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当我们谈论科幻小说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尼尔·盖曼）
这是尼尔·盖曼为企鹅出版的 Penguin Galaxy丛书写的一篇总序，其实也没有全部译完，后面还有对六部作品的单独的简短的点评。这个标题我以前在知乎上看到过一篇类似的文章，同样言简意赅，内容却要比尼尔·盖曼的这篇更加丰富、条理。当然尼尔也有他的优点，铺张的排比，优美的文字，都令人读来赏心悦目。
文中，他用《神经唤术师》那个著名的开头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形象生动，固定不变的文字与流动不居的文字形象。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威廉·吉布森的开头是永恒的经典，而尼尔·盖曼的致敬只能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没写的比写出的更加旷日持久，这似乎也佐证了他后文中提及的“漏洞与偏差反而引人入胜”的论断。
企鹅图书在我童年时代占有特殊地位。有种说法是科幻小说的黄金年代是一个人 12 岁的时候，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12岁生日那年，我读了这套六册丛书中的五本，《神经唤术师》那时候还没写，要到我23岁时才第一次读到它。)在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企鹅出版的科幻与奇幻作品确实有些与众不同。我记得由艾伦•阿尔德里奇（Alan Aldridge）设计的图书封面——时髦、绚丽、轻佻，还有点点迷幻。那时候企鹅的普通封面也堪称设计得体的标杆，而其他出版商的科幻封面设计水准之低，不是画点航天器件，就是采用写实主义风格。而且，不管封面设计得怎样，企鹅的科幻小说选书标准往往胜人一筹：有布赖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编选的短篇故事集，有J.G.巴拉德（J.G.Ballard）绝望的，以及约翰•温德汉姆（John Wyndham）舒心得多的正邪交战，有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 Bester）绚烂有趣、令人目眩神迷的未来；还有诸如罗伯特·谢克利（Robert Sheckley）、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埃德加·潘伯恩（Edgar Pangborn）、弗里茨·莱伯（Fritz Leiber）和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等作家，各个影响力巨大且能让阅读他们作品的男孩醍醐灌顶。
所以，很高兴能撰写这篇企鹅丛书的总序。
“你这篇东西写给谁看呀？”妻子问我。我当时答不上来。但现在白天里，我想我是写给那些有好奇心的人看的。你已经读过一点儿科幻或奇幻——也许还读了很多——而你想要读到更多。而且你还想知道这有什么好值得大书特书。
首先，我们要对术语下一个定义，科幻小说——也被称作sci-fi，SF或者推想小说（我一直喜欢这个叫法）——有多种定义的方式。布赖恩·奥尔迪斯的“装逼遭雷劈”（Hubris clobbered by Nemesis）相当不错（而且说来也怪，企鹅出版的这套企鹅银河系列里，所有六本书的情节概要还真是如此）。“构思的文学作品。”（The literature of ideas）是另一种定义。就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把科幻小说定义成任何我指着说，“没错，那就是SF。”的东西。这样比较简单。
推想小说相比其他小说分支，有着不同的作用。大部分文学作品旨在通过尽可能精确完整的描述来映现出我们生活的世界。与之相反，SF通常旨在通过描述某种与平常的、日复一日的现实很不一样的东西来映现该世界。因而，它向我们呈现的是世界的偏离、生活的推演。微小的趋势可以变得巨大，或者被分离出来单独观察；我们的经历或想象，出于更精确描述的目的，也总是可以被制成地形图，投射到一副全新的图景上。在推想小说中，看待宇宙的观念与方式和人类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
但假如SF是一种构思的文学作品，那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了我们关心的角色，没有了优美的语言，没有了人的成长或者情节的变化。尽管，那的确意味着，构思往往要比故事里的其他东西更重要，也许正是构思让这个故事得以存在。而且即使当我们观察、关心着故事里的人时，也是构思映现出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生活。
昨晚我迷迷糊糊入睡，徘徊于梦境边缘时，突然意识到科幻小说与超现实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两者都要你完全信以为真，才能充分领略它们的好。隐喻就是隐喻，没错。但只有当我们信以为真，才有机会进入梦的空间。在科幻作品里，像“她有一双兔眼”或者“五年前，她的世界就溶解了”或者“每天早上她醒来然后死去”这样每一句陈述的字面本义都打开一扇通往故事现实的大门。这些并非似是而非的隐喻，它们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描述。整部作品则成了一个真实的隐喻。
港口的天色如失信的电视，频道阙如。
