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榨菜”流行背后：加速的时间与消逝的闲暇
加速的休闲娱乐，满足的不仅仅是功利性诉求——尽可能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满足的也是心理上的需求——“美好的生活就是被填满的生活”“好的生活就是丰富的生活”。几分钟读完一本书、倍速播放、几分钟看完一部电影，都体现出这种急不可待的“填满”：我们想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知道更多东西、了解更多东西、享受更多东西，仿佛唯有如此才能让我们有限的生命无限宽广。
最近，“电子榨菜”的说法很火。用榨菜下饭是国人一贯用以解决食物乏味的办法，只要有一包榨菜，这顿饭的味道就会好上许多。同理地，电子榨菜指涉的是年轻人吃饭时用来“下饭”的视频。在风格上，电子榨菜的特点是熟悉、亲切、轻松、毫不费脑，哪怕观众一边分心吃饭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对视频信息的接收。电子榨菜可以是看过一遍又一遍的经典老剧，可以是氛围轻松的语言类综艺，可以是一些电子游戏或体育比赛的集锦，也可以是一些二次创作的影视剧解说。
电子榨菜还是一个“时间”概念。就像日本的泡面番就几分钟、与日本人冲泡一碗杯面的时间接近，吃杯泡面刚好可以看一集动漫；电子榨菜的时长最好也在一顿饭的时间，吃完饭视频差不多也播完了。因此，除了那些可以随时进入与退出的老剧、老综艺外，受欢迎的电子榨菜主要是那些时长在十几分钟到二十几分钟之间的视频内容，尤其是“十几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十几分钟看完在播热剧最近更新的两集”等影视解说。这也成为年轻人追看影视剧的一种新姿态：不是完整看全片看全集，而是直接看解说。
年轻人选择下饭的电子榨菜，重点不在于学习知识、品味经典，而在于在极短的时间里抓紧获取信息、抓紧放松。所以，那些影视解说的基本特点是信息直给、观众可以无门槛地接受与理解，“解说要做的不仅是把饭嚼碎，还要嚼烂，变成一摊面目不清的糊状物，方便观众进行吞咽”。譬如很多电影在解说后都被简化成“小美与小帅的故事”：男主角叫“小帅”，女主角叫“小美”，警察叫“佛波勒”，反派叫“丧彪”……影视解说榨干了镜头、调度、意象、蒙太奇、隐喻，将所有的影视剧都变成了“故事会”。
显然，这样的“文化速食”会遭到批评。年轻人并非不明白这一道理，但他们还是选择“几分钟看完影视剧”，影视剧内容质量的下滑、篇幅的注水固然是一方面，但年轻人时间的稀缺或是根本的症结。这是一个“时间”问题，是这一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问题：他们休闲娱乐的时间太少了，专门腾出时间看一部两个时长的电影，或者每集40分钟好几十集的剧集，成为一件颇为奢侈的事情；甚至连休闲娱乐都是一种“加速”的状态——从倍速播放到把内容捣糊的影视解说，都可以窥见休闲娱乐的争分夺秒。
年轻人的时间到底都去哪了？人们曾乐观地畅想技术进步的未来：越少的工作、越多的休闲，为何事与愿违，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休闲娱乐，连休闲娱乐都得加速进行？
我们或许都听过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0年做过的一个预测：到21世纪，居民经济水平会达到非常富有的程度，我们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现在看来，凯恩斯预测对了一半：居民的经济水平的确达到富有的程度，但每周工作15个小时的愿景却没有实现。与之相对的，人们的工作时间似乎越来越长了，至少是这几年，“996”“超级大小周”成为不少大厂的标配，很多人一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经济水平在提升，工作时间也在加长，休闲娱乐的时间却在不断紧缩，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情形？
德国理论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加速社会”理论或能解释这一悖论。罗萨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加速社会，加速社会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科技加速。新科技（像是蒸汽机、火车、汽车、电报、计算机，或是互联网），几乎必然会造成生活实践、沟通传播结构与相应的生活形式当中的全面改变。这很容易理解，譬如随着技术进步，时间不断改变空间，以前从北京到上海路途漫漫，现在高铁6个小时直达。其二，社会变迁的加速，社会各个事物、信息的时效性已经越来越短了。比如微博上的热搜几乎是一小时一换，一周前全国关注的大新闻一周后可能就鲜有人问津了。其三，生活步调的加速。主观上，人们感到时间太快而频繁地感到时间焦虑。而在客观上，是人们必须在同样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情，“在一定时间段当中，通过减少休息或间隔时间，而做得更多或体验到更多，以及/或是同时做更多事，比如同时下厨、看电视和打电话”。
科技的加速与生活步调的加速，表面上是矛盾的，也是我们所纳闷的：为什么技术进步了，我们没有从中解放？
