翻了个底朝天。询问戈鲁布的妻子伊琳娜她的丈夫在哪里。他不在家，她告诉他们——他给一位朋友的父母背食物去了。两个小时之后，戈鲁布回来了。一位军人问他占领期间是否工作了。他告诉了他们埋人的事。“那么跟我们来吧，”士兵说。他们把他带进一辆车就开走了。“就这样，不见了，”伊琳娜告诉我。“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在市政府办公楼，我找到了戈鲁布的童年好友马克西姆·斯特雷尼克（Maxim Strelnik），他负责体育和青年工作，三月份离开了伊久姆，几天前才回来。俄军占领前夕，斯特雷尼克在哈尔科夫地区乌克兰控制的城市，他打电话给戈鲁布，劝他离开。戈鲁布犹豫了。“他说要保护满是商品的仓库，”斯特雷尼克回忆说。“如果他走了，商品要么被偷掉，要么被没收，他将一无所有。”
斯特雷尼克给我看了一张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戈鲁布面无表情，穿着一件黑色背心，右手举着一面俄罗斯国旗。他站在一小堆和扎哈尔·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合影的人群里。后者是位俄罗斯作家，后来从政，他发声支持这场战争。占领期间，普里列平亲自在伊久姆建立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这是个以慈善项目为幌子的俄罗斯帝国前哨站。这个组织吹嘘说为市医院提供药品，为俄国军队提供步枪瞄准镜。斯特雷尼克为自己的朋友和这些人为伍感到奇怪。“帕维尔做了些什么？”他问道。“我们只能猜测。”
那天晚些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副市长，叫沃洛德米尔·马索金（Volodymyr Matsokin），他不断在办公楼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回答居民的提问和要求。戈鲁布被捕后不久，伊琳娜在办公楼外走到马索金和他同事身旁。“那么，告诉我，你们能在这座城市轻快地呼吸吗？”她问他们。马索金看着她，迷惑不解，城里很干净，街道上没有尸体，没有臭味或传染病，她说。“你知道是谁承担了这个工作吗？是帕维尔。”她补充道：“现在你们回来办公了，他却进了监狱。” 伊琳娜说马索金只是转身离开。
开战之前，马索金和戈鲁布很友好。“我们过去常常会说‘你好’、‘再见’、‘过得怎么样？’诸如此类的话，”马索金告诉我。“我不能说了解他的思想。”他走进一间办公室，拿出一份文件，是乌克兰军队光复城市之后获取的：一份手写的为占领当局服务的人员名单。索科洛夫名列榜首，后面是副手和那些掌管司法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第二页写着“住房和公用事业服务部”头头是戈鲁布。“得到这个文件后，我们非常失望，”马索金说。“没想到这事会发生在他身上。”
戈鲁布收殓尸体的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麻烦，马索金继续说：“如果他只是一个志愿者，负责清理废墟，那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伪政府里担任了官职？那就全然不同了。”马索金也提到了和普里列平一起拍的照片。“那么, 对不起, 你应该知道是站哪国旗帜下面。”
在地区首府哈尔科夫，我遇到了安德烈·克拉夫琴科（Andriy Kravchenko），他是供职于乌克兰安全部的检察官，负责确认和起诉新近解放领土的通敌嫌疑人。他给我介绍乌克兰刑法第111（1）条，关于通敌罪的条文，是泽连斯基总统三月中旬签署执行的。“总之，通敌罪被定义为任何故意损害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克拉夫琴科说。
实际上，那可以指很多行为。有人举起武器进攻乌克兰部队，或者参加间谍行为或破坏活动以帮助俄国的战争行动，这些都是最明显的案例。但是对地方管理层级而言判定罪行则存在模糊之处。“有些人的工作会使俄国占领当局获益，我们正在查找这些人，”克拉夫琴科告诉我。“但是电焊工和木匠为占领军维修房屋和设备，这项罪行也适用于他们吗？或者那些使关键基础设施运转的人员呢？”很难找到适用的解答或者政策，他说。