1983年，当威廉·吉布森在他的小说《神经唤术士》的开篇写下这个句子时，一个失信的电视频道只可能是一种情况：一堆静电小点在灰色无形的背景中打旋。我们都一度盯着它们看过，手动从一个频道调至另一个频道，一边倾听静电丝丝，一边眯起眼想瞧瞧这片模糊中是不是还有什么电视图像。
1997年，当我在写一部名叫《乌有乡》（Neverwhere）的小说时，突发奇想向吉布森致敬：“天色如失信时的电视屏幕，蓝得完美无瑕，频道阙如。”我写道。1997年，人们忘了模拟世界并已欣然拥抱数字世界，空台的电视屏幕也成了一片纯蓝。
上周我问了几个朋友，在他们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他们觉得调到空台的电视会是什么样，假如比作天空的话。这帮人都是在电脑或手机上看电视节目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都想了好一会儿，然后每个人的看法都是，天空会是纯黑的，是一片暗无星辰的夜空。
《神经唤术士》的开场白从来没有改变，一直改变的是我们，而对书页上文字的阅读理解也将随我们一起改变。岁月无情，改变与无常是明日以及明日复明日之旅中唯一的不易。阿尔文·托夫勒在他1970年的书中称之为“未来的冲击”——一种事物变化太快难以追上的感觉，置身未来时所面对的迷失与压力。科幻小说、推想小说、想象的小说，是我们抵抗未来的冲击时的一种减震，或者一道缓冲。当岁月改变了我们和我们生活的世界，SF总会在那儿，提供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也在世界的当下认识自我。
所有小说都是关于小说作者的当下；不然还能是别的什么呢？但它也是让这个当下变得可接受和可理解的一种方法。历史小说是关于当下。奇幻，不管设定在何地何时，也是关于当下。在每个类别中，小说向我们举起一面镜子，人们阅读并映照出自己：可能奇装异服，但的确是我们自己的脸在一身陌生装束下回望着我们。
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作家做的都是书写自我——所有作家都这么做。我们写下自己的所见所想所惧所愿。我们写 SF 时不会做的就是试图预测未来，就算我们不知怎么意外地描绘起未来世界的样子（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也不会因为回答正确而得分。
即使如此，也许我们还是创造了未来，或者使未来成为现实，或者警告世界与读者逃离前方蛰伏的危险，一如深林的恶狼。因为无论我们觉得自己在写作时在做什么，我们实际都在书写我们的现状。我们写的一直是，也将永远是时代的映像，好比电影里的美妆与发型，在它们第一次出现时对于观众来说是不存在的，但随后它们将永远如影随形。
当时代改变，我们写的内容也在改变，即使纸上确切的文字丝毫不变。1950 年代的未来畅想告诉我们更多的是 1950 年代的恐惧、希望与梦想，而不是告诉我们未来如何。
现在看来尤其如此；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生活在许多 SF 所想象的未来中了。 2001 年我们显然没有在月球上发现外星方尖碑，正如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在他小说中所写的。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是双子塔倒塌的一年；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一部分了，是我们出生前的悠悠古老历史。但我猜想，一部 SF 预测的越多、推理越是严密，或者这么说，一部 SF 作品在预测方面越是精准，那么作为一部小说，当它一旦过了销售期后，就越是没有用处：精准的预测成了墙纸背景，对读者而言毫无意义，而其中的漏洞与偏差却引人入胜。所以许多古老的未来畅想残了——自内部腐烂，分崩离析——而另一些却成熟饱满，如陈年美酒。
比预测更有用的是思想实验。《1984》的细节无关紧要，作为预测，全错。奥威尔要告诉我们的是关于组织和人民，关于归属感，关于政府和团体控制与破坏个人的方法，这些无论现在还是彼时都一样真实。思想实验——开始于“假如……”、“要是……”以及“如果这样下去……”——允许我们看到事物的别样可能，随后我们写下受那些构思启发的故事。
假如我们可以用电让死人 回魂？假如火星人侵略地球 乘着致命的三脚高塔？
要是人类住在一个完美的世界……
如果这样下去，书会变的非法 被人烧毁，这些人的工作是确保 无人受到奇怪新思想的腐蚀。
当作者把这些概念加入故事中，他们往往是为了将主人公从原有的世界观带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这也是作家们希望带领读者完成的同一场旅行。我们想要告诉你，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就像故事里的人，多少有点错误——也许你的世界观已经过时，或者无关紧要；关键是不完整的。我们想要你去想象事物的别样可能。而我们想要这样做，是因为当你完成阅读，合上书本，也许，会去改变你的世界。
经典的推想小说需要历经长到足以产生经典的时光的淘洗。那时它们已成经典，它们的警告已如过眼云烟，他们或召唤或宣弃或警示的时代精神也早已不再属于我们。然而，那些使它们成为经典的声音仍在对我们诉说，告诉我们何以为人，告诉我们睁开双眼看看这个世界，这个我们，或者我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父母都不曾想象过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