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直云同，将无同乎？——为胡宝国先生送行

按照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之附录，“将无同”，有“殆不同”和“岂不同”之“转译”。而按照宋元之际的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我们也可以在“直而不同”和“将无同”之间，大胆来作一种“保全真值的相互替换”。显然，以上三语，并无为赢得一官半职之“掾”，而省去很多口水之意。在一种词源学意义上，“掾”，同“缘”也，只是一种辅助或支援，但并不攀援（缘），更无什么溢美之词可大讲特讲的。而“彖”者，言乎象之同异，断乎材之长短，因此，其具有全称判断，且有包含一切类属的“普遍语用学”之意谓。不过，《将无同》一书的作者胡宝国先生，对这一个既有“历史”又有“理论”、既有“德性”又有“方法”之转译问题，再也无法以“懒”字自加，一笑过之地打发过去了…… 昨天晚上，因为事涉孩子放学后的“泪奔问题”，我深夜难眠。在饮了一小杯“咸亨酒店”的黄酒——春寒料峭的时节，我的心脾终于开始怕冷，因此第一次以热水温之——之后微（半）醺多言之余，我突然在这样一个逃无可逃的微信时代某公号上，一眼就看到了胡宝国先生去世的消息。真的难以置信之。尽管我和他八竿子打不着，他也不可能也没必要知道我这样一个后生小子，但是，我还是作为一个存念至今的“普通读者”，为之唏嘘感叹了一二，之后怅然很久。哎，当年在“往复论坛”上以“将无同”这个ID，闯入我网络思想江湖之眼的这么“直而不同”的一个人，怎么就说没就没了呢？！苍天可鉴，1957年前后出生的，还健在此一醺醺然“大同世”的，且著作与口水等身、在老而退休后仍不辞辛苦转战于大江南北“发光发热”——美其名曰——的学人们，真可谓“多乎哉”啊。可是，为啥胡宝国先生这样在学界“不多也”之人，就不能像我口边的花生米那样，至少在今夜一陪到底呢？！ 说到底，我们为一个人送行，这种最后的“爱之理由”，不过是因为在自己过去的记忆中，这个人及其所携带的东西，比现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更有一种专注的“整全性”（integrity）价值。在《将无同》这本多出于“往复论坛”时期的网文合集之书里，胡宝国先生有一篇文章谈及“父亲的书”： “父亲晚年常常对我说：‘看到你发表一篇文章，比我自己出版一本书还高兴。’所以我想，自己把文章写好了，才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再往深一层说，其实纪念不纪念又怎么样呢？死去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他什么都不能感知了，所谓‘纪念’，说到底不过是活人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 就是在重温了上面这段话后，我又一次确认一点：与其纪念，不如送行。后者比前者的殊胜之处，就在于此一“论重要”之语：“直而不同”。以宝国先生这里的话为示例，直，反对的概乎是一种爱而不得的“自我安慰”，抑或，是拒绝一种曲折不堪的自我沉溺和自我合法化。说到底，我们的纪念，对于死人而言，是无法将告慰这种大事落实到另一个世界的，因此，其一时进入的后果或效用，是迂回地告慰了一下自己。但如此反复之后，我们的心终究是空落落的，最多留一点“动人”在生死契阔之间。一时得到的悲哀和悲壮、自怜和自期，都回避不了一种既然失去的现实。与其这样的纪念，还是不如直道而行，不如直而不同地将送行坚持到底，之后扭头一个人往前走就好了。至于是不是“蜗行龟步自成趣”（田余庆先生语），这并不取决于“他们专注于多少事物，而是取决于他们专注的方式”。这就是“全心全意爱自己”，也就是在“直而不同”之道上，“对于他所关切的，他所爱的，他一向坚定不移，从无保留。因此，他与决定其最终目标的意志构造的同一性，既不受制于他物，也不取决于他物”。（哈里•G•法兰克福：《爱之理由》） 而取决于他人，哪怕这个他人与自己有一种亲密，也无法无能于证成自我人格的同一性。一旦这个“让我欢喜让我忧”之人魂归道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送他离去，之后将他的一部分关切化入生命，替他也是换自己好好活下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将无同”在周一良先生面前也经常肯认的唐长孺先生那样，是一个“敏锐而有节制”之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南齐萧嶷语）的余生之叹中，真有点精神寄托，而不至于违反了“老年律条”，越活越倒回去了。