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为癔史的历史,节选自《拉康-马克思辞典》Christina Soto van der Plas等编
韦永琼 译
The Marx through Lacan Vocabulary:A Compass for Libidinal and Political Economies.Edited by Christina Soto van der Plas,Edgar Miguel Juárez-Salazar,Carlos Gómez Camarena and David Pavón-Cuéllar ,Routledge 2022.
《马克思-拉康词典:力比多与政治经济学指南》
【全书概要】该词典探讨了拉康发展和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系列关键概念,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拉康实践之间的联系。
这本书通过全面的词汇结构考察了这些相遇的复杂性,涵盖了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到历史、意识形态、政治、工作和家庭等不同领域。在精神分析以及政治批判理论领域,本书提供了这些概念的新视角,汇集了一系列国际专家的贡献,以证明马克思和拉康式马克思之间的动态关系,照亮“不可翻译的奇点”,这可能提供了两者之间的张力。这些条目追溯了拉康使用马克思概念的轨迹,并分析了它们是如何被拉康质疑、批评和重新加工的,说明了两个思想家及其世界在不断的同源性中的广泛影响。每个条目还讨论了相关概念的精神分析辩论,并试图细化马克思理论的临床使用范围,展示其对拉康临床实践的社会和个人维度的影响。
通过实践和结构化的方法,《穿越马克思的拉康词汇》将吸引精神分析学家和一系列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包括政治学、文化研究和哲学。
【85】第九章 历史
—阿拉伯文: — تاريخ 中文: 歷史 —法文.: Histoire —德文: Geschichte —意大利文: Storia —日文.: 歴史 —葡萄牙文.: História —俄文.: История —西班牙文: Historia —土耳其文: Tarih
帝国主义;主人/暴君;唯物主义;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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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ohnston/撰著
雅克·拉康不厌其烦地提醒他形形色色的听众,他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的教义首先是针对其他分析师和正在接受培训的分析师的。与此相一致的是,拉康所思考的弗洛伊德领域涵括了从阿尔法到欧米茄(Alpha and Omega),这些思考涉及到人类知识和文化范围内几乎每一个学科所关注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广泛主题。历史话题也不例外。与许多其他主题一样,拉康对历史的看法,将之既视为一门学科,同时又是对这门学科的解释性研判(explanatory jurisdictions),但都是以精神分析开始并以之结束。他既思考弗洛伊德的发现对历史现象解释的影响,也思考历史为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什么教训。
在1955年的著作《标准治疗的变化》Variations on the Standard Treatment)中,拉康甚至承认:“历史的现代概念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是必要的,如果他要理解历史在主体的个人生活中的作用的话”(VST,第299页)。的确,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来说,分析的主体,被分析者和他/她所说的无意识的主体性,“就这样从一端到另一端被历史化了”(SII, 01.06.55,第255页)。这个主体的“灵魂”(l’âme)是“由一个词的历史(或一个‘话语’[discours]的话语)构成的”(YG,第626页)。当被分析者作为主体时,“只有历史和认知的视角才允许定义什么对主体有意义”(SI, 27.01.54, p. 35)。他/她的症状是整个病史的结晶(SV,18.06.58,第440页)。或者,正如拉康在他1953年《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和领域》一书的关键声明中所说的:“我们教主体认识到,他的无意识就是他的历史”(FFS,第217页)。此外,他指出,广泛的社会文化历史知识基础对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思想家和临床医生至关重要(FT,第362页)。