还有一个更复杂的地方就是乌克兰的通敌法律还涵盖了动机问题。“一个人采取行动是出于个人信仰，还是受到枪口逼迫呢？”克拉夫琴科说。“前者是犯罪，而后者则不是。”伊久姆的政府雇员从三月份开始就拿不到乌克兰方面的薪水。有些人同意为俄国扶持的政府工作，他们经常指出占领期间残酷的经济现实。“我们有这么多不明确的地方，一个调查者很难证明不仅仅是通敌，而且是通敌犯罪，”克拉夫琴科说。“这需要艰辛的工作。”因为几个月的占领而引发的所有审判都要通过法庭进行诉讼，他告诉我这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但是，相信我。”他补充说。“每个案件都会仔细调查。没有人能安然入眠。”
一天上午，在伊久姆，我采访了丹尼斯·肖昆（Denys Shokun），他是副警察局长。他和其他警官一直在梳理占领当局留下来的记录，以查找通敌嫌疑人。他们发现的任何嫌疑人都会被带到“筛查”中心，有些市政办公楼组建了这样的中心。这一行为和俄国军队令人闻风丧胆的做法同名，俄军的做法就是大规模拘捕平民，追捕老兵，即所谓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或者他们怀疑的任何人。乌克兰的做法则是，警方和乌克兰安全部的调查者检查一个人的言行，包括证人证词，社交媒体发言和俄国人的文件。如果证据足以发起刑事诉讼，调查人员将会把案件交给检察官，他依次决定是否在法庭提起诉讼。“我们不是恶魔，”肖昆说，使用了乌克兰人描述俄罗斯侵略者时的通常用词。“我们依法行事。”
占领当局首领索科洛夫和他的副手，以及占领期间警察部队头子都不见了，可能逃到了俄国。留下来的通敌者更多的是中层——市政府雇员、学校教师、少数当地亲俄分子——他们的罪行通常难以确认。“我们知道有些人做事仅仅是为了换取果腹的口粮，”肖昆说。“还有医院的医生践行了希波克里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以拯救生命。”在占领期间，医生给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治疗，不论那个人是受到俄罗斯炮弹袭击的当地居民，还是和乌克兰军队作战受伤的俄国士兵。5月，俄国部队在医院当场枪杀了一位法医病理学家，因为他拒绝捐献自己的车辆，这清楚地表明了抵抗的可怕代价。
肖昆调查的大多数案件都是居民直接帮助俄国侵略军。一名当地的亲俄政治人物被缺席起诉，俄军向伊久姆行进时，他为俄军带路。另一个人指出了乌克兰驻军位置，并用他的车为俄军运送弹药。至少十起案件已经开庭，起诉占领期“人民民兵”原成员，包括以前在伊久姆警察部门工作的几个人。肖昆在俄军到达前就离开了城市，他说：“我尽量不做判断。占领期间我没有住在这里。可是能越线去为他们服务吗？我们发过誓，但是他们违反了誓言。”
不过通敌者中最多一类人将不可能面临任何法律指控：有些人可能和占领当局有过接触或者发生过关系，但是还没有达到引起乌克兰调查者兴趣的层面。他们有可能参加了一些活动的聚会，这些活动都是由俄国军队组织的。比如五月九日庆祝活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胜利日，或者把小孩送进俄国夏令营。这些人现在最多受到怀疑或遭到排斥。“像伊久姆这样规模的城市，大家都知根知底，法律责任不一定是最可怕的，”副市长马索金告诉我。“厌恶、看不起、邻居想向你脸上吐唾沫——这些都可能更糟。”
战前，56岁的米哈伊洛·佐斯（Mikhailo Dzhos）在一个锅炉房工作，为伊久姆一些公寓楼提供热水。俄国侵略之后的日子里，他来到国土防卫军在当地的总部，这是支由志愿者组成的军事部队，但是有人告诉他没有武器了。三天之后。国土防卫军完全撤离。不久之后，俄国士兵在佐斯家屋后的学校里建了一个基地。俄军一个检查站出现在路尽头；士兵挖了一条战壕横穿马路，几个人蹲伏在里面，日夜都有一挺机枪从土堆后面伸出枪口。
佐斯的一位邻居维多利亚·西多罗娃（Victoria Sidorova）似乎很欢迎俄军到来。西多罗娃61岁，以前住在利西昌斯克（Lysychansk），这是卢甘斯克（Luhansk）地区的一个城市，2014年被亲俄部队短暂占领过，去年夏天又被夺回来。伊久姆被占领之后，佐斯说，他看到西多罗娃几次拜访检查站的士兵，还向听她讲话的人宣扬说：“乌克兰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原来一直是伟大的俄罗斯的一部分。”他还回忆她说过，至于俄罗斯军队，“他们现在是在自己家。他们来了就要留下。”