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再版序言中，宝国先生如此“敏锐而有节制”地打趣道：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老年律条，第一条是不娶少妇。我很赞成。娶少妇是危险的，而看新书是有益的。” 如此这般的“万万没想到”之区分和联系，在宝国先生那里，是从不缺其“发现”之兴致或旨趣。按照一篇追溯“往复论坛”之文里的话，如此这般的“将无同”，总能“随口说出有智慧的话”，“也总爱插科打诨”。在这一点上，我想，当宝国先生自认论“偷懒”不如王永兴先生（《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之作者）的一个聪明有余的学生时，他是比现在到处卖惨的“辛神”，要着实可爱得多了。因为，“直而不同”，也不是只讲“敏锐”，而把“节制”彻底扔掉的。如果这样，那么，就算我们不那么“认知节制”地把“将无同”转译为“殆不同”和“岂不同”，这也是很难让人会心一笑的。 在《读唐长孺先生论著的点滴体会》一文中，宝国先生的“敏锐而有节制”又一次大大地呈现了一把。例证如下： “两年多前，我的研究生初入学时，我曾要求他第一学期重点读唐先生的论著。他问我：‘唐先生的哪篇文章最好？’我没有回答，一来‘哪篇最好’，这个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好说；二来我是怕他偷懒，怕他只去读我称赞过的文章。” 看来，宝国先生对他当年父亲一次难得的“偷懒”之批评，仍然是历历在目、心有余悸的啊。只是，我在这里要为他公共辩护（证成）一句：他当年之“偷懒”，大可与“敏锐而有节制”进行一番真值替换的。因为，他的“偷懒”，不过是对不值当的人、事或物而生发的。而现在的学生之“偷懒”，估计真的不全是他们自己一个人的先天习性之问题，而很可能事出有因于师生之间的那种东施效颦式的教学不相长了。 可以说，无论“将无同”的真值，可以被放入什么样的人生和学问故事，无论这种故事是庄还是谐，有一点似唯是宝国先生不会去轻易打趣的——不同之见和见之不同，难道不正是治史之人非如此不可的求真之理想吗？否则，他就不会那样严肃地论到唐长孺先生及其自认的私淑陈寅恪先生之间的不同，且这种不同一直是“敏锐而有节制”。在上述那篇自认“点滴体会”之文章中，在谈完唐先生虽非常尊敬甚至崇拜陈先生但没有迷信于他的例证之后，宝国先生又再次声张唐先生的这种难得的“分寸感”： “老友阎步克先生曾不止一次和我说起研究者在学术上的成熟的标志。他认为分寸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对此，我是深表赞同的。唐先生文字朴素，从不虚张声势。读他的文章很舒服，仿佛冬日的夜晚，一个老人坐在火炉旁，手捧一杯热茶，正向你娓娓道来。他非常谦虚，而且这谦虚一直持续到身后。他事先给自己的墓碑写下了碑文。那碑文说：生于吴，没于楚，勤著述，终无补……” 看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宝国先生的去世，如此让我心有戚戚，之后在“终无补”后一时“无语凝噎”了。是啊，这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可以“一直在与他交谈，即使在他去世以后也是如此”的先生及其著述，在现在这个比拼眼球和流量之时代中，还剩下几许如是可留和微信之数呢？我记得，宝国先生的老友阎步克先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往复论坛”上有一篇铭文是——《高调即将唱完》，其中有如下切身感言： “历史对人的播弄，不一定是使人陷入可悲，更残酷的倒是让人显得可笑。一个时代的慷慨悲歌，在另一时代就成了唐吉诃德式的滑稽。不但对徐复观的史学观，大学生们会觉得遥远陌生而无动于衷；在揭著“真理”、“自由”这样的话题时，面对着更年轻的学人和学子，我们心中何尝没有一种深层的尴尬呢。” 在这样的“极而言之”之后，阎步克先生转而提到了北岛在又一个二十多年前的一句诗：谁知道明天/明天将从另一个早上开始/那时我们沉沉睡去……我猜，我想，已经坦然睡了过去的胡宝国先生，如果可以看到这句他老友转译之诗，一定会更加欣慰和欣然于他一直用到老、用到死的ID：“将无同”。事实上，地球人大都不太知道，《周易》泰卦九三爻的爻辞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在“往复”再无“论坛”（原则），“直而不同”之人再也无法看见“明天”的日子里，请允许晚学我，敲下这八个字——八个实则反对“直而不同”的大字——为他这位我从未亲炙过教益但曾默默从学的“老师”送行。希望他老人家能在天上，不再“偷懒”下去了，偶尔记得去保佑一下我们这些“吃饱了饭的人民”，都能看到明天的太阳。不管这太阳底下，是否有新事发生…… 随遇而安于川北自蔽斋合十敬上，2023年2月11日17：30黄昏时分粗稿，21：00带娃“麦当劳”一把回家后略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