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对峙：声誉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国政学人
作者：Deepa M. Ollapally，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亚洲政治与安全，包括核不扩散、极端主义、性别与身份政治问题。
来源：
Deepa M. Ollapally (2022): China-India Face-Offs: How Does Reputation Matter in Crisis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DOI:10.1080/10670564.2022.2090082
导读
一般来说，关于中印边境对峙的研究关注的是两国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印度在该议题上愈发趋于强硬的态度以及这一变化对于中印关系的影响。本文另辟蹊径，转而关注中印在既有边境危机处理中展现的共识，并试图解释以和平手段解决危机的共识何以存在。与国际安全研究传统路径不同，本文并未遵循以权力与物质利益为核心的传统声誉理论，而是引入建构主义视角，采用话语分析展开研究。
本文认为，声誉不总是用来体现一国对另一国进行对抗的决心，在边境危机中，中印两国试图通过保证行为塑造一种符合自己“后殖民国家”身份的声誉，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作为崛起国的国际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重心与立场更偏向于印度，可以通过阅读本文更好地了解印度决策者、媒体与研究者的对华心态；但是，这也意味着本文部分事实描述与国内普遍认知存在偏差（虽然并不影响总体论点及论证），对此还应辩证看待。在对于中印边境问题的现有理解的基础上，本文提供了一种视角补充，展现了非物质要素在国际安全互动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其核心论点是否能够与未来中印边境危机情况相符，还有待后续观察。
引言
可以预见的是，作为寻求成为全球大国的崛起国家，中国和印度会日趋关注彼此以及其他主要大国对自己的认知。然而，它们究竟渴望何种声誉？作为亚洲的两大崛起国，中印之间的冲突愈渐频发，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变得更为紧迫。在何种程度上，声誉在两国冲突与危机解决中产生影响？
威慑理论主导了对危机行为与声誉效用的研究。在这一理论视角下，好的声誉反映决心，坏的声誉暴露弱点，而既往行动会对当下产生决定性影响。本文将会展示，在威慑理论被应用于中印案例时，存在理论缺陷并缺乏实证效度。本文对印度与中国在2013年、2014年、2015年、2017年和2020年的五次直接边境对峙及结果进行检验，以探究两国危机管理对声誉的影响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威慑理论的预期及其他平行解释。与威慑理论的预期不同，在五次对峙中，中国和印度迅速尝试平息并淡化危机，沉默与含混时常发生，而强硬宣言极少出现。
本文认为，印度与中国的做法更符合保证（reassurance）导向行为：两国认为，比起强制或威胁，外交手段能实现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然而，这不仅是出于危机的内部要素。本文还引入建构主义视角，认为两国共同的“后殖民”身份有利于双方使用保证策略，而不是令自身的决心声誉（reputation for resolve）最大化。
声誉在国际关系中是否重要，如果是，何种声誉更重要？
常规威慑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的世界里，国家需要建立一种表现“强硬”的声誉。声誉能够体现决心，提升国家威胁的可信度。托马斯·谢林的著述在这方面的最具有影响力，他认为：在危机中未能展示决心，将会招致对手在其他场合进行进一步的挑衅。之后的声誉理论支持者也认为，危机中犹豫不决的表现会使国家付出代价。
然而，此种声誉理论的批评者通过研究发现，在危机中与对手对峙并不总是实现目标的最好方法，而过去的行为也并不总是影响国家现在的行动，或是累积成为国家当前的声誉。声誉可能很重要，但不只是为了体现决心。另一方面，保证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威慑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如果领导人误读了对手的意图或信号，威慑可能会失败。罗伯特·杰维斯首先对威慑与螺旋/保证模式之间的理论张力进行了系统性列举。防御现实主义者也指出，克制与保证在特定环境下，具有避免在追求威慑时落入螺旋式陷阱的作用。此外，保证可以引导和平，减少在危机中进行威胁与使用武力的可能；也可以说服敌手相信如果己方不被挑战，就不会发起进攻。可信任的或在外交上诚实的声誉会影响未来合作或冲突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建立这种声誉对政府来说是值得的。
在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又会怎样？为什么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会退步，转而采取保证策略？考虑到中国明显在军事上更占优势，这一点在印度与中国的案例中极为重要。威慑理论认为，军事能力决定了外交上讨价还价或施加影响的资产。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即使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强势方拒绝退步或者弱势方展示决心以提升未来讨价还价的资产也可能是不划算的。
