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影像集：女性能掌握自己的子宫吗？

原载《环球银幕》

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正式作出判决，推翻了在美通行约半个世纪之久、保护女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女性堕胎是否合法，被交还各州自行裁定。作为女权运动里程碑事件的罗诉韦德案于1973年通过，堕胎自此成为美国女性被写进宪法的权利。它规定女性可在妊娠的前两个周期自由堕胎，而在妊娠的第三周期，各州可自行立法禁止堕胎行为。情况正在变糟吗？这恐怕还要回到堕胎议题的复杂历史处境中来。借由影像，我们同样也可照见这复杂的、短暂存在如今又被夺走的自由。

自由与生命之战

即便是在罗诉韦德案生效期间，各州也可在妊娠的第三周期设置严格的反堕胎法令。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美国的保守州，一位女性想要堕胎通常没那么容易，甚至是违法行为。

宗教信仰与对生命权的支持，让很大一部分人坚信带走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是渎神行为。美国女性的堕胎自由延续了多久，保守派便为拿走这份自由努力了多久，尤其还因为罗诉韦德案本身在法理立论上就存在问题。《大法官金斯伯格》中记载了这位女性法官为性别平权做出的诸多努力，她本人就斥责过罗诉韦德案的法理问题，并认为这最终会导致女性的堕胎自由失去律法的支持。

电影自然也是政治家们组合拳的一部分。2007年的《朱诺》便是主流话语中典型的“反堕胎叙事”，朱诺在决定堕胎后被公益组织改变看法，并决定为孩子寻找领养家庭。最终孩子诞生，她和原本并不准备承担责任的孩子父亲也修复关系。影片于2007年圣诞节上映，转年马萨诸塞州的格洛斯特高中就有17名16岁以下的学生怀孕，《时代》称其为“朱诺效应”。《朱诺》支持生命权和选择权背后那份纯粹主义的态度，也必然伴随美化少女怀孕的理想主义，类似的处理，我们也可从《一夜大肚》中寻见。

查克·康策尔曼与卡里·所罗门联合执导的《计划外》或许更能代表如今美国的“民意”，一位经手了2.2万例堕胎的诊所主任的立场转变，显然是亲生命权一方的战歌。但片中主角转变太过匮乏情绪前提，女性选择堕胎的原因也只被简单描述为情感失利，这个关乎女性切身痛楚的故事，也就可以说并无女性立场。不过，这部影片在烂番茄专业评价和爆米花指数43 Vs 92的两极分化，已经足以说明某种大势所趋。

在近30年来最高法院的右转倾向下，推翻罗诉韦德案几乎被认为是一种必然：从1992年离生命权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凯西案，到2018年的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案》中对特朗普改变最高院大法官阵营的忧虑，再到2021年著名保守派刊物《国家评论》将“终结法案”态度放于封面的专刊。失去自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如今，美国女性终于迎来了这样一个时代：关乎女性身体自主、关乎胎儿生命定义的讨论都沦为政治天平上顷刻易位的情绪砝码；在生命权与堕胎权之争的背后，难被照见的是政治党派间的权力博弈。但这，绝不仅仅是美国女性的故事。那些女性用身体、撕裂、血与肉写下的故事，同样存在于世界银幕的每一道冷冽银光里。

生育恐惧

当我们谈及堕胎，似乎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可在相当一部分影视作品中，它都被视作一种惩罚。一项基于1916年至2013年美国电视电影作品的研究发现，约有13%的堕胎女性或考虑过堕胎的女性，都以死亡告终。