罗萨举了一个很通俗易懂的例子。1990年代，他们一个工作日平均花两个小时收发十封邮件。如果按照凯恩斯理想的预测，需要收发的邮件总量不变，那么在新科技发明后，他们每天就只需要花一小时来回复邮件，然后就可以赢得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来做其他事。“但事实上会是这样吗？我敢说绝对不是。事实上，要是我们需要收发的信件多了一倍，那么我们每天要花在上面的时间就依然不变。”也就是说，虽然原本十个小时可以做完的事情现在一个小时做完，但剩余的九个小时不是闲下来了，它们同样会被各种工作填充。相当于，科技越进步，效率越高，我们完成的总任务量就越多，效率与任务量几乎是同比例增长的正相关关系。
为什么不慢下来？罗萨的答案是：我们要时刻保持竞争力。社会越加速，竞争越激烈，想要在竞争中获胜，就得更快，就得在同样的单位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量、实现更多的资本循环、完成更多的创新，资本家自然会驱使劳动者加速再加速。并且，现代社会里的竞争原则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竞争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分配，除了经济领域和体育领域外，还比如科学领域（教授或研究员的职位，以及执行研究项目所需的资源，是通过竞争而获取的）、艺术领域（人们必须靠卖出更多的票、书、唱片，也就是靠在自由市场的畅销，或靠感动评审，来击败竞争对手），等等。
总之，在加速社会里，竞争的实质相当于一个物理公式：在deadline之前，谁完成的任务量越多，谁就能在竞争中获胜。自然地，人们会拼命压榨自己的休闲娱乐时间，尽量将它们转变为工作时间，以期创造更多的任务量。“内卷”也就因此产生，我们必须“在原地舞得越来越快”，或是“我们要跑得尽可能的快，才能留在原地”。
加速的社会，构成了电子榨菜流行的大背景——“加速竞赛将我们困在滚动得越来越快的仓鼠滚轮中”，休闲娱乐的时间少得可怜。很多人没有闲情逸致去饕餮文娱大餐，电子榨菜自然就成为选择。
更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连仅有的少得可怜的休闲娱乐时间，人们都要“加速”呢？譬如倍速播放，或者试图在几分钟内就能读完一本书、看完一部电影。
木心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歌《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事实上，以前的休闲娱乐也很“慢”，我们慢慢阅读，搬着小板凳在电视机前跟着电视剧的节奏进入它的故事，夏日的夜晚我们会躺在户外的石板上数星星……我们不着急、也不会觉得生活中那些细碎沉默的时刻是无聊的。这种怡然自得的慢节奏背后，实际上是当时物质条件的贫瘠、文娱生活的贫瘠，我们的选择很有限，我们珍惜任何我们所能拥有和享受的娱乐，生怕它会很快流逝。
但进入一个加速社会，随着经济增长、物质生活水平提升、文娱内容丰富，人们的选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吉尔·利波维茨基在《空虚时代》里说道：“消费主义意味着‘选择’的超丰富化，而富裕则提供了这种可能，它还意味着一个可供个人徜徉的深度开放和透明的世界，其中选择越来越多，度身定做的套餐也越来越多，一切任由流通和挑选，一切仅仅是个开始。随着市场和技术所开放的可供公众支配的物质财富与服务越发的丰富，这种逻辑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譬如当我们无聊时打开手机，可以选择的娱乐方式太多了：电影、电视剧、综艺、短视频、直播、游戏、网购、网聊……
选择的增多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选择困难症，而是哪一个选择都不舍得放弃、哪一种选择都想去尝试。罗萨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据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文化逻辑，生活的富裕、满足和质量，都由一生的历程当中所拥有的体验的总和与深度来测量。于是，在这样的生命观当中，好的生活就是丰富的生活，也就是有丰富的体验与能够充分自我实现的生活”。现代传媒的发达、消费主义的盛行更是加剧了这一认知：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在享受某种快乐，我们也想去亲身体验，仿佛唯有如此才能增加我们所有拥有的“体验的总和与深度”。比如这种网红奶茶很有名，我也想买来喝；这部剧讨论度很高，我也想追追看；听说文艺青年都得到大理走一趟，大理列入出行计划……
然而，我们所拥有的休闲时间总归是有限的。“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曾提出一个时间和效率概念——国民总时间（GDT，GrossDomesticTime），这概念是参照国民总收入（GNP，GrossNationalProduct）一词而创造出来的。罗振宇认为，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时间是一个“刚性约束资源”，一分一秒都多不出来。人们用来上网的时间也基本稳定在每周26.5小时，算到极限，中国有10亿网民，每人每天花5小时上网，那么互联网可以开采的国民总时间大概为18250亿小时。在互联网信息总量大约每3年翻一番的情况下，信息消费者的可用时间总量却几乎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数字。