保证与话语
保证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一国说服另一国它们的目标是可以共存的。相反，威慑则需要说服对手，使其认识到双方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双方对某种资产有着对立的偏好，而该国高度重视并愿意争夺这一资产。在危机中使用保证策略，意味着在领导人话语及军事力量的使用中运用克制，从而减少激怒对方的风险。
保证天然地带有话语性要素，关于保证的研究十分重视外交话语。但是，和螺旋理论学者类似，大多数研究者把语言和信号视为特定危机的内生产物。然而，在印中危机中，领导人之间的危机缓和对话超出了理性主义视角下单纯的工具性或物质性的共同利益，而是诉诸于身份的维系。
因此，引入建构主义方法使得本文可以考虑印度与中国的危机行为是如威慑理论所言意在展示决心，还是如螺旋理论所言意在提供保证，同时也有助于理解长期存在的基于身份且具有主体间性的价值观如何激发或阻碍保证。本文随后将会解答一个问题：身份如何使危机行为与结果以及它们最终对声誉的影响变得不同。一种非正式的解读性话语分析会被用于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使用的佐证材料来自于危机中两国公开的政府正式声明与文件，以及一些来自于媒体和战略分析人员的评论，但是更关注印度一方的材料。
本文在下一部分将会审视五次边境争端的实际证据，以分别评估威慑作为一种决心假说与保证假说的效力，以及身份在解释危机结果时的作用。
印中危机的证据：决心、保证与身份
1. 声誉与决心还是声誉与安抚
从威慑的角度来看，中印边境危机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结局:没有明确的赢家和输家，并且使用了外交手段。每一次危机的结果似乎都是设计好的，以避免在边境问题上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无论是从印度方面还是（尤其是）中国方面，威慑如何解释虽然存在不同时间上能力的差异，但是却导向了类似的危机结果?
印度和中国官员使用的话语不符合在这种重要对峙中发出威胁或最后通牒的威慑理论预期。高级官员几乎会立即发表声明以缓和紧张局势，措辞上的指责或煽动性言论可能比预期的要少得多。相反，双方都有一种反复出现的信念，认为另一方能够遵守诺言；即使危机反复发生，也相信可以利用外交机制取得成效。双方都没有为了施加影响而中断谈判或取消预定的高级别访问，也始终在发出保证信息表示对于对话的信心。双方都不愿将危机称为“危机”。
在2013年的危机期间，当被媒体问及印度对中国“侵入”的反应到目前为止是否过于胆怯时，印度外交部长萨尔曼·库尔希德拒绝释放任何带有好战色彩的信息。对峙一周后，中国公开否认发生了边界事件，外交部发言人称这是“猜测”，并补充说，“我们相信当前中印关系发展良好，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协调。边境地区处于和平状态”。
2014年的危机发生在中印两国首脑峰会前夕，并在会议期间仍然持续。印度外交部回避了印度媒体的相关问题，积极淡化危机，并称边境部队可以处理此事。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外交部2014—2015年度报告的乐观基调:“印度和中国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是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一年。”同样，中国国防部2015年发布的2014年白皮书（第一份公开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也未提及印度。
2015年的危机期间，两国政府都淡化了紧张局势，中国和印度军方官员在一周内举行了两次旗会，最终双方同意撤回各自的军队，并且不在实际控制线沿线修建建筑。紧接着，中国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信心建立措施（CBM）——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于中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新德里迅速接受了这一提议。
2017年的僵局比前三次更加紧张，但解决方案的宣布仍然具有模糊性。印度外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称:“最近几周，印度和中国就洞朗事件保持了外交沟通。在这些交流中，我们能够表达我们的观点，传达我们的关切和利益。在此基础上，在洞朗对峙地点迅速撤离边境军队已达成共识，并正在进行中。”印度外交部和国防部在2017—2018年度报告中对双边关系的态度也出人意料地乐观。外交部指出，“两国一致认为，该问题的和平解决反映了双方的政治成熟。”国防部的态度谨慎但积极:“尽管2017年的系列事件增加了印中关系的复杂性，但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对话在发展伙伴关系的总体背景下继续进行，并推动了印度和中国在洞朗地区对峙地点边境部队的和平撤离。”
