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

一、就莫言本身谈文学

曾看过一场二人对谈，双方针锋相对，论争的中心就是莫言的作品到底好不好，就我观察周边读者对莫言的接受，也总是两极分化的。可见，莫言是个有争议的作家，我个人对他的阅读体验同样如此。我喜欢他对某种感觉和体验精细入微的描绘，如《透明的红萝卜》里的生命隐喻，但我也难以忍受他对某些常人不忍直视的场面（杀戮、污秽）的零距离刻画。他说写《生死疲劳》（50万字）只用了43天，我仿佛可以想象这位被灵感和想象之神“附体”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一泻千里以至于泥沙俱下的。再如《丰乳肥臀》《檀香刑》《酒国》诸作品狂欢化的宣泄，情节上不厌其烦地重复，结构上时空交错的拼贴，叙事上蒙太奇般的切换，都令我眼花缭乱。

莫言前后期的变化已成为共识。但我始终无法指出是哪一部作品是一个明确的分界线，他的变化是流动的，渐进的，无意识的，但变化是存在的。前期多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用魔幻叙事手法写乡土中国，虚构性的想象天马行空，能看出他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后期诚如“晚熟的人”，有种从感性宣泄回归理智思考的沉重感。从青春的躁动，到中年的平静，这种变化既是莫言个人的，也是当代文学的。

二、中国文学史中的莫言

莫言是文坛强调“怎么写”时期登场的作家之一，但同时因其兼顾“写什么”，也为读者留下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文学理应反映社会生活，莫言则通过对历史的改造，打通历史与现实甚至未来的时间屏障。莫言的每一部作品都不乏新意，“我爷爷”、六道轮回、书信体等外在手法应接不暇，不过本质上他的叙述母题可归结为：母亲、苦难和宿命。

这一主题也是八十年代的中心议题，莫言的超越在于，他发现了现代主义的魔幻与现实主义的乡土也有结合的可能。1985年前后的当代文学有三种潮流：政治的干预、文化寻根、现代派。莫言策略地跳过有争议的历史时期，潜入文化层面的民俗、地域、乡土，还向现代主义取了经，直接让他的作品既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又有了新奇的阅读体验。他的脱颖而出，也是当代文学孕育已久的水到渠成。

《透明的红萝卜》把感觉体验推向极致，在普遍一众写实的故事里，混入一点暧昧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莫言曾说，这部作品是他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这个小男孩是最贴近他灵魂的形象。这是莫言的开端，也是当代文学新的阶段。

《红高粱》开创了革命历史小说的新方向，除了后设的叙事技巧，将原本抗日小说中二元对立的模式改变，土匪成为抗日的新鲜力量，英雄形象开始从纯粹的神化，走向“藏污纳垢”的民间。

后来的《蛙》《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等作品可以看出莫言始终坚持民间立场，他总是用贴地的故事，还原宏大的历史真实面目，反映文学日常与民间的转向。

最近的《晚熟的人》似乎没有满足评论家们的期待，莫言不再“用力”了，文字变得松弛，“浮夸”的想象少了很多，也许是“晚期风格”的形成，或当代作家的疲惫。

莫言的历史意义有内外两个方面，对内是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变革，对外是发现本土性与世界性的交汇路径。

三、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

莫言获诺奖，是一个民族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莫言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毋宁说是莫言符合了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写乡土，写革命，现代派技巧，不同立场，中国文学传统，有好的翻译加持。

莫言获奖证明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也反映了世界目光的选择倾向。但是诺奖的评选标准并不是文学的唯一评判标准，获奖只不过是某一时期国际影响力的角逐，背后的因素千丝万缕。中国的文化自信，不需要靠外国奖项来证明，文学真正的价值，也不是获奖能够简单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