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状元》看徐渭的士人理想
徐渭的《四声猿》中前三部剧已经研究的较为透彻，而现存的《女状元》的研究内容包括女状元的故事流变、本事，以及将其与《雌木兰》整体研究所体现的女性观，《女状元》的专题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空间，笔者通过细读本文发现徐渭通过女状元黄春桃的故事寄托了他的士人理想，因而对其进行研究。
徐渭的士人理想在《女状元》中表现为外部理想的政治环境和他内心权力意识的书写。徐渭在剧中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即女状元黄崇嘏与丞相周庠，这两个形象分别是优秀的士人与慧眼识才，爱惜人才的上位者的代表，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徐渭心中理想的政治环境的微观反映，而徐渭较前本增加的“春桃断案”情节则进一步赋予黄春桃（黄崇嘏）政治上的话语权，这种权力意识的书写构成徐渭士人理想的内核，理想的政治环境与话语权的获得使得士人能够最大程度地施展才干。
一、 士人理想的政治环境
人是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在《女状元》一剧中，徐渭的士人理想依托理想的政治环境而存在，而理想的政治环境则需要由人来创造。通过细读文本可以确定，黄崇嘏和宰相周庠，一个是才学出群，吏事精敏的士人，一个是慧眼识才，爱惜人才的上级官吏。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反馈是千里马与伯乐的互动，他们之间的互动虽然是个案，但这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是徐渭心中宏观的理想政治环境的微观反映。
(一) 两个典型形象
徐渭在《女状元》中塑造了一个才学极高，卓尔不群的士人，即：“黄崇嘏”。黄崇嘏虽是黄春桃女扮男装，但是将黄崇嘏和黄春桃分开来看，这是“两个有着不同人格特点的人”，这里主要分析黄崇嘏作为一个士人的形象。
首先，黄崇嘏才学极高。黄春桃（崇嘏）原是西蜀名臣后裔，只是十二岁时父母双亡，与乳母一起搬到山中住下，尽管作者并未明说她受过何种教育，但她在山中艰苦环境下还有一种乐观的心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才，“且喜这所在涧谷幽深，林峦雅秀，森列于明窗净几之外，默助我拈毫弄管之神。”春桃也对自己的才能自信，“论才学好攀龙，管取挂名金榜领诸公”；她在应考作诗思敏捷，从容不迫，获得宰相青眼相加，“真个丰神艳逸，神仙中语也！且这两个难韵，尤押得妙！”并一举夺得状元之名。
另一方面，黄崇嘏的政治才能也很突出。他上任后，丞相将三桩冤案抛给他处理，这三桩冤案由于证人死了或者放了而颇为棘手，而黄崇嘏却对症下药，用不同的方法破了三桩悬案。诸如在破“真可肖”一案时，故意套他的话。黄崇嘏对真可肖说，贼人要哄他搭伴，更不邀他到家里吃顿儿酒饭么？”真可肖申辩自己抵死没去，黄崇嘏假意不信要收监真可肖。接着真可肖突然崩溃大哭，黄崇嘏从中得知真可肖不愿入伙贼人，几次相邀都不去，终于还他清白。洗清冤屈的人都夸赞黄崇嘏明察秋毫，排除万难解决悬案，“爷！你是个魆青天，又挂着月一堂。精浑水巧辨出鱼三样，说什么枯木花，重开在铁树上。”
在女状元中，丞相周庠是一位慧眼识才，爱才惜才的高官。
周丞相本身也是有才之人，文中说他原来也是从幕府中的小官做起，后来承蒙蜀主提拔官至丞相，“原以邛南幕中留司府事，蒙蜀玉主上简拔，累官得至丞相。”基于这样的背景，周丞相在官场中更懂得人才提拔与晋升的不易，自是更懂惜才。周丞相慧眼识珠，从科举考试中就知道黄崇嘏有才华，他把黄崇嘏作为理想女婿，为了试探这位“未来女婿”，巧用三桩悬案和代笔面试来“为难”黄崇嘏， “他才学既自出群，吏事又十分这等精敏，他日必是远到之器……我前日发下三桩疑难的事一试他，访得他都问过了，今日必然来回我的话。我可又要把文艺中事面试他代笔，可不把这女婿，当面就选定了。” 黄崇嘏在周丞相的试探中表现上佳，周丞相就迫不及待要手下的办事官表明心意，“爷可仰慕参府是一个文学的魁星，风流的佳婿，极欲仰攀，命办事官宛转传达。他说在书房里紧等着回话，望乞就赐尊裁。”可知周丞相十分珍惜人才。
(二) 两人的良性互动
周丞相与黄崇嘏在剧中多次进行互动，这其中能体现千里马与伯乐的良性互动的包括第二出作为考官与考生的互动，第四出周丞相面试黄崇嘏代笔时的直接互动和第三出周丞相未出场，委任黄崇嘏审案的间接互动。下面就以第四出中的代笔情节为例分析二人的良性互动。
