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伽蓝记附录一：龙山古观，临湘塔，坪田牌坊
本文为新伽蓝记第一篇的附录，记龙山古观，临湘塔，坪田牌坊。
缘起
伽蓝一词来自梵语音译“僧伽阿蓝摩”，“僧伽”指的是僧众，“阿蓝摩”指园林，也就是僧团起居讲法的地方，这并非今天的佛寺建筑，而更类似佛经中的“袛树给孤独园”或者精舍。流传到中国以后，好事者取其中“伽蓝”二字指代之，就像日本人把笔记本电脑personal computer简化为パソコンpasokon一样，经过音译又拆分，已经看不出原词的痕迹。如果一个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僧人穿越到今天，你指着一座今天的寺院跟他说：“师父，welcome to China，这里就是你们古印度所说的伽蓝”，他肯定既不知道这个寺院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你说的伽蓝是什么（因为他听不懂）。
从2014年我萌生写《新伽蓝记》的想法，到2022年在键盘上敲下第一个字，一共打磨（拖延）了八年。在这漫长的八年里，我拜访过很多佛寺，也拜访过宫观、祠堂、清真寺、神社、教堂和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场所。我经常会想，既然“伽蓝”已经不是“僧伽阿蓝摩”的原意，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记载一些“广义的伽蓝”呢？我看到那些田间小路上常见的袖珍土地庙，里边可能同时供奉着观音菩萨、玉皇大帝、关二爷和某位本地先贤，麻雀虽小，却“含神量”极高。我也见过美国东海岸的大都市里，一些由尖端建筑材料构成的充满科技感的大教堂，让人惊觉上帝也如此与时俱进。上海徐家汇长眠着大明内阁次辅徐光启，在“王佐儒宗”的牌匾后，在一排排石兽、石人肃立的神道尽头，赫然是一座洁白的十字架。而这座四百年古墓的不远处，徐家汇美罗城的球状玻璃外墙正播放着光怪陆离的广告。
人类的信仰总是普遍又复杂。有句话叫“中华大地不养闲神”，实际上哪里的大地都不养闲神，我们并不在乎这面前这位是神是佛还是Lord，只要“祂”能寄托精神，回应愿望。因此在中国某个时代，上帝的二儿子可以出生在广西金田。在西方，圣诞节可以跟耶稣诞生没有一点关系，绿色的圣诞老人也在可口可乐的助推下变成红色。就算同样一个神佛，每个人的信法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想要捐钱、烧香，听因果报应的故事；有的人觉得只要“尽这家财，广为善事”，就能“不减泼天富贵”；一个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可能也会拜佛，但他所寄托更多像是对孔子、苏格拉底一样，是一种对先贤的尊敬。那他心里是否也有非理性的愿望，想要神佛给与奇迹般的回应呢？我不知道。
本篇附录的三个主角，一个是岳阳龙山上的“古观”，具体是道观还是什么，说不清楚；一个是保佑读书人考科举的佛塔；一个是读书人当官后给母亲修建的牌坊。虽然不是佛寺，但同样是寄托了人类复杂情感与信仰的文化场所，大概可以叫做“广义的伽蓝”。对于中国人来说，民间祭祀、祖先崇拜、儒家理想和佛道文化都是互为背景的，我们很难抽丝剥茧地加以区别。正如iPad广告所说：“你的下一部电脑，何必是电脑。”我的这一篇伽蓝记，也不一定非要记伽蓝，也可以记点别的。
一、龙山古观
2022年6月12日，我与孙小姐、云飞兄游历了圣安寺之后，又沿南湖的南岸向学校骑行。湖岸与龙山一道蜿蜒盘桓，路上偶有几处古风建筑，与北岸的繁华城市相比，可谓别有天地。龙山与湖上的礁石小岛们共同构成了“一龙赶九龟”的奇景，山势虽不算高峻，但峰回路转之间露出南湖的一潭碧水，可谓有龙则灵。
过了九龟湾那一片湖面，就来到龙山山麓上，有一段路上坡太陡，我们只好推车步行，时值初夏，林木茂密，忽然听到了前方有音响播放诵经的声音。转过弯来，前面一片彩色的旗帜下有个农家小院似的的建筑，正门上镶嵌着“龙山古观”四个字。院子左侧有个洗菜涮拖把的那种水龙头，还有鸡在水龙头边随意地踱步。一个姑娘端着铁盆出来接水，她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们一眼，似乎对游人的到来很是惊讶。正门那里，几个人从房里抬出铺着彩绸的供桌，一个男人站在供桌旁边，正在穿戴戏服一样的袈裟和佛冠，好像一个低配版唐三藏。我从正门向内张望，里边是黄绸妆点的神龛，香烟缭绕之际，没有看清神像的真容。