4月7日，俄国士兵把佐斯和其他十多个人带到了附近一个院子里。一名士兵用刀抵着他的肋骨，盘问他国土防卫军的基地在哪里，佐斯说自己一无所知。一小时之后，他们让他离开。回家的路上，他在街上碰到了西多罗娃，她正和一群俄军站在一起。佐斯觉得她正在向自己指指点点。
那个春天后期，一名俄国军官来到佐斯家，询问了他一连串问题：他的年龄、工作、薪水。佐斯回答时，这名军官似乎有些迷惑不解，为什么佐斯一开始就被点名回答这些问题。他打断了佐斯，并说：“不好意思，你在这里是不是恰好有敌人？”佐斯告诉他有一个古怪的邻居。“现在我明白了。”佐斯告诉我，“我那时才知道，她到处宣扬我的事情。”
几星期之后，一辆俄军吉普在佐斯家门口停下。士兵们用金属探测器搜查他家院子；一个人说找到了埋在地底下的一套乌克兰军队制服。他们把佐斯丢进吉普，带到附近一所房子里，他们把这所房子作为军营。佐斯被推进地窖，双手被捆住。抓他的人讯问乌克兰士兵藏在哪儿，他们把枪支埋在哪儿。提问时还不停打击佐斯的太阳穴和身体。他觉得自己的一根肋骨断了。然后被吊了起来；有人捏着他的鼻子，并把他的头向后拽。有人向他头上泼了一桶水，他觉得马上要窒息了。他们对他用水刑。佐斯告诉我，“我害怕极了，竭力挣脱，喊道‘你们想从我这儿听到什么？’”
第二天早上，士兵们回到地窖。“我们要把你带到车臣人那里去，”有一个人说。“他们喜欢不说话的人。”车臣人驻扎在另外一所房子里，战争开始时房子主人离开了伊久姆。一个人捅了捅佐斯断了的肋骨，然后告诉另一名士兵“把蜘蛛拿来”。佐斯很快就看到，蜘蛛是装着一个手柄和一些电线的盒子。车臣人把电线绑在佐斯的脚踝上。一阵阵疼痛传遍四肢就像闪电风暴。“要么坦白，要么死，”车臣人说。“你的心脏会受不了的。”他补充说，“我们埋的可不止你。”折磨持续了几小时。
最后车臣人告诉佐斯，他太顽固了，他们要把他带到野外枪毙。佐斯神志不清。“那么我们走。”他说。俄国士兵给他戴上黑色头套，用胶带缠得紧紧的。他们把他推进车后座，随后扔进两把铲子。佐斯觉得一个枪口抵着他的太阳穴。“你完蛋了，”一个士兵说，扣动了手枪的扳机。然后过了一会儿，士兵的口气变了：“你会活下来，但是不要说出来发生了什么，否则我们会杀死你全家。”把佐斯放走前，这个士兵还说，“顺便说一下，我忘了告诉你了：你的邻居向你问好。”
几星期以后，伊久姆解放了。西多罗娃安然无恙，佐斯有时会在路上遇见她。“看见我她怎么笑得出来？”他说。“真是难以理解。”有一次，他把手伸到厨房的桌子下面，拉出用胶带缠着的黑色头罩，一个正在变形的面具，盛满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佐斯竭力想忘记去年夏天发生的一切，侍弄园中的花草，维修自己的汽车，通过这些寻求慰藉。但是有时，在某个不经意时间，愤怒就会袭来。“我被情绪击垮时，一心想杀了她，”他告诉我。“但是我极力控制自己。”无论如何，他说，“我都希望她为我的苦难承担责任。”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去西多罗娃家的路上，我看到了俄军士兵留下的战壕。在门前，我大声问是否有人在家。几分钟以后，一个身穿羊毛衫的瘦小女人走进院子。她似乎期待我询问有关佐斯的事。“我们的敌对关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她说，还长篇大论地讲述了她和佐斯夫妇的矛盾，包括有一次，他们的罗威犬几乎要咬到她。“最后发展到互不打招呼的程度，我不向他们那边看，他们也不向我这边看。但是，说到战争，事情变得完全疯狂。”
西多罗娃告诉我她是耶和华见证会信徒。为了自己的安全，而不是出于任何政治上的忠诚，她才对俄罗斯军队非常友善。“我并不期待俄罗斯主导的世界，”她说，指的是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中普遍存在的帝国思想。“我在期待世界末日，那时上帝将会重建秩序。”她非常坚定的说自己没有做任何事情致使佐斯被捕。“没有，当然没有，我没有给俄国人透露任何信息，”她告诉我。“我尽力不卷进这类事情。”
