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终结黑暗的光之美少女
仰赞盛德。
在西元前一千纪前后，旧大陆东部，在黄河横亘的一小片平原，仅相当于今日三五个省份各出一角的空间上，一群人打了人数远超他们的另一伙人，居然赢了，幸好赢了！
这场战事的规模应该远远不及19世纪时岭南的土客争执，或是其他什么杂七杂八的骚乱。在后来对这段历史记忆经典化、圣化、诗化的文本里，它则打得“流血漂橹”，一地肝胆斑斓，以至惹出许多史家质疑。
《翦商》一书就是讲述这一历史，但“翦”的部分被翦至最少，花在商上的笔墨则极多极繁。
关于殷商一朝的文献，皆来自西周后的整理、撰述。史乃王官之学，涉及合法性之构建，这是早已经过一层润饰。东周后，又有民间昔话与百家野史雾上添花，新造出一干异说，更难窥探商周战争的本相。
《翦商》更倾向于利用考古所见的实物材料，构拟出一份相对可信的上古图景。其中，不厌其烦地描摹着商人人祭的习俗。其手段之残虐、行为之诡异、规模之巨大、存续之悠久，足能令任何剥削片导演如入宝山，上世纪那些意大利猎奇片，较之不过是儿戏里的儿戏。
下面讨论“人祭”这一历史上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
章太炎先生在解释“儒者”的本义时举了一个例子，说“儒者柔也”，能做到“柔”其实是件颇了不起的事。随口就讲婆罗洲的土人们姻娅之际，仍以人头为聘。所以人性本来刚暴，只有经过教化锤锻才成文明。汉译佛典便把释尊名号训做“能仁、能儒、能忍、能寂”。
在佛陀南亚的故乡，直至19、20世纪之交，仍存在以人活祭大自在天的典仪，割断人的颈子，将血浇在林伽（大自在天生根的象征）上，英人殖民学者的人类学材料里多有记载，同时也跟踪了南印度逐渐以畜（水牛、羊）代人的过程。今时今日，恐怕南亚的人祭行为也已消亡。
其他著名的人祭还有地中海世界的古国，如迦太基等以婴孩献祭妖神摩洛克（在电影《大都会》里的机器也得名于此）等，更为人们乐道的则是新大陆阿兹特克、玛雅人等的人祭文化。
单就旧大陆来说，自南印度的达罗毗图世界以至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再至南中国，又至朝鲜、日本诸岛，都曾存在过猎头、血祭、纹身、凿齿等习俗，我们不能确定这是一种自发的文化趋同，还是单源传播，又还是某种互相交流的产物，但，其中使用筷子与汉字的地区，此类习俗均被先后终结掉了。
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周人翦伐商朝。
商人是什么人？
《翦商》靠考古证据表明，在西元前三、四千年的大暖期里，黄河下游沿岸的这一小块，相比整片大陆，自然是一小块平原，正是温暖多雨的时节。商人的典型家畜是今日南方多见的水牛而非黄牛（显然地，这气候还没湿热到雨林的程度，不然驯养的就该是滇人蓄养的那种与印度同种的封牛了。），同时也能驾驭大象。（《易经》后来出现了以“马”易“象”的操作。）
中古阿拉伯人的中国浪漫谭里，往往会说中国国王乘着大象出行。如果说得是商王，那确实不错。后来这种情形却只出现在了元世祖忽必烈这个北方人身上。
商人借由水牛、舟船之利，获得了某种水上机动性。他们见识过不同的人群（大约是操南亚、苗瑶等语言的先民），懂得种种经济手段，并发明了文字。大陆另一头的腓尼基人也是水上民族，也发明了阿拉法俄梅戛的字母表，并最终成了拉丁字母等诸字母之祖，这当中恐怕有某种必然性。
如果你到西元前一千多年前，就会获得一种与前221年后的地缘政治地图迥异的版图：高机动性的侵略者来自南方，不断北上冲击着华北。这个工作，之后可都是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国在做。
商人就这样一路向北，向北，最终在殷这一地方建立大城。这些人残忍、刚强、务实、狡狯，且好鬼神祝祭，以上词眼都是套在后来与中原正朔为敌的蛮族身上的，但按在商人头上却一点儿都不过分。
商人，尤其是贵族酷爱人祭，这与他们的“亚美萨满教”（张光直）世界观密切捆绑。这一世界观里所谓的神无非是大鬼，作威作福作祟，喜怒阴晴不定，只有实打实的利益（商人的“德”）才能打动祂们。而最贵重的祭品就是人，人分三六九等，贵族高于平民奴隶，王高于贵族。
商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问卜，询问帝或先王就要献祭。有一种说法，是讲所谓人祭本质是一种对冲早期马尔萨斯危机的手段，这当然，是胡扯，人祭就是人祭，既不是缓解人口压力，也不是对敌国减丁的诡计，它就是与神的交易。人成了一种兑换神祇服务的货币。
在《大唐西域记》中讲过孔雀阿育王早年设立过一座当场屠人的祭堂，阴森狞恶的气氛能自黄纸古卷里渗出，但这个祭堂同殷人的国都相比起来，就简直是个小可爱了。——整座殷都就是一座超大的屠场，商人没有地狱的概念，但你如果把《十王经》里那些恐怖变相跟他们讲一遍，他们八成要嘿然一笑：“那不就是姆们大邑商的日常？”
拿来献祭的主要是外族俘虏。争战杀伐是商人打发无聊生涯的主要活动，他们也委派代理人为之捉俘，就好比西洋人从西非酋长那儿收购战俘。
俘虏的大头儿是西方的羌人。
