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状态》摘录

我们可以说，40年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储存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以上是明显的证据，这还不是完整的清单。——11

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13

知识的供应者和使用者与知识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即价值形式。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值而被消费：它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为了交换。它不再以自身为目的，它失去饿了自己的“使用价值”。——13

在这一背景中，各种新科技只可能增强审查的紧迫性，因为它们使那些用于决策的数据（即控制手段）变得更流动，更容易被窃取。——16

我们可以想象，知识不是根据自身的“构成”价值或政治重要性得到传播，而是被投入与货币相同的流通网络；关于知识的确切划分不再是“有知识”和“无知识”，而是像货币一样成为“用于支付的知识”和“用于投资的知识”，即一方面是为了维持日常生活而用于交换的知识，另一方面是为了优化程序性能而用于信贷的知识。——17

自柏拉图开始，科学合法化的问题就与立法者合法化的问题密不可分了。从这个角度看，判断真理的权利与判断正义的权利是相互依存的，尽管这些陈述分别服从各自的权威，在性质上并不相同。这种被称为科学的语言和另一种被称为伦理政治的语言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或者说来自同一个“选择”，它的名字叫西方。通过考察科学知识目前的地位，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科学知识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依附于权力，虽然它可能会随着技术的出现而称为权力冲突的最主要赌注之一，但双重合法化的的问题不仅远没有淡化，而且必然会变得更加尖锐。因为这一问题是以它最完整的形式——转换的形式提出的，这种形式标明，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觉得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知识依附于权力，权力从知识中获得治理需要的技术。但是科技知识的发展与迭代每每也在挑战把持着陈旧技术的权力，因此权力不得不一次次地花大代价将最新的知识成果收入囊中，以保持其权威的鲜活性。但是现代治理者又不能像古代君王一样将技术控制在手中以遏止其发展；毕竟你不发展别人就发展，而落后就要挨打。是故即便再怎么不情愿，现代权力都必须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然后再想办法攫取它的成就，以维持这么一种微妙的关系。】——21

说话就是斗争，语言行为属于一种普遍的竞技。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为了赢才玩游戏，人们可以为了发明的快乐而玩一下：大众口语或文学所从事的语言骚扰工作中，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呢？不断地发明句式、词汇和意义，这在言语层面上促进语言的发展，并且带来巨大的快乐。但即使是这样的快乐，大概也并非与成就感无关，这种成就感是因为至少战胜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而产生的，这个对手就是根深蒂固的语言，就是内涵。——38

社会关系的问题，作为问题，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是提问的语言游戏。它立即确定提出问题、接收问题的人和问题的指谓：因此这个问题已经是社会关系了。……在话语的日常应用中，例如在两个朋友的辩论中，交谈者千方百计地变换游戏，从一个陈述到另一个陈述：提问、请求、断言、叙事等都杂乱无章地投入战斗。这场战斗并非没有规则，但它的规则允许并鼓励陈述的最大灵活性。——62

最发达社会没有考察就接受了知识的工具观念。知识并不是科学，尤其在它的当代形式中不是科学；这种形式不仅不能掩盖知识的合法性问题，而且必然在社会政治和认识论的广阔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但人们使用知识一词时根本不是仅指全部指示性陈述，这个词中还掺杂着做事能力、处事能力、倾听能力等意义。因此这里涉及的是一种能力，它超出了确定并实施唯一的真理标准这个范围，扩展到了其他的标准，如效率标准、正义和/或幸福标准、音美和色美标准，等等。按照这种理解，所谓知识就是那个能让人说出“好的”规定性陈述、“好的”评价性陈述……它不是关于某一类陈述的能力，它不排除其他的陈述。相反，它对话语的许多目的而言都具有“好的”性能：认识、决定、评价、改变……由此出现了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它与各种能力扩展而成的“建构”相吻合，它是在一个由各种能力构成的主体中体现的唯一的形式。……什么是“好的”性能呢？前者和后者之所以被认为是“好的”，是因为它们符合“拥有知识”的对话者构成的群体所承认的那些相关标准（分别为正义、美、真理、效率等标准），最初的哲学家把这样的陈述合法化方式称为公论。这种共识界定了加上如上所说的知识，区分了有知识者和无知识者，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73

科学则是认识的子集，它本身也由指示性陈述构成，但它为接受这些陈述规定了两个补充条件：一是这些陈述所涉及的物体可以重复得到，即这些物体处在明确的观察条件中；二是人们可以判断每一个这样的陈述是否属于专家们认定的相关语言。——74