首先是周丞相出的四道题，１．“我前面造了文翁与诸葛武侯的祠堂，大门外的扁，取做‘蜀天双柱’，又须一对门联。”２．“那扬雄、王褒、司马相如、谯周、陈子昂、李白、杜甫，杜便是流寓的人物了。这七才子也共一个祠堂，扁便就取做‘七才子祠’。也着得一对门联。”３．“前面去访卓文君琴台，少一个诗扁。”４．“又有一个远债，我先世乡中近日立木兰的祠，诸友可又来讨上梁文。”上述任务，包括了门联两对、诗扁（匾）一个与上梁文（建屋上梁时用以表示颂祝的一种骈文。）一篇。这几篇代笔可以算是古代的应用文，既需要文采斐然，又需要有较高的待人接物水平，才能在不同的场合写出合适的内容。
下表选取黄崇嘏在写作四道代笔时与周丞相互动双方的表现，并加以阐释。
周丞相虽是要黄崇嘏即兴作诗却并没有用自己的官威压人，反而是循循善诱，用酒助兴，并不断肯定和夸赞黄崇嘏的才能，而黄崇嘏则一如既往地谦虚，在周丞相的鼓励下诗兴大发，文思敏捷，将自己的文采完全发挥出来；最后黄崇嘏借酒助兴喝醉了，周丞相也是十分关心他，不仅早早备好润笔之资，还在崇嘏酒渴诗枯时准备了味道珍美的一大盒子青城山的雪蛆，足见其对人才的爱惜。通过上表，读者看到黄崇嘏与周丞相之间良好的关系，他们一个是才学出群，吏事精敏的士人，一个是慧眼识才，爱惜人才的上级官吏，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反馈是千里马与伯乐的互动，他们的互动虽是个体与个体的互动，却也是剧中整体的理想政治环境的缩影，徐渭借此表达了对理想政治环境的向往。
徐渭自负奇才，文韬武略集于一身，而且感情炽热执着，有报效国家之心，但他九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只得一个秀才之名，大半辈子都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处、热情无投泄之地的悲哀中，① 进入幕府对他来说是很矛盾的选择。他既渴望实现自己的士人理想，却不想只当一个幕僚，埋没于济济无名之中。而实现他的士人理想必须依托一个较为理想的政治环境，一个上位者慧眼识才，敢用贤才，有才之人被重视，可以大展身手的政治环境。他在《陶宅战归序》中记叙，“嗟夫，世独忧无善官耳，然或有官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官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虚位，在下者无实权，此事之所以日敝也。”（《陶宅战归序》）徐渭感叹明朝官吏制度中的种种不公，有才能的人因为身居低位而无法施展才能，上位者不识人才或是不敢放权于有才之人，这也导致明代吏治存在种种弊端，社会矛盾加剧，后期的明王朝的加速灭亡也与之有关。
二、 权力意识的表达——话语权的确立和运作
从《女状元》的故事流变来看，徐渭在五代时期“女状元”故事和元杂剧《女状元春桃记》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再创作不断地补充，增添了黄崇嘏断案的情节。② 增添的断案情节除了突出黄春桃的政治才能，笔者认为，却也还有作者自我意识的表达，而这种意识是一种权力意识的表达，权力意识构成徐渭士人理想的内核，这种权力意识在断案情节中具体表现为话语权的确立与运作。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所说，话语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权力关系。权力是透过话语发挥作用的东西, 因为话语本身是权力关系策略装置中的一个元素,话语是一系列运作于权力普遍机制中的元素。③ 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这里所说的“权力”,亦称话语权力,是由广义的话语体现的。话语中包含着权力,话语言说的实质就是话语权的运作,即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一种控制性的关系和行为。话语权力主要表现为通过语言表述来达到一种意义、价值和规范的建构,这种建构和政治制度法律意义上的直接建构一样,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掌握话语权，也就意味着其背后的权力真正起作用。下面试用该理论分析断案情节中黄崇嘏的话语权。