伊久姆解放后，调查人员来讯问过她两次。第三次问讯时，她被逮捕了。西多罗娃描述说邻居们都站在路边，看着她被带走。“我告诉他们，‘不是我，’”她说。“‘去其他地方寻找犯罪分子吧。这些都是胡说八道。’”西多罗娃叙述说被带到了城市北边的一所学校，这里被改造成了一个拘留所。她上交了手机和身份证。两天里的大部分时间，她都一个人待着。最后，她回答了几个简短的问题就被释放了。“我觉得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她告诉我。至于佐斯和其他邻居，她继续说，“我觉得以后不会有任何关系。他们合伙来整我，但是我有什么证据呢？仅仅是我的说法和他们的说法。”
在更远处的路旁，我来到伊琳娜·斯拉博斯皮茨卡（Iryna Slabospytska）的家，她四十来岁，是位验光师。9月份，乌克兰部队的一个小分队来到居民区找人。在占领期间，这个人为没有粮食的人分发俄国人道主义救济物资。他名列通敌嫌疑者名单。斯拉博斯皮茨卡为他辩护，并劝说军队去逮捕西多罗娃。“我告诉士兵们放过这个人——我给他们指出了真正作恶的人，”她告诉我。她使用了一个俄语谚语，来描述西多罗娃这些天在邻居们心中中的形象：“比水还安静，比草还低微。”西多罗娃可能永远不会受到法律制裁，斯拉博斯皮茨卡继续说，但是她的行为照样会有后果。“她遭到排斥，”斯拉博斯皮茨卡说。“至少她公开犯下这种背叛行为，我们知道了敌人的面孔。很多人做了同样的事，但是不为人所知。”
伊久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生了恶战。1942年春天，红军遭遇惨败，德国军队在城市附近包围并杀死了几千名苏联士兵。纳粹德国占领了伊久姆七个月。德军搜捕并处决了犹太人，还逮捕了可疑的苏联破坏分子。更有几万名乌克兰人死于饥饿、寒冷和疾病；几乎有同样多的人被驱离家园，运到了德国，成为奴工。有一个这样的人，名叫鲍里斯·罗曼琴科（Borys Romanchenko），十多岁时从乌克兰被送到德国煤矿去做劳工，后来又被囚禁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卑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的集中营。他战后被释放，搬到了哈尔科夫。去年三月，他96岁，俄军一次火箭袭击摧毁了他的公寓，因而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某些时刻，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那种局势下，将德国军队视为对抗苏联力量的盟友；在其他时刻，他们最终成为纳粹部队的攻击目标。比如1942年，沃洛德米尔·巴哈齐（Volodymyr Bahazii）是基辅的Bürgermeister，这是德国人扶植的市长叫法。他在娘子谷（Babyn Yar）被纳粹枪毙。同时，德国占领军对某些地方机构维持不变——邮局、集体农庄、拖拉机库房——工作的还是以前的员工。“与占领政权不可能不接触，”历史学家 弗兰齐斯卡·埃克塞勒（Franziska Exeler）在《战争幽灵》（Ghosts of War）中写道，“不管愿不愿意，有些人成为纳粹罪行的同谋或者与之纠缠不清。”
1943年2月5日，哈尔科夫地区被解放，苏维埃国家入驻，重新建立政权，并且开始处罚那些“德国人的仆从”，一位共产党高级官员这么称呼他们。斯大林认为战争是“对人民忠诚度的真正考验，”埃克塞勒写道，而且“对占领期间的道德灰色地带不要怜悯。”在苏联领土上，由于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行为，几十万民众遭到检举。在苏联红军横扫哈尔科夫地区时，许多村长被红军部队枪毙，仅仅因为与德国人合作过。
在欧洲其他地方，通过讯问罪行和责任加以归类——不仅仅要讯问骇人听闻的法西斯主义罪行，也要讯问单调的日常合作行为——这是更大工程的一部分，要让人们树立民族认同和统一的新意识。“如果战后政府的合法性仅仅建立在对法西斯主义的军事胜利上，那么他们怎么就比战时法西斯政权更好呢？”托尼·朱特（Tony Judt）在《战后欧洲史》（Postwar）中写道。纳粹和盟军的冲突不仅体现在军事力量的较量，也体现在代表了对立文明模式。在随后的时间，胜利者一定要确立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为非正义一方效劳必须受到惩罚。
