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突破后的文化旨趣差异：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
轴心突破后的文化旨趣差异：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
——对西方宗教文化、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
本文为邵豪硕的上海交通大学《西方宗教文化概论》课程期末论文
**摘要：**不同宗教使得不同民族形成各自的民族个性，在此基础上有的民族发展出现代化文明体系。近代中国的衰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对比显著。宗教的差异可能与中国和西方轴心时代以来轴心突破形成的不同旨趣有关。“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作为中国儒家价值与西方基督教价值传统的两种超越类型，可能影响了这些文明能否顺利建立现代性民族个性。
一. 宗教与现代性民族个性的形成
尽管现代世界是相对世俗化的，无神论者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但是，除了近代以来的大多数时期，世界上主要的文明都处于宗教直接或间接的支配下，宗教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与个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欧洲长期受天主教支配，政治与宗教密不可分；中东阿拉伯世界受伊斯兰教支配，政治与宗教合一，宗教法典与社会法律合一；中国长期受儒教、佛教和道教支配，儒教是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佛教和道教是民族的普遍信仰；印度世界受印度教支配，社会结构由宗教法规决定。 尽管现代社会有许多世俗化的地区，如中国、欧洲，但世界上的许多人口仍然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比如在美国，基督教人口占多数，并且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日本，多数公民同时信仰佛教和神道教；南美洲仍然受天主教的影响，其文化和社会基础仍然是天主教；中东世界仍然受到伊斯兰教的强烈影响，许多国家仍然是政教合一的。 哪怕在人口的主流是无神论者的国家，也难以摆脱宗教的影响。这些国家都曾经受过基督教、佛教、儒教或道教的支配，宗教的教义和思想已经渗透到民族文化和传统中，并且影响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即使现在的人并不再信仰宗教，但由于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影响，他们仍间接地受到宗教的影响。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在近代，有的宗教使得信奉它的民族形成了具有现代性的民族个性，在这样的民族个性的基础上，这些民族发展出现代化文明体系。相反，有的宗教使得信奉它的民族形成的是传统的民族个性，这些民族依然处于传统的文明体系中。那些形成现代性民族个性并且发展出现代化文明体系的民族迅速成为强势民族，而那些没有形成现代性民族个性并且没有发展出现代化文明体系的民族成为了弱势民族。 关于现代性民族个性，韦伯归纳出如下特点：
- 看待自然和社会现象时，不迷信，把自然或社会现象看作是现象本身，而不当作妖魔鬼怪或者神灵的结果。在解决自然问题时，趋向于使用科学手段，而不诉诸各类法术；也不会用巫魅去理解社会，或用巫魅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 对人之间的私人交情持警惕或疏远的态度，不热心建立基于人情、交情、血缘、地缘之上的关系。更善于建立公共事务当中的合作关系，把目的和原则视作高于人情和血缘。
- 对道德的遵守，不再仅限于对待熟人，也推广到对待生人。倾向于个人主义，同时厌恶人身依附。
- 蔑视对政治人物的崇拜，对性恶有着认识和自觉；理解民主与自由。
- 把工作或劳动神圣化，勤奋努力、禁欲、蓄财、乐于投资、敢于冒险。
宗教改革后，尤其是加尔文宗，通过教义将理性主义、普世主义、个人主义、道德主义以及民主主义作用于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个性。 时至今日，哪怕中国为革命等手段的强制进步要求在形式上被拽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这些现代性民族个性或许也不全然为中国人所具有：在近代，儒释道等传统宗教成为阻碍现代性民族个性形成的障碍。比如，道教使人迷信巫术法术，没法确立理性精神；儒教使人专注家族血亲关系，没法超越血亲裙带，同时使人迷信权威，没法理解民主和自由；而中国式的佛教，使人逃避此世，没法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 现代性民族个性带来如下影响：形成现代化文明。 这是与现代性民族个性相呼应的，具备现代性民族个性的民族，在近代创造了现代化文明。现代化文明体系，在组织、科技以及生产力等方面，有着传统文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 现代化文明具有理性和科学的自然观，使得这些民族迅速发展了科学，掌握了科技力量，掌握了“坚船利炮”。因此，针对那些人格仍然处于传统状态的人群，也就是针对那些迷信巫祝的人群，具有理性和科学的自然观的人群，无坚不摧，战无不胜；
- 普遍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超越血缘地缘、讲求原则、不徇私情的处世态度，使得这些民族建立了现代化的军队、行政和企业。因此，针对那些热衷血缘亲缘友情、盛行裙带作风的传统社会的组织，这些现代化组织更具有效率、公正和战斗力；
- 民主政治的确立，祛除了政府对社会各个领域的钳制，释放了被生产关系限制的生产力，从而推动国家的发展，民主政治的确立，在全社会确立了法制，为国家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安全的保证。
