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回乡
这夜里听了几首曲，许多回忆涌上心头。耽溺是一种选择。现在我坐下来，写它们。
六月五号早上七点，母亲打电话来，接通前我用几秒的时间坐起来，做好所有准备。以往，所有坏事都在这种时间传来。她声音低沉像已入睡，说着“外婆不在了”几个字，不像上次告知我同样消息时高亢。几番纠缠后再次睡去，随后重庆大轰炸纪念日的鸣笛刺进梦里，所有梦的影像清晰起来。次日早上在回去的高铁上，前方一位妇人朝旁边的小伙搭话，他们聊起多年前贵州某某帮在桥底下杀人，最后回到车贷、学费、工资。四位老人的离去，外婆是最后一个。快下车时我揣测着“最后”这个词，离家越近，我就感到离死亡越近。
奶奶在我六年级就已离开，那天是我生日。课间老师说母亲在校门口等我，于是我们便匆忙地赶回爷爷家。丧事进行到一半，我再也按捺不住，问了母亲：那多久能过生日？得到的回应是一记耳光。现在想来，那是我收过最坏也是最好的礼物。多年过去，那个提问定格在我对死亡没有恐惧与茫然之时，它始终活泼，尽管那时我已经知道什么是自慰，什么是犯罪。也是在那年，我的记忆里多了一些女人，一些跪倒在地嚎啕大哭的女人。其余就是漫天的烟花和芦笙丧鸣曲。后来再次过生日是初三时，我找父亲拿了几百块，邀请一帮狐朋狗友闯进ktv，我们在里面喝酒抽烟，那时我觉得我已经足够成熟。
常年在外的我早已生疏对农村故地的气味。再次面临那般逼近是在2020年七月，那时外公已恶化半年，每日我会在母亲这边的家族群看外公的照片和视频。每隔几日，母亲便会叫我回去看外公，她说那也许是最后一眼，甚至用”你会后悔”来劝说，我说你这是诅咒外公，她生气，我沉默。最终没见到他最后一眼。我和外公没什么感情，准确说，我与四位老人的感情淡薄但庄重。唯独和爷爷有着较为微妙的牵连。同辈子女中唯独我没有在儿时与老人每日作伴，但我还是很喜欢外婆。按照布依族的农村习俗，嫁出去的女儿与外孙与亲朋要举花圈进丧门，一路上，我在众人的嬉笑与沉痛中保有了平静，手上的相机赋予了我逃逸的姿态。进家后，黑色蔓延在四处，旧屋里混杂灼烧的气味，火烛熏眼，许多种声音搅成一团，来自遥远的眩晕。母亲和二姨跪在棺材前哭泣，他们让我烧纸磕头戴上孝帕。我站在堂屋边，看着母亲涨红的脸和外公遗像，一下子眼泪像呕吐般倾泻，体内有种恶心在不断翻涌无法抑制。为了挣脱那种失控我走到屋外，外婆独自坐在那，她听见我来便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断叫我，由于糖尿病她早已看不清，失焦的双眼浑浊在泪水中。那是我和外婆最亲密的一次接触。外公的葬礼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许是因为他的死，也许是声势浩大的乡村习俗，也许是响彻半空的芦笙，也许是母亲的哀痛。我在人群中辨认自身的位置，在磕头时怀有虔诚和怀疑，在开馆时望着他的遗容试图坚定自身的目光，他的面相完好，平静，美丽，像一波幽绿的湖水。我开始在乡野的深蓝里感到放松，并感到新奇。那种新奇像是在遥远的奶水中尝到了异味，苦涩，甜蜜。外公从前写下的对联被丧联盖住，一个人的过往很快就会被遗忘，但他的气息会在守灵夜得到罩护，我坚信那晚感知到他的灵魂，就算是一厢情愿，就算严肃意义上，死亡是我和他唯一的连接。
外公走后，那种冲击又变得模糊。一年多过去，我还是活在不确定中，就连是否回家过年也要疑虑很久。但今年春节我还是决定回去一趟。回到都匀后，父亲说今年回爷爷家过年，他问我多久没见到爷爷？我说不知道，但在心里数了数：上次是在2017年冬天。我只身一人去到那个叫红果冲的腹地，那时父亲还没出来，所以说看望爷爷言过其实，其实我是去那怀念父亲。那是他长大的地方，也是我儿时的假日天堂，我试图以更近的距离舒缓郁结。那次爷爷带着我走了很久的路，我们在坍塌的旧房前站了一阵，我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他拍照时没有连续的动态，静止的身体像一棵棵树显像在照片里。那次他再也没提到当年抗美援朝参军的事迹，也没有传授我何为做人，也没提父亲。临走前，他按照惯例坐在乡路边的石墩上抽烟，用空洞而古老的眼光送别我。我的名字是爷爷取的，但就算如此，我对他有着长久的鄙夷与抗拒，也不知是由于与父亲的疏离还是儿时护着母亲导致我把一些事归咎在他头上。但那次，我似乎原谅了他。今年春节，他因为一场感冒离去。贵州的冬季很冷，他没能捱住。事发当天，父亲大早赶回打算带爷爷去医院，但我在睡梦中接到噩耗。我迷糊地问了几遍：什么？那边的口吻由平静变得激动。挂断电话后，那股熟悉的恶心再次袭来。那是年三十的前一天，漫天大雪开始飘扬。罗家人对这种不吉利的巧合保持着缄默和焦虑。所有的福祉与责备也都归到了父亲身上。