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湘绮楼日记》随笔（七）：“毕竟文章误我多”——王闿运与郭嵩焘

光绪二年五月，王闿运在衡阳石门的山居毁于水灾，遂举家迁居省城长沙，结束了十二年的隐居生活。衡阳是小地方，可来往的人不多，但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彭玉麟（雪琴）。在湘军将帅中，王氏与彭的交情最好，彭去世时，彭家请其来衡阳作墓志铭。为朋友葬礼而特地出远门，乃王氏平生罕有之举。

一到长沙就热闹多了，全省士绅云集，应酬繁多。士绅的构成大致如下：一是致仕回乡的官员，二是科举有相当功名的在籍者，三是博学擅文的地方才子。但当时的湖南还要加上一条，即从湘军退役的有军功者，故湖南士绅数量天下无双。王氏曾道其渊源：“湘士通官自唐荫云始，李仲云继之，号为二少。自毛（鸿宾）、恽（世临）作抚，专倚绅士，至刘韫斋（崐，后任湖南巡抚），有金刚四道，见之弹章……”（《周甲七夕诗注》）。这是讲当地士绅势力之大。而在光绪初年，长沙士绅的核心是郭嵩焘，无论是科名、官职还是能力，皆当之无愧。他与王闿运的交往既多且深，尤其涉及王氏一生所历的最大风波——《湘军志》事件。

早在咸丰八年，王闿运即在北京结识郭嵩焘。当时两人皆为肃顺所欣赏，不同的是，郭长王十五岁，已经以翰林身份步入政坛。次年，两人同游济南，极为融洽，此时王氏尚未有日记，《郭嵩焘日记》则记载颇详。随后回京为左宗棠解厄，两人皆甚出力，王氏交通消息，郭氏组织营救。然左宗棠后来对二人皆有得罪，王氏不过是写信还骂一通，而后则冷嘲热讽，如听说年老的左宗棠复出赴福建抗法前线——“矍铄哉是翁，将以鱼皮裹尸耶”(P1358)，真是嘴损！而郭受伤更甚，一辈子斥左“忘恩背义”，及至左氏死，也不放过——“其自矜张，自恣肆，皆所以自毁也”(《郭日记》第四卷P574)。按说郭、左同乡同里，更有总角之交，却凶终隙末，左氏虽负义在先，郭氏亦非宽厚。王闿运在1909年的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郭嵩焘，云“唐生示我筠仙（郭之字号）遗嘱，未述生平得意事，而犹恨去官，热心人矣”（P2929)。这是说郭氏念念不忘因左宗棠的攻击而失去广东巡抚，自此仕途走下坡路。近代中国以降，湖南名人的内斗是一大景观，可谓“代有冤家出”：从曾左、郭左到毛刘、毛彭，甚至可以加上“移湘二代”马英九与宋楚瑜……其原因也是一大谜团，连头脑清醒的郭嵩焘也只能以“湘人相为构陷，亦天之巧行其报施也”为解释（郭日记第四卷P454)。既然这是湖南特产，而王闿运与郭嵩焘的一生交往也不乏龃龉。

应该说，郭对王是非常欣赏的。如光绪六年有一次两人论文之后，郭称：“壬秋持论常失过高，此等平情之论，则亦实有见地，并足证其用功与其得力处也”（郭日记P15)。即便是《湘军志》事发之后，郭仍称“壬秋学问文章，高出一世，又善开发人，使知向学之方”（郭日记P256)，此乃由衷之语。两人的关系也的确好，王闿运搬回长沙时，适逢郭氏出使英国，而后王氏赴蜀主讲尊经书院，直至光绪五年年底方见面。久别重逢，两人即开始赠诗互开玩笑，王氏不由感叹“乡党嘲讽，蜀中无此乐，为之莞尔久之”(P870)。

然而论诗文虽投契，论时局则南辕北辙。有关郭嵩焘的现代眼光，著作很多，此不赘述，只说王氏。他对外国与洋务的认识与寻常湖南士绅无异。郭嵩焘出使将行，王氏作书云：“海岛荒远，自禹墨至后，更无一经术文儒晖映其地……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道，然后教之以入世之大法……老死不相往来，而世界大平。”（《致郭兵左》），这是劝他去英国要秉持制度、文化自信，做一些推广中华模式的工作。信中更有甚者，大言“火器能恐人而不克服人，码头利纷争而晦气混一，铁路日行万里何如闭户之安，舟车日获万金不外满腹而饱”——郭嵩焘看了也只能苦笑吧！他后来看郭氏《使西纪程》，评论“殆以中洋毒，无可采者”（P569)。不过毕竟私谊颇深，光绪二年三月三日记：“骂筠仙一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余云众好众恶，圣人不能达”（P460），尚能委婉维护；再者，“论筠仙被枉事，不觉激愤”（P520)，更不负老友。他总结郭氏的洋务思想言“筠仙言政事好立法度，望人遵守，以夷国能行其法为不可及，且以为英吉利有朱、程之意，能追三代之治，铺陈久之”（P881)。看来洋务的分歧其实原于思想分歧，郭氏崇宋学，王氏在日记中曾记录争议：“筠仙先又论我不宜不尊程朱，以为启后生无忌惮之渐。近是而非，不可与辨”（P1065)。道不同却能来往一辈子，尽管有“湖南内斗”的加成，却也胜过如今的微信朋友拉黑反目吧！