娱乐方式不断丰富，但休闲时间几乎是固定的。罗萨也早早发现这一冲突：“在短暂的人生当中，这个世界可提供的事物似乎永远比能够体验到的事物还多。在个人的一生当中可以实现的事物，总是比不上这个世界所提供的选项数量的增长速度。”怎么办呢，怎么增加我们的体验内容？加速就成为一种消除世界时间与我们生命时间之间差异的策略，我们渴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享受更多的休闲娱乐。
敏锐的商家捕捉到“加速”的时代趋势进行商业布局。诚如罗振宇所言，“在未来，用户时间越来越宝贵，要应付的工作和内容越来越多，一个省时间的产品设计，将更容易获得成功……节省时间有两种，一种是从内容上节省时间，比如让你30分钟知道一本书的主要内容；一种是从形式上节省时间，比如视频就不如音频节省时间，因为看视频的时候你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听音频的时候你却可以开车、洗澡、吃饭、蹲厕所都可以。”所以，现在很多文娱APP，本质上做的就是“时间的生意”，帮助用户节省休闲娱乐的时间，让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取更多的体验（虽然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像得到APP上的很多音频内容，就是帮受众总结出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的精华内容，“听”完精华内容就相当于“读过”这本书，并且用户可以边做其他事情边听。
电子榨菜与之相似，它也同时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诉求：几分钟内可以看完一部电影、几分钟内追平热播剧的最新剧情，让你获得爆款作品的社交货币，并“催生短时间内‘阅片无数’的高效观影错觉，构建读懂电影假象”；你还可以一边做其他事情，一边享受电子榨菜。
加速的休闲娱乐，满足的不仅仅是功利性诉求——尽可能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满足的也是心理上的需求——“美好的生活就是被填满的生活”“好的生活就是丰富的生活”。几分钟读完一本书、倍速播放、几分钟看完一部电影，都体现出这种急不可待的“填满”：我们想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知道更多东西、了解更多东西、享受更多东西，仿佛唯有如此才能让我们有限的生命无限宽广。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电子榨菜式的休闲娱乐，是否构成真正的闲暇？
“闲暇”一直是备受先哲关注的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就专门论及闲暇对人生发展的意义，“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人生所以不惜繁忙，正是为了获致闲暇”，“闲暇的德性”是“最优秀的个人和最优秀的政体”的共同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所谓的闲暇并非等同于今日我们常说的“休闲娱乐”，它不是无所事事、纯粹玩乐，而是以其自身为目的，对真理和规律的认识活动，目的在于思辨，在于培育德性、并更好地参与城邦政治。所以，古希腊城邦为男性公民与贵族知识分子提供广场、剧院、神庙等开放性场所，为他们参与宴饮、广场集会、节日庆典、戏剧欣赏、体育赛事等公共闲暇活动创造条件与便利，以提升他们对城邦政治的参与程度。
“劳动-闲暇”也是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组概念。在这里，闲暇与劳动相对应，它是工人在空闲时间中的那部分不被强制要求继续剩余劳动的时间，包括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社交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受教育活动、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活动等等，工人可以经由闲暇获得自由时间，满足自身的生存性、享受性、发展性需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榨取，也意味着对工人闲暇的榨取；劳动的解放，也意味着劳动者的闲暇解放；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当劳动获得解放之时，劳动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成为生命的享受与发展本身，那么劳动本身也就是闲暇，“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虽然先哲对闲暇的论述有诸多的细微差异，但也分享着一些共同点。在当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闲暇意味着与劳动时间相对的、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用以享受型、发展型、满足型需求，可以充分尽情发挥自己的天赋和创造力的活动，它应该是自由的、自主的、解放的。
