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期性的农民反叛根源：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
全世界关于农民反叛的研究，从上个世纪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主要集中于农民战争的研究。在主流的研究视角之外，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农民战争的研究，则从农民战争的概念之外，寻找到农民反叛的概念。认为，在历史的长周期里，农民战争相对于农民反叛来说，是较为稀少的，农民战争是一种集中的大规模的有力量的反叛，但这种反叛形式在历史的长周期里，还是较为少见的，更多见的还是农民日常的反叛，这种农民日常的反叛才是农民和国家互动的日常真实。其中，来自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做出了卓越的成果，具体可以参考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统治与抵抗的艺术》。
无论是人类学的研究，还是历史学的研究，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关于农民反叛或农民战争的根源，都源自于农民生存可能性的丧失。
有三种主要方式导致农民生存可能性的丧失，一是天灾，包括各种各样的旱灾，水灾，虫灾。二是赋税过度。三是贪官污吏。 恰如孟祥才所言，“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千差万别, 其规模有大小, 层次有高低, 持续的时间有长短, 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为解决饥饿, 有的反对赋役过重或不平, 有的针对贪官污吏, 更有的要推翻朝廷, 取而代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这就是改变现状, 争取一个较好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一般来说, 初起的小规模起义, 当务之急是解决饥饿即生存问题。他们洗劫府库, 抢掠富豪, 主要目标是获取金钱和粮食。势力逐渐壮大, 占据一些地盘以后, 他们也会建立政权, 稳定秩序, 形成与中央政府对抗的割据政权。如东汉末年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权, 黄巾余部在太行山建立的政权等。待到实力进一步增强, 他们就会实施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皇朝的计划。项羽、刘邦、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太平天国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都实施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军事行动, 有的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关于农民生存可能性的丧失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税徭过度。 其中，历史学集中将税徭过度的对象放在秦王朝的批评上，秦朝戍徭无已、肆意极欲，最终导致穷兵之祸 ，说的就是是秦王朝毫无节制，做过了头，打破了农民的生存底线，耗尽了社会的资源。 后者，是中国历史上爆发数百次农民反叛战争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今天重点想要讨论的农民反叛的问题根源。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厘清一些关于土地历史的基本史实。中国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依托于土地制度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制度的底层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都是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农民依托于土地耕作而生存。按照土地的性质，历史上的土地分为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国有土地，即由皇室和官府直接占有和以不同形式经营的土地, 历史上以“ 公田” 、“草田” 、“ 屯田” 、“皇庄” 、“官田” 、“官庄” 等命名的土地, 这些均属于国有土地。所谓私有是指一家一户的百姓所占有的土地, 一般以“ 私田” 、“ 民田” 名之。
在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之间的比例结构关系也是处于发展变动之中的。在不同的朝代里，其结构关系大不相同。用历史学家孟祥才的话说，他们二者的关系此消彼长, 相辅相成。“大体说来, 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 国有土地的数量同历史的前进成反比, 私有土地的数量同历史的前进成正比”。
这里要厘清一个问题，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为什么历史上的农民没有发起大规模的反抗地主的战争，而是普遍以反抗国家或反抗政府的形式发生？
在中国的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用马克思的阶层论来说，一直存在着农民和地主两个阶级，但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完全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农民和地主之间，存在着身份间的相互转换关系。农民可以通过科举制度等跃升为地主，地主也有可能通过家道的没落成为农民。所以，在中国民间社会里，有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的说法。再加上中国历代皇朝都实行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的制度, 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战争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动乱, 会致使地主和农民都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地主因犯罪丢官、经营不善、战争破坏、多子析产而下降为农民, 农民因科举得官、精于经营或经商致富而跃升为地主, 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 使两个阶级不断出现人员的交流, 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
那么，地主和农民之间有没有矛盾呢？他们之间的矛盾为何没有激化，演变成农民普遍起来反抗呢？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往往没有发展成普遍性的矛盾，农民的阶级身份意识也没有觉醒，农民会反抗个体的地主，但并不会反抗普遍的地主。二是农民和地主往往都处在一个共同体社会之中，很多农民和地主本身即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宗族关系。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 而宗族关系时常掩盖、模糊阶级关系。三是大多数地主对佃农、雇农等依附农民的剥削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 他们之间经常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例如, 东汉后期, 农村的田庄经济有着较大的发展, 田庄主对其依附的佃客、部曲、徒附等的剥削还是有节制的。所以, 当黄巾起义暴发以后, 田庄上的部曲、佃客非但未参加起义军, 反而追随他们的主人坚守坞堡, 与起义军为敌。以上原因即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历史社会里农民战争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政府，而不是地主。