【86】相反,历史领域只能通过与精神分析进行对话来相互改变。一方面,拉康欣然承认,作为一个分析者,“我们总是有许多东西要从能指的历史中学习”(SV, 20.11.57, 第 46页)——词源学是拉康心目中所认为的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而言,至关重要的历史学科之一(尽管,对拉康来说[SII, 15.06.55, 第285页],语言充斥着历史,正如历史充斥着语言一样)。然而,另一方面,拉康关于能指的理论解释反过来指示着历史与意指媒介紧密相连——“人与文字的关系[……]使历史本身受到质疑”(YG,第623页)。
目前拉康教学的一个标准分期,由雅克·阿兰·米勒和阿兰·巴迪欧开创,区分为早期(1930 - 1940)、中期(1950)和晚期(1960 - 1970)拉康。就像几乎所有这样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图式一样,这种将拉康智识成长过程进行整齐划一地划分为不同阶段的做法,其隐藏的风险至少和它所揭示的一样多。尽管如此,这种特殊的分期也不是没有启发性的优点。下面我对拉康关于历史的各种说法的重建,强化了一种特别在拉康中期和晚期之间明显不同的印象。20世纪50年代的拉康,通过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回归弗洛伊德”,典型地依赖于他的符号化领域,以阐明在精神分析内外都有效的历史理论。在这种背景下,历史的知识领域及其研究对象被认为是由语言结构的动态性所调节的,就像弗洛伊德对语言的独特解释一样。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拉康对历史的审视从它位于弗洛伊德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交叉点(就像在20世纪50年代)转变为被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十字路口所出现的问题所主导。这很可能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晚期拉康对实在范畴的提升,他有时在若干意义上把实在范畴与物质性联系在一起,将之提升到与(vis-à-vis)象征性同等或更重要的地位(后者的地位,先前因为中期拉康的结构主义倾向而享有某种霸权);二是由于同时代的事件和对话者的影响,拉康开始感到有义务回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成见。这些相互交织的影响,经由“68年5月风暴”,集中体现为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路易·阿尔都塞和他在巴黎高师(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简称ENS)的毛主义学生(Maoist students),启发后期拉康开始考虑精神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结合。
1950年代的拉康,与他更经典的结构主义者弗洛伊德-索绪尔纲领一致,坚持历史的象征本质。历史是通过能指传递的。作为叙事,历史的展开无非是能指的链条。历史是在符号寄存器中被记录的东西,是作为象征秩序(最初是父权制的社会语言系统)而受到大他者认可和纪念的东西(SI, 19.05.54, 第197页)。【87】正如拉康在《研讨班III》中所断言的那样,“所有的历史都是象征性的”(16.11.55,第13页)。这种将历史视为符号象征的观点的坚持,在拉康的教学中持续到1950年代以后(SVIII, 21.12.60, 第78页;SIX, 20.06.62;DTC,第21-22页)。结构主义者拉康将历史还原为能指的相关的反面,是他对任何史前史的记录的明显反感,甚至是拒绝。在《研讨班III》中,拉康简短地说:“我对史前史不感兴趣”(SIII, 27.06.56,第306页)。对拉康来说,历史本身就是与能指一起诞生的(SXIII, 08.12.65)。因此,在这个诞生之前,在语言记录之前,对于说话的主体来说,无论发生什么,都只能是两件事情中的一件:要么是一个不可知的“x”的虚空;要么是从现在向后投射到这个永远失去的、无法接近的过去,它是虚构的,仅仅由故事、神话等组成。【注1】
这个(看似)洪荒的年代,在象征色彩的回溯性的阴影下,所有与之相关的东西都是“言说的存在”(parlêtre),必然显现为恰当预期的社会语言学元素,就像已经在象征和记录历史的图像中形成的那样(SPT,第392页)。在一种康德式的批判姿态中,拉康在认识论上禁止对语言起源的系统发生进行研究,包括精神分析者在内的人的前言语心理和经验的个体发生进行超越界限的假设(SIR,第17页)。这使他不仅与某些精神分析人物发生冲突,例如山多尔·弗伦奇(Sándor Ferenczi,一个疯狂的生物系统发生学[phylogenetic]的思索者)和梅兰尼·克莱因(Melanie Klein,一个同样大胆的个体发生学[ontogenetic]的思索者)。这也使拉康与弗洛伊德产生分歧,因为弗洛伊德不时地沉迷于对语言出现或习得之前的系统发生和个体发生的史前史的推测。