遗憾的是，诸多迹象表明如今的我们在失去闲暇的能力。一方面，我们根本就闲不下来，很多人在根本上失去了闲暇的能力。哪怕我们明明拥有用以闲暇的周末，我们都闲不下来，或者闲下来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诸多学者对于这个时代有各种概括，或是“加速社会”或是“功绩社会”，它们殊途同归的是：我们被速度/绩效/利益绑架了，或是马克思所说的，“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或是罗萨说的“我们自愿做某些不是我们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或是韩炳哲所说的“工作和效绩的过度化日益严重，直到发展成一种自我剥削”。在时间就是金钱、放松就是堕落的语境下，我们都习惯于“自我加速”“自我剥削”，我们渴望立竿见影、马到成功，面对闲暇无所适从。
所以，很多人一旦闲下来，立即就被一种罪恶感所裹挟：我们觉得自己“有罪”，因为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没有满足外界的期待或自我的期许。这种罪恶感让年轻人对周末的满意度很低。此前“DT财经”做过《2021国产青年周末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在以满分为10分的标准下，年轻人对自己周末的评价平均只有5.67分，超过40%的人给自己的周末打了6分以下——不及格。只有4.8%的人对周末有精确的规划。“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做什么，导致糊里糊涂花掉宝贵的周末时间，是导致年轻人不快乐的一个原因。有将近6成的人在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会产生罪恶感。
另一方面，真正的闲暇也在逐渐消逝。很显然，刷一天的短视频、用电子榨菜下饭，或者几分钟的时间里读完一本书，并不是先哲视域里的闲暇生活。可以这么说，闲暇是用以抵抗异化的，而非异化的一部分；闲暇是“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理性横扫一切时，与之相对抗的“价值理性”——恢复对人类情感和人性的尊重，体现出了一种超越性的追求。
然而，我们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休闲娱乐，也早被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所绑架。就像马克思说的，“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消费主义激起各种各样虚假的需求和满足，它们多是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消耗行为，目的是尽可能压榨人们的“时间”，并从他们的口袋掏走更多的钱。最后就如同卢梭所观察的，“人们于无意中给自己带上的第一个枷锁”“身体和精神继续衰弱下去以外，这些舒适的享受一旦成为习惯，便使人几乎完全感觉不到乐趣”。也难怪很多人刷了一天的短视频、打了一天的游戏、吃了好几个小时的电子榨菜，仍然会觉得无聊和空虚，毕竟这不是真正的闲暇，也不是真正的自由。
该怎么办？先哲们一再倡导的是“闲暇教育”，目的是“让学习者充分运用闲暇时间以取得某种进步与发展，这些变化会表现在信念、情感、态度、知识、技能和行为方面，并且它通常发生在儿童、青年和成人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教育环境或娱乐环境之中”。闲暇教育自然是必要的。只不过，人无法拽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要叫大家“慢下来”，归根结底还是得让每个人获得时间的自主权。尤其是在加速社会/功绩社会里，当务之急是打破“绩效第一”“任务量第一”等裹挟所有人的畸形竞争逻辑，让人们从仓鼠滚轮中挣脱而出。
在有些学者看来，以“躺平”为代表的亚文化思潮，正是对加速社会的一种“减速”，以对加速的拒绝、对竞争的退出、对控制的摆脱，形同“弱者的抵抗”。不过，躺平的“混吃等死”终究不等同于闲暇，也缺乏建设性的力量，多少是有点“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的意味，看似洒脱却也有些悲凉无奈。
之于个体而言，理想的做法是，在面对加速社会对个体的榨干、面对内卷对个体带来的内耗时，保持足够的警觉，在为生存付出“必要”的努力时，也能够兼顾那些“非必要”的闲暇。只不过很多时候，这种个体的胜利更近乎少数人的“特权”，毕竟生存问题已足以让很多人疲于奔命了，他们想闲暇而不得。还应警惕以胜利的少数人为模板去要求其他人，否则就落入将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问题的陷阱。
归根结底，加速的社会、消逝的闲暇，是社会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机制问题、是劳动者的权益问题，终究需要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广泛调整以期更好地解决。这是一个庞大到本文无力解答的问题。或许我们很有必要重回马克思的原典，以他的理论为工具，继续去解决那些未竟的难题。
——首发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