再强调下，因为地缘与后世颠倒，所以大家请理解：就像拓跋鲜卑提防蠕蠕那般，商人自南土逐渐撤出后，填补空位的夷人就成了巨大威胁（“水上的机动性”）。相反的，西方的羌人倒是类似六朝山越，爱闹会闹，但搞不出大动静。
《廿二史札记· 唐宦官多闽广人》里提到一个现象，就是唐朝对东南异民族存在一种类似“血税”的制度，便是征讨后将对方男童带入长安蚕室，随后留京做中官。商人对当时西方的诸多方国也有血税，当然，更为实在，很多人直接被吃掉了。
在西土诸小国里，有一支姬姓，以“周”为自己方国之名的小部族。这群人没有人祭的习惯，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尚不明确。可能是由于他们没建起广域王权国家，支撑不起大规模祭祀；可能是由于他们混杂畜牧的经济形态，更接受以牛羊为祭品。（ 兄は土を耕し 弟は羊を饲った 争いの歴史は 此処から始まった~ ）
自此，《翦商》开始一转进入周人的视角，那就是文武周召这些儒家经典里的圣贤们。迄翦商大业完成，周人都只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国。但在文王受命后的数年当中，他却像烈火惊岚般，燎原席卷着整个旧大陆东部的政治空间，一举打垮了殷商这个巨人！
历史，抑或天命催逼着人。不抓住这一机会（西洋人说命运之神的后脑勺没有头发），就要反受殃灾。历史，又难以预测，满是陷坑荆棘。
文王是个试图在充斥着随机性的世界里建立某种可预见性的人，他也相信自己能办到。他相信，这里不用笃信这个词，因为这词我觉得有自我矫饰的意味，翦商的事业 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让文王先定决心的背景有多艰难呢？《孟子》说得好：
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
所谓“时”就是商王室内部已经出现了系统性危机，这一危机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本故事的大反派帝辛闹得王室上下离心离德是可见的，同时，帝辛以族内贵人为牲的献祭也愈发频繁，这都导致了殷商上层集团的瓦解。
周人公族对殷王室的私仇则是伐商的直接推动力，文王的父与长子，武王、周公的祖与长兄都被商王拿去献祭。《翦商》推测《易》中“三人行则损一人”一句就是指伯邑考（这就好比《金枪传》里的“七子去六子回”。）、武王、周公三人入殷赎父，最终却损了伯邑考一人，且其过程哀惨至极。
周公大约就是那时开始思考终结这一切的问题。我们不晓得文王是否透露给儿子们今后必要翦伐大商的计划，但周公可能隐隐有了自己的主意。
周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钱穆宾四先生有部《周公》，基于古典文献讲了一些周公的事迹，但光环笼罩下可用来图写周公真形的鳞爪其实非常之少。
周公名旦，是跟他父兄昌与发类似的吉祥字。这个字在金文里好像一只被新月托着的太阳，状如蒙古的“索永布”。这个字当然是日出的意思，自旦之后，仿佛没边没沿的长夜就被驱散了。
周公的母亲是太姒 ，《思齐》这首诗说她“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武王有不少同母弟，并没证据表明周公就是最特别的。有关周公幼年的经历我们当然不得而知。只能通过他后来的言行证明，他是个多才多思，心思细腻的人。
多思就会逐步滑向思考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并尝试构建自己的解释。商人将一切人事都理解成野兽一般互相吞杀的功利世界，强者有资格处置一切，但似乎很少考虑一旦自己变弱该作何命运。恐怕考虑过了，应对的办法就是杀更多的人，办更多的祭礼。
周公则自己发明了一套新的世界解释，那就是独特的天命观，这里不再赘述。如果伐纣事业失败，那这套理论自然流于空谈，甚至笑谈。但武王赢了，一举获得了胜利。周公这套革命的理论经受住了考验，这让敏感多思的他很是快慰，他终于有资本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了。
终结人祭，撤掉这场持续五六百年的人肉宴。将商人的上层建筑撤掉改造，为世界带来新秩序。
周公旦的思维世界具体是怎样的？我们当然也没法知道，但有一点是他别于商王室而与我们相同的，就是他是个爱人的人。也许他某种程度接受着商人那套魂灵会去另一世界侍奉帝祖的说法，但只要见到被种种恐怖手段分离肢体，发出悲恸最终变成怪异的哀号的祭品时，他不会像帝辛那样感到愉悦，而是痛苦。
他就是这样一个柔软的人。但为彻底摧毁殷人这一文化，他又敢于动用最强劲的手段，这就是周公东征，二次翦商。
关于周公是否如书里所言，一手主导了对商人人祭记忆的封禁，这恐怕就是历史真相。他卸下了所有人的包袱，封印了黑暗，终结了黑暗，让所有人都不必生活在恐怖当中，一切都沐浴在直接透射到今天的光明里。这很符合他的名字，旦。
附：关于标题，“光之美少女”来自某奇（葩）书里论证周公是女人的论点。
关于周公的形象，我心目中的周公是《日出处天子》里圣德太子那样，超越男女的圣王形象，但他远比厩户王子伟大得多，所以虽然也像他那样多思，但要更加雍容。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