在传统知识的表达中叙述形式占有主导地位。……叙事是这种知识最完美的形式，这有如下的几个意义。首先，这些民间故事本身讲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正面或反面建构，即英雄们的尝试获得的成功或遭到的失败。这些成功或失败不是建立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就是表现既定的体制所具有的正反整合模式。因此，这些叙事一方面可以规定能力的标准——这是叙事被讲述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标准，另一方面可以用这些标准来评价社会实现的或可能实现的性能。……我们简略地分析一下这里的语用学双重说明就可以发现，叙述者声称自己只是因为曾经听过这个故事所以才获得了讲述它的能力。实际的受述者通过听这个故事，也可能获得同样的权威。叙事被宣布为是转述的，而且“历来”都是转述的……由于条件相似，实际的叙述者自己也可以像古人一样称为叙事中的主人公。【在古代，知识不是经由科学的方法论被认定的，而是通过经验总结出来的，因此，越老的人、社会经历越丰富的人往往被视为“拥有知识者”。“ 当一个父亲教训他的儿子时, 如若祖母走来插口, 那做父亲的便须停口, 谨敬恭听，此时他当然很羡慕那祖母的地位。年老的人能说: ‘我走过的桥比你所走过的街道还要多几条。’因此, 以经验而言, 年轻的人在长者之前, 没有发言的权利, 自只能洗耳恭听。（林语堂）”但这样的情形无需多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成：古人总结出来的结论总是正确的。于是到后来“拥有知识者”的定义就从“阅历丰富者”一转变为了“文本传授者”；这些传授者未必都领会了文本中所载的知识，但他所具有的转述与解释职能使他也拥有了与文本编写者相近的权威——镜子通过映射获得了主体的权能。实际上他们也并不关心文本中的知识是对是错，或其中是否有抄错与误传，因为质疑经典是危险的，这危险甚至能将转述给予的权威抹消。“对大多数清代学者来说，“史”是可以检验和纠正的，而“经”却不容新材料的挑战。（《武梁祠》）”所以传统知识在科学上的正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传统知识作为自身的权威与矜持不会被质疑，只要这种伦理系统依然稳固如山，那么权能就能顺利延续。】——76

叙述所传递的知识并非仅仅涉及陈述功能，它同时确定为了被听见而应该说的东西、为了能够说话而应该听的东西以及为了能够成为叙事的对象而应该玩的东西。……叙事的传统同时也是标准的传统，这些标准的传统界定了三种能力，即说话能力、倾听能力和做事能力，共同体与这些能力本身以及这些能力所处的环境的关系在这里成为游戏。一组构成社会关系的语用学规则与叙事一起得到传递。……与人们的预料完全相反，一个把叙事作为关键的能力形式的集体不需要回忆自己的过去。它不仅可以在叙事的意义中找到自己的社会关系，而且也可以在叙述行为中找到自己的社会关系。叙事内容似乎属于过去，但事实上和这个行为永远是同时的。正是现在的行为一次次地展开这种在“我曾听过”和“你将听到”之间延伸的短暂的时间性。【在一以贯之的传统里，布道者必须有他的听众，而听众则成为道义书的实践者，因此在漫长的岁月里，实践者—布道者—听众的轮回一直在持续着。“子承父业”、“不肖子孙”……在叙事传统里，集体不需要回忆自己的过去，因为现在就在重现着书文（纪念碑）里记载的内容，现在与过去之间只有一层短短的间隔：就算孔子穿越到五百年前，他也能很快适应那个时代的生活。】——80

科学与非科学知识的对比可以让人明白，至少可以让人感到，前者的存在并不比后者的存在更必然，也并不更偶然。两者都是由整体的陈述构成的，这些陈述都是游戏者在普遍规则的范围内使用的“招数”。每一种知识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则，那些被认为正确的“招数”不可能在各处都相同，偶然情况除外。因此，我们不能从科学知识出发来判断叙述知识的存在和价值，反过来做也不行：这两处的相关标准是不一样的。说到底，我们也许只需赞叹话语种类的繁多就够了，就像赞叹动植物种类的繁多一样。……我们不能否认，只要科学语言游戏希望自己的陈述是真理，只要它无法依靠自身使这种真理合法化，那么借助叙事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应该承认，对历史的需要是无法遏制的。——96

《理想国》卷六和卷七中有一个人尽皆知的例子，它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与社会政治权威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因此特别重要。但我们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至少部分答案，是由一个叙事构成的，即那个洞穴比喻，它讲述了人们为何以及怎样需要叙事而不承认知识。知识就这样通过自己殉难的叙事建立起来了。……如果不求助于另一种知识——叙事，科学知识就无法知道也无法让人知道它是真正的知识；对科学来说，叙事是一种非知识。但没有叙事，科学奖被迫自我假设，这样它奖陷入它所谴责的预期理由，即预先判断。——106

