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旅行撰稿人(2)——传奇旅行作家柯林·施伯龙是怎样旅行与写作的？
这周一，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发出，没想到得到不少朋友的关注，这让我也更有动力赶紧来更新下一篇。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认为）当代最伟大的旅行作家之一：柯林·施伯龙（Colin Thubron）。
施伯龙老先生1939年出生在英国，今年已83岁高龄。1967年28岁，他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旅行文学《镜中的大马士革（Mirror to Damascus）》，到2021年，最新一本讲述他2019年81岁时游历黑龙江两岸蒙古、俄罗斯、中国三国的《阿穆尔河（The Amur River）》出版，在超过50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步履不停，笔耕不辍，描写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西亚与中亚，尤其是前苏联国家与中国。
在2009-2018年的7年间，他被推举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的主席。作为一名几乎专注于旅行文学这一细分门类的作家，这样的至高荣誉无疑彰显了他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
然而与他在国际上享有的声望不同，施伯龙在国内几乎不为人所知。我猜测，可能是跟他写作的目的地很多都涉及苏联、中国，内容甚是敏感，导致他的著作无法在国内出版所致——至今中国大陆只在2012年出版了他的一本著作《走进塞浦路斯（Journey Into Cyprus）》（中文版译名为《爱神的国度》），且从未再版。
但正是这本现在几乎找不到的书，让我认识到了他的功力。2021年5月，当读完那本《爱神的国度》后，我在豆瓣留下了这样的评价：
说实话，写得过于深入，需要对基督教和地中海地历史有极为深刻研究的人才能流畅看下来。这也说明了2012年就引进的中文版为啥从未再版，甚至现在到过期书网上10块钱就能买到全新的。 但是对我这个去过两次塞浦路斯，自认为“深度游”过这个小岛的人，简直是太大的启发（或者说当头一棒）。 现在满大街的快餐式旅行内容，让大家似乎都失去了这种用心探查旅行中每个细节的能力。所谓“深度游”，施伯龙老先生当如是。自勉。
《爱神的国度》的旅行发生在1974年，是他很早期的一部作品。刚刚说到，为最新一本《阿穆尔河》而旅行时他已80岁高龄。这段旅行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因为在蒙古摔下马，摔断了肋骨和脚踝——谁都知道，这对一个耄耋老人意味着什么。但他竟然丝毫没有退缩，竟坚持着走完了这段长达5个月，几乎都与荒野为伴的旅程。
另一个让我极为震惊的是他的感情生活：他没有任何子嗣，也曾长期没有稳定的伴侣——在1992年他52岁时的一段采访中，他坦言曾经“falling deeply but one-sidedly love with a woman more independent even than me”，他甚至在那时就展望了自己人生的终结：“I supposed that's how I'll end: still feeling that life's just started.”
不过在2011年71岁时，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婚姻，对象是美国著名莎士比亚学学者玛格丽特·德·格拉齐亚（Margreta de Grazia）——他们从1995年开始约会。
我对于施伯龙的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于他在数十年时间中所接受的无数次采访。他是一位非常开放的人，因此在采访中他会几乎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旅行与写作方法全盘托出，这也让写作者有了十分详尽的参照。
以下分别是他在2000年接受《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采访的全文，和2021年接受《泰晤士报（The Times）》的采访的一段节选，对于其中我认为最有意思的部分，我都已用粗体标出来。
这篇推送能这么快发出，要首先感谢热心的Patti同学——在上篇推送发出后，她主动来联系我，提出可以义务为这个系列翻译素材，并用几天的时间，就搞定了这两篇采访稿洋洋洒洒几千字的翻译。她的水平十分专业，可真的比上篇中我自己瞎翻译的要强太多了！
《柯林·施伯龙：旅行的艺术》
Colin Thubron: The Art of Traveling Well
原载于《出版者周刊》2000年2月27日
并非所有旅行作家都能在大西洋两岸同等地盛名远扬，就算他们观察入微、文笔动人，理应如此。