印度许多分析人士将2020年的危机描述为一个“转折点”。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从领导层对危机“解决方案”的处理方式来看，似乎与之前类似，仍由双方共同策划而成。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3个月后，印度外交部和内政部的高级官员在回应印度议会的问题时，对中国的行为即使不能说是否认，也是轻描淡写。8月底，在西段班公湖发生了枪击事件（1975年以来的首次枪击事件）。在上海合作组织（SCO）会议期间，两国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五点协议，即两国军队应继续对话，迅速撤军，保持适当距离，缓解紧张局势，并一致认为目前边境地区的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这是两国自危机爆发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之后，双方在经过12轮会谈后达成了几项措施，体现了双方的妥协，没有任何一方明显占上风。
2. 身份与声誉
本文认为，印度和中国和谐共处的关键原因是他们共同的后殖民国家身份。印度和中国高级官员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互利所做出的声明，始终伴随着对两国作为伟大文明的共同身份的强调。
本文从米勒对两国历史中“受害者身份”的研究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出于身份原因，印度和中国都不希望被视为危机中的“挑衅者”。“非挑衅者”的形象与“受害者”的身份最为一致，也能使后者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此外，“挑衅者”的标签会对声誉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两国作为后殖民国家希望避免的。两国领导人一致公开诉诸于常规身份要素来缓解危机，这表明两国领导人有一些共同的主体间性理解。这种理解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权力不对称和威慑倾向于更强硬的谈判的情况下，保证行为是可能的。
在2013年的危机中，印度外长被问及中国是否表现得像一个“地区恶霸”，他令人费解地回答说: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中国和印度（外交）风格，我会说我们保留了印度的风格，找出两国历史中的相似之处。”危机结束后，库尔希德说，两国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旨在“向我们的人民、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出强烈信号”。
在2014年的危机中，莫迪努力承认两国的共同身份:“我认为，印中关系的特殊和独特之处在于，印中两国被历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文明古国，古往今来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驻印度大使也表示，“如果印度和中国用一个声音说话，整个世界都会倾听。”
到2017年，印度方面减少了早期关于文明联系的措辞。然而，对改革多边主义的共同规范性诉求仍然很强。在中国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中国政府一位高级顾问指出：“我们不希望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被打乱。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重点应该是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而不是调停冲突的紧急多边会议。”印度国防部2017—2018年度报告称:“在全球不确定的时刻，中印关系是稳定因素，印度和中国不能让两国关系中的分歧变成争端。”中国方面的评论指出，“我们避免了陷入两个文明古国成为敌人的局面。”
2020年，尽管新德里平息了危机，但找出印度一方维护身份的有关话语变得更难了。另一方面，中国官员似乎在此方面做出了加倍努力。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王毅强调，两个新兴大国都肩负着加快发展和振兴的历史使命，相互猜忌、相互摩擦是邪路,违背两国人民的根本愿望。中国大使呼吁印度不要忘记“中国和印度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史”。
结论
这几次危机给予中国和印度拥有成为令人敬畏的国际角色的资格的契机。强保证的建立始终是两国互动的规范，而非通过建立决心塑造声誉。具有模糊性的危机结果植根于两国持续使用的身份维系策略，即“挽回脸面”，这对保证论点提供了有力支撑。双方不愿公开给对方贴上胜利者/失败者、侵略者/受害者的标签，可能是因为双方共同致力于保护和彰显后殖民身份，以及一种支持全球多极化和战略自主的共同世界观。正如保证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合作带来的共同物质利益是明显的驱动因素，但加入身份认同的概念可以表明，各国在边界等具体而重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时，可能仍会优先考虑更广泛的共同价值观。这可以更好解释，为什么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冲突中，两国没有试图最大化他们的决心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