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津阁《四库全书》线装珍藏版震撼上市
文津阁《四库全书》线装珍藏版出版说明
二百三十多年前，清乾隆组织全国数百名优秀学者，用十余年的时间编纂《四库全书》。它涵盖了十八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文化基本典籍，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尽管后人多批评其“寓禁于征”，但仍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一方面主观上“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另一方面客观上保存了大量清代以前的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等典籍，开清代辑佚之先声，发展了中国书目学，堪称中国古代经典要籍的集大成之作。而且，清四库馆汇集了当时三百余位官员学者，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七部，其中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后又再抄三部藏于江浙地区，分别存在江苏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江苏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浙江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文澜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七部四库全书的命运各不相同，其中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本完全毁于战火，文澜阁本残存约四分之一，而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三本是现存较为完整的。
在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清四库馆臣对典籍的禁毁、修改，导致了一些学术、文化上不可挽回的遗憾，使后世对《四库全书》的版本和价值多有批评，但《四库全书》仍是一次对先秦至清代中期学术和典籍的大规模总结，是中国书籍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套丛书。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者，还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四库全书》无疑都是一个内容丰富、较为实用的文化宝库。
不过，直至清末，无论文渊阁本还是文津阁本均深藏宫禁，一般人并不能轻易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学者的多方努力下，四库全书始渐渐公布。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以文渊阁本为蓝本，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直至一九八六年，才由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使原本深藏高阁的文物变成了一般读者可以接触和阅读到的现代出版物。
在清代七部《四库全书》中，有一部比较特殊，这就是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完整的唯一的一部，一百二十八个书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因此相对于现存的其他几部，文津阁本是最完整的。文渊阁、文溯阁、文澜阁三本中的缺书或者缺页等，多据文津阁本进行抄补。不仅如此，文津阁本还具有一些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首先，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中最后一部抄成的，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其间对以往几部四库全书都有勘误和补正。清实录中曾明确记载，乾隆曾亲自校阅过文津阁四库全书中的《扬子法言》，指出了书中存在的讹误，并命纪昀等人进行核校，仅经部就查出各种讹误一千余条。这些核校的记录大多保留了下来，给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这也使得文津阁本在校勘质量方面要优于其他诸本。其次，文津阁本不仅著录图书目录与其他三部有不同，而且所收书的版本、篇目、文字等也有一些差异，具有互相校勘的重要价值。再次，目前学者的研究，多就目前容易获得的文津阁本和文渊阁本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在版本、文字、校勘、提要、辑佚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比如杨讷等学者的研究，文津阁本集部文献多有文渊阁本不载的篇目。鉴于此，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互有差异，可以进行参校补正，再结合《四库全书》中所著录典籍的原刊本、钞本、写本等资料，进行版本研究、文本校勘以及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四库学乃至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
相对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学界对文津阁本的利用和研究仍相对不足，主要在于文津阁本的影印出版不仅较晚，而且流布不广。直到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这种情况才得到极大的改善。二〇〇五年，商务印书馆启动了影印出版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的重大文化工程。二〇一六年八月，历时十二年、以传统工艺制作的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重新入藏故宫文渊阁。这两次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使珍贵的文物典籍走出内府高阁，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也有利于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由此以后，随着人们对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价值的认同及学术、文化的进步，一方面学界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研究更加充分，通过对相关研究论著的检索可以发现，二〇〇五年以后学界关于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成果明显增多。另一方面，出版界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整合和专题出版不断涌现，如按四部分类、按专题、按史料等方式进行分类的出版物也更为丰富多样。这类出版物既保存了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也使原本规模宏富、内容博杂的四库全书变成了体量适合、内容专门的出版物，更扩大了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利用价值。
正如乾隆在命人编辑《四库全书荟要》时所写的诗中所说，此书“全书收四库，荟要粹其精”，文津阁《四库全书》线装珍藏版也是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精华汇编，它所收录的书籍基本上囊括了四部要籍，上自先秦，下迄清代，正经正史、子部精华、名家别集均收录其中，分类、顺序按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排列，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
文津阁《四库全书》线装珍藏版严格按现代学术文化标准特别甄选了现代人所需要的皇家文化、生活、艺术、小说、诗词、文集等经典作品，后附《四库全书》精选图录：乐律图卷、器物图卷、建筑图卷、戎政图卷辑为六函四十二册，为“四库中的四库”“精华中的精华”。全套共计一千五百册、二百二十四函。
本书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标志性文化出版工程，采用了现代科学技术对原书进行全文影印，既保留了原书缮写及行款，也为读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籍。函套为黄色龙锦。封面采用四种绢面包装，采用分色装帧，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浅蓝色，集部灰黑色，便于识别，十分美观。内文均采用优质宣纸彩色印刷，纯手工装帧，保留古籍原貌，体现了皇家气派。
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抄写者有数千人，书法均有很高的水平。全书均为手写楷书，文字精美，整饬典雅，用笔丰润饱满，结构谨严而又虚实相生，端庄整肃而又自然隽永，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和视觉上的享受，极具艺术欣赏价值和鉴藏价值。
文津阁《四库全书》
保存最为完整的“文津阁”
独具历史文献价值的“文津阁”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原存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家图书馆后，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一道，并称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
文津阁《四库全书》共36312册，共装 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
走进国家图书馆的专门书库“乾隆御笔”首映眼帘，这是一首“提旧五代史八韵”，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侧板上。书库内，128个书架林立其中，6144个书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当年高大的书架上。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分别配有绿、红、蓝、灰四色，夹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和其他六阁《四库全书》不同，文津阁《四库全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首先，从七部《四库全书》的成书时间看，文津阁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已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当有所补正。其次，从历史上看，《四库全书》成书后曾做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都是由总纂官纪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现经核查原藏，几乎每册均有校核记录，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第三，就现世仅存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看，由于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善，因此其他三阁本均分别以文津阁本加以补抄。1917年，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发现有9种书缺失，共缺23卷，当时就以文津阁本予以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了有缺卷。杭州文澜阁因为原书缺失严重，以文津阁本补抄的更是不计其数。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杨讷先生于1991年提议并主持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包括：篇、卷、文字等差异，通过核对录异发现，文津阁本所保存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竟是海内孤篇。这些成果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因此文津阁《四库全书》文献价值独一无二。
《四库全书》的编撰过程
一、征集官修图书
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官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
二、整理图书
《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即官府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藏书；赞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纂的书，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采进本，即各省督抚征集来的图书；私人进献本，即各省藏书家自动或奉旨进呈的书；通行本，即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三、抄写底本
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四、校订勘误
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 (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12册，6144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鼐、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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