这个过程可能漫不经心，而且时断时续，一段时间充斥着过度行为，下一刻又莫名其妙地宽容。比如在挪威，国内所有亲纳粹运动都要受审，一次性起诉了几十万人。父亲如果是德军士兵，孩子们就会被污名化，被送进精神病院甚至驱逐出境。另一方面，在法国，并没有什么审判。“因为国家本身就是最大的通敌者，如果以同样的罪名起诉普通民众，就会显得残酷且有点儿分裂，” 朱特写道。引人注目地是，裁决法国通敌案的四名法官中，有三人曾经为维希政权服务。
在波兰，通敌者和游击队员往往是同一个人。波兰裔历史学家扬·格拉博夫斯基（Jan Grabowski）写过一名警官，名叫瓦迪斯瓦夫·克罗利克（Władysław Królik），他搜寻到一些犹太家庭藏在戈奇（Gałki）村附近。他和警察同事把这些犹太人带进树林并枪毙了。但是为占领军服务的时候，克罗利克也为波兰家乡军（Polish Home Army）执行秘密侦查任务和提供情报。波兰家乡军是该国主要抵抗组织。1950年代初期，他因为战争罪受到审判，邻居们给法庭写信，讲述他的秘密活动，请求从轻处罚。七年以后，克罗利克被释放。
法庭外，针对那些涉嫌与纳粹勾结的人爆发了一阵私刑暴力。意大利有超过一万五千人遭受私刑处罚；法国大约有一万人被游荡的抵抗战士们杀害。法国妇女被指控与德国士兵“躺着通敌”，她们被剃光头发，被迫在城市和村庄游街示众，被大声训斥和嘲笑。“大量的指控和惩罚中普遍获得的报复快感提醒人们，无论男女，占领首先体会到的是一种耻辱。”朱特写道。但是，更多的战时通敌者逃脱了正义审判，而不是受到审判：“不久前被德国人侵占的国土上，多数人更想把不幸或者苦难记忆置之脑后，继续他们支离破碎的生活。”
今年秋天的伊久姆，占领期间的创伤还没有散去，很多居民都心情矛盾。城市解放之后，舒畅和感激之情与满腹牢骚和屈辱交织在一起，相对富裕和人脉广的人设法逃离了。当地居民斥责解放他们的人时有耳闻。我询问一名乌克兰士兵这座城市的忠诚度，他驻扎在办公大楼外面。他说“五五开吧。”他告诉我，他把自己的车停在街上过夜，第二天早上车胎被扎破了。
一天傍晚，我遇见了一小群人，他们在院子里的火堆上煮饭。埃琳娜·叶夫梅诺娃（Elena Evmenova）是当地社区负责人，她正在给邻居们分发食物。占领期间，俄国当局给社区负责人分派任务，让他们分发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和统计留下来的居民。173人由她照管，她告诉我：“我们得设法活着。”伊久姆安全局大楼设了一座俄国军营，离她住的大楼不远。士兵们会把吃剩的食物拿出来分给大家。“对，我们吃了俄国人的牛肉罐头，”叶夫梅诺娃说。“人们想要我们做什么呢，死于饥饿？”
叶夫梅诺娃认为，像市长马尔琴科这样的人的立场是虚伪无情的，因为他们春季就撤离了。院子里，一小堆人聚拢到我们周围，有些人喃喃低语表示同意。“他抛弃了大家，像老鼠一样逃跑了，现在又因为我们没有逃跑来审判我们，”她说。“我们经历了很多苦难活下来了，这是很多人都无法忍受的。现在他们能说我们是通敌者？”
第二天我开车到了一处私人住宅小区，小区在城东郊区的小山上。这里的居民最近指控他们的社区负责人通敌，这位负责人叫埃琳娜·图尔（Elena Tur），73岁。按大多数人的说法，图尔当了25年社区负责人，利用这小小的权威，长期以来对邻居们盛气凌人。彼得罗·科普捷夫（Petro Koptev）四年前从顿巴斯（Donbas）地区的托列茨克（Toretsk）搬到伊久姆，在图尔家旁边买了一块地。他在这块地上养了牛，鸡和猪。科普捷夫转述说，图尔一开始就立下了规矩：“如果保证我有喝不完的奶，吃不完的肉，你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他没有给图尔任何东西，所以怀疑因为这个惹恼了她。
据图尔邻居们说，随着俄军到来，她那微不足道的专横性格变得越来越有威胁性。她支持占领，吹嘘自己和军事领导人谢尔汗的关系。“她认识所有头目，”科普捷夫告诉我，并说图尔利用关系为自己获取好处，对邻居实施惩罚。“她明确告诉大家，‘你们要学乖一点，否则我会看到你们进号子。’”
八月的一天，一位五十来岁的居民奥尔加·索洛姆卡（Olga Solomka）向图尔抱怨说，分发的面包发霉了，面包本该是新鲜的。两天以后，索洛姆卡被俄军士兵逮捕了，并且被带到警察局讯问。她被锁在一个监牢里，在那儿，她说，警卫给她看了一份图尔的投诉，并要求他们把她“活埋”。第二天上午，索洛姆卡被释放。“坦白讲，对我来说她是个死人，”索洛姆卡这样说图尔。“上帝会审判她。”