2008年的《革命之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让我们看到了露丝和杰克下船后会面临的“婚姻故事”，在了无生气的关系里，新生命不仅占据了女性的身体，也占据了他们对新生活的幻梦。由此，爱泼自行堕胎的决定，甚至带上了自我拯救的意味，但她却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罗曼·波兰斯基上映于1968年的《罗斯玛丽的婴儿》则可视为将这种惩罚推到极致的案例。伴随着小腹的隆起，罗斯玛丽的神经也越来越衰弱。比照彼时还未诞生的罗诉韦德案，《罗斯玛丽的婴儿》的诘问无疑是激进的，它将怀孕对女性身体的彻底征用具象化、宗教化、恐怖化，无论是谁，不管是丈夫、邻居还是魔鬼撒旦，都能借孕育之名来掠夺罗斯玛丽的子宫。

在更多的故事里，婚姻则对堕胎取而代之，成为一种顺应主流道德的虚假出路，1951年的《郎心似铁》便代表了这种典型黄金时代的价值观，比起女性的身体自主权，核心家庭才是更为重要的。但当此路不通之时，等待着这位女孩的只有冰冷的湖水。

堕胎的惩罚也不仅仅在生育层面，男性视角下的《四月三周两天》深谙这一点。克里斯蒂安·蒙吉以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独裁年代为背景，用男性加害者的视角，观看了女性堕胎的艰难过程。当男医生的手以明显的性意味借检查之由抚过主角身体时，我们也透过罗马尼亚新浪潮贴近人物身体的手持长镜头，感受到了身为女性的在堕胎时刻的多重受辱。

革命之路

回看近几年来三大电影节上的相关作品，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透过女性创作者的视角传递了她们难以掌控自己身体的忧虑。《从不，很少，有时，总是》的问诊室回答呼应着《燃烧女子的肖像》的烈火与画作，《正发生》也用自己冷冽直接的长镜头同遥远的她们发生着共振。在不同时代、堕胎非法的境地里，这些女性正以自己的身体走出一条革命之路。

比起那些对意外怀孕语焉不详、并最终将其导向核心家庭黄金梦的作品，这些电影中对堕胎之艰难的描述，则是极为现实主义的，甚至触目惊心到足以令人感知到“新极端电影”式的声嘶力竭。在这些电影中，怀孕不再被被谱写为一种喜乐与和煦，而是为我们揭开了静水深流下的血色暗涌。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中的宾夕法尼亚州堕胎政策较为严格，在罗诉韦德案生效期间，那里依旧要求未成年人必须要有父母陪同才能合法堕胎。于是，当少女奥秋意外怀孕之后，她只能在表姐的陪同下，长途跋涉去往未成年人可以依法独自堕胎的纽约。它以旅途中那些彻夜流明的候车大厅、跨州疾行的巴士、无言的同性默契，建立起了属于青少年一代的“当下堕胎史”叙事，这种以清淡、极简和生活化为指导的美学系统，展现了这样一种态度：女性的身体不是政治的武器，亦不是搅动大众情绪的工具，它是也仅仅只应是女性自己的战场。

比起那段常被人们谈起的堕胎长镜头，《正发生》更令人玩味的，则是它所描绘的时代与身处该时代的女性困境间的矛盾与自反。1960年代的法国是电影史中无法跨越的高光时代，是诞生了新浪潮与反叛精神的飞地，但在这样的法国，女人的爱欲却被困在自己的子宫之内。导演奥黛丽·迪万以轻松的影像展示了闺蜜间交流高潮奥秘的宿舍时光，而与这份轻松的少女性觉醒影像倒挂的，则是手术室里长达十数分钟的非法流产长镜头，青绿冷调的影像将医用器械撞击的冰凉金属声放大为贯通五感的观影体验。而这个对自己身体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属于女性的新浪潮。

笑着痛吧

或许是因为堕胎这件事直指身体痛楚，令人条件反射为悲情叙事，于是很大一部分创作者，都选择用喜剧来消解这份创伤体验。《平淡无奇的孩子》直接使用了女性喜剧演员的身份来平衡这种严肃，当孩子阻挠事业，情感又处于低谷，堕胎并不会毁掉主人公的生活，它甚至是一件好事。