在《研讨班IV》中,中期的拉康在讲座(Le Séminaire)的头三年里,明确了一些隐含在他对历史主题的处理中的东西:他对弗洛伊德的“屏蔽记忆”(Deckerinnerungen)【注2】概念的依赖。弗洛伊德在他1899年的一篇文章最后一段中致力于说明这个概念,他大胆地说:“我们是否有任何关于我们童年的记忆,确实可能会受到质疑:与我们童年有关的记忆可能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弗洛伊德,1899,第322页)。而拉康,则对恩斯特·赫克尔(Ernst Haeckel)【注3】的“个体发生再现了系统发生”(胚胎重演律)进行了隐含式的迁移使用,他认为适用于个人生命历史的东西也适用于集体社会历史。历史记忆总是涉及到当下回忆的过去,而不是纯粹的真实的过去。正如拉康在《研讨班I》中所说的:“历史不是过去。历史是就目前而言的过去,因为它在当下被历史化了——在当下被历史化了,因为它存在于过去”(SI, 13.01.54, 第12页)。
为了准确起见,应该顺便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拉康实际上区分了“记忆”(mémoire)和“回忆”(remémoration)(Johnston, 2005,第 44-45页)。在《研讨班II》中,他一方面对比了记忆作为一个有机体保留由以前的经验引起的功能变化的方式,另一方面,回忆作为象征链条上的表意元素,它们自己编码并保存着一种持久的秩序及其运行规律(SII, 11.05.55, 第218-219页)。【88】回忆是指将过去保留在能指中,并通过能指将其作为一种独立于任何活着的心灵能力之外的事物,凭借能指对它的感知或智识,以保持和回忆先前的经历。无论是无意识结构的语言,还是历史本身就是象征界的,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回忆,而不是拉康之索绪尔式的回归弗洛伊德的记忆。当我在下面使用英文单词“记忆”时,特别是在与象征界的历史有关的时候,它通常是指拉康的回忆(remémoration)(而不是记忆[mémoire])。
前面已经指出,拉康在《研讨班I》中说“历史是在当下被历史化的,因为它存在于过去”,他提到了自己作品中偶尔出现的一个论点。根据这一论点,过去可以作为现在的历史被访问,这是因为这个过去本身,在它自己的现在,已经被历史化了,因为它在它自己最初发生的时刻发生了。【注4】本文的结论有两个前提:第一,历史被设定在能指中,历史是通过被象征性地记录为随后可检索的形式而被历史化的,至少原则上的将来是这样;第二,以象征为媒介的言说主体总是在能指的伪装下,将自己和自己的经验呈现出来。
因此,拉康的结论是,这些主体在他们持续存在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都在不断地将他们自己历史化(FFS,第217页)。在《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和领域》中,拉康陈述道:“事件是在原始的历史化中产生的——换句话说,历史已经在上演中被创造出来了,一旦它被写下来,就会被上演,无论是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还是在外部”(《FFS》,第216页)。后来在同一篇文字(écrit)中,他同样谈到了“原初历史化的构成主体性,其中的事件是人为化的”(FFS,第238页)。1957年《精神分析及其教学》的文本中,同样将分析描述为“一生的历史即是生活过了的历史”(PIT,第366页)。并且在《研讨班XVI》的相关论述中也提到,人类历史是人类处理历史的历史(27.11.68)。
重新回顾一下拉康的历史概念,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关于记忆的叙述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弗洛伊德的屏蔽记忆以及他在此基础上对所有记忆所做的概括,涉及到另一个在他职业生涯早期就已经存在的概念,即“延迟行动”(这一德语词“Nachträglichkeit”成为了拉康的法语词“après-coup”)。与这一概念相一致的是,历史回忆,无论是按照个体发生还是系统发生的顺序,总是会带来当下回溯性地改变过去的效果。拉康从他早期的研讨班开始,就反复强调这一点(SI, 13.01.54,第14页; 27.01.54, 第42页)。历史思维通常认为过去发现的记忆实际上是这种思维的错误认识方面,这些方面被它回溯到一个假定的先前的时间(SXIX,17.05.72, 第158页)。由于过去任何给定内容的历史都是后续时代对这一内容的一系列回溯,这些回溯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历史序列,考虑到“x”的连续历史化的历史展开,任何“x的历史”都需要“x的历史的历史”来加倍强调(SXV, 21.02.68)。
【89】早期拉康将现在对过去回溯的历史动力提升到绝对主体性“言在”(parlêtre)的中心位置——“主体的重心是现在对过去的综合,我们将之称为历史”(SI, 27.01.54, 第36页)。此时的拉康,与他对索绪尔精神分析的重述一致,建立在弗洛伊德的“事后性”(Nachträglichkeit)能指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它本身就是弗洛伊德的“概念表征”[Vorstellung]的译文)。这位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人通过研究记忆的运作方式——这种事后对之前的向后流动的时间动力,拉康把它描述为象征链的逻辑。举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在任何“S是P”的句子中,它的后联结谓语项(P),随着标点符号到达句子的末尾,追溯性地确定其前联结主语词项(S)的状态。的确,对拉康来说,这个发生于后(après-coup)【注5】维度的能指逻辑恰是创制的历史,准确地说,作为符号化(Symbolic),总是追溯的。