柯林·施伯龙的名字在美国引起的反响远不如他的英美同行们——例如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简·莫里斯（Jan Morris），或已故的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不过，这位身材颀长清瘦、一头少年般浓发、面容严肃却声音轻快的人，在他的故土英国却被公认为读者所能获得的最佳文学旅伴之一。
在施伯龙历时三十余年的八部作品中，他曾深入中亚和中国（《失落的亚洲之心（ The Lost Heart of Asia）》；《长城之后（Behind the Wall）》），穿越俄罗斯西部（《夜最长的地方（Where Nights Are Longest）》），如今，在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的新书《在西伯利亚（ In Siberia）》中，60岁的施伯龙尝试去洞穿俄罗斯忧郁灵魂的深处。
在漫长的旅居生涯中，他用半打薄书探索了哀楚痛绝的内心世界——包括《逆转太阳（ Turning Back the Sun）》、《坠落（Falling）》、《残酷的疯狂（ A Cruel Madness）》——这些书备受P.D.詹姆斯（P.D. James）、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和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等人的赞誉。《长城之后》是一本发行量达10万册的英国精装畅销书，施伯龙曾获得托马斯·库克旅行文学奖、霍桑顿奖以及国际笔会银笔奖。
哈珀出版社的特里-卡顿于1993年出版了《逆转太阳》，一年后出版了《失落的亚洲之心》（这两本书现由哈珀旗下的Perennial出版）和《在西伯利亚》。施伯龙之前的书由小布朗、大西洋月刊和兰登书屋出版，目前尚无美国版本。他的英国精装书由查托公司出版，平装书由企鹅公司出版。以上书籍均由吉伦·艾特肯（Gillon Aitken）代理。
《出版者周刊》采访了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这位游牧后裔，并非在遥远的世界一隅，也不在他伦敦诺丁山的家中，而是在费城核心城区艺术博物馆后面一幢温馨的19世纪别墅中。在过去五年中，施伯龙每年都有部分时间和他的美国伴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艺复兴学者玛格丽特·德·格拉齐亚（Margreta de Grazia）共享这个家，他的新书就是献给她的。
我们聊着天，从小且优雅的房间朝外看向窗外喧闹寒冷的街道，老式家具和抛光的镶木地板让人恍若身在伦敦——但又不完全如此。鉴于英国人对凌乱的偏好（无论是盛殿堆砌还是温馨杂乱），这房间有点儿太空旷了。不过老房子里的温度完全是英国式的：凉爽，通风，刚好搭配伦敦某个阶层的起居室里的那种对话。施伯龙那令人毫无防备的灿烂微笑温暖了整个房间，出乎意料地散发出一种宽厚乃至脆弱的友善——这在他这种背景的人身上是不常见的。现在，我们很容易理解他是如何在长达数月的旅行中赢得陌生人的信任的。
他从没上过大学，却是个老伊顿（公学）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伊顿人的身份足以充当通行证。他的父亲是一位驻外武官，先被派往加拿大，后于四十年代末被派往美国。从8岁到12岁，施伯龙多次独自往返穿越大西洋，去看望父母并度假。这些经历让他“很早就喜欢上了运动和旅行中的快乐与兴奋”——他坦言道。
然而，他说：“我对写作的热爱，甚至早于对旅行的热爱。对一个孩子来说，作为英国第一位桂冠诗人的后代是一件庄严大事。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件值得尊重且出类拔萃的事儿，这是尤为重要的。” 施伯龙回忆道，在青少年时期，“我想象着当一个作家就是成为小说家”，如今，他宣称：“这两种不同的身份，源于我内在不同的部分。”
施伯龙以“笔墨沉郁”形容他的小说，《坠落》发生在监狱，《残酷的疯狂》发生在精神病院。“这些小说感觉上带有自传性质——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急忙补充，以免误会，“它们产生于我的私人情感体验领域，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与旅行书籍的对冲。”
施伯龙的小说具有明显的“英国式”感觉：即使在探索激烈的情感时也是简洁而克制的——这也许是它在美国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不过更让人不解的是为何他的非虚构作品也未能在美国广为传播。他的文字穿行于喧哗都市和荒野僻壤之间，内容丰富，描述详尽，分为人物素描、历史轶事、以及林林总总各样故事。
从伊顿公学毕业后，施伯龙在出版界工作了四年，先是在伦敦的哈钦森公司，之后从65年到66年在纽约的麦克米伦公司。在此期间，他开始旅行。20多岁时，他在日本为BBC拍摄了一部电影，27岁时创作了他的第一本书《镜中的大马士革（Mirror to Damascus）》。