（龙山古观）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旅游城市长大的孩子，我的第一反应是警觉——这里不会是要人捐钱的吧！国内有些甚至不是寺庙的景区，都有热情的居士或僧人忽然出现，让你布施乐助。这时如果想要给个十块八块的，师父会不高兴，觉得你是在打发叫花子。对于已经分不清旅游景点和宗教场所的游客来说，看到这样一个简陋到像是山寨产品的宫观，会产生一种“误入小雷音”的感觉，但很明显，龙山古观的这几个师父并不打算接待我们，他们有自己的仪式、自己的工作要忙。
匆匆离去之后，我很疑惑这些道观的人为什么要穿僧袍，孙小姐说她们那里的“道人”确实也有这样的打扮。魏晋时期的僧人多以“贫道”自称，明清的耶稣会士也被老百姓称为“洋和尚”。在民间，僧啊道啊Priest啊确实很少会做严格区分。在巫觋文化浓厚的楚地，一些婚丧嫁娶、动土乔迁之类场合还是会看到这些“道人”的身影。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民间神职人员”，有的地方叫“菩萨”，有的地方叫“先生”，有的地方叫“仙儿”。他们的工作内容多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符咒草药和风水堪舆之学兼收并蓄。曾几何时，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过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这样沟通天人的职业也就渐渐成为都市传说，隐退在“六合之外”了。
后来在南湖骑行中，我还曾多次经过龙山古观。一次早晨骑行时，看到古观开着门，没有人，因为黎明还比较昏暗，我没有凑近。还有某天我站在院外台阶下驻足观望，发现左侧一个房门口用红漆写着“观音殿”，右侧写着“祖师殿”，还画了箭头，字迹不甚工整，但也没什么不和谐的。最近一次经过是2022年11月5号下午，古观还是没有人，旁边的草丛里，一只橘猫在打呵欠，一只黑色的大公鸡来回漫步，它矫首昂视，一饮一啄都有种凛然之气。我不记得之前是不是看到过这只鸡，也说不定，它才是古观真正的主人。
二、临湘塔
初识临湘塔也是在这年6月，14号周二那天，我和几位老师带着秘书专业大三的学生见习实习，上午在城陵矶港和附近企业见习，下午回程的路上，我们师生一起走访了离此不远的临湘塔。
临湘塔坐落于岳阳临湘市江边的小山——“儒矶”之上，从城陵矶沿长江江岸东行约30公里便是。初闻此处有一座晚清古塔，颇勾起我一些咏史怀古的遐想。前些年我喜欢读《湖湘地理》上面的专栏《湘军地理志》，读到1854年太平军与湘军的城陵矶之战，文字间的惨烈与悲壮力透纸背，让人感觉到这滚滚长江流不尽英雄血。太平军在咸丰二年（1852）和咸丰四年（1854）两次进驻临湘，第一次的对手是清朝广西提督向荣，第二次则是由老丞相曾天养领军，对阵曾国藩、罗泽南、塔齐布、彭玉麟、杨岳斌等湘军“全明星阵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临湘塔是否见证过呢？到了塔下我才知道，这座塔落成于清光绪七年（1881），二十七年前的那场血战已经远去，和太平天国一起，沉淀在史册里、在人心里了。
那么是我过度联想了吗？也不尽然，这座塔的倡建者和铭记者其实都和湘军颇有渊源。临湘塔的倡建者名叫刘璈，是晚清临湘县人。咸丰初年太平军转战两湖，作为秀才的刘璈组织团练参与镇压，后来随左宗棠公在浙江征战，因功被保举为台州知府。1881年，刘璈时任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政，据说他为了纪念战死将士以及振兴家乡的文脉，捐资在儒矶上修建佛塔，这就是我们今天拜访的临湘塔。
（临湘塔早年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儒矶从岸上看来只是一座很矮的山包，而临长江一侧则是数十米高的峭壁。我们师生缓步上山，只看到碧空无垠、长江无极。江风吹过时，初夏午后的燥热一扫而空，尽管是一座小山，却让人有“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豪情。临湘塔塔高33米，由砖石实心砌成，通体洁白，七层八面。塔身每层各开有四个佛龛，佛像今天似已不存，只有八角的铜铃在风中叮叮作响。时值下午两点左右，太阳照在临湘塔的宝顶上，仿佛舍利发出万道金光。