在1907年的《创造性作家和白日梦》中,弗洛伊德将未来的时间范畴引入到他对过去和现在之间相互作用的考虑中,这种相互作用已经在他早期关于记忆的思考中描绘出来了。关于幻想(包括白日梦),弗洛伊德(1907)年观察到:
作家使他们自己适应于主题生活不断变幻的印象中,随着境遇的每一次变化而改变,并从每一次鲜活的印象中获得所谓的“日期标记”。幻想与时间的关系通常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它徘徊在三个时间之间——我们的观念所涉及的三个时间之间。心智活动与当前的某个印象、当前的某个能引起主体主要愿望之一的激动人心的场合有关。从那里,它回到了早些时候实现这个愿望的经历(通常是婴儿时期)的记忆;它现在创造了一个与未来有关的情况,代表着愿望的实现。因此,它所创造的是一种白日梦或幻想,它从激起它的场合和记忆中带着它起源的痕迹。就这样,过去、现在和未来被串在一起,就好像是由贯穿它们的愿望之线连接在一起。(第147-148页)
他很快补充说:“愿望利用现在的一个场合,在过去的模式上,构建未来的图景”(弗洛伊德,1907,第148页)。只要现在(也是)未来的不断涌入和到来,现在对过去的回溯已经默认了弗洛伊德在1907年所表明的东西(例如,1907年以前的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的双重创伤模型中的“事后性”[Nachträglichkeit]操作,记忆转录[mnemic re-transcriptions],屏蔽记忆和梦的工作机制)【注6】。【90】过去永远是开放的,可以被无数的未来重写。
与弗洛伊德的《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相一致,拉康也强调未来在分析的和非分析的历史现象中的关键作用。在提到弗洛伊德的德语时,他强调历史(history)与“发展”(Entwicklung)无关——这将是通过一系列连续的时期/阶段,作为线性时间运动的“发展”,从过去到现在的单向进展——而与“历史”(Geschichte)有关(SI, 07.04.54,第157页)。“历史”(Geschichte)暗示了未来的重要性,通过它与其他德语单词的语言联系,如“schicken”(寄送)和“Schicksal”(命运)(变化无常即“命运”,是一种并非无限的决定性的可能到来)(SII, 08.12.54, 第43页)。后/伪弗洛伊德主义倾向于把精神分析变成一种发展心理学,它关注的是发展(Entwicklung)时期/阶段的层次结构,而这种倾向,忽视并掩盖了弗洛伊德用单向线性年代学取代简单时间意象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微妙和复杂的时间模型,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多向相互作用。
对拉康来说,弗洛伊德的“发生史”(Geschichte)的主题被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复杂跳跃之中。精神分析学家通常被认为痴迷于过去(病人糟糕的童年等等)。与这个假设相反,拉康坚持认为,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未来是分析师在他们的工作中所享有的特权(SI, 07.04.54, p. 157)。更准确地说,他突出了未来将来之前的状态【注7】:
在我的历史中所实现的,既不是明确的过去,因为它已不复存在;甚至也不是在我的现状中我所拥有的完美,而是我正在成长的过程,未来的前方就是我将会成为的样子。【注8】(FFS, p. 247)
拉康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反复思考过历史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地位(SIII, 15.02.56, p. 156; 18.04.56, p. 203; SIX, 24.01.62; SX, 12.12.62, p. 62)。在他看来,所有形式的精神病理学都是通过分析来处理的,从神经症到精神病理学,都可以说涉及到主体历史中缺失的或不完整的能指(无论这些能指的缺失是由于压抑、否认、拒斥[foreclosure]或其他防御机制)。中期拉康的“完整言说”概念带来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分析通过使被分析者能够用言语来填补他们的生活-历史叙述中由压抑和/或其他防御所造成的空白来获得治愈(SV, 08.01.58, p. 136)。的确,对于这个时期的拉康来说,“无意识是我的历史中被空白标记或被谎言占据的章节:它是被删减的章节”(FFS,p. 215)。在克服被分析者的防御性遗忘和帮助他们(重新)在他们的历史链条中找到缺失的能指的过程中,分析,作为“谈话疗法”,通过在这些历史被叙述和重新叙述的语言作用中来改变他们的历史(IL, p. 438)。
