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儿子的伯格曼
在自传《魔灯》里，伯格曼用大量篇幅回忆了童年，尤其是和父母的关系；在他的电影中，这种关系和上帝问题一样，困扰着他。作为儿子，伯格曼始终对父母充满怨言。他们如同上帝，天然拥有权威，总是在子女身上以爱之名，降临苦难。当然，伯格曼的自传和电影一样，充满了杜撰。为了塑造自身的不幸，他很可能夸大了某些经历，或是出现记忆错乱。
与现实中父母的关系
虽然一个人的自传可能充满谎言，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他希望我们看到的他。作为艺术家，伯格曼在文字中塑造的自己和他电影里的人，显而易见无法分隔来看。他的电影实实在在地烙刻了他的人生痕迹。作为儿子，他永远忘不了父母对他的影响。
1918年7月14日，英格玛·伯格曼出生于瑞典乌普萨拉，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上有哥哥，下有妹妹。他的母亲是护士，父亲是路德教牧师。在伯格曼的回忆里，他遭遇了典型的中产阶级保守家庭的悲剧：父母感情不合，对子女的管教严厉暴躁。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暴力惩罚、羞辱性的教育和没完没了的规矩中度过。牧师的家庭是郊区的示范，尽管内部已经撕裂，对外仍要维持和谐美满的假象。
周末的时候，父亲经常带伯格曼去教堂。但是，伯格曼不仅没有因此信仰上帝，反而因为和父亲的矛盾，排斥上帝。他对上帝的质疑几乎和对父亲的怨恨一样深。19岁那年，伯格曼在外面和女孩同居被父亲发现，父亲习惯性地要动手打他。这次，伯格曼没有乖乖受罚，一拳把父亲打得倒退几步，瘫坐在地上。虔诚的牧师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直被他严加管教的儿子竟然会动手打他，站在一旁的妻子也被吓哭。
伯格曼没有理会母亲的哭喊，一把推开她。那天晚上，他离家出走，只留下一封信给父母，告诉他们永远不会再见。牧师长久以来维持的体面家庭形象，彻底崩塌。他的长子自杀未遂，次子离家出走，只有小女儿听他们的话，为了顾全家庭声誉而流产。
对于母亲，伯格曼同样自小就有怨言。他觉得母亲更爱哥哥和妹妹，总是想办法引起她的注意，甚至为此而装病。母亲作为护士，很快就识破了他的小把戏。随着年龄渐长，伯格曼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为了不受罚或是得到父母的褒奖，伯格曼学会了伪装自己，不把真实的自己表现出来。
后来，父亲因食道癌入院，准备做手术。母亲打电话到剧院，哭求伯格曼去看望他的父亲。伯格曼没有丝毫触动，一口回绝。他说自己和父亲无话可说，并说母亲这样做是对他的情感绑架。他像当初推开哭泣的母亲离家出走时一样的决绝，用力挂断电话。
当晚，母亲就顶着暴风雪赶到剧院。她要当面看看儿子辱骂他们时的样子。看到母亲的狼狈，伯格曼也心软了，为早上在电话里说过的话而后悔。母亲拒绝了他的拥抱和亲吻，狠狠扇了他一个耳光，眼泪夺眶而出。伯格曼答应她，一定会去医院看望父亲。几天之后，母亲却先传出了撒手人寰的消息，伯格曼忍不住失声痛哭。
这之后，出于对父亲年老孤独的同情，伯格曼看望他的次数逐渐增加。两个人心平气和地聊天。曾经严厉而暴力的父亲，如今只是个记忆模糊、身体脆弱的老人。伯格曼放下了对他的怨恨，陪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他眼里，此时的父亲更是他的朋友。
电影里的父母
“我有一种用电影表达盘踞在我意识某处的主观感受的强烈需求”。这是伯格曼对自己为何拍电影的一种解答。这种需求导致他的电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经历，父母对他的影响也深深刻在了他的电影里。
在[野草莓 ]中，伯格曼实际上折射了两种形象的自己——父亲和儿子。父亲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尊敬，正准备前往斯德哥尔摩的大学领奖。但是，他的家庭关系却是一团糟。因为他的冷淡，初恋嫁给了他热情奔放的弟弟；妻子受不了他的冷漠而出轨，不留情面地嘲讽他；儿子忘不了他的自私冰冷，对父爱失去信心，没有勇气抚养孩子，绝情地反对妻子生育。
这个父亲有着伯格曼和他的父亲双重影子，而儿子则是伯格曼的另一个化身。现实中，伯格曼同样自私自恋，只不过方式不同。他选择了纵情，不停更换情人和妻子。他也不排斥当父亲，养育了九个孩子。[野草莓 ]的最后，父亲试图与儿子和解，但已然失去的东西并不会因此挽回。
对于父亲是否一定真爱子女，伯格曼心存疑虑。这种疑虑更多反映的是对人性的不信任。他在[犹在镜中]，塑造了一个不愿面对现实的父亲。他难以面对和妻子一样，患上精神疾病的女儿，一再以工作为由逃避儿女们。后来，他在女儿身上看到了一点好处——可以用她作为自己的写作素材。这种想法也让他深陷痛苦之中。
母亲的形象也被复杂包裹。在[秋日奏鸣曲]里，女儿写信邀请刚刚失去丈夫的母亲来家中度假。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女儿一直照顾着卧病在床的妹妹。她是个自私自利的钢琴家，对名誉的重视胜过两个女儿。大女儿小的时候，她对她从外表到内在都不满意，更不用说身体残疾的小女儿了。她根本不想见她。后来，她出轨，离开了她们。这次，突然被迫要和因疾病而面目狰狞的小女儿见面，她没有丝毫动容，只是勉强挤出一点尴尬的笑容。
女儿的这次邀请更像是一种“复仇”。她在心底深深恨着母亲没能多爱她们一点，而是自私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名誉，但又渴望还能得到她的爱。她故意要让母亲见一见妹妹，要看看她局促不安的样子，更希望她能有所愧疚。无论她们如何不完美，她们都是她的女儿。母亲很难过，她们大吵了一夜，又互吐苦水。第二天，母亲又决绝地离开了她们。
伯格曼一辈子都没有摆脱对父母的复杂情绪。他并非把他们当作敌人放到审判台上批判，而是谨慎地探究他们作为人的弱点。那些弱点，成年后的伯格曼一样没能逃过。父母的身份，也不能消除整个人生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和痛苦。在所有的伯格曼电影里，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压力和痛苦的表现。
童年的伯格曼把自己隐藏起来，在父母惩罚他的橱柜里依靠幻想摆脱恐惧。那个被隐藏的自我始终在注视着给他带来痛苦的人和事。或许正是这种习惯，造就了这个喜欢在电影里严肃讨论宗教、死亡和人性的伯格曼。
(《看电影》杂志2022年7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