科学的自然观社会观、普遍主义的处世态度、普遍主义的道德意识以及民主政治，使得近代的资本主义获得了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基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制度的工商农牧体系。近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生产力。因此，相对于那些传统社会下的小农经济、手工作坊、封建资本主义经济，近代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生产力。 当现代化文明体系的民族带着先进的武器出现在保守传统文明的民族面前时，后者往往无法抵抗并被迫割地赔城、沦为殖民地，或被迫丧权辱国，比如近代中国所谓的“屈辱史”。
二．轴心突破及其对价值传统的影响
“轴心时代”与“轴心突破”的概念首先为雅斯贝尔斯明确提出。 轴心时代意指在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两百年之间，在这段时期中，世界上主要宗教背后的哲学都同时发展起来，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这样定义“轴心突破”：“初次有了哲学家。人作为个人敢于依靠自己。中国的隐士与游士（按：指老子、孔子、墨子等）、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以色列的先知，无论彼此的信仰、思想内容与内在禀性的差异有多大，都属于同一类的人。人证明自己能够在内心中与整个宇宙相照映。他从自己的生命中发现了可以将自我提升到超乎个体和世界的内在根源。” 轴心突破的一大表现就是导致了“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判然二分的出现：现实世界被超越了，但并未被否定。但超越的具体形式，经验内容与历史进程，则各文明相异。 轴心突破为不同民族的价值传统提供了超越源头：中国的轴心突破伴随着以“天”代表“超越世界”，以“人”代表“现实世界”的“天人”关系的转变，轴心突破后，如牟宗三指出的，“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含义。天道灌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里的“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另一方面又是内在的，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这一“天人”关系为“遵循天道”“心静气理，道乃可止”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宗教性的超越的源头；以色列的轴心突破则是伴随先知们的宗教活动与著作开展，在此，“超越世界”则充分地具象化了，人格化的上帝集中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力量，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所有价值的源头。 轴心突破所提供的宗教性超越源头间接影响了民族个性。因而，余英时在《轴心突破和理论传统》中提出：“轴心突破”造成了世界各大文化的长期传统，至今仍在支配着各大文化中人的思想和情感。
三．西方价值传统的外在超越类型 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应该被视为是轴心时代两个文化——希腊与以色列——在欧洲混合与冲突的结果。希腊的“理性”传统与以色列的“信仰”传统在中古欧洲汇流之后，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和不安。文艺复兴以来，两种传统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难以调和，如“宗教与科学之争”，但是希腊和以色列的“轴心突破”都是属于外在超越型的，因此它们一方面相互激荡，另一方面又相互加强。此过程为西方形成现代性民族个性提供了相当积极的影响，使得近代西方文明展现出极大的力量，终于在近两三百年中宰制世界。 希腊的轴心突破是由哲学家们主导的，哲学滥觞于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源，而在希腊的轴心突破中，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当属柏拉图，怀特海称：整个西方哲学史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与“感性世界”对立二分的“理念世界”。柏拉图认为，感性世界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是一个流变的世界，所谓“万物皆流”。我们不可能对感性世界杂多的实体形成任何可靠的知识，只能形成意见。只有当我们借助于逻各斯，从这些事物上升到确定的定义，借助于逻各斯的超越，从感性的事物、感性的对象上升到定义，才能达到真理。 理念世界中理念是分级的，其中最高级的理念是“善”的理念，它构成了各种理念由以派生的终极根据与共同追求的最终目标 然后是道德和审美领域的理念，如美、勇敢等。理念的分级提供了价值传统。 以色列的轴心突破大概可以看作是《旧约》所记录的内容，其“超越世界”至此便充分地具体化了，人格化的上帝集中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力量：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所有价值的源头。以色列人一方面用这个超越世界来反照人间世界的种种缺陷与罪恶，即原罪的思想，另一方面又用它来鞭策人向上努力，服从上帝的旨意。因此这个超越世界超越性的上帝表现出无限的威力，但是对一切个人而言，这个力量则总像是从外面来的，个人实践社会价值或道德价值也是听上帝的召唤。我们也可以说，人必须遵行上帝所规定的法则，因为上帝是宇宙一切基本法则的唯一创立者。 希腊，希伯来的两希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提供了利于形成现代性民族个性的文化特色：
- 无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还是犹太教一神论的信仰，都没有给怪力乱神留下立足的空间，这促使西方人看待自然和社会现象时将之看作现象以及为理念或上帝所支配的法则运行的结果；
- 如加尔文称：“预定论为神永恒的预旨，其中神借预定决定了每个人将如何”。人面对一切价值的源头——上帝——是以孤立的个人存在的，神救赎的是孤立的个人。这主张个人主义，有利于建立基于目的和原则而非以血缘、人情为纽带的社会合作关系；
- 外在超越的文化旨趣提供了位于人的外部的共同的价值源泉，利于形成普遍的目的与原则；
- 《创世纪》中，人一再违背与神的约，“原罪”的思想使西方人对性恶论有着认识和自觉，促使他们形成普遍的外部约束，促进了普遍主义道德的形成；