【91】即使是在能指至上的20世纪50年代,尽管在这个中间时期,历史被大量地纳入了象征主义的范畴,但唤起真实范畴的历史的某些方面已经显现出来了。在《研讨班I》中,拉康承认:“融入历史显然带来了对整个阴影世界的遗忘,而这些阴影世界并没有被转置为象征的存在”(SI, 19.05.54, 第192页)。在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两个层面上,这一承认表明,语言记录历史的起源带来了一种原始的压抑(Urverdrängung),将在这一起源(即史前)之前出现的任何东西都呈现为不可接近的真实(Real)(作为“整个阴影世界”)(SVIII, 31.05.61,第336页)。
同样地,在拉康更为古典的结构主义取向的时代,创伤被看作是在说话主体的生活-历史挂毯织物上出现的洞(SI, 19.05.54, p. 197;SIII, 25.01.56, p. 104)。因此,创伤,这些残酷的横行无忌的偶然事件,是与象征主义历史相对的另一个真实(Real)。缝隙、阴影和洞,标志着创伤以及被压抑童年情绪的释放(更不用说死亡了)(FFS,第262页-263),导致历史叙事的能指链被这些消极因素的反复出现所打断。这些真实的例子正是贯穿于主体象征历史序列中的某些重复出现的[创伤记忆]的原因(SXVI,04.06.69)。
与拉康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思想转变的印象一致,《研讨班VII》包含了一些拉康对历史的看法的关键性的陈述,同时也表明了他思想的变化。其中有一个时刻具有象征意义。在1960年5月11日的《研讨班VII》上,拉康赞许地提到了他当时正在阅读的一本书:让-保罗·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当然,这本书是后来萨特部分地、有条件地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拉康在这个场合的评论中,赞扬了萨特的稀缺性(scarcity)概念,它的唯物主义含义是,人类历史是围绕着对有限资源和商品的控制的零和斗争组织起来的(SVII, 11.05.60, pp. 226-227)。
拉康在《研讨班X》中也有类似的对《辩证理性批判》的引用(14.11.62, pp. 7-8;28.11.62, pp. 33-34)。并且,已经在1956年出版的著作集《精神分析的情况和精神分析学家的训练》中,他便使用了“弗洛伊德的唯物主义”一词,不像“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前者本身包含了独特的人类(即非自然的)象征历史(SPT,第390页)。这种说法,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对应性地回应了马克思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OF)十一篇文章中的第一篇,介于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和从古希腊原子论者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沉思”唯物主义之间的[唯物主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拉康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的经历与1968年5月的影响,共同导致拉康从《研讨班XVI 》开始,加深了他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此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科耶夫(Kojévian)背景,以马克思主义式的方式引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主人与奴隶”(Lordship and Bondage)一章中,劳动奴隶是如何真实地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SXVI, 23.04.69; SXVII, 11.02.70, pp.79–80; 10.06.70, pp. 170–172; PIT, p. 372)【92】在《研讨班XVI》中,拉康倚重于阿尔都塞版的马克思(特别是根据1965年的《阅读资本论》),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化被用来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历史主义”的描述。这样做使得拉康早期的“历史作为象征”的叙述,似乎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历史,如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那样,在我看来,是严格符合结构的迫切需要的”(SXVI, 20.11.68)。作为后来拉康认为马克思发明了“字母产生前”(avant la lettre.SXVIII, 16.06.71)的症状的具体精神分析概念的一部分,《研讨班XVII》中的拉康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一种类似于分析解释如何处理分析者的症状的方式,解释了历史事件(03.12.69,p. 204)。