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来看，农民和地主之间由于身份的经常性流动，因此农民对于地主身份的合法性是基本认同的。事实上，按照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和文化根源来说，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国家即“国”和“家”组成的，这个和西方社会的state这个概念是大不相同的。国的组成是对家的复制，君长制是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具有广泛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认同基础。因此，农民的战争往往并不是要获得农民的彻底真正解放，实现真正的生命自由保障，农民战争发动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活着而抗争。抗争胜利了，就能当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本质上，讲的是权力这个东西，谁都可以掌控，抗争胜利了就是王，败了就是寇。在关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权力价值观上，至少在世俗主义社会里，一直是暧昧含糊的，这也就决定了历代农民战争的目的都缺乏纲领性的东西。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历代农民战争的目的是想从无权者并未掌权者，因此所有农民阶级都是皇权主义者。一方面, 他们安于好皇帝统治下自己能够承受的赋役负担和其他封建剥削;另一方面, 他们又反对坏皇帝统治下难以承受的赋役负担和其他封建剥削。农民举行起义以铁血手段推翻坏皇帝、坏官府, 目的并不是永远废除赋役负担和封建剥削, 而是恢复可以忍受的赋役负担和剥削。
至于近现代出现的彻底废除剥削的思想，并不是从农民中自发产生的， 而是由某些知识分子依据一些传统的思想资料构筑的乌托邦。
在解释了农民的反抗对象为何是国家而不是地主之后，我们接着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家会对农民赋徭过度？以及什么样的“度”是农民奋起反抗的界限？
关于这个问题，已故的历史学家谢天佑认为，国家对农民征税和徭役的“度”是一个比例关系，本质上是农民个体经济的劳动成果的分配问题。这个“度”的基本原则是，能保证农民维持其再生产，而不是竭泽而渔，迫使他们铤而走险，起而反之。
谢天佑不止于用暧昧含糊的解释来描述这个度的问题，而是深入历史经济本身的数据当中，去获得关于对这个度的量化解释。在仔细阅读了自秦汉以来的各种有关经济资料，从点点滴滴的分散叙述中收集相关数据之后，谢天佑看到了古代思想家和史学家们对“收太半之赋”（三分之二）的集中批判。根据这个批判，谢天佑认为，这个“度”意味着50%的赋税率。无论是王朝国家，还是私人地主的平均税率，如控制在50%之内，可保相安无事；超过50%，则会威胁到农民从事再生产的可能，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把“度”量化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策和农民战争关系的重要一步。但紧接着还要解释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统治者均能认识到这个“度”对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但每个王朝仍无可避免地“剥削过度”，最终导致江山易位。原因何在？第二， 为什么历代王朝都会爆发周期性的财政危机？
谢天佑的研究证明，在一个通常寿命为200多年的王朝的发展过程中，总的趋势是非生产人口的增长超过生产人口的增长。而非生产人口中，又以统治阶级的人口增长为主要部分。这些寄生阶级人口大多以进入政府机构为官致富为目的。而王朝通常会广开仕途，扩大统治阶层，使官员互相牵制，服务于皇权。官僚机构的膨胀，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俸禄和财政开支的增长。在过度增长的统治阶层人口中还有庞大的皇室家族和成员。如果开国皇帝有15个孩子，200多年的过程中他将会拥有无数的皇子皇孙和亲戚们。而他们又往往是高消费者，其衣食住行所需都是奢侈和昂贵的，随着王朝的发展成为一个会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负担。当然还有日益扩大的军队和军需的开支。
谢天佑通过对详细数据的收集分析，并立表对包括宋、明在内的一些王朝官员在该王朝初期、中期和晚期的增长和土地增垦的比例的分析，得出结论：生产增长的速度，总是落后于统治阶层人口过度膨胀的速度，是造成王朝周期性经济（财政）危机的重要原因。
而历代王朝对付经济（财政）危机的主要办法，是将这一危机转嫁给农民，加重对农民的赋税率，通常超过50%这一“度”，由此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而统治阶层人口的过度增长，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和农民战争的周期性爆发，是不以某个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末代皇帝如何励精图治，都无法改变。因为在一个王朝200多年时间里积累的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和相对来说增长缓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纠正过来。这个矛盾往往最后由农民战争来给予解决。
因此，才导致中国古代每个皇朝的历史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呈现恢复— 发展— 繁荣— 衰败— 灭亡这样一个周期。在此过程中, 官僚队伍膨胀的速度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 从而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失调, 与此相伴的是国家财政开支的不断增加和农民赋役负担的日益加重。同时, 剥削阶级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被剥削阶级人口增长的速度, 从而使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人口比例失调, 与此相伴的是以地租、高利贷为代表的剥削的加剧。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造成人口的大幅度减少, “生民百遗一” 、“ 千里无鸡鸣” 。在战争年代, 统治者、剥削者人口减少的比例一般大于被统治者、被剥削者人口减少的比例, 从而使战争之后二者的人口比例能够恢复到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可以承受的水平。
农民的反抗和战争成为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结果，而农民战争又会对土地进行一次新的流转，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极速减少，让国家社会又恢复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正如孟祥才所言，由于在农民战争中大量的贵族官吏和地主富豪被杀掉和流亡, 部分农民,尤其是其中的佃农和雇农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 由此使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数量大增, 他们占有的土地在土地总量中的比例也有大的增加。而自耕农这种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恰恰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适宜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历代皇朝那些个著名的“ 盛世”主要是靠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手足胼胝的农民创造出来的。此外，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力, 也不能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 但是, 由于它扫荡了最腐败的社会势力, 更新了统治阶级, 调整社会上各集团各阶级的利益关系, 调适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 由此创造了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环境, 同时也就为新的生产力的成长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与元末、明末两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有着内在的联系。
可以说，中国农民战争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历史关系，最终又推动着中国社会朝着今日的世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