乌克兰法律允许选民罢免社区负责人，只要多数人投票同意。伊久姆解放后一星期，100多位居民聚集在宇航员街边的一口水井旁，他们投票，压倒性地以娜塔莉亚·索洛多夫尼克（Natalia Solodovnik）取代了图尔。索洛多夫尼克41岁，在附近的一家面包厂工作。“我希望埃琳娜·彼得罗夫娜（Elena Petrovna）行事谨慎、身体健康。”索洛多夫尼克告诉我，她使用了图尔的父名。“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临界点。”市长办公室被告知了投票结果，结束了图尔的任期。“人们看到法庭和法律执行部门经常不能反应迅速，及时处置那些和占领者同流合污的人，”副市长马索金说。“但是，通过行使民主权利，他们仍然可以表明自己对待这些人的态度。”他把这一过程比作“健康机体抵抗感染”。
我把车停在图尔家门前，发现她正坐在丁香树下的木凳上。她穿着一件绣花袍，白发梳到脑后。她坚持说自己一心为邻居好。“把他们叫做占领军，”她说到伊久姆的俄军。“但是他们分发食物，我们小区没有一个人死于饥饿。”科普捷夫声称她曾试图敲诈，她说这是“荒谬的”；索洛姆卡遭到逮捕，她说是因为当众酗酒；她和谢尔汗没有私交。“他平静而文雅地请求她帮忙打扫城市，整理市容，”她说。作为交换，图尔告诉我，她请求他帮忙提供面包和牛奶这些必须品。“我觉得不能因为这个就成为一名罪犯，”她说。她唯一后悔的事就是替邻居们出头。“因为无论做什么，人们都不知道感恩。”
伊久姆被占领期间，生活中也许更让人担忧的方面是教育。俄罗斯的入侵是建立在对历史沙文主义解读的基础上，这样的解读中，乌克兰并不存在，而是由更大帝国的边境地区组成。是俄罗斯政权，无论是由沙皇统治还是共产党统治，确定了乌克兰的世界地位——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内容涵盖历史教育、语言和文学。弗拉基米尔·普京清楚表明：在俄国占领区，在校学生应该学习俄国和乌克兰历史上就是统一的，乌克兰宣布独立没有合法性。伊久姆至少有两所学校的校长和十多名教师同意返回课堂，教授俄罗斯课程。
奥列克西·贝兹科罗瓦内（Oleksii Bezkorovainy）是伊久姆教育局局长，春天时撤离，乌克兰军队重新夺取城市之后几天，又回来了。“重回课堂的老师说法都一样，就像复印的，”他说。“‘我们没吃的，我们是被迫的，我们对不起孩子们。’”但是伊久姆大部分老师，贝兹科罗瓦内强调说，拒绝在俄罗斯国旗下上课。很多人被不断骚扰；有些人还受到威胁。“他们说，‘我们在占领的六个月受尽煎熬，而为俄国人工作的那些人却把我们看作二等公民，’”他说。“‘现在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条件回到学校吗？还要一起共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人，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像真正的爱国者。”
在伊久姆期间，有一个名字多次出现：卢博芙·戈扎（Lubov Gozha），第二学校校长。戈扎53岁，7年来一直担任校长。第二学校拥有悠久历史：苏联时期是唯一一所用乌克兰语教学的学校，多年来已成为乌克兰著名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中心。戈扎保持了传统，每年开学第一天，她都会穿一件绣着乌克兰民间工艺的衬衫，在学校操场上举办一个小型展览，展出反映乌克兰历史和风俗的手工制品。几年前，一位校友参军入伍，但在顿巴斯战争中牺牲；戈扎在校门口树立了一块纪念牌匾，并且举行了一次年度典礼来纪念他和其他老兵。“我们要肩并肩齐唱乌克兰国歌，我能看到她眼中充满泪水。”贝兹科罗瓦内说。
这使得8月16日发生的那一幕更加出人意料。在伊久姆文化之家的大厅里，戈扎站在台上，索科洛夫和其他占领当局的官员围着她，给几十个当地的高中生颁发由俄罗斯人签发的毕业证。“致以发自内心的祝贺，”有人反映戈扎是这么跟参加仪式的学生和家长说的，这写在占领文件《哈尔科夫—Z》中。“我们正指望你们提升我们的城市，为城市稳定发展提供帮助。”文件还提到戈扎的学校是伊久姆首批获得俄国教育部门授权的学校。“她就这样把自己出卖了，非常出人意外且令人痛心，”贝兹科罗瓦内告诉我。“我想我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善于判断人。”