在20世纪70年代,拉康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读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曲解和说明。在《研讨班XX》中,他将马克思主义重新定义为一种新历史的“福音书”(09.01.73,p. 30)。【注9】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被描述为预言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或预测性的。更确切地说,拉康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是“真实的”,这将是一个引领新的历史“未来”(à venir)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不在于它能够通过现在准确地解码和描述过去,它的力量在于改变了社会历史的未来。换句话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将成为现实——成为一个事实,开启未来来临之前那把关键时刻的钥匙——如果它成功地按照它自己的蓝图和它自己的愿景重新创造随后的历史的话【注10】(SXXV, 20.12.77; ST, p. 738)。
在1957年的文集(écrit)“无意识中信的实例”,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中,一方面,他的“太初有言”(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的能指开创了象征性的历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太初于行”(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的劳动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物(IL,第414页)。拉康宣称他自己在判断两者时是不可知论者。即使在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更加认真和同情的关注中,他仍然在面对(vis-à-vis)马克思主义传统时表现出一些矛盾和犹豫。正如我马上要论证的那样,拉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所保留将会限制(但不排除),拉康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抱。
在《研讨班XII》中,拉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交换说表达了怀疑。特别是,他怀疑这样一种关于人类历史的故事,根据这个故事,人类历史是由经济规律统治着的一段历史,就像物理规律统治着物质宇宙一样。拉康担心,就像物理学中的“拉普拉斯妖”(Laplace’s demon)一样,马克思主义中的这种经济史使历史太阳下的一切都可以预见地提前上演(SXII, 19.05.65)。同样地,在《精神分析学家的智慧》(Le savoir du psychanalyste)一书中,提醒听众注意马克思对症状的精神分析概念的预期之后,他指出,精神分析所设想的历史的辩证运动(dialectical dynamic)与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不同(PAM, 02.12.71)。但是,唉,拉康没有具体说明与弗洛伊德的发现相联系的另一个历史辩证法的精确轮廓是什么。正如前面已经暗示的,拉康会反对任何马克思主义预先假设或假定的目的论编织的历史。【93】确实,他公开地拒绝将历史描绘成“线性进化”(SXIII, 19.01.66)。他对任何自称懂得历史的表面规律的人表示怀疑(FFS,p. 216)。而且,拉康强烈地否认将历史的展开与天意的发展联系起来(ST, p. 743)。
在《研讨班VIII 》中,拉康将他对历史目的论(history-as-teleology)的反对与对历史解释学(history-as-hermeneutics)的同样激烈的反对结合起来。标记和创造历史的行为不受目的(根据目的论)和/或意义(根据解释学)的影响(SVIII, 31.05.61, p. 336)。《研讨班XI》中指出,大屠杀是对人类历史的弧线作解释学意义归因的一个大得可怕的反驳(奥斯维辛之后没有历史,也没有诗歌)(29.04.64, p. 153; 24.06.64, p. 275)。与通常认为的历史是有意义的观点相反,《研讨班XV》将历史描述为仅仅是一种没有内在规律或理由的偶然遭遇的杂乱碰撞的“变形”(bousculade)(SXV, 24.01.68)。在《研讨班XX》中,拉康直言不讳地说,把历史研究看作是对意义的探寻,“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历史”。对这位拉康来说,诠释学的“有大写H的历史”,是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不折不扣的、对仁慈上帝的宗教信仰的形式(SXX, 16.01.73, pp. 45-46)。