首先是话语权的确立，在断案情节中，黄崇嘏中状元后，“适遇新例：凡上第者，俱要试以民事”，任司户参军一职，虽是个小官，却能“展惠民束吏之才”，这里侧面表现黄崇嘏官位虽不高，却也有自主权和话语权，能对自己办的事做主，否则不会说自己能施展“惠民束吏之才”。然后是话语权的运作，之后的判案过程，黄崇嘏也掌握着话语权。在审讯的特定场景中，黄崇嘏办案时审问嫌疑人以及下命令主要通过话语的言说，她的话语言说实际上就是权力的运作，黄通过语言的表述在办案过程中建构了一种规范，审讯现场的所有人都要遵守黄崇嘏通过话语传达而形成的规范，从而对受审的嫌疑人和他手下皂吏的行为有一定的控制和约束。
以破“真可肖”一案为例进行分析,黄崇嘏采用套话的方法，意图从真可肖口中诈出真相。
徐渭在写作断案情节时赋予了黄崇嘏话语权，而话语权其实是他一直以来渴望的东西，因为徐渭终其一生，也未能在政治上获得话语权。在胡宗宪幕府时，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率督府由衢州入福建，游武夷九曲清溪，又回师衢州，在烂柯山游宴诸将士，赠徐渭白鹇一只，徐渭写《白鹇》诗记载此事：片雪簇寒衣，玄丝绣一围。都缘惜文采，长得侍光辉。提赐朱笼窄，羁桉碧汉违。短檐侧自处，天际看鸿飞。诗中徐渭以笼禽自况，表达了他对自由遨游天际的飞鸿的羡慕之情。尽管胡宗宪把徐渭待为上宾，徐渭却心情沉重，这种食有肉、出有车的生活，被徐渭比为笼禽。此外，幕府生涯中长期为他人代笔的也为他所不齿，他在《抄代集小序》中写道：“古人为文章，鲜有代人者，……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 ，自己辛苦写的文章，最终却是在为他人立言，徐渭始终没有掌握话语权。作为幕僚的徐渭始终是依附他人的，他虽有士人理想却无奈不能掌握实权，徐渭并不愿意做一只幕府的笼中鸟，而希望像飞鸿一样自由和独立，而独立首先需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摆脱对他人的附庸。《女状元》中黄崇嘏在断案中全程主导，掌握实权，则是赋予了徐渭短暂的“获得话语权”的满足感。
三、 结语
《女状元》的故事是一个大女主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当时的社会基本不可能发生，而徐渭想借这个个案为当时的读书人或是士人发声。从黄春桃中状元的故事中，徐渭肯定了士人理想中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徐渭的写作也有对时代的关注。徐渭生活的明代中晚期政治环境恶劣，有才能的士人不被重用，没有话语权，在这一点上，徐渭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徐渭一直怀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士人理想，然而考运多舛，九次科举不第，他始终没能真正走上供他施展才干的政坛。徐渭人生中唯一与士大夫从政最接近的经历是做他人的幕僚，但他身为幕客只能依附于幕主，没有话语权，所以他对话语权有着更强烈的愿望。徐渭首先在《女状元》中寄托了对理想政治环境的期盼，他呼吁打破“贤人不用，用人不贤”的局面，进而真正有才能的士人能获得政治上的话语权并且大展身手，以期改变腐败的吏治和社会的黑暗。徐渭的士人理想不仅关乎个人价值实现，也关乎国家前途命运。
参考文献：
[1]（明）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刘北成，杨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05.
[3]谢一鑫《〈四声猿〉近十年研究综述》，《戏剧之家》2019 年第13 期，19-21 页。
[4]张晖著. 文化怪杰 徐渭 不入牢笼[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09.
[5]钟海《徐渭〈四声猿〉杂剧的本事和写作缘由》，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2 期，29-32 页。
注释：
①戚世隽.《四声猿》发微[J].戏曲研究,1998(00):95-110.
②吴林博《论徐渭 < 女状元 > 杂剧对“女状元”故事的创新与定型》.
③Michel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III, (1976-1979) , Paris:Gallimard, 1994, p.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