- 《旧约》中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辱没他人就是辱没造他的主，这肯定了每个人的尊严，《新约》中耶稣基督更是将律法中“爱人如己”提高到了律法上的诫命中仅次于“爱主”的高度，律法中安息年等对弱者的关怀等是普世价值观的体现。
四. 中国价值传统的内在超越类型
中国的轴心突破在历史进程和超越对象的具体形式上与希腊和以色列的轴心突破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的轴心突破大概经历了此历程：以孔孟墨老庄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在巫文化背景下，对巫文化进行充分的扬弃，打破了“绝天地通”后君主对“天人交通”能力的垄断，至此天命由集体本位走向个人本位。这些先哲们认为与“天”沟通不再局限于祭坛这些礼乐形式，而是可以通过治气养心得以实现，当然“道术将为天下裂”时代的诸子百家养心治气的方法各异，或是，仁，泛爱，无为，但都没有脱离“心”“道”合一的“新天人合一论”，这次轴心突破的关键也正在于用“心”代替了“巫”作为“天人交通”的媒介，进而产生中国的“内在超越”的文化旨趣。 余英时的《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深入讨论了发生在中国的轴心突破，指出三代的礼乐传统为中国轴心突破提供了直接的文化背景，三代礼乐传统的连续性以及先秦最先出现的三个学派，儒道墨三家均滥觞于礼乐传统是论断的证据。而对于“礼乐”，作者又从文字本身考证了其宗教功能，论证如下，“禮樂”，在《说文解字》中有如下语：“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而“豊，行禮之器也”。 通过礼乐的运作取得与神鬼交通的宗教群体是“巫”，“巫”的形象在《伪孔传》中描述如下“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大约是“民”中的精英，惟其如此，才能使“神”“降格”。即，巫是“天人交通”的媒介。 此后伴随统治者为了追求其统治的合法性，借以‘天’对他绝对权威合法化，为此选择他所信任的人来重组‘巫’，从而实现了‘天人交通’的垄断，形成了官方的礼乐传统。而礼乐传统的宗教功能，即来源于这一垄断的“巫”文化，并且“礼乐与巫始终保持着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礼乐·祭祀》表达如下“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 这一巫文化此后被诸子的哲学所取代，表现如下：
- “天”在轴心突破前通指神鬼世界，轴心突破后为“道”“气”所取代。“天”人格神的属性被“某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所取代；
- “天命”的媒介与本位发生了变化，媒介由“心”取代“巫”，本位由“个体”取代“集体”；
- “超越世界”的出现。
因此可见，中国轴心突破的对象是礼乐传统背后的巫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巫师集团”为“思想家”取代，而“祭祀”的仪式则由“心道合一”取代，“心”取代了“巫”作为天人中介，“精气”取代了“鬼神”，知天命的方式由“降格”的仪式转变为自我修养。虽然“新天人合一”在思想内涵上取代了“旧天人合一”，但在模式和结构上仍是一脉相承；由于“心”所指并非普通的心，而是“道心”，必须通过“治气养心之术”才能“心静气理，道乃可止”的“神降”，发挥天人中介的作用，中国轴心突破的一大文化特色：内在超越。 与以色列，希腊的轴心突破相比较，中国的轴心突破似乎是最不激进，最为保守的：中国的轴心突破前后仍然具有很强的连续性，突破出现了，但与此前的巫文化与礼乐传统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之间的关系，就边界而言是暧昧的，不是泾渭分明的。 然而这些文化特色并不利于现代性民族个性的形成：
- 与“巫文化”一脉相承的礼乐传统在看待自然和社会现象时容易将之视为怪力乱神的结果而非现象本身，解决自然问题时也依赖祭祀、礼乐等巫蛊之术；
- 内在超越的文化旨趣更多是一种主观的个人体验，缺乏外部的共同的价值源泉不利于形成普遍的目的与原则；
- 儒家强调社会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信念基础上，但其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社会关系的基础，道德与信誉仅限于熟人社会，对待亲戚邻里，讲求道德、信义和互助，但对待外人生人，则残酷冷淡无情、不讲道德、不讲信誉，通过欺骗隐瞒牟取利益甚至会被视为能耐，缺乏普遍原则；
- 内在超越高度看重人的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的伦理体系，导致中国人看重统治者的“私德”甚至胜于“公德”。这种苛求一方面导致统治者热衷于经营自身的人格形象，另一方面导致平民对统治者有强烈个人崇拜倾向，喜好人身依附、敬畏权威，倾情于个人忠诚。
五．总结
宗教对现代性民族个性的形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民族个性又深刻影响了各民族能否顺利建立现代化文明。在轴心时代发生的轴心突破通过宗教和文化提供价值传统的超越源头实现了对该文化的文化旨趣与文化特色的影响，进而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其民族个性。中国与西方的轴心突破最显著的差异是分属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相较外在超越，内在超越类型轴心突破或许更不利于形成现代性民族个性。
六．参考文献
[1]任剑涛.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宗教信仰、道德信念与秩序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12(07). [2]余英时.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J].二十一世纪评论双月刊,2000(04). [3]艾森斯塔斯.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J].二十一世纪评论双月刊,2000(02). [4]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台北:聯經出版,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