在那段时日里，他的灵感来自于“芙瑞雅·史塔克（Freya Stark）迷人、清新却不失简洁的笔调”以及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纯粹有力且充满愉悦感受的细节”。对于与他同时代的索鲁（Theroux）、拉班（ Raban）和查特文（Chatwin），施伯龙则“意识到对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欣赏——但也非全然如此！”
一位年轻作家很难仅靠文字维生，在七十年代中期，施伯龙“为了钱”写了四本书，其中两本——《威尼斯人》和《老水手》是为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时代生活（Time-Life）》所写。这是他初次见识完全陌生的编辑文化。“由于过度追求精准，编辑工作最终造成了相当的文字曲解，”施伯龙笑道。几年后，他再次短暂地贩笔为生，不过这一次是为伦敦的《书商（Bookseller）》工作，效果好多了。
在旅行和写作中，施伯龙刻意避开了那些轻松的、充满异国情趣的地方，而是选择了更艰苦的地域——在那些地方，生存需要“强韧的体魄和更为强韧的胃”。“我旅行是为了工作，”他说，“你对自己的期望和你度假时完全不同。当当地人对你说’别去那儿’时，你不能把他们的恐惧放在心上。如果你不去极端之地，就没资格为这个国家发声。只要你能写出好文章，就一切都值得——即使有坏事发生。不过有时“好文章”是以非常昂贵的代价获得的。
《在西伯利亚》这本书中描述了施伯龙是如何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而被迫在一个叫波多诺伏（Potalovo）的地方待了三个星期的。那段时间如堕地狱。到最后，当他在当地的一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时，他以为自己看见的是个透过窗窥视的俄罗斯流浪汉。他经历的那些迷路和损耗使他简直无法辨认自己。他写道：“我困惑地试图对照内在和外在的我，我想知道是不是这面镜子在扭曲。如果它没有，那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扭曲了。这样脸看起来如此焦虑……我转过身，不承认它。”
坚持“去那里”的信心以及对“不要去”这类理智警告的忽视，被施伯龙归因于他非常 "英国 “的成长经历——对此他也深感矛盾。”一个阿拉伯人曾经告诉我，英国人没有心，总得在其他地方寻找心，” 他叙述了西伯利亚之旅中三分之一的路程。在他其他叙述中，类似的思考也不断呈现。
当《出版者周刊》提到这点时，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伊顿所代表的英式作风是我不喜欢的。在50年代末，伊顿所宣扬的信仰是“你的个性高于一切”，对那些漫不经心就保持卓越的“随性之士”加以崇拜，他们被教导凡事无需太过用心，因为用心是不体面的行为。然而，我却执着地在意他人，现在也是如此。我的人物在小说中也很执着。
“另一方面，"他继续说，"我受益于伊顿公学所教导的独立性。正是这种力量感使英国旅行作家能够带着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确信和对自己的看法的自信而一往无前。"
当被问及他是如何、以及为何选择他的目的地时，他有些狡黠地笑道：“我倒希望我知道。早期那些书，我想，是一个年轻人对于阿拉伯城市生活的浪漫好奇，被那种有望逃出西方文明染指的文明所诱惑。”
探访俄罗斯和中国的动机则不同。”1978年，我遭遇了一场车祸，脊柱断裂。在被迫休息的几个月里，我编织着宏大的旅行梦。我想接近那些我一直被教导要畏惧的土地"。
施伯龙的第一本关于俄罗斯的书《夜最长的地方》描述了他独自驾车穿越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的一万英里的旅程，期间他被克格勃跟踪。这本书开头几句话就把挑战说得很清楚：”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害怕俄罗斯……我在它的阴影下长大，就像我的父母在德国的阴影下长大一样……但我认为，我想了解并拥抱这个我所承继的敌人。”
在《失落的亚洲之心》中，他进一步向东探索，前往前苏联的中亚各共和国。但打开俄罗斯最神秘神话的关键当然是西伯利亚。这片土地——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要么是一片可骇荒蛮的苍茫白色，要么是斯大林主义下的恐怖古拉格——但对于施伯龙来说，却是 "无法抗拒的"。亚洲和俄罗斯始终是他心中的魅影双子，而西伯利亚联结了两者。它还 "作为终极的奇异之地在黑暗中悬置徘徊"。施伯龙告诉我们，在蒙古语中，"西伯 "意味着 "美丽、纯净"。在鞑靼语中，"西伯 "意味着 “沉睡的土地”。施伯龙在西伯利亚——这块占全球十二分之一的土地——上的遭遇，使这块沉睡的土地变得极致鲜活。
他带我们领略了塞彭廷卡（Serpentinka），那儿之前是个施刑及处决中心。仅在1938年，就有26000名囚犯死在那里。施伯龙说，他“渴望在俄罗斯人心中发现他们对这种地方的愤怒，但是人们似乎以某种令人惊诧的方式接受了一切。就像接受天气、接受事物自然运转的方式。被迫害者和迫害者的边界是模糊的。记忆无法成为通向正义的道路，古拉格就这么腐烂风化。”