（临湘塔）
临湘塔建成之后，当地大才子吴獬应邀作了《临湘塔记》，文辞简短，文风诙谐，非常有意思。按我的理解，其大意是说：这个塔是为了保佑家乡的读书人学业有成，但是在风水佳处建塔是一种“术”，而士志于“道”。这样的风水方术真的能保佑我们解惑闻道吗？会不会让那些无心于科举的人连战连捷，有志于科举的人反而不能如愿呢？没关系，现在有志于功名利禄的人，都不会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功名利禄。而修了这座塔，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当年刘璈公镇守台州时建了一座宝塔，九年间学业有成者有几十个，所以他又在家乡修了这座塔，希望我临湘的读书人，也能够在科举上有所斩获吧！
（《临湘塔记》铭文）
吴獬的文章虽妙，不过相比刘璈建塔的一片赤诚，他多少有点玩世不恭。其实从二人的身份来看，他说的这些话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刘璈只考取过秀才，他能够为国镇守海疆，靠的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拼杀出来，而不是蜷缩在考场里写什么“天下有道”。吴獬的身份更为尴尬，他在写《临湘塔记》的八年以前（1873）就中了举人，又过了八年以后，他才在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及第，此时的吴獬已经年近半百。
吴獬早年就以才华驰名当世，在他刚中举人时，左宗棠公筹备西北军务，想要邀请这位同乡才子入幕从军，但吴獬因病未能前往。后来进京赶考时在汉口见到张之洞，张对他极为赞赏，称“洞庭一湖水，惟凤笙（吴獬字）饮一匙，吾与诸公仅尝其滴尔”。然而才名不能改变他久困科场的现实。四十八岁中了进士，得到一个广西荔浦知县的偏远芝麻官，仅在四年之后他就弃官归乡，从此以讲学终老，享年七十八岁。
吴獬一生狂放不羁，被称为“岳州一怪”。他是因为自己的玩世不恭才导致考场屡挫，还是因为考场屡挫才玩世不恭呢？为了不上不下的鸡肋，蹉跎岁月，他对于科举肯定是有怨言的。其实以吴獬之大才，也知道时局之多艰，这几篇八股文字既不能振起人心，也不能经世济民，考上了又有什么用呢？只是千百年来的观念依旧保持着强大惯性，他、刘璈，乃至于左宗棠，无论文章命世还是国家柱石，都不可能对此完全潇洒。左宗棠公也是一位老举人，戎马半生，功载史册，但没有中过进士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左公62岁的时候忽然上书朝廷，想要辞掉陕甘总督的封疆之位，重新去考进士。清廷连忙给他赐同进士出身，兼授翰林院编修，免其回京赶考，继续担任本职。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大概是左公英雄一生最悲哀的注脚了。
作为百年后求访先贤遗迹的后生晚辈，我的才学当然不及前辈万一，我求学路上付出的辛苦，也不及前辈万一。下塔之后，自己曾经的一些痛苦和迷惘，都觉得不值一提。吴獬敢拿自己追求一生的功名开玩笑，他不怕一语成谶。因为有些东西，得之失之都是自然，不必因为这些东西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四书五经的科举没了，新的八股文还会有，我看着塔下自己的影子，觉得自己做不到前辈那样潇洒。