不过《湘军志》事件的确让两人的友谊备受考验。光绪元年，王氏接到修志的邀请，在给两广总督刘坤一的信中，自道修志主旨“其意不在表战功，而在叙治乱得失之所用”。可惜刘坤一未及时提醒他不要书生气发作。《湘军志》的最大推手是曾国荃，代表着整个湘军军功集团的利益，修志是为了表功并流芳后世，故集团出资聘请写作，岂能“意不在表战功”！王氏接到任务，收集材料，从光绪三年，断断续续写了四年才定稿。然而他已觉得这种写法要得罪人，据郭日记光绪六年十二月记载“始闻《湘军志》，壬秋寄裴樾岑一部，匿不示人，亦谓其言多涉虚诬，不足昭示是非之公”（郭日记P128)。裴樾岑即裴荫森，时任湖南的道台，后来任福建船政大臣多年，是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先驱，他在湖南时是王闿运最好的朋友。以郭氏的记录，犹见《湘军志》已在长沙引起极大关注，而风评已不佳。光绪七年四月，郭氏再次评论“壬秋自命直笔，一切无所忌讳避，而颇信委巷不根之言，流为偏蔽而不知”，又有“其所不欢，往往发其阴私以取快”之语（郭日记第四卷P166)，上升到道德批判。

光绪七年十月，王闿运自成都归湘，心情低落——最有前途的儿子代丰死在夔州，他回家是料理丧事，而且并不打算再回四川。盖因郭嵩焘将聘其为长沙思贤讲舍的主讲，从此在家门口上班，不用去外地打工。然而他一回家，即得知“外间颇欲议论《湘军志》长短”，一场风暴就此刮起。当时曾国荃恰好在长沙家中，阅书不禁大怒，郭嵩焘日记称：“昨夕壬秋谒曾宫保（曾国荃），语及《湘军志》一书，沅老盛气责之，壬秋不能对，乃以书自解……香荪以为壬秋在湖南无可自立之势，宜及时出游，俟一二年后人言稍远，始可回湘，为此书贬斥过多，不免犯众怒而动公愤也”(郭日记第四卷P252)。由于自觉丢人，曾国荃面责之事王闿运日记并未提及，这恐怕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受到别人当面责斥。然而他毕竟理亏。实际上，曾国荃一开始就不主张让王氏修《湘军志》，是曾纪泽极力推荐，且订金丰厚，不意竟得如此“直笔”，难怪曾氏恼羞成怒。而郭嵩焘本来就反对《湘军志》，与曾国荃的交情又最好，自然站在曾一边，成为反王氏的核心。

压力之下，王氏交刻版于郭毁之。但不仅是《湘军志》的事，本来说好的思贤讲舍讲席，“曾宫保力言不可”，让郭嵩焘“于此亦费踌躇”（郭日记P249)。王氏犯了众怒，连以前很好的朋友朱克敬（香荪）也添油加醋，说他“年逾五十，而德不加进，声望为之大减……其道不足以启迪后生明矣”（郭日记P251)。郭嵩焘的总结则是“盖以文字玩弄一世，所谓才高识寡者也，昔人言作史须才、学、识三长，壬秋才学有余而识不足，此亦天分使然，不可强也”（郭日记P254)；几日后又与朱香荪论《湘军志》“其颠倒是非，任意低昂，则犹文人习气，不足怪也”。当时王氏的处境的确险恶，《近现代名人小传》言，曾国荃亲信汤寿铭曰“王某可杀也”，所幸曾纪泽在坐，叱之乃退；湘军将领苏元春也“缚欲斩者，欲专刃者也”（P1157)。当然，以王氏的名气，杀他也只是说说而已，但可见其狼狈之态。

郭氏毕竟是老友，犹存几分宽厚。郭日记云“左锡九约朱香荪，为曾（国荃）解说王壬秋事……而朱语壬秋困迫之状，相与抚然”（郭日记P253)，这是出面劝曾国荃消气放过他。然而即便郭氏于心不忍，但“外间议论，颇咎及鄙人之举壬秋为败坏风俗”——郭氏也受到举荐非人的压力。最终他作出决定：“吾湘近年尽知向学，所望于壬秋者甚巨，而终至此席不能相属，余犹以疚于心”（郭日记P256)。思贤的讲席最终给了郭嵩焘的弟弟郭昆焘（意城），王闿运既遭羞辱，又丢工作，更倒霉的是，本来是为次子丧事而归，长女无非又去世，故五月某日在日记中感叹“心中殊不静，生平境遇以今为最恶”（P1110)。