他们说，奶奶那年等到父亲半夜从外地赶回才闭眼，爷爷这次也只有父亲在身旁。六个子女，仿佛父亲是特殊角色。父亲接受了安慰和嘲讽：假设他扶爷爷出门时小心一点，就不会导致他摔在地上才一下就断了气，但也别太在意，人老了本来就耐不住冻。父亲也认为是他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守夜时我走进爷爷的遗屋，父亲一人坐在那，脸色黯淡，自言自语：“本想救他，没想到害了他。”好像这是他一次不经意的失败，和他的人生一样。在旁边听见，我察觉到自己。在春节守丧，如同在黑水中摸寻太阳。人们一会笑，一会哭，像是着了魔，喜庆的丧事响彻在幽深的大山里。寒冷刺骨的天气叫人切齿，纷乱与寂寥支撑着我的疲惫。无论如何，记录是我唯一的方式，我将用一双眼睛和一双手对抗所有。那时，整个家族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一张适合做遗像的照片，最后堂妹翻出一张我刚接触摄影时给爷爷在景区前的留影，最终，我把它修复好制作出一幅得体的遗像。窃喜中含有滑稽，摄影在这种时刻派上了用场。而我已熟练地应对各种习俗与丧礼流程，偶尔，我会站在棺材前徘徊好一阵。看着爷爷的遗像，我想他的出生，想他的战争年代，想他死之前被寒冷浸透的瘦骨，当然，我也想到自己。我想我的名字，我想我的身体为何不像他如此拔高，我想我身上带有现代社会的时髦痕迹和乡村深处的根之间那种无法调和的口吻，就像用麻绳系了一个蝴蝶死结。最终，到了送葬上山时，父亲是长子拿着遗像走在最前方，浩浩荡荡的队伍绕在蜿蜒的山路上。队伍前面是男人，而女人只能跟在后面，她们的任务是哭丧。我抱着相机冲到最前方与父亲一同并行，所有人都察觉也都不在意我的闯入。我走在队伍最前方，听到那些记忆中的女人传来哭声。当时我想：要是我没有相机，他们还会让我出现在那里吗？那些陈旧又锐利的面孔，震耳又遥远的哭声，它们是否拥有最贴切的比喻？它们都是什么？
事实上很多事等不及去想那是什么，便会接踵而至。外婆离去的消息让我愤怒，我理解生老病死，接受时间加速粘稠带来的重量。但在回乡路上我幽怨的笃定这般接二连三的死亡是某种诅咒。是对我远离故乡的诅咒，是对我所生长的家的诅咒，是对我父母的诅咒，我把这些诅咒归结于人要活着就必须目击死亡，与死亡来一次甚至许多次最近距离的挑战。与它交涉更多次，那么另一种不像死亡的死亡就更近：父母的死亡，自身的死。时间在膨胀，把我挤得有些变形。有时，我觉得离得越远（并非地理距离），一到这种时刻张力就越大，随后起火。而这一次，愤怒在我完成对四位老人的最后一次目击后变成了坦荡。我在外婆的死亡面前变得有条不紊，也许我只是更加从容的躲在了相机背后，也许我自以为被赋予了某种使命。在乡间我重走了童年暑假游泳的小河，茂密的苞谷地，油绿的后山，什么心情形容词都不想要。送完葬后在坟前待了很久，看男人们如何砌坟、立碑，又看了看碑上的名字，我的名字旁边有个空位，那是给“孙女婿”留的，但那个空位将不会刻上任何人的名字。下山时，想起外公去世时母亲打电话提醒我送完葬返回时千万不能走来时的路，而这次她没有提醒我，我也没有疑虑，走了另一条路。山里传来一声声唢呐尾随着小舅下山，由远到近，耳边是知了此起彼伏的声音，山间所有事物又恢复了往常的状态，那时我才觉得陪外婆走完了最后一程。外婆于我是淡淡的温情，母亲和她很像，古怪娇嗔的脾气，善良的心。她最后的遗物仅是一支常在手边的黄色小手电筒，一只闹钟，两颗色彩鲜明的肥皂，和一把挠痒棒。其余已在守灵夜焚烧作尽。这样简单的一生，让我震撼。母亲自然留恋，于是把黄色小手电塞进了自己的包，她说这叫“守尾”，我说：守卫？她摇头又说：我先保管，以后再留给你。我说好。她笑了笑表示宽慰。我们看着它，像在欣赏一件崭新的礼物。在慢慢挨近的事实已无需沉默和惶然，尽管它真正到来时你无法躲过。
乡间怪异的事有很多，但人们总有奇妙的方式把它合理化，比如：人为什么死后需要响彻天际？什么平日疏离的人群一到葬礼便会变得齐心协力？我尊重这些事实，尽管它们不是我对死亡的表达。这次离去前，心底突然冒出一个疑问：下次再回来会是多久？这是以往没有的。尽管我不止一次想过要不就回乡生活，在那里抵御春意和寒冬。回城后我去吃了最爱的肠旺面，用更具体的眼光观察熟悉的街道，离开前母亲为我践行，叫了一家人进馆子吃虾酸牛肉，她的隆重让我尴尬，包厢里弥漫着一股异味。饭桌上没有人提及外公外婆，也没人再问我何时谈恋爱结婚，大家都在关注上小学的表妹，并掏出零钱奖励她这次数学考了87分。她笑得很开心，我也吃得很饱。抵达重庆后，坐在车上抽烟，强烈的割裂感使我痴呆。而新的拉锯又将开始，一次割裂后会有再一次贴近，一次挤压后又会有另一次惘然。现在我写下这些，全凭一口气，只要我还活着，就会一鼓作气。
最后，祭奠四位老人。奶奶享年72岁，爷爷享年87岁，外公享年80岁，外婆享年83岁。
2022年6月13日凌晨5点