还有——他所描述的那些人，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牧师、学者、信徒、巴布什卡人、骗子、流浪汉……与信仰隔绝、只能向墙上的基督像祈祷的向往应许之地的犹太人，醉汉，和一群群12岁就开始大口往嘴里灌伏特加的迷失的孩子……
施伯龙的旅行中没有上帝视角的客观帷幕。他以一种挽歌般的抒情，分享他的触动、悲伤，乃至那些个人的羞耻时刻。他分别用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写作，用第二人称 “来打破自己的单调”，用第三人称来拉开距离。施伯龙微笑道：”这表明作家将自己放在其自身的景致中以供评判。这意味着一位作家是流动变化的”。
每本书都会花费他人生中的三年时光：一年左右密集的语言学习和研究；四五个月在目标国家；然后是一年多每天14小时的写作。他是如何提炼出所有这些路途中的经验呢？
他略带歉意地迟疑道：”每当一段谈话击中了我，我几乎当即就会完整记录下来。我不跟人们说我会写他们，因为我知道如果跟他们说了，他们会变得非常戏剧化。他们以为这是普通友谊，但事实上，你在利用他们。”
一旦一本书出版，施伯龙说，"我从不重读它。它们就像你不太关心的远方亲戚！"
然而，很明显，他非常在意在路上遇到那些人。他对西伯利亚的未来有何预见？
“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会非常缓慢。我曾希望，我走得离官僚中心越远，越能看到大众团结。但我发现，走得越远，情况却越糟糕：没有中央控制，一切都在崩溃。俄罗斯已经糟到了极点。人们忍耐着，等待着，只能耐心——而这是俄罗斯人最擅长的。”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个地方——以及它的描述者——并没有被阴郁完全笼罩，施伯龙在结束语中说：”西伯利亚的景致从未让我失望，它拥有那么多极尽美丽的风光。而且，总有些令人安心之处——至少，能得以留存”。
另外，在2021年9月10日《泰晤士报》对他的采访《我从不服老——心有所愿，身有所至》中，他具体描述了自己的一些旅行方法，在此亦节选如下：
关于行李与笔记
一如既往，他总是轻装上阵。“在出发前，我会把我觉得自己需要的东西一件件摆出来，然后使劲儿琢磨，’我真需要这个吗？’答案往往是否定的。路途上你所需的其实极少，那些不必要的负重总有一刻会让你开始骂骂咧咧。”
“我只带尽可能轻的背包，从没背过帐篷；我总觉得随便什么地方一蜷我就能睡。“
最重的就是他的笔记本，里面用小字儿写满了草稿。
“我并不喜欢笔记本，因为它会让旅行变得太过刻意，”他说道，“但是我需要细节。你也许能对一段对话或者一幕风景记个大概，但你无法记得某个人一瞬间的表情或者鼻子上有颗瘊子的模样。这些细微之处才是描述人生的妙趣所在，因此那个人一走开，我就会立刻写下所有我记住的东西。”
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从不带手机。“我带地图，还有个指南针。”
如何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就开始这么做了，我习惯了这么旅行，我父母——尽管忧心忡忡——也习惯了，我的历任女友也适应了我会消失的事实。”
“是很自私，不过我们有约定，每三个礼拜我会打次电话——我会和路上碰到的俄国人借电话。”
关于独行
“真没别的办法。你越喜欢他们，就越容易因为他们分心。我实在不愿意把我的旅行推给别人。”
“最主要的是，旅途中的孤独能让你悬置于你自身的文化；不会有同伴对你说’嘿快看，太有意思了，咱们在海沃兹希思（英国地名）可不会这么做。’ 因此，你不会在你周遭去猎奇，对这片土地来说，你才是奇怪的那个，而你的那些文化背景——最好让它随风而去。这样，你才能变成一面透明的玻璃——去清晰映照出在地的文化。”
他有些歉疚地微笑。“这种理想化很荒缪，我知道……”
不过，他仍然认为这是有价值的：“我想白人探险家寻找新大陆的那种古老观念已经消失殆尽了，不过旅行书籍包罗万象，做什么都行——可以是政治动荡中的一段旅程。世界在持续变化，因此需要被不断地解读。”
“我没想到我做不了那些我二三十岁时能做的事了，”他说，“成长过程中总会缺些什么，例如我意识到我缺乏耐力。徒步那段日子到尾声时，我真是精疲力竭了。”
关于疫情期间的生活
“闭关期间我很快乐，”他面带微笑地说。“人们往往会忽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作和旅行一样艰难，而且更加耗时。”
在这个俯瞰花园的公寓里，他和Margreta已各自完成著述，这是他的骄傲与欢愉。家里摆满了书，包括他的灵感之源Freya Stark和Patrick Leigh Fermor的书，出人意外的是只有一组摆件，是套猫头鹰藏品。他不太往家带纪念品。
“算不上五星级——我想要的地方是个性化的，而不是浮夸炫目的。不过我也不会待在垃圾堆里。 我喜欢这些地方，旅行时你能获得更沉浸的体验。度假我喜欢风景优美的地方。要是在意大利，我就喜欢找个有些颓唐失修的优雅小宫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