比起能自己做决定的成年女性，女孩们通常选择隐瞒家长，和闺蜜一起踏上清空身体之路，而这位姐妹，通常是LGBTQ群体。这种流动的性别身份，显然让故事显得更为女性主义了。出自娜塔丽·莫瑞丝之手的《避孕计划》和来自蕾琪儿·戈登堡的《未怀孕》都是这样的公路喜剧。《避孕计划》以其片名Plan B的双关道明了即便有避孕意识，女性也难以掌控怀孕与否的风险。在英文俗语中，事后紧急避孕药被称为Plan B Pills，它也的确是女性的“备用计划”。片中，意外初尝禁果的印度女孩前去购买药物，却被药店老板拒绝，原因是法律保护售药者，如果事态违反自己的信仰，便可拒绝客户的购药需求。由这个荒诞但现实的失败延展开来，主人公们寻求B计划的途中，那些来自男性的恶意也都被化为性喜剧式的表达。

《未怀孕》的主人公困境则更严重一些。当确知自己怀孕后，即便男友都求婚了，她还是不想自己的藤校之梦被孩子阻碍，于是决定背着家人，驱车前往新墨西哥州做人工流产手术。堕胎的场景在这里呈现为粉色幻梦般的愉悦场景，也代表着女性终于解决了她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1600公里的跨州路程上，她和原本并不熟悉的旧日好友修复关系、直面自我、最终成长的过程。在这些表达中，堕胎或避孕对女性来说更像是一个成长的节点，跨过去，她们就真正从女孩变为了女人。

共同命运

虽然近些年来，以堕胎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呈上升趋势，可2014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虽然近四分之一的美国女性会在45岁之前有堕胎行为，但在1913年至2012年间上映的电影中，仅169部以堕胎为主要情节或将相关人员作为主要角色。

时间倒回到半个世纪前的英国，境况依旧如此。拿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出自迈克·李之手的《维拉·德雷克》使用了他所擅长的工人阶级家庭情节剧，塑造了一个南丁格尔般的堕胎天使形象。在1950年代的英国，堕胎手术会被视为人身伤害罪。主人公维拉一边做着护工工作，一面帮怀孕的女性秘密堕胎。迈克·李借由那些阴暗的楼阁、狭窄的房间、泥泞的小巷构建起了呼应着各个时代现实的“后街堕胎”视觉系统。它呼应着这样一个现实数据： 75% 的美国堕胎女性处于贫困或低收入状态，59% 的人群在在20岁出头就已经有了小孩。

所以，维拉进行了数十年的堕胎手术却从不收费，在被警察抓走时，她形容自己是在“帮助女孩们”。当维拉因此入狱后，迈克·李打造了全片最为动人的一幕，几位女犯闲谈中提到，她们都是因为帮助女孩堕胎而入狱的，有的还是再犯。使用同样工具的情况也出现在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女人韵事》里，在克洛德·夏布洛尔将贫瘠化为古典的镜头下，经济贫乏的女性只能使用灌洗器将烧开后冷却的肥皂水注进体内堕胎，厨房的地板就是她们的手术台。这，是无须理论书就能习得的女性主义。

阿涅斯·瓦尔达上映于1977年的《一个唱，一个不唱》以既激进又宽容的态度，透过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的选择咏唱了一首女性之歌。她们既可以选择成为妈妈，也可以选择拿掉孩子，两种选择都体现了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主权，但关键是世界要给予她们选择的自由。当她们重逢于争夺堕胎权的集会，也就是身为女性的共同命运让她们走到了一起。

罗诉韦德案的推翻带来了舆论浪潮，或许也将带来更多的堕胎故事，因为它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一个现实：世界女性的命运，无论何时何地，都因为生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女的故事》已经用它异托邦式的极权社会证明了这一点，当女性被以生育价值和性别分类，她们生活的一切可能也都被父权占据，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放到如今来看，美国女性的生育自由正遭受着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威胁，《使女的故事》或许也不再是危言耸听。我们，也是她们。这是所有女性的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