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的魔咒

一方面怨恨父母的无能，另一方面又对自己这样的想法感到愧疚；我在两极间摇摆不定，只好走向内耗。惟有一run了之，才能逃离原生家庭的魔咒。

这篇文章所描述的症状是我从广州回到上海的家后所长期处于并挣扎的，但上周到达纽约后，抑郁被应激反应所替代。随着每天逼迫自己一点点熟悉这座新城市，尽管尚未与孤独和解，但感觉精神状态有在慢慢变好。回看当时的日记，只觉异常陌生和羞耻。

我在日记里称自己是块「会哭的木头」，无数次写道「我只想躺在床上睁着眼发呆」、「我为自己一事无成感到焦虑，然后忍不住掉眼泪」、「我的身体好像停止了运作，就连日常生活的基本活动，我完成起来都很困难」、「无法专心做任何事」。几个月前我还自称「女性瘾者」，可我发现自己居然成了性无能，这也让我很困扰。总之，那一整个月我都在慢慢下坠；那种状态下，活着或是死掉，都没有任何区别。

我很清楚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那我大概是完蛋了。可是我羞于向朋友诉说自己的处境，希望寻求专业帮助。我鼓起勇气尝试使用免费资源（nyu的wellness exchange app），几次后我都发现只有客服回复，咨询师总是不在线，便放弃了。

自救无果，我寄希望于为症状归因。解决一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不再把它当问题，这个道理我自然明白，可那种时候我无法保持理智，让我不要专注于自己糟糕的状态。在豆瓣偶然刷到「抑郁症的哲学治疗」小组的精华帖，推荐了不少心理学入门书，我给《undoing depression》和《flow》标记了「想读」。然后我去查bipolar（双相情感障碍）的定义，发现它总和BPD（边缘人格障碍）混淆，我也很难说自己具体是何者。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将自己代入某种预设的描述，这只会无中生有、夸大情况，但同样，我忍不住对号入座。好像给自己扣上精神疾病的帽子，我就可以让所有事make sense，免于对自己的责任。

临走前一晚，我和朋友聊天，无意间提到我所陷入的泥潭。我知道她曾经也深受焦虑的困扰，也许可以理解我，可她却表示是我放假太闲，并且大多数时间呆在家。她说，原生家庭是我假期抑郁的根源。

既然不是我的原因，那我也不至于无药可救罢。回顾过往的每个假期，除非我白天不在家，出门社交或是在咖啡厅/图书馆专心学习，我在家就会陷入无以名状的抑郁。可以说逃离原生家庭是我初中就立下的目标，上大学后我反倒渐渐忘记了。

当我站在客观视角观察我的家庭，我发现整个氛围确实非常toxic。由于家中老人陆续生病，父母大约在十年前辞职，母亲因为高不成低不就，起初找到的工作都很难做三个月以上，随着年纪上去，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父亲原本在亲戚的公司帮忙，被刁难和拖欠工资后索性直接辞职照顾家里，做饭、带奶奶看病和接送我上下学。疫情前的几年他们还能勉强靠做微商来增加些收入，20年之后上家工厂关闭，小本生意基本做不下去了。常年不工作「家里蹲」使得父母早已与社会脱节，但他们却是这个家的绝对权威。

因而每当我在家，我需要面对的情况大抵如此：父亲睡到中午起床做饭，下午带耳机看三小时电脑，继续烧晚饭，饭后散步，在他醒着的所有时间，他都在说头晕头疼地站不稳坐不住浑身疼（做过全身体检都没查出问题，我想应该是精神问题的躯体化表现吧）；三十出头就做到副总裁的母亲变成了家庭主妇，傲气只能一部分转化为怨气，用于挑奶奶的毛病，以及抱怨手头的活，另一部分寄托于信仰，常常折纸钱（上海话为「叠锡箔」）或去庙里烧香；奶奶年过八十，多年前就开始小脑萎缩，不喜出门和其他老太太社交，只是整天在阳台呆坐或看电视，她像监视器一样，父母出门半小时以上就打电话催他们回家。每个人都足够奇葩，7天24小时呆在同一屋檐下发生的化学反应更是异常激烈。

花这么长的篇幅写完自家的情况，对于读者来说可能是难以忍受的流水账，我却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事实上，我对原生家庭的情感向来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我怨恨父母的无能；另一方面，我又对自己这样的想法感到愧疚。

承认父母废物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毕竟他们曾是自己儿时心中的权威，这就相当于把自己造的神再亲手推倒。这是一段漫长的过程，甚至我需要借助男朋友作为第三者，帮我没有负担地confirm我的直觉。中学时的我总是怨恨，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像别人的父母一样，工作日「正常」出门上班，假期「正常」地带我来个三口之家的旅游呢（这是我长期的心灵阵痛了，毕竟我就读于私立初中，暑假出国游、寒假境内游是同学间的常规操作，尚未成熟的我总因此感到在同学面前低人一等）？大学后我也难以忍受他们的控制，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与外界接轨，接受穿吊带并不色情的现实？

但事情往往没有这么简单，我总会忍不住陷入自我怀疑，为他们辩护。有时我会接受父母的说辞，也即他们多年来不工作的理由是高尚且被迫的「照顾家庭」。有时我会想自己不付出是不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只能表达感激？毕竟他们一直在供养我上学，风吹雨打照常不误接送我，甚至倾尽全部存款也要供我来美国交换一年。

但转念一想，他们的付出真的都是有必要的吗？每天全部的精力用于研究怎么采购生活用品，和准备烹饪晚餐的三菜一汤，这是无用功吗？他们如果去正常上班，老人住院就只能等死，我就上不了学了？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两种情感之间矛盾的张力让我不断自我内耗，我在两极间来回摇摆。简单地走向任何一极都会让我好受很多，要么启动自我保护机制美化父母，要么认清现实坚定跑路。可我做不到。当我思想的天平倾向一端，另一端就会发出警告提醒我要清醒，长此以往地自己pua自己，大概就是我抑郁的根源吧。

写下这一切，我惊讶地发现，父母和这个国家是多么相似！

家庭和国家的底层逻辑是同构的。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只要他们正在付出，并且确实非常辛苦，那么他们就是正义的，被付出的对象就必须表达感激，否则就是白眼狼。

母亲经常在特殊日子前折一整周的纸钱，即使要烧纸也可以去买，她依旧会花整个整个的下午做这件事，所以她毫无疑问是个大孝女。

国家在拨款推动核酸常态化的强制实施，基层工作人员大热天穿大白连续工作几小时，所以我们作为百姓就必须服从。

这种对吃苦的推崇、对苦难的歌颂，很容易培养出顺从的羔羊，并且不知不觉间我们被扼杀了反抗的话语权。一旦我们开始尝试反思，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是如此割裂。

但是反思国家比反思父母来得容易得多。毕竟在我心中，国家终究是抽象的存在，我可以轻易地说我要行使自己作为人民和纳税人批评的权利；可父母确实每天都见到的活生生的肉长的人，我很难去批评他们的不是，哪怕稍微说两句，他们也可以以「我是你爹」的万能逻辑来击破我。

这是个无解的问题，我将其称为「原生家庭的魔咒」。

惟有一run了之，才能逃脱内耗的loop。

文章首发马特市，豆瓣版本无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