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去年一样邀请编辑部里每位同事推荐一本书，得到了这份书单。经历了这样一年，我们在阅读上的选择或多或少都有些改变，这份书单似乎是同事们如何在洪流里自我打捞，寻找避难所，在历史和小说中辨认关于时代命运启示的记录。希望那些曾与我们怀抱同样的心情、同样对世界感到困惑、同样想要打起精神生活的朋友，能在这份书单里获得一点收获或者共鸣。
作者: 罗伯特·哈桑 译者: 张宁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0-2
作者: [意] 迪诺·布扎蒂 译者: 刘儒庭出版: 后浪 / 后浪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年: 2018-7
作者：〔日本〕近藤麻理惠 译者: 徐明中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年：2012-5
作者: [美]洛莉·戈特利布 译者: 张含笑出版: 果麦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年: 2021-7-28
如果没有上海的这个春天，我应该不会看这本书。它和那几个月吃的无数洋葱一样，成为这场灾难的某种注脚，标识着我为了在痛苦中存活下来，所做的违背喜好的一点努力。
@蟹小谢
作者: [美] 理查德·布劳提根 译者: 王伟庆出版: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年: 2021-9
你的生活是否也发生在西瓜糖里？
@姗仔
作者: [英]约翰· 伯格 译者: 徐芳园出版: 也人｜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年: 2022-5-30
作者: [德] 卡尔·马克思 译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出版年: 2018-4-1
@叶晗
作者：张铁志出版：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2010
作者: [俄罗斯] 瓦西里·格罗斯曼 译者: 力冈出版: 理想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年: 2020-2
“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这是文章开头的第一段，另一段则是在全文的最后一节：
“1961年冬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也已走到尽头，此时的他拖着病躯来到亚美尼亚旅游。一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车上忽然腹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张扬，眼看就要上吐下泻，尊严尽丧。好在朋友半途停车加油，他趁机奔去厕所。事后，他在笔记里回忆：“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他的身子开始破损，他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余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罗斯政府会在2013年公开交还前苏联带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这本书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但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
这是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虽然没有了大清洗，但谎言和暴力依然堂而皇之地自我宣称为历史法则。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赫鲁晓夫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早点把那一小撮作家枪毙掉，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 然而，这块土地上还是会有一个个格罗斯曼，他们有了不起的灵魂，毫不妥协又满含温情。
上海四五月静默，人们重新开始理解共产主义的完美生活。这段时间，重读了阿伦特的《人的境况》和《极权主义的起源》58年版新增的一章“意识形态与恐怖”。
阿伦特对马克思是有敬意的，她认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欧洲一部分最人道的政治理想的激进运动，虽然马克思把政治行动错置为创造历史，他语调上的人道主义也并不能取消将复多的人群简化成单一目标的危险，但阿伦特依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极权主义的，人们只是在事后可以看到，在政治危机的境况下它是如何地易于培育出极权主义的后代。但经过了100多年的进化，这些后代们已经不再有乌托邦式的必然性叙事，而都在求助于民族主义的特殊性。然而，动员和统治的结构依旧，甚至隐含的心理过程也没有多少变化。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大部分描述仍然可以准确地对应到现实世界。她的那句名言“没有什么是真的，（于是）一切皆有可能”依然在现实中一次次再现。它不仅包含了狂妄自大的“一切皆有可能”总会导致的相反结果，他们还会发现，自己将一次次地处于由自己所引起的过程的无情控制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个过程的继续复制，因为这个狂妄的“一切皆有可能”有一个“没有什么是真的”作为前提，这个前提是极权统治的最基本动员，它将造成无数陷于虚无失去了主体性的个人，从而，它也造就了极权统治所需要的理想的人民。
阿伦特在“意识形态与恐怖”中写道，这类统治“使我们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极端到蔑视它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的苏联宪法）”（P.575），因为它们相信，“大地上的公正”并不来源于律法，而来自于这场运动所代表的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而一切成文法都从这两者而来。在这一章中，阿伦特非同寻常地讨论了“孤独”，这个讨论蕴涵着极权运动的重要秘密，非常值得在这里引述。阿伦特认为“孤独”不是“孤寂”。“孤寂”是一个人独处，我和自我共处，因而合二为一。也就是说，“孤寂”依然可以是自我实现的，即使切断了与政治生活的联系，仍然可以保持其他生活的完整性。但“孤独”不同，“孤独”指的是虽然在人群中，却无法与他人建立联系。这种与他人共居其中的人类世界的分离，使人们丧失了现实感。这是在存在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被剥夺，人们开始相互指控、揭发，四周充满了敌意。阿伦特认为，正是大众的孤独经验使人们接受极权运动的统治，并使传统暴政从未有过的动员方式成为可能（P591-596）。普遍的孤独和虚无，终于成为极权运动的沃土，成为极权社会的真谛。
但是，世上不会有任何持久不变的历史现象，阿伦特在最后写道：“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个终结都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 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就是每一个人。”
今年的最后几个月，一直在重读康德的第四批判。每天一小节，就像被晨露滋润，让内心平静，让头脑清明。
启蒙人物了不起，是他们的灵魂了不起。他们坚信普世之理，并坚定地用自己的理性来证明普世之理。他们坚信人们终将获得“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终将到达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康德相信牛顿所说的“大自然不做无用之事”，因而，人类生命传承的自然秘密就应该是这样的：
“以往的世代仿佛只是为了后来世代而在进行他们那艰辛的事业，以便为后者准备好这样一个阶段，使之能够借以把大自然所作为目标的那座建筑物造得更高；并且唯有最后一代才能享有住进这座建筑里面去的幸福，虽则他们一系列悠久的祖先都曾经（确实是无意的）为它辛勤劳动过，但他们的祖先们却没有可能分享自己所早已经准备过了的这种幸福。尽管这一点是如此神秘，然而它又是如此必然。只要我们一旦肯承认：有一类物种是具有理性的，并且作为有理性的生命类别，他们统统都要死亡的，然而，这个物种却永不死亡，而且终将达到他们的禀赋。”
今年，我们见证了这些禀赋令人欣喜和可见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