离临湘塔不远还有一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矶头遗址。在遗址旁边废弃的码头上，我们又看到一方光绪三十年（1904）的碑刻，上面说：禁止渔民在岸边搭架网罟，以免缠住过往船只，引发危险。落款是巴陵县、临湘县两位知县，还有两位“委办杨林临湘矶救生局兼工程局委员”。这个救生局、工程局又是什么呢？了解一些晚清史的人可能知道，清咸丰、同治以后，由于地方督抚权力的扩大，军务、洋务、社会事务的增加，出现了各种局、所。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江南制造局”“安庆内军械所”“轮船招商局”等洋务运动的招牌。这些局、所直接听命于地方督抚，承办各种重要事务。而传统的科举官制既不能应付这些新事务，又被泛滥的捐官、保举所冲击，上榜多年得不到任职的大有人在。有一些举人进士索性投身于地方大员的幕府，在各种局所中谋事，反而成为终南捷径。往远了说，这种科举制的崩坏，实际上正是从湘军团练开始的。所以在左宗棠、刘璈他们心中神圣的科举正途，其实也是由他们亲手拉下帷幕的。
（大矶头清碑）
岳州为长江锁钥、湖湘门户，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临湘塔虽然有幸不曾沾染太平军和湘军战士的鲜血，却不幸未能逃离日寇的荼毒。在四次长沙会战中，湘北地区一直是抗战的正面战场。1938年临湘沦陷时，临湘塔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在今天在《临湘塔记》的那方铭文上还有一块的弹痕，铭文中的四个字也因此缺失无考了。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塔、石碑与长江都沉默不语，登塔的人却百感交集。后来者无法亲历那些荡气回肠的历史，但很多古迹见证过，有一些故事它们仍在向后来者讲述，也有一些故事随着时间远去，再也寻不见了。到访临湘塔前不久我刚刚补完网剧《无心法师》，剧中几句歌词，特别适合作为这篇游记的小结：
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
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
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或记得，
他离开她的回忆重复的活着。
三、坪田牌坊
到访临湘塔后一个星期，2022年6月17日，我与前面几位老师再次带队去云溪区学习见习。回来的路上路过云溪坪田乡，我们师生下车简单参观了一座清代牌坊。
坪田牌坊又名乐善好施牌坊，牌坊高9米，宽6米，四层三门，最上一块青石牌匾写着“乐善好施”四字，其下一块匾交代了立坊的缘由，是“诰封荣禄大夫刘呈规之妻，赐进士出身，前户部主事刘兆梅之节母，诰封夫人刘母来太夫人之坊”。再下面是落款“清光绪十四年八月吉日建”。牌坊主体由麻石雕砌，装饰着三国演义等民间故事的浮雕，四柱下有两对石狮、石象，活灵活现。
（图片来自网络）
据说，来氏夫人在丈夫刘呈规过世后，含辛茹苦地养育刘兆梅等三兄妹。她贤淑恭温，乐善好施，还将节约下来的银两周济贫困，两次设立义塾教育无力进学的贫困子弟，在当地传为美谈。长子刘兆梅中进士后，授官户部主事，他向朝廷申请为母亲修建了这座牌坊，庶几报慈母养育之恩，为一生行善之慰。
（坪田牌坊铭文）
古代读书人进学，讲究光宗耀祖以昌孝道。牌匾上所谓“诰封”，就是在官员考核期满后，礼部对其未有官爵的父母授予荣誉头衔，这个头衔按照其本人的品级决定。明清对于女眷的诰命，一品二品称夫人，三品至七品分别称恭人、淑人、安人、孺人。刘兆梅的户部主事应该是正六品，但他父亲获赠的荣禄大夫头衔则是正一品，来氏的太夫人称号应该也是来自于此。因为当时忽然下起一阵急雨，我们来不及仔细观摩便匆匆告辞，所以其中原委也就留待以后慢慢考证了。
我讲文学史，讲到《元史·儒学传》以及后面的《牡丹亭》时，偶尔会引用一些明代文人给节母、节妇作的传记。讲文化资源学时，也会提到贞节牌坊这类古迹，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文化。明清时期的节妇传记很多，大部分千篇一律，士大夫的传记也很多，大部分也千篇一律，看得多了心里就会沉重。不过我们那天只是来参观古迹，并不想唱《牡丹亭》，也不想再阐发更多。也许社会观念会变来变去，但来氏老夫人始终都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一个善良的人，毕竟我们可以不相信那些陈旧的文字，但我们还是会相信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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