我在戈扎家里找到了她，状态非常不好，既紧张又害怕。她正坐在自家院中的折叠桌旁，几乎不说话，双手颤抖。丈夫阿纳托利（Anatoly）在照顾她，但是他似乎也深受打击；他会先讲一段，然后就不说话了，或者中断谈话去擦眼中流下的泪水。她几星期都像这样，阿纳托利说。他指着桌上药瓶上的一行字。“感谢上帝我们找到了这个，”他告诉我。“她心不在焉，像一团肉一样躺在那里。我觉得她完蛋了。”
戈扎开始给我讲述她在第二学校的岁月。“学校是我的全部生命，”她说。“我把过去奉献给了学校，现在仍在奉献。”她的家在城市边缘，曾经处于乌克兰和俄军阵地中间。经常炮声隆隆，声音很大。一发炮弹正好落在花园中间，炸碎了房间的玻璃；另一发炮弹炸掉了前门。阿纳托利的妈妈83岁，住在附近，几乎卧病在床。把她疏散出去是不可能的。因此，卢博芙和阿纳托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地窖里，地窖只容得下一张旧床垫和几个腌菜架子。“我会上去洗澡，然后听见爆炸声，阿纳托利不停地叫我：‘卢芭（Luba），快下来！’”她补充道，“恐惧真是难以言表。”
七月，市政府前会计尤利娅·巴巴耶夫斯卡娅（Yulia Babaevskaya）担任了教育局长，她带了一对俄国士兵到戈扎家，命令她回去工作。戈扎拒绝了。几星期之后，他们又来了；戈扎觉得第二次说不是不可能的。“他们有枪，”她告诉我。“他们没有提出太多问题，只是说事情就是这样。”她回到学校，但是说主要负责日常事务：打扫校园，维修窗户，储存供应品。到处都是俄罗斯士兵。她把他们的出现称为“管控”——“管控”学校，“管控”家庭，“管控”城市。有几个上午，她说，她会冻坐在沙发椅上，不能起身去工作，然后，上午十一点钟，“管控”会来找她。即使她服从了，士兵们也会奚落她。“‘哦，那么，你是乌克兰大爱国者，是亲乌克兰学校的爱国者，’”戈扎回忆他们这么说。
戈扎明白不可能逃避意识形态和效忠问题。入职初期，她教地理，向学生们展示乌克兰地图。克里米亚、顿巴斯、伊久姆——这些地区过去和现在都是乌克兰领土，她说。“现在你要说不一样的话吗？如果你仍是爱国者，哦不，你不能说。”
但是戈扎觉得自己没有选择。“要么按他们说的做，要么被他们杀死，”她说。“很难说那样很舒服。”有一天，巴巴耶夫斯卡娅命令戈扎把校图书馆的乌克兰语文学作品清理掉。“我告诉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她说。八月底，她没有再去学校，俄国士兵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骚扰她。不到两周伊久姆就解放了，俄军也撤了。市里很多人都看到了她在毕业典礼上的照片。她丈夫开始收到不怀好意的短信，说她通敌。她的工作合同被终止，一起的还有其他几个老师，原因是和占领当局合作。“那么我是卖国者吗？”戈扎问。“我出卖谁了？出卖了家庭？出卖了妈妈？我感到为自己活下来了而内疚。”伊久姆解放后的日子里，一队全副武装的调查人员来到戈扎家，蒙上她双眼，把她带去讯问。“一开始，我以为他们要把我枪毙，”她说。她最后被释放，没有被起诉。“我仍然吓坏了，”她告诉我。“我无法入睡。晚上大喊大叫，简直无法相信。”
许多以前的学生和家长都来拜访过，说些鼓励的话。一名从第二学校毕业的学生现在加入了乌克兰部队作战，最近在街上亲切地问候她。但是戈扎觉得有很多前同事，更不用说有很多伊久姆人，希望她最好离开。“我爱乌克兰——我一点都没变，”她告诉我。“但是有些人对我的看法变了，所以我很痛心。”有一件事很明确，她补充说：“我在这儿没有未来。”
戈鲁布被捕时，一名乌克兰士兵告诉伊琳娜，他们当天傍晚会把他带回来。在汽车里，士兵们用头套把戈鲁布的头罩住，绑住他双手。他们在河边停下，戈鲁布被押出车，“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干净？”一个声音问道。拳头纷纷落到他双腿和身上。他随后被押上一辆大巴，大巴在伊久姆转了一个小时，时不时停下来接人——戈鲁布后来才知道，这二十多个人都涉嫌通敌。
那天傍晚，他们被带到佩尔沃迈斯基市（Pervomaiskyi）附近的一所监狱，离伊久姆113公里。戈鲁布和其他拘禁人员被扔到地上，双手还绑着。两天以后，他被带到大厅受审。一位安全部官员告诉他，“如果你不想被处决或被押到地雷阵，就要保证坦白一切，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相信你。”