诚然,某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例子犯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目的论和/或解释学的错误(就像第二国际和斯大林主义一样)。然而,从马克思本人开始,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更复杂和更有思想的方面,在处理历史时小心地避免了这种庸俗。例如,拉康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发展,即后来的萨特和阿尔都塞,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历史唯物主义对偶然事件的开放,破坏了社会历史中任何有意义的目的论的统治。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价值交换论既避开了长期的目的论,也避开了对历史潜在的“一切的意义”。鉴于拉康关于历史的观点,这些经济价值交换论(the permutations)将提供与拉康主义最大程度的兼容性。
在几个点上,后期拉康将历史与癔症(hysteria)联系起来——“历史就是癔症”(SXXV, 20.12.77)。他甚至在新词中记载了癔症(hysteria)与“hystorique”(癔历史)(SXXIV, 14.12.76)、“hystorisation”(癔历史行为)和“hystoriser”(癔历史者)的这种联想(PEA)。但是,拉康的历史与癔症里的等式(作为“hystory”[癔史])【注11】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他到底想说什么?
我能作出的最好猜测是,拉康的脑海中在思考着癔症如何工作,根据弗洛伊德的叙述,它涉及到一个“伪始基”(proton pseudos)【注12】——是对记忆中的过去的歪曲(弗洛伊德,1895,pp. 352-359)。同样是早期的弗洛伊德,在他与约瑟夫·布鲁尔(Josef Breuer)合著的《癔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中,著名的观点是“癔症主要是由回忆造成的”(Freud, 1893, p. 7)。我们应当注意到,癔症的主体所受的痛苦并非来自过去本身,而是来自“回忆”,即对过去的后续回忆。这些回忆症状性地将扭曲、虚构、谎言和错误的记忆引入癔症者的生活历史记录中。
【94】由于意识到弗洛伊德的记忆模型和相关过程中所强调的记忆倾向于被证伪,拉康在他的整个作品中警告,历史叙事对幻想、虚构、民间传说、神话和诸如此类的不被承认的依赖(SIV, 26.06.57, p. 391)。我怀疑,拉康相信,这种精神分析把历史重新解释为癔史的方法,包含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教训。首先,历史不应被看作是对事物的客观现状及其本身是什么的直接洞察,而应被解释为至少包含了投射到过去的幻想和虚构,就像包含了过去的现实和事实的事物本身(an sich)一样。其次,正如弗洛伊德很快意识到的,幻想的、虚构的伪记忆(pseudo-memories)可以像真实的、事实的记忆一样对心灵产生影响(1897,pp. 259-260),拉康所发现的虚构和编造的癔史塑造了真实历史的轮廓——对拉康来说,癔史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叙述和应对历史的历史(其中贯穿着虚假、谎言和神话)。
最后,拉康在他知识旅程的轨迹上,走出了一条介于先验感性和历史感性之间微妙的线。更准确地说,他试图将历史维度纳入精神分析的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而不是简单地将这种元心理学历史化而没有任何剩余物(remainder)。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忠诚,包括抵制将精神分析所提出的一切,作为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对人类心灵的持有,还原为历史上局部的和瞬态的结构。可以说,这使他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为伍。
拉康更为先验主义的一面,是提出诸如幻想和欲望(或者,更广泛地说,力比多经济的基础)这样的实体,是历史自身运动的永恒(trans-historical)发动机(SVI, 10.06.59, p. 434;SVII, 04.05.60, p. 209)。然而,拉康也有更为历史主义的一面,例如,愿意走得如此之远,甚至强调历史突现的特征,从它的同一性法则开始(A = A),遵循最基本的经典二阶逻辑(bivalent logic)(SIX, 06.12.61; FT, p. 358)。拉康在先验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摇摆,在解释和重建他自己的理论框架方面,以及在重新审视拉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都留下了许多有待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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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See Johnston (2013, pp. 59–77).