因此，毫不奇怪，通过“人民”实现的新合法化的代表将是大众传统知识的积极的摧毁者，而这些大众从此将被看成是少数派或潜在的分裂主义者，他们的命运只可能是蒙昧主义的。【传统知识缺乏科学的检验，但它维系着现有的社会伦理与统治；科学知识是经过检验的具有合理性、无偏见、可复现的知识，它也是现代化国家发展和制定策略的核心。这两种知识虽然并存于现代社会，但他们却有着相互排斥的特性，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老一辈反对建立基站。对于老一辈来说，基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事物，但无论专家如何站在科学的立场解释基站的无害性，他始终都得不到老一辈们的信服，因此他只能借助传统知识的力量，从人群里选择最有威望的那位进行重点攻略，然后使剩下的人羊群效应地跟随，才得以让科学知识顺利地施展。如果老一辈对基站的反对在我们看来实属荒唐，那么现代网民对专家教授的提防实则也与这些老一辈们相差无几。对于传统知识来说，科学知识是可疑的，但反过来，在科学的知识看来，传统知识也同样地显得反智。】——109

知识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思辨精神。它不像在大革命后的法国那样体现在一个国家中，而是体现在一个系统中。合法化语言游戏不是政治国家性质的，而是哲学性质的。——119

科学家只有认为国家的政治是公正的，他们才可能服从国家。如果他们认为国家没有很好地体现那个他们作为成员的市民社会，他们就可能以后者的名义拒绝前者的规定。这种类型的合法化承认他们作为实践者有权拒绝以学者的身份帮助一个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权。他们甚至可能用他们的科学来说明为什么这种自律其实并没有在社会和国家中实现。这样我们就又见到了知识的批判功能。不过知识的终极合法性毕竟知识为实践主体所追求的目标服务。——125

科学没有找到自己的合法性就不是真正的科学。如果那种应该使科学合法化的话语本身看来也像“粗俗”的叙事一样属于一种前科学知识，科学便会降到最低的地位，即意识形态或权力工具的地位。——137

技术在这里出现了。它们最初是人类器官或生理系统的代替物，其功能是接受数据或影响环境。它们服从一个原则，即性能优化原则：为了获得性能而增加输出，减少输入。因此它们是一些游戏，与这些游戏相关的不是真善美，而是高效：当一个技术“招数”获得更多、消耗更少时，它就是“好的”……在今天的出资者话语中，唯一可信的赌注是力量。购买学者、技师和仪器不是为了掌握真理，而是为了增加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掌握科技知识就是掌握了力量。但现代人偶尔会说这样的话“读了这么多书还这么不懂事”活着“都读到xx了却没学会做人”……因为说到底，现代化教育是科学知识的教育，它的教学目的——教育系统所意欲培养的——不是真理的追寻者、不是道德高尚人士，而是掌握着（科技）核心力量的人。而这些受着科学知识熏陶长大而掌握着技术力量的人才，又极有可能反过来不愿屈服于传统伦理知识的限制，从而更倾向于选择一个讲科学理性的秩序，“拒绝以学者的身份帮助一个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权”从而导致了“各种新科技只可能增强审查的紧迫性，因为它们使那些用于决策的数据（即控制手段）变得更流动，更容易被窃取”。教育系统所培养出的学者们，要么则有可能成为威胁着伦理社会运转的质疑者，要么就是依附于权力的力量使科学得到合法化、成为意识形态工具的粗俗者。前者被传统视为背德者，而后者则因沦为权力的喉舌而变成科学的背叛者，于是现代教育下所诞生出来的学者，难以成为兼顾独立思想与集体利益的“真理人”或“高尚士”。】——154

如果没有金钱，就没有证据、没有对陈述的检验、没有真理。——155

预期的结果是高等教育为社会系统达到最佳性能而作出最大贡献。因此，高等教育应该培养社会系统所需的能力。这些能力分为两大类，其中的一类主要用来迎接世界竞争，它们随着民族国家或重要教育机构可能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的各种“特产”而变化。——172

在非合法化语境中，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从此需要培养的不是各种理想，而是各种能力：多少医生、多少某专业的教师、多少工程师、多少管理人员，等等。知识的传递似乎不再是为了培养能够在解放之路上引导民族的精英，而是为了向系统提供能够在体制所需的语用学岗位上恰如其分地担任角色的游戏者。如果说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功能性质的，那受话者又是什么样的呢？大学生已经有了变化，而且还将继续变化。他不再是一个来自“自由精英”的青年，他也不再或近或远地关心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伟大任务。——173

但看来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两种情形中，非合法化和性能优势都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对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储存网络更有能力；对想象新的招数或新的游戏而言，教师也不必跨学科集体更有能力。——182

事实上，不论在职业、情感、性爱、文化、家庭、国际交往等方面，还是在政治事务中，临时契约都正在取代永久的制度。——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