戈鲁布坚持说他已经向问讯者坦白了一切：索科洛夫提供的职位，从街上收捡尸体，在集体墓地掩埋尸首。夏天时，戈鲁布继续说，占领当局要求他的小分队重建工事，为安装新污水管清理出一片区域。戈鲁布说索科洛夫任命他为被占领的伊久姆住房和公用事业服务部负责人——俄罗斯军队撤离后留下了一份名单，我看到了名列这份名单上的职位——但是他婉拒了这个职位。“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份工作，”他告诉他们。
他也解释了和普里列平一起拍照的事。一天，一位朋友邀请他参加会议，讨论制定体育规划。他到达时，一小堆人围着一个人，那人穿着卡其色衬衫和白色运动鞋——他后来才知道这人是普里列平。一名俄军士兵给了他一面国旗并告诉他站在哪儿。“他的语气基本就是‘你有家庭，赶快照着做，要么滚开，’”戈鲁布说。“但是，坦白讲，如果有人拿着枪站在旁边，你不可能有很强的意愿，对那些人的话深思熟虑，刨根问底。”后来，戈鲁布告诉我，他尽量和占领当局减少接触。“我基本不联系他们，”他说。七月，清理尸首的工作结束。他在城市露天市场支了个小摊，售卖剩余的手机配件。
审讯结束后，戈鲁布被带进监牢，那里囚禁了30个通敌嫌疑人。有些人讲述了他们怎么加入自己城市由俄国人扶植的警察部队；其他人则自愿给俄军带路搜捕乌克兰部队老兵。有一个人告诉戈鲁布，他确认了几处逃走的富裕人家，这样俄国人就可以对这几家留下的财产任意处置。
也有更多理不清的案件。戈鲁布认识伊久姆的一个熟人，他在城里有一个大仓库。俄军逼迫他腾出位置储存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这给他带来了麻烦，但是一个月后他被释放了。警卫对牢房的人一样对待，戈鲁布告诉我。“他们会对我们说，‘你们是人渣，你们是叛徒，坐在那儿别动。’”
一天，一位安全部官员向戈鲁布透露，还有一到两天他就会被释放。“别害怕，所有的问题都问过了，”他说。但是那个官员继续说，戈鲁布被认为是俄国战争罪的证人，出于保护而拘捕他。“对不起，但是证人的待遇比这好，”戈鲁布说。这位官员道了歉，并解释说，监狱是战时为数不多可以同时容纳和处理这么多人的地方。然后他提了个要求：一旦回家，戈鲁布愿不愿意给乌克兰记者讲述他掩埋尸体的工作？戈鲁布同意了。那天晚些时候，他被汽车带到了伊久姆，在森林中的墓地，他接受了电视采访。
他觉得自己受到的折磨结束了。但是后来安全部特工告诉戈鲁布，他们接到命令要把他带回来继续监禁，并把他送回佩尔沃迈斯基监狱。他在监狱又待了四个星期。戈鲁布瘦了40斤；因为睡在地上，他关节痛。他向警卫诉苦：肚子非常疼，因为在搬运废墟的瓦砾时他得了疝气。囚禁42天之后，他被转到哈尔科夫一家医院。出狱时，一位警卫跟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待在这儿的事。”（一位安全部官员告诉我，像戈鲁布这样的通敌嫌疑人常常向政府申请保护，愿意待在安全环境，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戈鲁布去年11月回到伊久姆。他去了仓库，发现锁被撬坏了，所有的手机配件都没了，那可价值十多万美元呢。警察对这起偷窃案毫无兴趣；一天，伊琳娜向几个士兵打听鲁布摊位的事儿，他们属于国土防卫军一个小分队。“那小子和俄国人合作过，”一个士兵说。
大部分朋友都支持他。斯特雷尔尼克（Strelnik）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他说，“我相信他。”他继续说。“这个案件很有意义。我们认为有人会通敌，但他似乎是受到压力被迫参加。”副市长马索金则没那么肯定：“他并不像被绑起来没有选择的人。”戈鲁布听到了传言，伊久姆的警察已经在讨论对他提起新控诉。“我被捕了，没有任何文件。释放了也没有任何文件。”他告诉我。“我是否洗脱了所有的嫌疑，好像也没有任何官方说法。他们凭什么又来拘捕我呢？”
戈鲁布的父母50多岁，搬去了德国，是乌克兰人逃到欧洲各国的大批难民之一。戈鲁布被释放后，父亲坐着轮椅到伊久姆来看他。作战年龄的男子一般不允许离开乌克兰。格鲁布获得了特许，陪伴父亲回到德国。在此之后，他在欧洲另一个国家找到了工作，他求我不要透露是哪个国家。伊琳娜和丹尼尔也和他团聚了。伊久姆占领期间，他说，“我想象我们的人会来，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事情却变得比那更复杂。”
原载于《纽约客》2023年2月6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