【2】 屏蔽记忆(screen memories),是记忆歪曲的两种类型之一。指一种记忆内容替代另外一种记忆内容,并将其封闭于意识之外。另一类是记忆异常(paramnesias),指对遗忘事件的错误回忆,且自认为确有此事。——中译注
【2】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他于1866年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学(Ecology)一词,生态学是研究人类、生物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科学。——中译注
【3】 一切历史都是当下的发生史,而不是过去那个真实的历史发生时刻的发生。但这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杜撰历史。而只是说真实发生在过去的事实不可能再在今天以原封不动、一层不变的模样得到复原。——中译注
【4】也即后遗性,从前的创伤经验、 记忆痕迹会依新的经验而被重塑,同时赋予新的意义, 就此角度而言,唯有第二场景才会赋予第一场景致病的动因。——中译注
【5】See Johnston (2013, pp. 59–77).
【6】直译为“将来时态的前奏”或“将来时的前部”。——中译注
【7】简略说来,指的就是“在我的历史中所实现的,就是我在成为过程中所成为的东西。”——中译注
【8】See Adrian Johnston, Infinite Greed: Money, Marxism,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under review).
【9】 按照拉康对马克思的解读,一切历史都是观念史,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也不例外。——中译注
【10】 较之前面更进一步,拉康的历史观是一种癔史观,即一切历史都是癔史。——中译注
【11】 或译“伪基点”或“伪起点”,那个最原初和最根本的根据点,是被人类的记忆化的。而有记忆就有癔症化的记忆。也可以说,一切的历史都是记忆,一切的记忆都有癔症,一切的历史都是癔症性的历史。——中译注
延伸阅读文献:
1.Althusser, A. (1966). Three Notes on the Theory of Discourses. In: F. Matheron (Ed.), The Humanist Controversy and Other Writings (pp. 33–84), G. M. Goshgarian (Trans.).London: Verso, 2003. 2.Copjec, J. (1994). Read My Desire: Lacan Against the Historicists. Cambridge: MIT Press.
3.Johnston, A. (2012). On Deep History and Lacan. In: Journal of European Psychoanalysis,32: 91–121. 4.Žižek, S. (1997). The Abyss of Freedom. In: S. Žižek & F. W. J. Schelling (Eds.), The Abyss of Freedom/Ages of the World (pp. 1–104),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参考文献:
1.Freud, S. (1893). Studies on Hysteria.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II, pp.1-310), J. E. Strachey (Trans.).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2001. 2.Freud, S. (1895).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I, pp. 281–393), J. E. Strachey(Tran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2001. 3.Freud, S. (1897). Letter 69 Extracts from the Fliess Paper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I, pp. 173–280), J. E. Strachey(Tran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2001. 4.Freud, S. (1899). Screen Memorie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III, pp. 299–322), J. E. Strachey (Tran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2001. 5.Freud, S. (1907). Creative Writers and Day-Dreaming.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IX, pp. 141–154), J. E.Strachey (Tran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2001. 6.Johnston, A. (2005). Time Driven: Metapsychology and the Splitting of the Driv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7.Johnston, A. (2013).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aterialism, Volume One: The Outcome of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8.Sartre, J.-P. (1960).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A. Sheridan (Trans.). London: Verso,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