交版毁版之后，《湘军志》的风波渐渐平息。无论是曾国荃还是郭嵩焘，多少觉得自己对王氏的态度过激，甚至要杀他的苏元春，年底也特地上门来谢罪。但王闿运似乎无法原谅：对曾国荃，后来日记中几乎再未提及；对朱克敬，则言“吾门墙不峻，乃有朱、张，后当绝之”（P1129)。而夺取他讲席位置的郭昆焘，年底竟“长叹而发病，半夜病死”，让他不由有些幸灾乐祸，调侃道：“郭与余相忌，余似诸葛亮，故郭似周瑜，孔明亦有秋风五丈原，公瑾又何必呕血长叹”(P1159)。还有那位声望不亚于曾国荃的湘军大佬彭玉麟，他对《湘军志》的态度又如何呢？年底日记云“又闻雪师（彭玉麟）言湘军志，云欲拳我，今年以刃始以拳终，可谓逢凶化吉”（P1174)——看来只用拳头打不至影响友谊啊！

那么他对“湘军志风波”的核心郭嵩焘呢？感情则比较复杂：“今年筠仙附和国荃，乃为主谋，且恨我不知人……筠仙俗人中可语者耳，何可以度外责之”（P1109)。这是说尽管郭辜负我，但绝交比较可惜。这种情绪在另一天的日记更加流露：“闻筠仙发背（即背部化脓），惊往看之，至则无所苦。此公余已疏之不往矣，乃以讹言而往”（P1138）。本来已决心不来往，但传言他生病，忍不住去探视，这种可爱的行径，令读者也不由嘴角上翘。

这次探视似乎是转机，此后二人交好如初。然而郭嵩焘总觉因思贤讲舍的事亏欠他，光绪十二年王氏返湘，郭氏诚邀其主讲，也不在乎他“败坏风俗”了。而王氏大概是想出一口当年的恶气，固辞不受，直至次年方允。

不过，经过风波考验的友谊也难免有波澜。光绪十四年，王氏翻修湘绮楼，向郭嵩焘借钱，没想到只得到郭的回信。这是《湘绮楼日记》的精彩看点之一，特录于下“得筠仙书，疑我不能还，竟不往借，而前加诘驳。余云公大似易笏山，宋学流弊也……余无故识破一老友，正似留仙骗钱行径。七十老翁，学识绝人，自谓品行坚卓，而临财曾不及一市侩。谁谓宋学不害心术乎！”（P1513）。易笏山即易绅佩，曾任四川布政使，是郭、王的老乡、老友。这件事大致是郭嵩焘怕他还不了钱，所以不借，而且还对他说教，估计是劝诫无偿还能力就不要四处借钱，这回激怒了王氏，写信回击，说你这是“宋学流弊”，假道学，伪君子，还不如市侩实在。这二人也真有意思，把一个借钱的事上升到学派思想斗争。其实两人各有道理：王氏的确几年内无偿还能力，为此北上逃债，致曾纪泽的信中说“负债三千，若留家乡，无词搪塞”（P1550);但郭氏是长沙出名的大财主，不是当官挣的，是家族在长沙有许多买卖，借出去区区几百两银子也不算什么，难怪王氏大骂其抠门！此事最终以喜剧收场：十余天后，“筠仙遣送二百金，云朱家所赆”，而王氏依旧不依不饶：“盖为我谋之至，而不自知其不忠也”——好家伙，晚借给你钱也是品质不好！然而日记一转笔：“正当需用，亦不择而受之，古人律身必不如此”（P1519)，看来在金钱面前，读书人的尊严也不必太计较了！日记里再未提还郭氏钱的事，或许真是不还了。而在王氏外出“逃债”期间，郭氏却流露出感情“（王氏）至江南亦多日矣，而吾两信才去数日，颇有后时之叹，使此心为增歉然”（郭日记第四卷P883)。这当然是为友谊，而不是思念其所逃的债。

他们最后的见面是在1891年的春节，是年六月十三日，郭嵩焘去世。那时王氏在衡阳，回不去长沙，闻讣，遂评价郭的一生“竟不入相，妖言无凭也。其品第在余存吾、罗慎斋间”（P1721)。“竟不入相”，是指以郭的才能实在应该入阁担任军机大臣；余存吾即余廷灿，长沙进士，主持湖南多地书院；罗慎斋即罗典，湘潭进士，主持岳麓书院27年；此二人皆是湖南著名的前辈学者，将郭比之，是对郭氏学问的肯定。这是对老友很高的评价了。几日后，他又感叹“天下知音将死亡尽矣”（P1729)，又算是对郭氏友谊的总结。为此作诗《暮云篇追伤郭兵左嵩焘》，中有“行向西州痛哭回，坐吟南郭灰心句”之句。另撰写的挽联：“悲悯圣人心，孟子见迂阔而公见乖崖，若论名实当时笑；才华翰林伯，同年居要津乃屏居田里，毕竟文章误我多”。最后一句值得玩味，“误我多”——到底是指郭氏的洋务思想遭众非议呢？还是念念不忘《湘军志》的事呢？不知道。只知道严肃包装下的历史人物还隐藏着许多可爱，更不乏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